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大寻踪：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大家谈

　　八思巴文虽然早已成为死文字，但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珍贵。记者此次对多位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进行采访，希望能从多个角度为读者呈现目前八思巴文研究界的真实状态。

　　八思巴文专业研究者凤毛麟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是中国目前比较著名的八思巴文研究者之一。蔡美彪介绍，其集60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已读完四校，最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接受记者采访时，蔡美彪的观点令记者颇感意外，对于这门研究了60年的学问他显得有些不以为然：“八思巴文只是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本身不能算是独立的学问，更谈不上绝学，也没必要让很多人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用来做历史研究和文物鉴定的。目前掌握的材料就这么多，再有无非是一些‘小玩意’的考释。”

　　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像蔡美彪这样几十年寂寞坚守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八思巴字变形体研究尚存空间

　　正如蔡美彪所言，八思巴文资料不多，使得研究进展受到阻碍。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八思巴文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比如八思巴字变形体就经常出现在藏传佛教寺庙内，尚待研究。记者此次就遇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的学者——乌力吉白乙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八思巴文的，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个题目？

　　乌力吉白乙拉：主要是因为我的博士导师贾拉森活佛。他当时对我说，目前研究八思巴文的人很少，希望能够后继有人，并建议我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您还在继续八思巴文的研究吗？

　　乌力吉白乙拉：我自己并没有放弃八思巴文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甘肃和内蒙古的一些资料，出版了专著。2009年我专门去了西藏，调研了很多寺庙，发现不少寺庙的门框上都有八思巴文，一些寺庙还将八思巴文作为文字学课程教授。虽然教学、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影响了科研，但我还是要求自己每年写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可供研究的资料多吗？还有地区在使用吗？

　　乌力吉白乙拉：八思巴文曾经是元朝官方文字，因此我认为应该有很多文献，只不过目前还没发现。寺庙和民间的八思巴文文物很多，特别是藏区有很多八思巴文变体，但错误比较多。寺庙中，布达拉宫的八思巴文保存得最好，但是不允许拍照，我还没能整理出来。因为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所以八思巴文能够在藏区流传下来，特别是作为藏文书法的一个字体继续使用。

　　八思巴文与相关语言比较研究独具特色

　　在和乌力吉白乙拉的谈话中他不时提到自己的导师贾拉森活佛，言语间对导师充满敬意。

　　据记者了解，贾拉森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1946年出生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三岁时被认作转世灵童，成为贺兰山南寺第六世活佛。12岁时机缘巧合得以进入小学学习，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文革”期间南寺被毁，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劳动，之后得到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逐渐走上学术道路。1981年南寺重建，贾拉森于是拥有了两个不同的身份——教授与活佛。

　　很幸运，经常出门在外的贾拉森刚好在呼和浩特，推脱再三之后他终于抽出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研究的整体状况如何？您在八思巴文方面有哪些研究？

　　贾拉森：在八思巴文研究方面全国有几个比较有成就的学者，照那斯图的成就是国际公认的，还有我的老师包祥等。他们的成果多，学术论文也多。我是1985年从日本进修回来后开始研究八思巴文的，1988年左右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讨论了八思巴文与印、藏文字的关系。八思巴文是根据藏文字形创制的，因为我懂藏文，所以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八思巴文与藏文的比较研究上，这个角度以前没有人做过，现在做的人也不多，比较有特色。第二篇论文是用汉语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讨论的是八思巴文如何转写藏文地名等，有些观点是从藏文的角度出发的。

　　现在没有太多的新资料，所以研究工作也有些停滞不前。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作为文字停止使用，但作为藏文艺术体保存了下来。通过八思巴字，藏文也可以竖写了，现在藏区寺庙里经常可以看到用八思巴字竖写的藏文对联，所以对八思巴字变形体的研究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我对八思巴文最近的研究是因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八思巴字国际编码，中国和蒙古国提出了共同方案，我作为文字学学者参加了两次工作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的八思巴文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字学时很多东西比较笼统，但建立编码时，人家问某种字体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我们往往回答不上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八思巴字国际编码，但变形体还没有收入，也还没有输入软件，主要是因为没有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担心八思巴文研究缺少后备人才吗？

　　贾拉森：这个我不担心，我们学院的文字学老师都学习过八思巴文，也在教授八思巴文，后面的人才已经起来了。

　　除藏文外，八思巴文与朝鲜文字的关系也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很多专家认为朝鲜世宗命人创制的训民正音是受到八思巴文影响和启发的。

　　虽然训民正音解例本中阐明谚文的子音与母音是根据人的口腔构造、中国古代的天地人思想及阴阳五行学说而创制出来的，并没有提及八思巴文，但查阅历史不难发现，八思巴文创制于13世纪，而谚文创制于15世纪，高丽曾归附元帝国，八思巴字必定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僧侣中流传过，而僧侣在当时正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

　　从外形和结构上看，谚文与八思巴字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盖瑞·莱德亚德教授（Prof. Gari Ledyard）甚至具体指出谚文中的五个辅音字母直接来自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初见成果

　　贾拉森提到的建立八思巴字国际编码是整个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学的萨如拉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记者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了解，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进展如何？

　　萨如拉：我参与了八思巴字国际编码的制定工作，这个工作当时主要是由蒙古国专家和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合作完成的。北大方正和微软都推出了各自的八思巴文输入系统，2007年我到北京帮助微软完成了蒙文编辑系统；北大方正的软件我也参加了调试工作，去年他们将软件的版本从6.0升级到了10.5。

　　得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下设有蒙古语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记者对该中心进行了采访。中心的巴图赛恒对记者说：“我们于2002年完成了蒙古语WPS2002的制作。目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蒙文专项，我们已经完成了八思巴文字库，下载安装后就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并通过软键盘输入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艺术价值难获认可亟待系统整理

　　通过位于锡林浩特的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记者结识了八思巴文研究民间学者浩毕斯嘎拉图。缘于对蒙文书法、篆刻艺术和蒙古文化的热爱，浩毕斯嘎拉图自学了八思巴文并到处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记者在其锡林浩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八思巴文书法、篆刻艺术？

　　浩毕斯嘎拉图：因为对八思巴文的不同书体非常感兴趣，我收集了一些元代篆刻资料，比如黄惇编辑的《元代印风》，里面辑录了很多八思巴文印章，刻法非常高超，艺术精湛，对我的书法研究很有帮助。八思巴文的使用当时主要是政治和军事考量，但仅从艺术角度来看，八思巴文也具有极强的美感。由于藏文是横写的，八思巴文本来也设计为横写，但因回鹘文竖写，忽必烈命令八思巴文也要竖写，这样使八思巴文的连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八思巴文每个字的结构依然非常漂亮。八思巴文是从好几个民族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虽然作为文字不再使用了，但八思巴文不会消亡，将作为艺术永存。

　　翻开《元代印风》，浩毕斯嘎拉图详细地为记者讲解了八思巴字篆刻艺术的魅力：“借鉴汉文篆刻手法，八思巴字篆刻有美术体和篆体之分，美术体即印刷体，在此基础上将笔画曲折称为篆化。与汉文一样，八思巴文也有三种篆法——大篆、小篆和混合篆。秦汉刻石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字艺术高潮，元代印章艺术不仅达到了这个境界，而且在形式上发展出很多细节变化。同样，八思巴文书法也借鉴汉文，有美术体、楷书体、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等，如黑河文书就是用行草写成，圣旨金牌则是楷书美术体。”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汉文篆刻、书法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详细，而八思巴文却鲜有研究”，浩毕斯嘎拉图不无遗憾地说，“比如《三希堂法帖》是乾隆皇帝命人镌刻的，收录的却仅是汉文书法作品，如果能有类似的八思巴文书法作品集就好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情况如何？

　　浩毕斯嘎拉图：我因为爱好八思巴文，一直在收集全国的资料。从目前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全国有十几个寺庙藏有八思巴文石碑，但大部分文物都在西藏。

　　我退休后有两个心愿，一是系统整理蒙文书法，二就是继续收集八思巴文资料并逐个走访八思巴文遗迹。

　　关于八思巴文的艺术层面，记者还采访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朝洛蒙。他在篆刻、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为数不多的蒙、汉双文书法家。他于1996年出版《蒙文篆刻》一书，收录了不少八思巴文印章。为了篆刻，朝洛蒙下了很大工夫自学八思巴文，保证自己的篆刻作品不出错误。

　　采访中，朝洛蒙为记者介绍了不少元代篆刻知识：“八思巴文虽然成了死文字，但其篆体是方块字，适合在印章内摆布，因此作为艺术流传了下来。很多汉人也喜欢刻八思巴文印章，照那斯图送给我一本他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不知被多少人借去复印，足见人们对八思巴字印章的喜爱。印章不是蒙古人传统，因此八思巴蒙文印章特别少见。汉人私印当时时兴‘元押’，格式一般为姓氏后面加上‘记’字；官印个体比较大，常见八思巴文，但必须有汉文对照，否则除了一分两半的‘合同印’大多难以辨认。照那斯图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收录了很多官印资料。元代的印章是铸造的，清代才开始用石头刻印。所以很多玉石八思巴印一看就知道是假文物。”

　　交谈中记者得知，朝洛蒙如今已将创作重点放在汉文篆刻和书法上了，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评价体系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蒙文篆刻很难获得承认，这无疑令人感到遗憾。

　　民间研究力量需要扶持

　　记者在查阅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民间也不乏八思巴文研究者，记者通过网络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沈阳的“赏月斋”因为爱好收藏牌符钱币，无意中购买了带有八思巴字的牌符，从那时起开始了八思巴文的学习和研究。如今他专门开设了博客，将自己收藏的牌符和研究成果放到网上，希望与更多的人交流。记者浏览了他的博客，发现他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及相关语言文字考释牌符上的八思巴字，非常严谨。另一位南京的八思巴文爱好者“alibaba”也是因为爱好文物考古而开始学习、研究八思巴文，他向记者推荐了《法书考》，其中有八思巴文基本字母的汉字对照表。

　　交流中，民间八思巴文研究者普遍提出了几个困难：一是很难找到老师，只能依靠自学；二是不懂蒙语，更不要说古蒙古语，这使得他们的八思巴文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三是缺少交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很难找到“同道中人”，学者专家又高不可攀，几乎联系不到。另外，他们手中的文物和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很难为人所知，成为了专业研究者的盲区。

　　记者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学会性质的八思巴文研究团体，这些满怀热情的民间研究者也许就不至于求助无门，他们的文物和研究成果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文物考古支撑八思巴文研究继续前行

　　因为八思巴字圣旨银牌，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对蒙古汗国及元代的牌符颇有研究，他从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八思巴文的文物整体情况如何？

　　陈永志：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说，我们曾经发现元代瓷器底足和其他器物的边侧有八思巴字，以姓氏为主，如“张”、“赵”、“李”等，也有年号，如“至正”、“大德”等。在浙江出土的一个碗底上，我们发现八思巴字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模印上去的。

　　从元代文物角度来说，由于蒙古没有碑刻文化，因此在内蒙古地区八思巴文碑刻发现较少，碑刻主要集中于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八思巴文是以“国字”规格颁布的，因此在正式公文和钱币上出现较多，如“大元通宝”就是用八思巴文铸造的铜钱。我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还发现了元代纸质文书，因为内蒙古地区气候干燥，纸质文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文书有些只有八思巴文，有些是八思巴文和其他文字对译的，应该可以代表元朝官方使用八思巴文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八思巴字的文化及历史意义？

　　陈永志：八思巴字的颁布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行为，元朝时，汉文化处于鼎盛时期，是当时的主导文化，蒙古文化则相对处于弱势。即使是元朝的国号也是来自《易经》的“大哉乾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希望借鉴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做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保留民族的文化，这代表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文化倾向。但元政府靠国家命令强行颁布、推广八思巴文，势必和汉文化发生冲突，不可能行得通。历史表明，八思巴文从始至终也没有能够让民众接受，甚至在元朝中后期就已经被边缘化了。

　　另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无论是元曲还是简化汉字、白话文，都表明文化已开始在民间普及。元朝以前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汉文化圈，而元朝开始则形成了中国现在的文化格局。蒙古政权并没有泯灭文化，而是发展了文化。因此，八思巴文不仅在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文物保存稀少，因此非常珍贵，值得研究。比如1985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基苏木色音花艾里发现的一枚元代铜质圆牌——天字拾一号夜巡牌，正面中心一个大大的“元”字，我考证应为元朝国号之意，两侧环绕着吐蕃文和汉文，背面中心刻有一行八思巴字，左侧为畏兀儿字蒙古文，右侧为波斯文，这个“大元牌符”能够证明中国从元朝开始成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藏学中的八思巴文研究不容忽视

　　八思巴文研究并不局限于蒙古学，也是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藏学中的八思巴文研究，记者采访了世界中亚研究重镇——著名蒙古学家海西西教授创建的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藏学家迪特·舒教授（Prof. Dr. Dieter Schuh）向记者介绍了他的八思巴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研究在您的藏学研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舒：八思巴文研究是西藏法律文书研究的一部分。在古文书学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判断文书的真伪，判断的依据之一是文书的外部特征，包括书体、书写材料，特别是公证方式。西藏文书的公证方式除了少数用手指画押和近代签名外，大部分都是使用印章。八思巴文虽然是13世纪创制的，但是从17世纪一直到近代都是西藏政府官员最常用的印章用字。因此，如果研究西藏印章，对八思巴字的系统研究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情况如何？

　　舒：整个西藏印章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八思巴字研究情况也大体相同，主要是缺少系统的文献资料。近来不断发现新印章，有官印也有私印，还有寺庙门上的八思巴字，我正在努力收集这些材料，建立数据库，作为研究的基础资料。拉萨的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古代西藏政府的官印资料，如果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摹本，将对我们的八思巴文研究非常有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字在转写藏文时与转写其他语言有区别吗？

　　舒：八思巴字转写汉语或蒙语时都是按照发音转写的，所以通过八思巴文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些语言的读音；而转写藏语时是完全按照藏文字母逐个转写的，并没有记录下当时藏语的读音，这是八思巴字转写藏语的不同之处。

　　记者：八思巴文在德国大学作为课程教授吗？您认为八思巴文研究前途如何？

　　舒：德国的一些大学教授八思巴文，我在波恩大学任教期间，我的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八思巴文考试，因为这是古文书研究的必备知识。据我所知，拉萨的档案馆里藏有数以百万计的没有研究的西藏法律文书，仅就这些资料，八思巴文研究就大有作为。八思巴文研究与藏学密不可分，只要藏学存在，八思巴文研究就不会消亡。（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文/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1日第155期2-3版“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