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双重性特征

　　笔者在研究“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海西社会发展”这一课题时发现，闽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内陆化、本土化和异域化的复杂历程，最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重性。

　　闽南文化双重性的表现

　　闽南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发展出来的地域文化。追崇主流和超越传统的有机磨合，铸就了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传承和拓展的四个特质。

　　1.一统性和草根性并存。闽南文化的一统性观念，首先表现在祖先记忆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观念深深融入闽南人的心中。闽南人历来强调自己是中原士族的后裔，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积极举办书院，努力推行文化教育。朱熹曾盛赞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儒家文化的教育和普及，特别是朱熹过化闽南，给闽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闽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传承还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闽南方言保留上古汉语语言成分之多是汉语其他方言所不可比拟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多舌音”等重要语音现象还都保留在闽南方言中。晋唐以来，北方方言发生较大变化，为了保持与“通语”的一致性，闽南方言既保持历代相传的口语字音，又跟着通语增添直译音，逐渐演化出文白异读。据统计，闽南方言常用字中，40%以上拥有文读音。许多字还具有多个文读音。如“下”，闽南话白读音读[ke22]（“悬下”），即“高低”的“低”，是秦汉音。文读音有三：读[e22]（“顶下”），即“上下”的“下”；读[he22]（“下愿”），意如“许愿”的“许”，是南朝和隋唐音；读[ha22]（“天下”），即“天下”的“下”，是宋元音。

　　闽南文化的草根性，首先表现在蔑视正统上。闽南人为了生存，敢于一反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积极从商，开辟海上作业新途径。宋元以来，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以及其后的漳州月港、厦门港，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影响着全世界。要求思想解放的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深受海商文化的熏陶。他提出的反传统思想给闽南乃至全国带来了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闽南文化的草根性还表现为浓厚的乡土情结。闽南人十分重视对区域的本土认同，喜欢标注自己的祖先出处，如“西河衍派”、“九牧流芳”等等；又十分强调现实的传承及对祖上居住地的记忆。他们既重视精神上的远古寄托，又念念不忘现实的摇篮血迹。这种草根性还表现为多元信仰。古代闽越人有信巫尚鬼的习俗。汉人入闽之后，为了生存竞争、甚至因为要冒险犯禁，更是希冀“有求必应”的神灵庇护。因此，除了继承闽越习俗，他们还根据自己心中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崇拜鬼怪、崇拜俗神、崇拜境主、崇拜王爷。民俗信仰杂乱无序，没有一统的神祗。

　　2.兼容性和排他性俱在。闽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兼容性。早在宋元时期，闽南重镇泉州就已经向世界开放，近如东南亚、东北亚，远及阿拉伯国家，都是这里的座上客。泉州呈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有力地推进了闽南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瞩目的商业中心。各种宗教也纷纷介入，各自寻找立足之地。例如泉州，不仅有佛寺、道观，还有伊斯兰教清净寺、天主教堂、景教庵庙、印度教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闽南方言中的外来成分也显示了文化的多元性。例如，闽南话把肥皂叫“雪文”、手杖叫“洞葛”，就是源于马来亚语的sabon和tongkat；西红柿叫“甘仔得”，源于菲律宾他加禄语kamati；巧克力叫“烛龟蜡”，源于英语chocolate。闽南文化的兼容性，还体现在他们善于与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上。闽南人在外经商，足迹遍及全世界。但他们从不像西方殖民者，占人土地，夺人财产，强迫他族改变语言、改变信仰。近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闽南人的商业交流充分体现了和平互惠的兼容精神和国际化的开放心态。

　　闽南文化的排他性不是那种传统说法上的封闭性，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坚韧不屈的民风上。闽南人崇尚自主，敢于抗争，反对约束，不守规矩；有时还缺乏理性、感情用事，争勇好斗。他们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产生冲突，发生宗族争端，引发封建械斗。他们喜欢族群认同、宗亲认同和乡党认同，注重同族、同乡、同郡凝聚，共同经商；会以大姓为王，凭藉血缘、地缘形成集团势力。在闽南社会中，普遍存在“卖三文钱土豆都想当头家”的心态，多数人不甘屈居人下当“伙计”；大融合大整合意识较差。

　　3.尚义性和功利性共生。闽南文化的义气观是出了名的。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造福一方；修建学堂，重视教化；扶危济困，崇尚慈善；修宫建庙，普济众生。泉州历史上著名的洛阳桥、安平桥，其建设经费就来自商人和广大民众的募捐。上千年来，闽南人的举善仗义，始终如一，闻名遐迩，历久不衰。闽南文化的另一面是功利性。闽南人富有“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尤其是精于从商，善于经济交往，具有很强烈的商品意识。他们敢为人先，讲究“输人不输阵”，以自强不息、拼搏冒险闻名。在明清海禁、西班牙荷兰等侵略者频频入侵我国南海时期，以海为生的闽南人被称为“亦商亦盗”的群体。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强敌和朝廷禁海的通缉对象而退缩，顽强地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南海。闽南人勇于离乡背井、开拓异邦的冒险和进取精神，忍受苦难和漂泊的坚韧意志，敢于用鲜血去换取生存环境的拼命意识，体现了一种积极务实的族群思想。

　　4.漂泊性和回归性合一。闽南文化中的漂泊意识，是因经商交流的需要和江河海洋的方便促成的。闽南人既能亦农亦商，又随时可以弃农从商。他们借助海洋优势对外交流，经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转化，开始从农耕形态转向商业形态。为了拓展生存之道，他们善于海上耕殖，以海为田；善于依靠海运，开展海上贸易。海洋的优势促成闽南人的漂泊扩迁。他们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哪里可以发展，哪里可以生存，他们就走向哪里。世界各地，凡是舟楫能到的地方，都会有闽南人的声音和足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有闽南人在做生意。从15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闽南人曾主导中国海外贸易长达400年之久。闽南文化中的回归意识，是对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承袭。中原文化的“安土重迁”思想，在闽南文化中获得新的诠释。闽南人为了生存，能漂泊他方；一旦有所收获，又不忘衣锦返乡、叶落归根。他们虽然不把土地当作唯一生存的保证，积极向外拓展，甚至义无反顾地奔赴海外闯荡，但最终仍念念不忘祖家的子息延承，想方设法选送儿子回乡，确保香火延续。他们身处海外，仍执着地要求子女学闽南话，懂闽南习俗，唱闽南歌曲，不忘血脉渊源。

　　形成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原因

　　闽南文化的这种双重性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加以剖析。

　　1.客观成因。闽南面山临海的地理环境，是产生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客观因素之一。福建远离中原，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北向崇山峻岭阻隔，南向滨临大海，生存环境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边域的地理催生边缘的心态，边缘的心态催生叛逆的心理，叛逆的心理养成有别于中原的生态方式。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闽南人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可以在艰难的农耕基础上，多了一条向海要生存的谋生之路。因此，他们把闽南创造成东方古国与世界商品交流的重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进一步延伸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

　　闽南社会多元层叠的复杂构成，也是产生闽南文化双重性的一个客观因素。闽南历史上是古闽人和闽越人的居住地。秦汉时期，北方军兵曾入闽并滞留下来。其人数与原住民比尚属于少数。汉武帝平闽之后，汉人才开始大批入闽。早期入闽汉人除了秦汉时期的军兵后裔，大抵上还可以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唐高宗时期、唐末五代时期、南宋末期等几个大批次。北方汉人多批次进入闽南，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大融合。古代越人粗犷剽悍的作风、善于舟船的生活，使得闽南文化更富个性。宋元及以后几个时期，闽南地区的开放，又引来诸多番人入住和族群融合（“番人”，本地人对阿拉伯等外国人的统称）。这些阿拉伯人轻生疾仇的性格，使闽南文化又增添了一层色彩。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闽南人闯荡海外，扎根东南亚。他们不忘祖根，保持与家乡联系，把在海外融合了西方市场意识的闽南文化带回来。这种文化的回归也使闽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2.主观成因。家族和宗亲观念是造成闽南文化双重性的一大原因。历代成批进入闽南的汉人，大多是举族、举乡迁徙。只有依靠完善的家族组织，才能在迁徙过程中、在移入地中获得相互扶助。巩固的血缘关系是保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闽南人喜欢寻根认祖、讲究血缘；推崇建祠堂、修族谱、重祭祀、认乡族。这种家族观使移居海外的族人不时眷念故土，一有盈利，便想为家乡造福，留取好名声。这种家族观同样会使闽南人因为家族利益而发生封建械斗；“一个山头一只鹧鸪”，不容他人利益均沾。不仅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亦如是。

　　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另一主观原因。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不主张从商的，重农抑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然而，在“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八闽大地上，为了生存，面海的优势、商业交流的可能，使闽南人产生了经商意识。闽南俗谚：“杀头生理有人做，蚀本生理无人做”（“生理”，即“生意”），说的就是这种重商逐利的生意意识。具有全球视域的宋元泉州刺桐港，之所以繁荣昌盛，正是因为经济交流、商业往来催生的。商品经济促成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的开放，培植了闽南文化的兼容性。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