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与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

　　近年来，环境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这也给农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野。我在《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践》一文[1]中肯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包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并把它概括为六种观点：“三才”观、农时观、地力观、物性观、循环观、节用观。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六种观点是平列的吗？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否有某种演进的轨迹可寻？鉴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宽，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以《陈旉农书》作为切入点。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陈旉农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南方（主要是长江下游地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农书，比较重视理论的概括和阐述，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的一个关节点。不过，《陈旉农书》对唐宋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体现还不能说是十分全面的，因此，本文不是孤立地谈《陈旉农书》，不是孤立地谈理论原则，而是把理论观点的形成发展与历史上的农业实践（尤其是唐宋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并把它和以前、以后的传统农学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探求其发展之大势。学界有关《陈旉农书》研究的成果已有不少，笔者也写过有关文章[2]，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对一般农学思想和技术细节论述从略，集中阐述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

　　一、从《陈旉农书》对《齐民要术》的批评说起

　　《陈旉农书》与主要记述黄河流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齐民要术》，可称得中国传统农书中南北辉映的两颗耀眼的明星。但是，陈旉在其《农书》的《序》中却对《齐民要术》进行了很不客气的批评，说它“腾口空言，夸张盗名”、“迂腐不适用”等等。而且书中绝不引用《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前代农书。作者似乎是有意与《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较劲”。这种批评无疑是片面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传统的解释是陈旉为人自负、浅薄。具有代表性看是《四库全书总目》对《陈旉农书》的评论：

　　大抵泛陈大要，引经史以证明之，虚论多而实事少，殊不及《齐民要术》之典核详明，遽诋前人，殊不自量，然所言亦有合理者。

　　这种说法获得现代一些学者的支持[3]。

　　陈旉的确有些自负，但他重视实践，他说：“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也就是说，他的《农书》不但是“知而论”，而且所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证实的。全书确实充满了新鲜经验和新鲜思想。因此，说陈旉浅薄、“虚论多而实事少”是不公允的；把他对《齐民要术》的批评简单地归结为抬高自己贬抑他人是皮相的看法。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4]论世可以知人，论世可以知书。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来进行考察。

　　在《陈旉农书》以前，《齐民要术》、《四时纂要》是在所有农书中影响最大的，并成为官方所认可的指导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唐初太史令李淳风（公元602年──670年）写了一本《演齐人要术》，就是对《齐民要术》的推演[5]。唐末韩鄂写《四时纂要》，大量引述了《齐民要术》的内容。五代末周世宗时窦俨建议把《齐民要术》、《四时纂要》、《韦氏月录》三书中有关粮食蔬菜种植和栽桑养蚕的材料选录汇编成书，但没有实行。至北宋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由当时的皇家藏书馆“崇文院”正式刊印《齐民要术》，颁发各地劝农官员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这使《齐民要术》成为官方推荐的农业指导书。我们知道，《齐民要术》是在中国南北分裂的北魏时代产生的，它虽然在第十卷记述了不少南方的植物，但其主体部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的结晶，是北方旱地农业的经典之作。《四时纂要》主要取材于《齐民要术》，也吸收了若干与南方农业有关的内容，本质上仍然是北方的农书[6]。农业具有强烈的地区性；大致以淮河、秦岭为分界线，其以南和以北的农业，无论自然条件、农业构成（主要作物、主要畜种等）或农业技术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把《齐民要术》《四时纂要》所载农业技术刻板地搬用到南方，就不免枘凿不入了。当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尚不占重要地位的时候，人们可能还不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矛盾；但当江南农业发展起来以后，这种不适应就显得突出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发生很早，但战国以后长期落后于黄河流域，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这种情况，六朝以来逐步改变，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经济，中唐以后在全国已举足轻重，时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7]，“一岁善熟，旁资数郡”[8]。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也改变了以前的粗放经营状态，在广泛吸收南北各地先进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可以说，在宋代的农业中，江南农业是发展最快和最先进的。因此，它显然不是以北方旱地农业经验为依据的《齐民要术》的既有体系和既有框架所能反映和容纳的。江南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这些新经验和新成就需要在传统农学中得到独立的表现，并占居应有的地位。可以说，这个任务正是由《陈旉农书》来承担的[9]。

　　陈旉是一个隐士，淡泊仕途，但关心农事，营营矻矻，老而弥坚。他对当时江南的农业技术进行了总结，他撰写的《农书》突出一个“宜”字，全书大部分篇章均以“宜”字命篇；反对生搬硬套，强调的所有的农业措施都要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他认为他的《农书》可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指导农业生产的依据，“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少効物职之宜”（《陈旉农书·序》）[10]。隐然有取代《齐民要术》地位之志。由于没有当过官，他只能寄希望于当政者采纳和推行他的农书：“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唯籍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陈旉农书·序》）该书脱稿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249），陈旉当时已74岁，他带着农书访问仪真令洪兴袓，由洪兴袓为其刊行。五年后，鉴于该书流传中错误较多，陈旉又“取家藏副本，缮写成帙”，表示“以待当世君子，采取以献于上，然后锲版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利，则区区之志愿毕矣”（《陈旉农书·跋》）。陈旉希望当政者能够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和认识其农书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需要自我“推销”，他一方面表白自己不是那种“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盗誉而作者”，另一方面又表现得颇为“自负”和张扬，不厌其烦地讲“大道理”，并对当时流行的葛洪《抱朴子》、陶宏景《本草经集注》和贾思勰《齐民要术》等提出批评，其实包含了衬托和宣传自己、引起当政者注意的意图在内。

　　可见，《陈旉农书》虽然对《齐民要术》缺乏辩证的分析态度，但它与《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的“较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不加变通地以《齐民要术》指导江南农业的政策导向的一种“反弹”，是江南农业的新经验和新成就要在传统农学中取得其独立地位的一种“冲动”[11]。

　　二、《陈旉农书》和《齐民要术》所载技术体系是对不同环境的“应对”

　　《陈旉农书》和《齐民要术》所分别反映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虽然在农学的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具体的表现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它们对面临不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出不同的应对，从而形成不同的技术体系。

　　（一）《齐民要术》技术体系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黄河流域中下游处于四季分明的北温带气候区，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一面，又有不利一面。这里有广阔的平原，覆盖着深厚的疏松肥沃的黄土，极便于用简陋的农具进行垦耕，从而形成中国最早的大规模连片的农区。该区雨量虽然不算太少，但季节和年度分布不均衡。冬春、初夏少雨、多风，土壤蒸发量大，经常致旱。降雨集中在夏秋之间，加之河流易溃，排水不暢，又往往发生涝渍盐碱之害。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涝渍盐碱的问题比较突出。原始社会后期，人们逐渐从山地或山前向比较低平的地区转移。距今5500年前后，全新世气候演化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降温事件加速了这种转移。当时人们面临的是遍地沮洳沼泽的环境，如何排涝洗碱，把渍水洼地改造成可以耕作的农田，是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修建排水沟洫，把挖掘田间排水小沟（“畎”）的土堆成长垄（“亩”），形成畎亩农田。这种沟洫农业成为旱地农业的新形式。在沟洫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尧舜时代的特大洪水，大禹受命治水，把修建沟洫系统作为治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沟洫农业获得巩固和发展。沟洫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臻于成熟，形成技术的规范，这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获得总结，而垄作、条播与中耕的结合，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12]

　　战国秦汉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黄河流域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尤其是铁农具的推广和人口的增多，许多渍水洼地被垦为农田，不复是往日沮洳遍地的景观，开挖占用大量可耕地的沟洫道路系统已经不划算和不必要了，平耕的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农田。与此同时，过去利用沟洫农田形成的地形小气候缓解旱情的作用也就自然消失了。防旱抗旱逐渐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解决办法之一是发展农田灌溉。但由于北方水资源的制约，能够有条件灌溉的农田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农田的防旱保墑是靠土壤耕作来实现的。

　　随着沟洫农田退出历史舞台，战国秦汉兴建了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在防旱保墑耕作技术方面，汉代的畜力“耕-蔺”体系取代了先秦人工“耕耰”体系。

　　战国秦汉是中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湿润期，干旱问题尚未十分突显，东汉以后气候转寒，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气候史上新的寒冷期，与寒冷相伴随的是干旱的频繁出现。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了。据《中国灾害通史》统计，西汉230年间共有46次旱灾记录，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旱灾，旱灾发生率约20%。东汉196年间共有77次旱灾记录，平均约2.5年发生一次旱灾，旱灾的发生率大约39%。魏晋200年间共有82个年份发生了112次旱灾，旱灾年占41%，平均不到两年就发生一次旱灾，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各灾种次数中居于首位。南北朝170年间发生旱灾125次，每年平均发生0.74次。[13]西晋灭吴后至东晋初年，是旱灾发生最集中的时期之一。如晋武帝太康以来至太煕元年的十年间（281—290年），“无年不旱”[14]，且都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北魏中后期是又一个旱灾频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据我对《魏书》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北魏148年（386—534年）中有明确旱灾记录的年份，459年（高宗太安五年）以前的73年中只有5年（其中有一年旱灾发生在漠北），459年以后的75年中（含459年）则有44年，也就是说，大多数年份都有旱灾，这些旱灾均发生在北魏境内，即黄河中下游地区[15]。

　　新的气候寒冷周期引发的另一个社会变化，是一些北方草原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抜部就是其中之一。北魏建国初期，统治重心仍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较多地保留游牧的习惯，一般的水旱异常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很大，这大概是北魏前期旱灾记录较少的原因之一吧。但后来他们越来越接受和融合于汉族的农耕文化，干旱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显了。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时期的混战，人口丧亡流徙，耕地大量抛荒。北魏统一中国北方（439年）以后，面临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确实获得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就是《齐民要术》产生的时代背景。

　　贾思勰正是生长在北魏的中后期，并当过有指导地方农业之责的北魏高阳太守。《齐民要术》不但继承了战国秦汉以来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而且总结了当代农业生产的新经验。《齐民要术》时代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地狭人稠，耕地不足，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的强度，而是如何应对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解决干旱问题的途径仍然是发展灌溉和保墑耕作。孝文帝重视农田灌溉，但承长期战乱、水利失修之弊，只是旧有灌渠的修复，基本上没有新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保墑耕作却有长足的进步，这在《齐民要术》有充分的反映。运用犂、耙、耱、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