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交汇的青铜文化
西周时期的古应国辖区大致在汝河以南与南阳盆地以北的河南省中南部，和如今平顶山市大体相若，包括平顶山市区、汝州、舞钢、郏县、宝丰、鲁山、叶县等，此外还有许昌市的襄县。在古代气候湿润、河流交错、沼泽湖泊遍野的地理环境下。古应国因地处秦岭东延向黄淮平原过渡的浅山区．是纵贯南北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成为连接我国南北方的一座天然桥梁。从这些年来平顶山应国墓地与叶县许国国君许公宁墓的发掘来看，在西周与东周时期，的我国“青铜时代”。平顶山市一带业已成为南北方文化相交汇的一个平台。应当指出．我们所讨论的青铜文化其实是指青铜时代的文化，并非仅指青铜器而言。
一、西周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青铜器的文化属性
平顶山应国墓地西周时期的铜器．除更多地保持着中原地区周文化的特色之外，既有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也兼具南方江淮流域稻作农业民族文化的器物特点。
首先，出土于应国墓地西周早期墓葬的两件铜鼎，呈现出体胎轻薄、敞口、卷沿、束颈、细高足特征，显然与中原地区西周文化铜器所体现的那种庄严厚重的王者风范格格不入，而与湖南望城高砂脊、湘潭青山桥、株洲白关、长沙路口区高桥乡、广西贺州市所出铜鼎基本相同或十分相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岳麓书社，1982；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l期；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146页）。它们得以出现在应国墓地．无疑表明在西周早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已经越过长江．向北到达了淮河流域的河南中部平顶山一带。
其次，西周中期应侯夫人墓M85出土有一件盘龙盖钮铜蚕，与扶凤庄白村西周穆王时期伯冬墓所出绅父盉、安徽屯溪西周中期墓所出 M3：6盘蛇盖蚕、广东信宜光头岭西周晚至春秋早期盘龙盖蚕的形制较为相似（扶凤县文化馆等《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冬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殷涤非《安徽屯溪周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90年第3期；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146页）。其中应国铜蚕与广东信宜铜盉的装饰风格如出一辙，后者显然是直接继承前者发展演变而来。由此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周文化从陕西周原出发，途经平顶山应国，再到安徽屯溪。直到两周之际传播到广东一带的运动轨迹。
其三，西周中期应侯夫妇墓M84与M85各自所出束颈垂腹鼎，均与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穆王时期北子冉鼎的形制极为相似（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我们推测，大概是中原周式铜鼎在南下途中．因受到上述南方那种体胎轻薄的束颈铜鼎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于是在湖北境内江陵地区出现了这种束颈垂腹鼎，然后回流到河南中南部的应国。
其四，在首任应国国君——周武王之子应叔的墓葬M232中，发现了一件曾被称为扁茎短剑的铜铍。这种兵器在西周早期开始出现。西周中期前段依然存在，后段基本消失。它主要流行于陕西关中与陇东地区，尤其是在宝鸡竹园沟、茹家庄西周早中期鱼国墓地中，无论大小贵族墓葬几乎都有一件铜铍。至于陕西周原、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中虽亦有发现，但数量较少。然而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贵族墓葬中．甚至连一件也没有。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周式兵器可能起源于与周人发祥地相邻的西北方草原少数民族（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实业公司，1990，77页、80页）。
2．生活习俗
属于周文化系统的西周时期应国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用品、装饰品、葬俗等生活习俗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与北方青铜文化相认同的一些特点。这种现象不仅揭示了北方文化向南传播的事实，也可能与何光岳先生所主张的应国于西周初年封于山西而后举国迁到河南平顶山市一带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何光岳《应国略考》，《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首先，周武王之子首任应国国君应叔墓M232出土一件泥质灰陶三足瓮，与同为西周时期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所出同一品种的器物十分相似。这种最早起源于夏代晋中地区的陶三足瓮在应国墓地出现（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第4期），正是文化播迁与交流的一种方式。
其次，在首任应国国君应叔夫人墓M231出土的诸多玉项饰中．有好几组是以黑色与白色微型细管珠（直径与管径均为O．1—0．3厘米）为主体串联而成的。此外。该墓还出土一些由许多串连在一起的薄片式蚌环组成的串饰。这种由蚌环或黑白色微型管珠串连而成的装饰品。亦见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与天马——曲村晋国墓地或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从其出土地点大都在北方地区的情况来看．这种腕饰或项饰可能原本属于西周早中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特有装饰品。
其三，M232是应国墓地年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自上而下分布有12层排列有序而大小不等的积石块。无独有偶，这种葬俗同样也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种崇拜山石的宗教情结，应当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以及冢下面的许多石棺墓、河北与辽宁一带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棺墓、乃至辽宁与吉林境内的许多高句丽时期积石墓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
其四，在应国墓地西周早期铜戈、矛、铍等各种兵器中，极少有完整或完好如初者，大都被人为折断或折弯。这种情形与陕西泾阳高家堡、扶凤、岐山、河南洛阳成周等地区西周早中期贵族墓葬所出铜兵器的情形完全相同．应是周文化特有的一种丧葬习俗——“毁兵葬”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滕州前掌大墓地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墓葬中，铜戈与矛等兵器均没有发现此类现象。这可能是周文化中的丧葬习俗尚未普及到山东一带的反映。
其五，西周早期墓M242出土的胙国铜器柞伯簋表明，应国与位于黄河以北河南延津县周公庶子所封的胙国关系十分密切。
二、东周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随着周王朝的日渐衰落，位于南方的楚国与北方的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当历史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平顶山一带的应国被楚国所占领，成为楚国的北方边境“方城之外”所属地区。虽然在楚乎王时期又恢复了应国在本地区的统治，但这时的应国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多少自主权。自此以后，应国历史进入了“后应国时期”，其文化主体也从周文化变为楚文化。鉴于应国的地理位置介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墓葬随葬器物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厚的晋文化因素．而晋文化是周文化在北方的忠实继承者。
首先，即便应国被楚兼并以后，应国墓地所有墓葬依然遵从“葬于北方北首”的周代丧葬制度，也就是说每座墓葬墓主人的头部都朝向北方，而不像淅川下寺楚国高级贵族墓葬那样大都朝向东方。
其次，应国墓地春秋晚期墓MIO是南北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譬如：该墓所出箍口铜鼎、矮细蹄足铜敦、陶平底束腰鼎、陶方壶、陶方座簋、仿铜泥质小陶鬲等是典型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分别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铜鼎、铜敦、铜方壶与昭王之诅铜簋以及湖北当阳县金家山楚墓陶鬲；其中子母口铜鼎、铜舟、刻纹薄胎铜匝等，则属于典型的周晋文化，分别见于河南洛阳市、河北潞城县潞河的春秋战国之际贵族墓葬中：至于墓主人口中有琀玉、面部有缀玉螟目、颈部有玉佩和玛瑙珠组合项饰、手中有握玉、腕部有腕饰、肘部有蓝玛瑙环的葬俗，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时期贵族墓葬所表现出的丧葬制度如出一辙。属于典型周文化的范畴。
其三，应国墓地春秋晚期墓M311与战国早期墓M320各出土一件铜鼎，体胎轻薄，折沿近平，盆形腹，浅圜底，鼎足细脚伶仃，显然属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即古代“吴越”及“百越”之地典型的越式鼎。这种现象揭示了风格独特的越文化在东周时期开始向中原地区传播。并积极参与到南北文化共建共荣的潮流中来的历史事实。
其四．在应国墓地发现了迁居于河南叶县的春秋晚期许国铜器许公买戈、湖北随枣走廊的曾国铜器曾子寿篮与曾仲姬尊、湖南汨罗市一带的罗国铜器罗子戊链壶。此外。河南南阳发现应国铜器“应侯之孙丁儿”鼎盖．叶县博物馆收藏有陈国铜器“陈侯之孙宋儿”鼎。淅川下寺楚墓出土吕国铜器“吕王之孙”铜编钟。其中曾国、罗国、陈国、吕国与应国一样，当时都是楚国的附庸国。这说明这些处于大江南北的诸侯国。因为共同的命运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
其五，在乎顶山市叶县境内。近年发现了春秋中期自河南许昌迁居于叶县的许国墓葬——春秋晚期许国国君许公宁墓。该墓虽然被严重盗掘。但仍然出土了一批十分珍贵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数件束腰平底铜鼎是典型的楚文化器物，而由铜甬编钟、钮编钟、编镭、四扉棱编镈组成的37件一套的编钟与编镈，则更多地显示出北方周晋文化的风格。其中20件甬编钟与4件编镈的组合形式，与河南新郑市所出郑国铜乐器祭祀坑的钟镈组合数量相同，属于北方晋文化的范畴。至于4件四扉棱编镭．则与早年出土的秦国国君所铸秦公镈、齐国国君所铸齐公镈形制相同，属于北方周文化系统。当然。9件钮编钟与13件石编磬的结合。则属于楚文化乐器的基本组合形式。
综上所述，在春秋中期以后至战国中期，属于楚国“方城之外”的平顶山一带的贵族墓葬。兼具南方楚文化与北方周晋文化的双重特征．成为我们所能见到的南北方青铜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
来源：《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