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中的个别与普遍
【摘要】在兰克史学中，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可以构成讨论的主线。它牵涉到历史写作的意义、方式和价值等诸多关键方面，而之前所获得的标志性概念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重新解释。例如，有关历史不同时间点的书写决定了意义可以改变或延续的限度；科学与艺术编纂方式的结合使得严谨的论述以最能展现作者意图的方式得到组织；而历史观念的获得既可以有事实的强力支撑，又隐约折射出研究者的信仰。由此，文本表面体现的张力得到缓解，而整体系统地把握兰克史学思想亦成为可能。
【关键词】个别；普遍；如实直书；上帝之手；Historik传统
【作者简介】张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2.2.101～108
众所周知，关于兰克史学的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其著作的梳理和关键概念的阐释，[1]典型代表为“如实直书”和“上帝之手”的研究。确实，客观性要求和世界历史背后隐藏的观念构成了兰克著作的理性主线，在他各个阶段的主要表述中都能发现其表征。不过，如果我们实在化地看待这类结论，研究对象将很难避免被割裂成关联疏松的断片，而不得其完整的印象。就此另辟蹊径，对研究者而言，理想的研究模式或许便是从有关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2]着手，把作者的每个观点都放到其思维框架背景中进行理解，这样就会为未来新的阐释敞开空间。本文拟以个别与普遍这一对兰克特别重视的观念为切入点，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一番解析。更恰当地说，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因为其中拿来讨论的要素已经无数次地被前人提起并检视。这种研究模式的目的在于，摒弃对概念进行区域化分割所带来的不完善解释，并充分考虑到作者思维的系统圆融性。比起通过概念解析试图确保的形式的真实，我们更应关注贯穿始终的内容的真实。若能达到预期效果的话，兰克一些史学主张间的表面张力将被纳入共同的系统而被减弱，从而获得与事实相符的交互关系。下文中即将给出的一些分析对象依次是：过去与现在、科学与艺术、事实与观念，它们大致对应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所谓广义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收集资料、严格批判和合理阐释。[1]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前现代抑或后现代史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然，这种尝试能够达到的范围和程度不敢自期，正如同兰克评价历史学家的目标时所说的：它是种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若达成一部分我们就已备感幸福。[2]
一、过去与现在
历史学中有关时间及其对历史经验塑造的讨论源远流长，伴随着最初的发生和相继的发展不断更迭它的形式。无论是古希腊史学对人生无常的感悟、人性永垂万世的冀望，抑或基督教史学对由创世以来神迹和人事冲突构成的世界历史的体验，乃至启蒙时代与过去划界的进步史学，都蕴含了史学家对时间的洞见。时间并非只是历史的标准刻度，把过去发生的事件牢牢定位，封存在人类整体的记忆中。于是，现在只是过去的自然相继，其本质无异，其命运相同。因为在历史中，不仅能看到事物平和的相继序列，也有突变、循环、可怖的断裂以及致命的遗忘。表面的连续性难以确保理解的可能。于是，时间的丰富内涵足以把人们一切有意图的行为纳入其中。这种时间观的逆转是康德的贡献，他把时间视作存在的内在条件和认识事物的先验方式，这动摇了把仅仅外在量化的时间加以历史学规划的基础。假设我们把眼光聚焦于现在，那么当下作为一个时刻的特性慢慢消解，展示出拥有与康德所指的万物终结的未来一样的潜力和进行意义决断的可能，[3]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衍结果。相对于个别的过去，现在就是无限的普遍发生场所，它拥有给予过去以连贯结构和赋予深邃真理的特权，使人感觉现实好像把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无情吞没，好比是另一种“深渊”。
在兰克史学中，这种可能性依然敞开，过去和现在呈现出上述的辩证关系。读者完全可以把现实发生的事态当作过去记录的激发，使其在蒙上个体性色彩之余，帮助处在生活情境中的历史学家对形势作出判断，并领会到一种普遍趋势。因为有关过去与现在的各自理解不能在缺少彼此的前提下成立。[4]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第一次让青年兰克真切感受到现实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改变历史叙述的潜能。相比之下，拿破仑战争对于少年兰克只是些模糊印象和以后将要努力追溯的对象。出生于巴塞尔和平年代，暂处主张清教徒般严苛史学方法阶段的兰克当时正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搜集、考订、比较各国公使驻罗马的公文，为的是修改《南欧史》和准备写作后来的《教皇史》，但在工作之余，他密切关注着欧洲大陆这一场宏大的事变。次年兰克甫归柏林，便应佩特赫斯之邀出任《历史政治杂志》编辑，身不由己地卷入革命的漩涡，进而必须对动荡的欧洲局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以类似康德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口吻写道：“一辈子都应思考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5]显然，兰克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已领会到其意义的迸发，若把它放在兰克整个学术生涯的政治立场变迁中考察的话，1830年革命的确具有奠基性的影响。兰克开始意识到革命与反革命作为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已然横生生地插入自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专制与民主到底哪方才是未来的主流，这是兰克所牵挂的核心问题。革命对欧洲旧秩序、尤其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重新恢复的传统王朝框架的冲击，在当下看来已经不能再仅仅视为一股扰流或者是能轻易化解的异质性力量，历史学家应当赋予这种有预谋的行为以普遍性并进行考察。与此相对，反革命势力则呈现出特殊的个性化过程。普鲁士王权作为欧洲旧秩序的重要稳定器，它的形成和沿革通过这场革命被兰克赋予了一种特性，顺应了民族意识在革命大潮中被唤醒并得到增强的历史趋势。就这样，过去的普遍通过现在的中介转换为一种新的个别，而新的普遍又将在个别间的关系背后浮现出来。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兰克在与李特尔和布伦奇利的通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普遍史”的构想，[6]后来他在晚年著作《普遍史》第1卷中这样评论道：“普遍史包含一切国家和时代的事件和可能的对象。……（它包含）不单是文化的发展，还有强权间的胶着以及战争与对抗。……普遍改造个别，个别也对抗普遍。……普遍史若抛弃作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历史，将沦为幻想和哲学迷梦，反之亦然。……在个体民族的争斗中，普遍性得以被领会。”[7]
若将拿破仑战争后复辟王朝间的外交关系视作一种陈旧的普遍性，那么在1830年后，各个民族国家对革命的不同应对方式间的冲突则体现出新的普遍性，从而将过去转化成一种个别。例如，革命的法国、立宪改革的英国和据守王权专制的普鲁士，它们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中暴露无遗，并引导人们再次提取出它们在过去民族事迹中的差异。普鲁士和法国的民族个性迥然有别，[8]使得法国能够承受一场场革命的洗礼，而普鲁士却总是坚持一贯的王朝体制来实现自身价值。另外，英法议会制的特点是容易使政府被公意从内部击倒，难以维系外交（广义上的，包括战争）战略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正是兰克赞许的普鲁士绝对主义特征之一，狄尔泰将其归纳为“外交优先性”。[3]外交和战争的重要性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风云激荡背景下不言而喻，远远胜过之前文化在民族和民族国家个性形成的作用，但实质上，塑造民族个性的核心奠基是由文化承担完成的。1833年兰克《论列强》一文明显折射出他想要修正赫尔德、费希特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的倾向，以政治一文化共同协调有关民族的个体性规定。原本由文化及其发展构成的人类历史普遍性，现在被一种受到上帝的神秘力量所操控的新的普遍因素所替代，它们是一种强力——或者说精神和道德的不同力量间的交往和冲撞——在这不同的国家原则的实现中间，隐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9]“如实直书”和“上帝之手”便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场域内发生了个别与普遍的联系。它通过过去经验和现实局势的结合，重构关于以往历史的判断。当兰克津津乐道于他成功预测法国1848年革命后路易?波拿巴上台的结局，回顾他以写作《普鲁士史》力阻普王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原本醉心的民主化进程，并参与抵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教授签名时，我们可以追问，兰克究竟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教益，使得他维护一贯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梅尼克关心历史主义中的个别性因素，他给出的答案是：过去民族意识作为个别性的充分发展，导致如今最大的个别性——即普遍性开始发挥它的威力，[10]造成普鲁士民族精神在兰克笔下达到了它的顶峰，这种意识本身便是兰克最好的人生导师。其实在历史写作中，个别和普遍两方面同等重要，若规定普遍性仅仅是来源个别的普遍性的话，不能不说有失偏颇，它罔顾了普遍因素来自不可明了的永恒神圣方面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个别性的民族精神就会失去现实的政治压力和自保意识，任由来自其传统的个性自我膨胀。于是个别将不再具有与普遍对照的功能，而将横跨两界、僭越普遍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实现“所有民族都参与的欧洲大协作”，乃至“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当时德国的情况是，俾斯麦成为马基雅维里的最新化身，想方设法把德意志一步步推向历史顶峰。而兰克终生奉行的普鲁士王朝情怀迫使他时刻警惕着铁血宰相不择手段的现实动机，并担忧那种德意志帝国梦想的虚妄。[11]尼采曾于普法战争结束之际提醒人们，德意志的胜利对德意志精神的虚无化甚至比一场失败更可怕，[12]因为它会使自我陶醉的民族精神裹足不前，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目标。而关于同样的主题，梅尼克的态度颇为矛盾。在他评论兰克前后对马基雅维里态度的微妙变化时，于同情地了解之外，不自觉流露出一份犹豫。梅尼克写道：
有一种想法令兰克恐惧，那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法则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万世而皆准的后果。“想象那些原则——他认为要获取和维持一个篡权者的权威就必须采用的原则——也能在一个和平和守法的王国里得到应用，令人胆战心惊”。[13]
我们可以将历史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扩张统一加以类比：当被过多关注的个别性在普遍性的王国中发挥作用时，它还能不能保持追寻原初和普遍相和谐的理想，而不至迷失于歧途、抑或任由无限可能的个性恣意妄为。当梅尼克的个别性挟裹着历史洪流冲击现实的时候，他并没有兰克般的自信，后者完全信赖神意的普遍规划，把它视作阻挡狭隘个别性泛滥的拦水坝。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历史充分反映了现实被过去压垮的情形——尼采关于这点的预言完全正确：它表现在德意志民族对来自超时间的外来价值在时间中实现的可能性充满狐疑，只顾掩饰利益目的的个性动机埋头奋进。梅尼克和兰克毕竟不是同一代人，过于突出个别性的历史主义[4]终于彻底壅塞了康德所预留的通往绝对价值和对意义加以决断的道路。在兰克接受历史神意的地方，梅尼克却靠伪装成普遍的个别踟蹰前行。
1877年，经历了纷纭繁复并退出教席6年之后，年过耄耋的兰克在一则日记中这样总结：
历史学家必已老去，不但因为其研究范围的无限，而且还得培养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生活洞见。……生于王国是我的荣幸。……（我）参与了诸多重大事件，和领导性个体得以共处。……我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同情来自于王国，它提供了文化生活的基础，并谋求自身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但我并没感到其（王国）个别性和狭隘对自己的限制。[14]
在当年拿破仑滑铁卢之役的历史记载中，兰克试图捕捉近似《阿古利可拉传》里那位女英雄的悲剧痕迹，他自信满满地这样教导未来以历史为业的同仁：沉沦于人事的历史学家不应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也不要顾忌来自过去传统的束缚，更得在历史的个别经验中探索那无尽的奥妙。这或许是历史学家本着职业尊严就过去与现在、个别与普遍关系所能作出的最高宣言。
二、科学与艺术
1933年，比尔德在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中，以过去的当下性（past actuality）为依据，[5]批评了兰克的科学历史认识主张。此文一出，震动了当时深为服膺兰克史学主张的美国史坛，应和者有之，恼怒者更不在少数。激进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强调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转型背景补充兰克史学聚焦政治外交的不足，而顽固的保守派则捍卫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立场，一步不离兰克对史学方法的规定。不过，如果美国的兰克史学向大洋彼岸投上一瞥的话，会惊诧地发现德国同行已与自己渐行渐远。自兰克逝世前后，即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史坛几乎所有的纪念文章和研究著作都在为兰克史学“洗脱”客观主义色彩，[6]仿佛冠以如是头衔是不名誉的。在中世纪，艺术，或者技艺仍保有泛指任何形式书本学问[15]含义的古风，而德国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传统最初与arshis-tonca互文便是其实践有效性的明证，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如下：“古典时代历史理论问题的兴起（琉善）；人文主义时代建立起作为分析文本和诗艺工具的历史理论；在帕特里齐、博丹处Historik传统的勃兴和ars historica的应用；启蒙史学对Historik的四分：人文—修辞型，辅助科学一百科全书型，历史哲学一历史神学型以及认识论或历史逻辑型传统；前理解问题（视角）的诞生和通过集合与系统框架理解历史编纂问题的起点；后启蒙史学对专业历史学和非科学历史写作的区分，历史研究标准方法的确立：教学一预备性知识目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化，研究方式和工作范围的特殊化，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在生活实践的个人与公众情境中相互的比较及其特征与功能的系统确证，科学标准发展下对历史性的保护。”[7]等等。于是，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历史科学的发展轨迹上时，它便呈现出本身从开端便和艺术互相砥砺的特征。兰克是这一传统的史学巨擘，他的作品自然难以摆脱来自这两端共同而持久的影响。
兰克从方法论的消极立场出发考量历史学，使得他的风格容易给人留下单方面的冷峻印象，尼布尔严缜的历史考证给了他让史学存世[16]的坚定信念和勇气，并反对用先验标准挑选愿意相信的事实[17]——其反面典型便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兰克带着“如实直书”信念初登史坛，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里，读者熟悉的是他谦逊而又咄咄逼人的历史事实主张，而较少注意到他还提到要把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通过控制人性的上帝之手来处理个体、集体和民族的意图。这种整体和控制人性的神秘来源为何，若需创制的话，途经为何，诸多疑问都是历史研究连续体中批判性环节的能动性根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若把科学的方法论视作完全被动的提供事实环节，会显得既充分又不够。前者因为，历史学家一般公认如果形式美的获得必须以牺牲真实为代价，不得不判断其为无理要求而加以抛弃；后者则是由于史学家关于历史研究的憧憬必须是对普遍性的同情理解。
科学（方法论）与艺术（技艺）的对峙就这样转换为个别与普遍的联系，其核心便是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重构历史事实。笼统来讲，史家将会通过艺术的再创造[18]赋予经受了方法检验的史实以结构，达到统摄的效果，从而得出普遍性表达。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艺术的，正因为它不可能依旧作为认知的后果出现，而是指向一种模糊的预设。它的产物或许是与材料丰富性密切相关的蕴含重大价值的洞见，如反映时代特色的普泛历史概念——文艺复兴、普鲁士精神等；或许只是根本与内容疏远的平淡的连续性结构，如我们在编年史、年代记中所看到的，而体会两者的作用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经验。
在兰克这里未被阐明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后来学者将其总结为反修辞与修辞的冲突，即在严格审查修辞内容的前提下，保留作为历史叙述的重要形式的修辞。其证据是，兰克在对圭恰迪尼的批判中，只指出圭氏在《意大利史》中虚构演说内容的不足而没有反思历史著作中演说体裁本身的合理性。[19]考虑到演说辞是自修昔底德以来极为古老的史学论证方式，想树立历史学新标杆的兰克对此却无动于衷，个中缘由更加令人好奇了，即兰克为何只反对古典修辞的不当应用而非修辞的实质。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兰克本身的行文修辞深刻隽永，在质朴的语言中闪耀着他对历史的把握。其次，修辞的内容面向对史料批判的整体把握和全面研究展开，虽然其价值不止于此。第三，这种近代史学特命之修辞与诗艺和古典史学中的修辞有一定差别。后一种修辞秉持着希腊传统，是一种与理论知识相对的实践智慧，[8]本质上它是道德的，即要在特定环境中说服听众而不论其是否符合真理。但历史写作中语言的使用并非完全如此，虽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能让人信服的叙述具有优先地位，不过它的基本功能早在这之前就已得到实现，否则科学化的历史材料指向的个别过去根本不会融于一个普遍的视野结构，读者将完全失去判断史实的机会，甚至体会不到这一可能。正因为这种新的修辞所指向的历史经验结构为自身立法，所以它是客观的；而且由于它吸收旧的科学客观性作为质料，因而获得了一种活跃的客观性，为更多新的可能敞开空间。上述那种普遍结构在当代史学理论中有时被称作叙述类型，[20]有时被标以比喻方式，[21]甚至被极端地实体化，名之以叙述实体。[22]
兰克史学对客观性的执著追求为展开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行为概念——反修辞与修辞（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最佳场所。在1836年柏林大学年度教授讲座中，兰克说道：
历史不能单靠回忆，还有批判的理解。……它的任务是挑选最好的叙述，在观察事物的起因和结果的同时，体验人们动机意图和他们的兴亡成败。……在关注事件序列之余发掘历史生活的最深层和最隐秘的动机方面，与自然科学在详尽描绘背后发现永恒规律并无二致。……此乃神圣的知识之一部。[23]
修辞在这里扮演了批判知识和神圣知识的桥梁，它的普遍性价值就体现于此，那是一种消极的普遍性，服务于寻求观念的积极的普遍性。当它与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让历史自身说话的印象。历史近似于艺术的一点是，它需要诗人般的想象来充当连结或推论，同时不会将那种必然性强加给材料本身。不过那种诗人自为[24]的自由是历史学家不敢奢望的，否则将在历史作品中产生幻想与年代错乱，比如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便是错误的范例。能够正确做到这一点的话，历史就拥有了预设和领会，随即抛弃那种有关过去的被动客观性。修辞语言作为主体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即偶然、个别所指之外的普遍意义，只不过这种正当性时刻面临为科学语言所侵袭的危险。它试图承担历史中表现过去的任务，并力争避免所指功能之外的丰富性，如涵盖、突出和类比等功能被科学语言剪除。正是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的不同，导致科学方法与艺术想象间的争论永无止境地上演。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用看待事物所是的相同眼光去分析事物，所以不可能误入歧途。兰克拒斥用虚假内容换取真实形式，不代表形式本身就能与经过方法论检验的内容相分离。总之，经过批判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写作中充当个别性的角色，它作为客观性基石的重要性必须得到充分伸张；而修辞性语言则赋予事实一种普遍性，在两者共同作用下，我们才会得到历史概念与关于历史的洞见。
三、事实与观念
如果追溯德国近代历史学传统和它的功绩，观念（Idee）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必将占有很大篇幅。这一类尝试的先驱依然是康德，他于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标志着藉由观念理解历史事实的起点，从此人类的生存和实践活动不再仅仅被视作对哲学真理的证明[25]或者是由欲望驱使的混乱，我们可以在历史进程的纷繁演变中分离出一种独特性。普遍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的实践。我们可以从康德的相关陈述中拈出两层含义。首先，从消极方面来看，观念对于历史的注入，极大地缓解了层累叠加的事实对精神的压迫，防止了历史蜕变为一种负担。这里回响着反对纯保存性历史的先声。其次，作为目的论的判断力[26]在经验世界运用的典型，我们可以期望那种世界历史观念被所有人认同，从而使之带有积极的客观性。由此，历史在澄清事实真相之外，各部分间还会发生普遍联系，从而与寻求真理密切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处于若即若离的微妙联系中，它无意替代历史研究。这种两面性反映了康德最初在尝试结合事实与观念时的困难，即二者均未达到互相理解的成熟阶段。
随着肇端于中世纪的Historik结构的重心转移，这种紧张局面本身也获得了重新解决的机会。人文—修辞型和辅助学科一百科全书型传统同流归宗，从较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变为面向材料考辨（严格批判）的准备之一部，钱币学、古文书学及系谱学等逐渐丧失了独立地位，却为近代科学历史学的确立提供了根本保障。与此同时，络绎不绝的有关整体史的思考和解释学形式的更新，为后人标识出历史哲学型和认识论型传统为历史写作服务的演进痕迹。[27]将上述两方面加以综合，大致构成了收集材料、严格批判、合理阐释的规程，这是近代德国历史学具有代表性的运作准则。因此在19世纪，历史事实与观念的结合已经不能满足于康德式的外在说明和理解，转向事实本身而探索两者关系的需求迫在眉睫。1821年，洪堡发表了《历史学家的任务》一文，翌年黑格尔便开设了历史哲学讲座。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前后如此紧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互文性。其中，洪堡的观点特别合近代历史学家的口味。他认为，止步于历史事实的史学研究是不够的，还得在历史进程中辨认出观念。这种历史内在的成分才是最真实的，并能赋予人们以自由，理解和创造便是从观念前进到新观念的过程。他告诫道，关于观念的应用必须来自事件本身，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有关它们的记述中阅读出内在联系。[28]这种由个别事实上升到普遍观念的过程对兰克而言十分容易接受，因为它既不像理性帮助理解历史那样小心翼翼，又不赞同理性对事实的大胆僭越，为历史研究工作所独有。而有关它实现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兰克关于国家和进步两个观念的思考中窥探一二。国家不应视作能被一套宪政体系所决定，在兰克看来，政治史研究中自然法派和契约论派关注政体形式的出发点就是根本错误的。共和、君主和专制统治作为一种形式的普遍，在界定国家本质时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真实、鲜活的内容由生活注入，正是这些造成了拥有相同政体的国家之间的不同面貌和作为原初的个体精神，作为副产品的政体就会表征这种精神本质。兰克通过对十七八世纪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的梳理，作出如下总结：
一、法国坚持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仍与等级制倾向有联系，实质是罗马制原则；二、英国坚持的是日耳曼一海洋事务原则和议会原则；三、俄国实行的是斯拉夫一希腊原则，即基督教的特殊形式东正教，同时与西方物质方面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四、奥地利坚持天王教一君主政体一德意志原则；五、普鲁士则坚持德意志一新教一军事一行政管理原则。[29]
个别国家的不同观念在各自发展进程中碰撞、融合，只有依靠从事实出发得到的这些原则才能解释上述两个世纪间波谲云诡的个案。法国可以在30年战争中帮助德国新教诸侯反抗奥地利皇帝，并不是它们在宗教原则上的不合，而是两大君主制强权相互制约的表现；又比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冲突，在相近的德意志因素之外，宗教统一的失败显然是主导诱因。以这些活跃力量支撑的国家观念受自身动力的驱使，不停地发展变化，这是我们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所能牢牢跟踪的轨迹。
如果追问下去，个别的国家观念发挥到极致，将会产生什么新的观念或视野。这意味着把历史事实的影响推至极限，对观念的承载度加以最为严苛的检验。兰克给出的答案是前面所提到的普遍史意义的产生，它决不是绝对哲学概念的现实一致，因为这种概括在历史中必须是被动的。兰克强调：
世界历史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呈现出如此的混乱、战争，以及国家与民族间的无计划的更替。……存在着各种力量，它们确实是精神性、给与生命和创造性的力量，并不只是生命本身，而且还有道德能量，我们看到了它的发展。……世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它们的互动和更替、它们的生长、衰落或是再生，而当再生之时它们就包含了甚至更大的丰富性、更高的重要性和更广阔的范围。[30]
这无疑是就历史事实所能体会的最高观念，再进一步便有越雷池的虚妄之虞，事实上，兰克在对国家精神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描述中已经渗入了神意作为补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上帝之手”的应用不止是康德策略式的考量，即为保证道德律和目的论的实现，需要这么一个上帝的位置，更是出于作为一名虔诚新教徒的信仰。后面这部分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对进步观念的思考中。
兰克认为，普遍意志和精神列车式的进步既歪曲了哲学，又得不到历史的支持。在基本的精神要素之外，每个时代都具有一些主要趋势。[31]这种主导理念体现了人类的自由，帮助去除时代的错误与偏见。在自然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进步的证明，但在道德领域里这是极其困难的。历史只是教导人们不卑不亢，遵循智慧的指引，努力实践各个时代的目标。为了能够使探究历史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并安心于此，一种统治世界的伟大必然被引入历史事实的观念澄清过程，每个时代或者精神都被认为是与上帝直接相关。在个别事实向上推衍的困难之处，普遍观念将获得来自神意的绝对保证。于是，对人类发展整体的思考就可以视作来自一种超验的和谐，这种历史学中观念的体认就充当了类似基督教在生活里扮演的角色，拥有合理的普遍正当性。借助于神恩，从事实到观念作为从个别到普遍的联系终于完成，其两端都获得了坚实的客观性证明，并且不妨碍历史写作的公正。兰克曾把历史学家比作教徒，[32]以此类推，历史研究就成了与体会神意相类的宗教行为，对历史的理解由于带有信仰的意味，自然是客观和无偏见的，其范围则是应容纳所有时代的至大无外。兰克的后学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种历史中的神意，导致必须通过精神本身单方面理解观念、乃至最高的“一切历史之上的历史”。[33]既然由经验层面向上推进的程度有限，历史研究将势必重新陷入唯心论。可以作个类比，黑格尔对康德的唯心论改造在历史研究中的摹本便是德罗伊森对兰克的唯心论修正。而在兰克这里，历史研究得以与人性的最高问题产生联系，从条件来看是观念论的结果，从实质来看又是其有效性的来源，这种永恒意义因素的介入与对过去的详尽记述一样，是兰克史学不可缺少的基石。
综观兰克史学理论框架，个别与普遍的互动分别在不同层次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其牵涉到意义、方法和成果等方面。如在过去和现在的讨论域中，历史必须被不断重写。其中当下时代更明确的主导趋势得以注入历史，而在过去经验中的普遍性理想则可能加以保留和改造，共同参与到这一新的意义决断中去。在科学与艺术的历史写作机制中，突破了狭隘场所说服功能的修辞给予作为批判性史实的方法论成果以结构形式和连续性，使各要素之间获得普遍联系，从而为更高程度上的领会提供潜在可能。最后，在事实与观念的交汇中，可以合理地从个别事实推衍到普遍观念，这种内在原因的彰显正是人的自由的表现，而在至高范围内的终极意义由永恒的神圣加以保障。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这样几个阶段：具体准确的个别知识——个体的动机探究——个体之间的交流和由此浮现的整体性及其变化——终极的普遍统一和移情式全体理解（All）。嗍与之对应的质料来源便是经验杂多——个别事实——普遍观念——终极意义。其中作为原始动力的首尾两项不会直接介入史学研究，历史写作主要还是在中间两项之间游走。但是另两者对于它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无论是最简单的叙述抑或最复杂的联系，都不能渗透经验和神圣的两端，只能作为关于它们的表现取得正当性。在相邻环节之间，个别与普遍作为能动因素发挥转换功能，使作为有机系统的整体得以成立。于是，个别与普遍就有了双重含义。首先，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可以获得多样化的面貌，如不同范围、不同种属历史间以及同一部历史著作内不同层次间的关系。其次，它们表明兰克史学的各种观点可以产生互动，这是由于作为形式的个别与普遍将经验与神圣在历史中融会贯通，在看似极端对立的意识之间起到调和沟通的作用。兰克史学理论的客观性主张和观念论倾向如能就此进行综合考虑的话，其中的张力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注释：
①其中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兰克史学研究的热点，仅举几例，如徐善伟：《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朱忆天：《论兰克的“如实直书”原则》，《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易兰：《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6卷，2002年5月；李刚：《19世纪欧洲史学的档案研究传统——以兰克史学为例》，《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2期；谭牧：《兰克史学与如实直书》，《邯郸学院学报》第18卷第4 期，2008年11月等。
②易兰：《兰克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该项研究是第一次整体性探索兰克史学思想的尝试，讨论了观念与历史的多样联系，包括如实直书、上帝之手、政治观念的作用等。
③主要内容见《政治对话》，它与《论列强》都是兰克《历史政治杂志》时期的代表论文，反映了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关切和洞见。
④ColinT.Loader,“German Historicism and Its Crisis”,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8，1976，p．111。20世纪初关注德国历史主义危机的著作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Troeltsch，1922）、《历史主义的危机》（Heussi，1932）等。在此背景下怀古式的《历史主义的兴起》（Meinecke，1936）可谓不合时宜的思想之典型，参见Ferdinand Schevill，“Ranke:Rise，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1952，p.2220
⑤Ferdinand Schevill,“Ranke:Rise,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8 Reputation”，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24,1952,p.221。比尔德受克罗齐影响，反对将历史比喻为等待被唤醒的睡美人。
⑥兰克史学的科学性评价由此应当重估，参见梅义征：《被误解的思想——兰克是怎样成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⑦HorstW.Blanke,Historik,Lexikon Geschichtswis-senschaft,Hrsg.Stefan Jordan,Stuttgat:Philipp Reclam jun.Stuttgart. 2002.S.148-149。又可见Horst W.Blanke,Dirk Fleischer,Jorn Rusen,“Theory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Lectures:The German Tradition of Historik,1750-1900”，History and Theory23，1984,p.340。兰克把事物的总进程当作国别史写作的背景，以普遍的眼光处理历史思考问题与他的哲学、神学以及政治思想发生联系。在1831-1832年的冬季学期里，兰克讲授了他唯一的一次Historik课程（论历史研究）。参见HorstW.Blanke,Dirk Fleischer,Jbrn RUsen，“Theory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Lectures:The Cerman Tradition of Historik. 1750-1900”，History cnd Theory 23,1984,p.348.
⑧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7-408页。伽达默尔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例，说明了技艺（Techne）与这种关于人要去做的知识的关系。显然修辞术和手工艺、诗艺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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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第2期，《历史学》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