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清季重商思想再评估
【摘要】清季重商思想阐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重商论者将历史、社会、文化、制度、近代世界观等各种因素嵌入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探讨了中国如何发展近代生产力、构建近代生产关系等重大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亡精神和经世使命感使重商思想呈现出独立意志、奋起赶超的鲜明特质，其关注人的发展，尝试古今、中西结合以及动态、开放、整体协同的系统发展观，开启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新路向。
【关键词】重商思想；发展道路；系统发展观；发展经济学
【作者简介】缘文，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陕西西安710062）。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2012.2.109—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语境下的发展经济学：晚清重商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11YJC7902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阶段性成果（20110491642）；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中国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艰难转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的使命感促使时代精英不断思考民族未来的命运：中国该往何处去？发展之路如何走？种种重大问题在经济领域逐渐化约为一个连接传统、面向现代的答案——“重商”。应对风云变幻之局，重商思想在清季得以推广、流布，遂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换的重要环节。由于“重商”鲜明地体现出时代变迁之特色，包容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内涵，学界对其多有关注，且从不同范围、层次和角度展开讨论，[1]但如何在19至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整体脉络中对重商思想进行评估，则仍是一个尚未展开深入讨论的问题。
重商思想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下孕育而出。当人们尚未掌握一套近代经济概念、理论和术语表达之时，往往以传统之“商”去分析、解释大量出现的近代经济事物，新名词由此被不断创生出来，诸如：“商务”、“商战”、“商业”、“招商”、“商办”、“商局”、“商会”、“商部”、“商学”、“商政”、“商校”、“商法”、“商报”等。[2]这些新名词在清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重商语境”，藉此，重商思想的历史背景、内在涵义以及社会功能都得以充分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清季所创生的大量包含“商”字的新名词极大地拓展了“商”的义界，重商论者（若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炽等）针对中国贫弱化、国际地位边缘化的历史情境，所探讨的问题并未局限于狭义的通商贸易，而广泛涉及关税保护、贸易条件改善、进出口替代、工业化、产业协调发展、国家干预、科技立国、制度变革和文化转型等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重商思想事实上统摄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其间，论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积贫积弱，需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商”政策赶超先进，实现“富强”。由此不难看出，清季重商思想的根本诉求与后世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的基调已无二致。特别是重商思想所包含的丰富发展内涵，在一个特殊的重商语境下揭出了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落后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3]因此，从一种经济思想“发轫一形成一演变”的绵延过程考察，可以看到，清季重商思想奠定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基础，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新路向。[4]
二、重商语境中的“市场”与“政府”
在传统社会，“商”与“利”可视为对应的范畴。重商思想所谓“重商”即可理解为“重利”、“求利”，因此重商思想肯定了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重商也否定了一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的保守与落后性。特别是当论者以“商”来概念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因素而使“商”转换为“大商”之时，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就不仅局限于狭义的商业，还包括了以近代生产力（机器）、组织结构（公司）和合而生的新型农、工、矿等诸多产业。因此，重商思想以传统的经济术语构想了一个更为一般的通过生产、买卖而求利的经济模式：C-W-C’。这说明，中国近代通过重商思想获得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理解。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商”与“交换”也是对应的范畴，因此清季之“重商”亦可理解为重视市场功能的发挥。当郑观应言及“商”所具有的“贸迁有无，平物价，应急需”的功能而强调“商”为“四民之纲”时，[5]实际已借助传统的经济表达，描绘了一个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在整个近代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薛福成也指出：“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6]细细体味薛福成所用的“益”字，其中似乎已包含了对“斯密动力”（Smith Dynamic）的初步认识一“商”推动了市场和交换的发展，并为各业提供了一不断延展和深化的舞台。显然，当重商论者从一个更为一般的交换关系看待近代经济时，它既不是商业，也不是各个产业，而是一个让他们也难以言说且也只能以“商”概言的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在价格和供求机制作用下，“商”扩展了市场，引发了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最终将“有益于民，有利于国”。[7]正是从这一层面来理解，郑观应对商的地位才有“商之义大矣哉”[8]的评价与感叹。
当“商”被深入认知之时，必然涉及对“官”的重新定位。由此官、商关系就成为重商论者关注的焦点，并成为推动重商思想深入发展的一条潜在线索。在郑观应看来，官、商皆有其弊，若官对商管控过严乃至侵夺商利，经济将失去活力；若商要求自由过甚以至欺诈、投机盛行，则经济又将失去秩序。因此，官的管控和商的自由经营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而应通过“法制”而非“人治”使官、商“二弊俱去”：“咨取各国商律……颁行天下。……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9]这样，官、商之间就形成一种互补而非互替的关系。当然，此一主张并不意味着政府被束缚手脚而无所作为，针对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重商论者纷纷指出，政府应效仿先进国家，主动实施旨在“保商”、“护商”的干预与保护政策，并与列强展开经济竞争——他们强调了政府积极承担监护人和经济发展推动者的角色之于重商的重要意义，此正如郑观应所论：“或日：‘商之宜重固如是矣。其重商之道果何如哉？’曰：非国家重视焉不可也。”[10]
在重商语境下，“官”、“商”两字包容了丰富的发展内涵：“官”代表了政治体制、政府管控、制度供给，“官”由此构成了一个广义的政府概念；“商”则代表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赢利行为和市场机制，“商”亦由此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市场概念。在重商论者看来，“官”与“商”都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两者既对立又统一，达成其间的融洽关键在于引入法律准则和新型调控、管理机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对国家与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将体制变革、民主建国等因素嵌入其中——从微观的公司治理到宏观的国家管理，实现“上下同心”，达到官一商关系的最佳契合。[11]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包括了政治、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其间，利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推进经济发展被重商论者充分关注。
借助于以上分析，再来审视“重商”的内涵，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认识与把握。在重商语境下，论者借“商”发挥，所涉及的政府角色、市场地位、制度转换及其相互关系等诸多问题正是后世发展经济学基于不同视角在“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研究中所揭示的核心论题。
三、开放条件下的世界格局观和系统发展观
在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重商思想揭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世界的真实格局。相比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论者已深刻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柯来泰所谓“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12]实借“通商”揭出整个世界正在拉开的全球化大幕。“此端既开，断难再塞……从兹四海通商，遂将一成不变也。”[13]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而中国亦不可独善其身，重商思想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求变的思路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西方列强借“通商”而主导世界，中国在被边缘化的同时面临着因列强经济侵渗而陷于“灭国无形”的险境。“利权”不断丧失而唤起的主权意识觉醒，经济竞争而激发的经济民族主义，使重商思想表现出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独立意志。其间，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兴起的“商战”思潮，在重商语境下道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根本诉求——实现富强的道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商战论者将当时世界格局比作“战国之局”，则进一步说明中国欲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险恶环境与严峻挑战。类似于战国时代，当世界秩序决定于国家实力和霸权之时，论者还看到了世界的不平等。郑观应指出：“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14]
王韬亦有谓：“海外万国……大制小，强凌弱……虽有公法，徒为具文。”[15]他们认识到落后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发达国家可据其强势地位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规则，使落后国被锁定在贫弱状态。郑观应和王韬已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触摸到普雷维什的“中心一外围”理论：中心国家“使用这些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中心国家作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该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有利的决定”。[16]清季中国被费正清所谓“条约制度”所绑缚，这激发起重商论者对关税自主、关税保护、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军事强国等一系列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世界潮流，如何既通商开放又保持经济独立而不受制于外人，重商思想留下了发展经济学至今仍需严肃思考的一项重大问题。
重商思想在以“商务”、“商战”、“商律”、“商政”、“商部”、“商学”、“商会”等为核心词的话语体系中，阐述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认识，重商论者并无畛域分明的专业分工，也无概念上的束缚。在一个缺乏现代经济学理论素养的知识背景下，基于社会实践、中外现实的朴素观察与归纳，重商论者探究问题的广阔视角弥补了深度的不足。
在产业论中，这种系统模式体现为一种农工商协调发展观。薛福成强调：“大抵通商之要，不外四端：日培物产，工制造，精仿造，广流通。”[17]陈炽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体在工”。[18]这些表达显然是在重商观念下道出了“重工”和“重农”以及三者的紧密关联。重商论者这种经济发展思想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重商思想中的重工论开工业化思想之先河，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初步形成”。[19]在近代生产方式中，“重工”是“重商”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中外通商的背景下，论者在寻求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阻塞漏卮、挽回利权的对策时，已广泛讨论了进口替代、出口替代政策，而机器大生产则是有效实施这两项政策的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近代经济竞争中，因商而获利，必然会“倒逼”向需大幅提高效率的生产领域。“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20]由此再来看薛福成的“工实尚居商之先”、[22]郑观应的“农与商皆以工为枢纽”[21]显然已是水到渠成的表达。19世纪末，外国资本被允许在中国投资设厂，国人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得更为清楚，从“实业振兴”到“棉铁主义”，“重工”逐渐从“重商”的话语体系中摆脱出来，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潮的兴起作出了思想准备。
其次，重商思想并未从“重农抑商”走向“重商轻农”，重商与传统重农思想的融会促生了产业协调发展观，郑观应所谓“以农为经，以商为纬”[23]即是此种发展观的典型表达。特别地，重商思想孕育出的重工论也为中国绵延不绝的重农思想赋予“新农本”的内涵——多种经营、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公司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论者讨论的主题。对于农业和其他新兴各业关系的认识，已有人预见到基于比较利益的农业人口转移趋势，陈炽有谓：“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馀裕。农民终年力作，催科峻急，不免饥寒，咸思舍耒远游，几有万一之获”，[24]这一分析已触及落后农业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他由此而提出以工促农、平衡各业收益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劳动力困于田亩，陈炽估算了中国的失业人口，并与薛福成都认识到工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功能。[25]
在重商论者看来，农业与工业可以协调发展。一方面，机器生产可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产业间的收益均衡；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又可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并可为外贸出口作出贡献，[26]这事实上已触及张培刚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农业国工业化》中所指出的农业部门对工业发展的“原料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27]清末民初，在张謇的“棉铁主义”中，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转化为“植棉一纺织”模式下的工农业良性互动。这些基于中国国情对农工二业“相生”与“统一”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已预示了张培刚先生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先生曾系统地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依存关系，指出农业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来一直对‘工业化’采取了比较狭隘的概念，往往以为实行‘工业化’就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或不重视发展农业，把实行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看做是相互对立的，两者不能同时进行”。[28]由此看来，在清季民初，重商思想——棉铁主义已尝试探索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与方向，不可不谓为张培刚先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先驱。
重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一旦在传统经济思维模式中打开一个缺口，一个新观念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出另一个或一系列新观念，并最终形成一条互动链走向多条互动链的连锁式反应。而论者一旦从国家安全、发展战略高度提出“商战”论，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问题都纷纷成为重商的议题。道理很简单，对事实的观察只有把事实看作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才会得出更加深刻的见解。因此，重商思想借“商战论”逐渐将问题引向国家整体建设，其关注点已不局限于商业贸易，而有更为宏大的目标，即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整体转型，以自立的近代民族经济取代传统的农业经济。对此，郑观应曾有如下概括：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29]
饶有意味的是，若将“振工商”理解为“生产函数”的改进；将“讲求学校”理解为“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立宪法”、“改良政治”理解为政治与制度革新；将“尊重道德”理解为适应工商业社会的文化体系——那么郑观应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认识恰如速水佑次郎所构建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速水认为，社会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文化一制度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包括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要素，“文化一制度子系统”包括文化（价值系统）和制度（规则）要素。速水要强调的是，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经济子系统”不是独立运行的，只有“经济子系统”和“文化一制度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交互作用且形成正反馈机制，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30]
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不应是单纯的产出增长，而应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31]这样的观点，在重商论者看来，显然已不是陌生的议题。虽然他们的分析还不具有严密的体系，但已领悟到发展经济学的“要领”：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开放、动态和整体协同的。论者丰富的常识与阅历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需要的直觉认识，构建超重商思想朴素的系统发展观。今天看来，这些依然可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所借鉴。
四、经济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重商思想所致力实现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对传统的清理，这其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在论者看来，中国后发变先进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溯传统并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方式达至的。
重商论者批判传统抑商观念并肯定了求利的正当性，它一方面作为重商思想的外在助力，努力为其倡扬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又作为重商的伦理之维丰富了思想本身的内涵。但需要指出，当把“利”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强调经济理性之时，论者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变革并没有放弃道德理性，更没有鼓动人们去不择手段地求利，而是把“义”、“利”统一了起来。此正如陈炽所谓”唯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32]何启、胡礼垣则举陶朱公“是人之所以利于己，必能利于人，必至累于世”的例子来说明“通商者求之有道，将欲利己而利人也”[33]的道理。这实际是借“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儒家传统构建出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赢利观，而此种赢利观又回归到德性主义传统对义的强调。辛亥革命后，郑观应在招商局公学的一次开学典礼上曾言：“吾徒求学，纵不敢言内虚，然修身立己，必须取法圣贤，推之任事图功，岂能离却廉耻忠信。吾愿诸生勿忘设学作育之深意，尤须体实事求是之本心。”[34]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动，晚年的郑观应对经济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从其思想整体观之，他一方面坚持重商以致富强，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德以致修身，而忽视后者“本原正大之学”则如同“树无本”、“花无蒂”。[35]因此，郑氏鲜明的功利主义取向依然不离德性修养。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久被压制的功利一脉，特别是由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浙东之学所强调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36]的义利并重论，其中包含着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关怀，通过清季重商思想得以再次发扬。
在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思想先秦就已出现，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且形成学派，到南宋浙东之学才开始”。[37]值得注意的是，浙东之学对内省的德性主义和积极改造外在世界的事功精神的有机整合开出了儒家“经世实学”的新气象，而“重商”、“义利相合”则是此一传统应对近代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理性选择。可以说，经世实学所包含的“现代性”接引了中国经济思想在19世纪的转型，时至今日，它已沉潜于国人的血脉中，成为后发中国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富强目标的持久精神动力。
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如何使传统文化为当世“富强”的发展目标服务，又如何看待中国旧学与西方新学的关系？薛福成给出了一个方案：
吾闻西人之言也：“华人尚旧，西人尚新。”盖自喜其能创一切新法以致富强，而微讽中国不知变计也。讵知不忘旧，然后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后能复旧……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窃尝盱衡时局，参覈至计，为以两言决之，曰：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38]
薛福成已然道出了从文化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佩雷菲特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发展’则是一种勃兴，这种勃兴主要来自多种有利文化因素的融合。”[39]面对中国的落后和世界大势，死守传统显然已不能获得发展以致富强，但推倒传统另起炉灶亦是难以想象的。在薛福成看来，国人需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有相通之处，他提出的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相整合，不盲目崇新和西化的辨证思路，乃是发展经济学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却又是更为深层次的发展论题。
五、余论
清季重商思想形成的丰富发展观是集体智慧层层累积与不断拼接的结果。如果将道光年间经世派名臣推出的用商、利商、利国、利民的“漕运”、“盐政”改革视为清季重商思想的发端，那么历经数十年演变，重商思想至19世纪90年代已趋于成熟。特别是随着“商战”思潮的兴起，重商思想已非个别思想者、洋务官僚及其幕朋所倡说，而为更多知识分子所推广，“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是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40]当然，重商论的代表者仍首推郑观应，郑氏于1894年初版并几经修订再版的《盛世危言》堪为重商思想之集成。在该书中，郑观应针对中国的贫弱状态广泛讨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在“商战上”篇，郑氏将期望中国赶超先进的强烈情感内化为理性的思考，就笔者所及，他以日本为例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西人创其难，彼习其易”的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也可“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并利用“地大物博、人多财广”赶超先进，驾而其上。[41]毫无疑问，期望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种种努力皆需落实到人，亦必须从人的身上寻找根本动力。在“商战下”篇，郑观应直指人心，特别提出“心战”之于“商战”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已包含了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想在“商战”中立于不败，关键在人，在人素质的高低。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学校》和《西学》篇被郑氏列在《盛世危言》的首要位置。
郑观应借“心战”说使心智、文化、教育成为重商思想的重要论题，时至20世纪初，《申报》对此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发挥：
以商战，以兵战，而尤以心战。所谓心战者何？日吾尝观之环球各大国矣，其君其臣其民皆有恭敬之心、勤劳之心、节俭之心、公正之心、诚信之心、慈祥之心，心之所处者，无一不足以胜人。故其接物也，无骄傲心；作事也，无怠惰心；律身也，无奢侈心；涉世也，无偏私人心；与人相交也，无虞诈心；安居自守也，无悖逆心。……以之经商，而商战无不胜。……盖心者其体，而商战、兵战者其用。……未有体不足胜，而用足以胜有者也。[42]
论者已洞察到，盈利欲望和赚钱冲动并非近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它们只是商之“用”，而人在心智层面的提升，才是商之“体”。只有辨明“体”与“用”，且抓住“体”这一根本，“商战”才有制胜的把握。至此，论者对重商问题的广泛讨论回归到世道人心，落实为每个人的自我完善，这显然已超越了器物，超越了制度。
总之，清季重商思想关注人的发展，尝试古今、中西结合以及动态、开放、整体协同的系统发展观道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真谛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特色。重商思想基于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使命感生发出的朴素、深刻和丰富的发展思想，开启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历经数代人不断探索的历程。在追求富强的发展道路上，重商思想留下的宝贵遗产足以为今人所参鉴。
注释：
[1]参见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四章“重商说”，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张守军《论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财经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赵晓雷《近代中国重商思想评析》，《学术月刊》1992年第5期；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第二章“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起点”，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商”》，《史林》2005年第1期；等等。
[2]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3]张培刚先生认为，发展经济学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而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张先生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T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参见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下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
[4]郑学益认为，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构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先驱和理论渊源。参见郑学益《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滥觞——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李向民则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酝酿期（1840-1870年）、萌芽期（1870-1894年）、形成期（1895-1919年）、展开期（1920-1937年）和成熟期（1937-1949年）。参见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6页。由此看来，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经济思想的承转平台，重商思想构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7页。
[6]丁风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7]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8]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7页。
[9]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2—613页。
[10]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3页。
[11]综文：《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2]王韬：《格致书院辛卯课艺》，上海：上海书局，光绪23 年刻本。
[13]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0页。
[1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15]王韬：《瞍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127页。
[16]【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94页。
[17]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4页。
[18]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2页。
[19]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20]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83页。
[21]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82页。
[22]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2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页。
[24]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3页。
[25]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46页、第76~77页。
[26]综合重商论者的农业发展观，他们大都有这样的认识：近代农林牧渔业可为工业部门提供各种生产原料，同时农业部门又可为工业产品，如纺织品、机械提供广阔的销场。另外，农业部门的剩余人口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具有出口优势的传统农产品经过工业化提升后可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
[27]库兹涅茨在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即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l984年，印度经济学家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合作撰写《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完全承袭了库氏的观点，并把它誉为“经典分析”。他们还把库氏没有明说的最后一条定名为“外汇贡献”。这样，便形成了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常常引用的“农业四大贡献”。如果把3位学者的“四大贡献”中的“产品贡献”划分为“粮食贡献”和“原料贡献”，那么就可改称为“五大贡献”。有学者提出，这与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先生所写的，也是库兹涅茨详细看过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底稿所提出的“农业五个方面的贡献”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运用了一些数量分析公式。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载《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9]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0]【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页。
[31]转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32]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页。
[33]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34]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2，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5]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2，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6]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6页。
[37]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38]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3，光绪21年刻本。
[39]【法】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朱秋卓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第4页。
[40]佚名：《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420页。
[41]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1页。
[42]《心战说》，《申报》1901年8月17日。
文章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