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企业排污近20年无人管 形成多个癌症村

欧洲治水史

乐悠

　　不管是兴起工业革命的欧洲大陆，还是产业发展蓬勃的美国，都曾经历过“母亲河”濒死的阵痛，或尝过地下水污染带来的涩果。也往往是在苦过之后，才有了更加迫切的心，要恢复那一片清冽甘甜。

　　濒死的泰晤士河

　　英国19世纪的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泰晤士河是一部流动的历史。”中世纪起，泰晤士河就是著名的鲑鱼产地，因此，皇室贵族、国王王后，或是具有相当权力象征的大主教，都在泰晤士河两岸兴建官邸、皇宫、行宫、大型修道院、僧院，就连许多中下层人民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这条英国的母亲河，千百年来默默流淌，承载着伦敦的落寞与繁华。然而，恰恰是伯恩斯赞美泰晤士河富有人文历史底蕴的那段年代，这条河流却日益失去生机。

　　泰晤士河的“病”早有征兆。公元17世纪，伦敦市的供、排水系统就已经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这一问题到了18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显得更为突出。随着城市人口激增——1805年，伦敦常住居民达到100万——泰晤士河一方面继续向伦敦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也成了倾泄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场所，许多居民的生活垃圾直接冲进排水明沟，未经处理就进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渐渐变臭，天气越热，味道越大。

　　有资料记载，1800年，渔民还能从泰晤士河捕到龙螯虾和鲑鱼，伦敦鱼市上仍能见到产自泰晤士河的鲑鱼。但在后半个世纪里，河两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林立，污水横流，越来越肮脏的泰晤士河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条河里停止繁殖生命，反而开始孕育霍乱。19世纪，泰晤士河流域发生了五次霍乱大流行，在1849年疫情高峰期 ，平均每周有2000名伦敦人被夺去生命。此时，伦敦城的医生幡然省悟：原来传播霍乱的元凶并非他们所以为的“空中飘浮着的臭烘烘的蒸汽”，而是身边这条从1833年开始就见不到鲑鱼的泰晤士河。

　　英国首次吹响治理泰晤士河的号角是在1852年，议会通过的《都市水务管理法案》规定，取自泰晤士河的饮用水必须经过沙滤处理；为保证饮用水不受污染，所有取水口必须建在远离污水排放口的泰丁顿河闸以上。

　　1854年，负责泰晤士河排污管理的机构“都市工程委员会”设计出一套“中途拦截”的排污系统。具体想法是：修建一套巨大的污水采集系统，把全伦敦的污水引到城市东部，在那里集中储存9个小时，再趁泰晤士河退潮统一排放入海。

　　1858年6 月，伦敦大街小巷弥漫着泰晤士河散发出的阵阵恶臭，熏得英国议会无法正常办公，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的手段加快实施这套计划。1874年，该计划全部完成，伦敦修建了城市排水系统与泵站，但没有从根本上清理泰晤士河的污浊。

　　又见鲑鱼

　　20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反思治理不力的关键：技术没问题，但是管理方法有误。泰晤士河沿岸大小供、排水公司百多家，多为私人所有，管理分散，如果对水资源的净化处理系统进行有机整合，统一管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政府首先把水处理的权力收归国家，其次通过立法对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作了严格的规定，且明确各级水务管理的管辖范围和权限。有关当局还重建和延长了伦敦下水道，1932年—1938年修建了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厂，1936年—1955年修建了190余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1974年，政府将泰晤士河流域的200多个管水单位合并成一个新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再把全河划分成10个区域，每家分局明确管辖一段河道，全面负责该流域内供水、防洪、治污以及废水处理。这项大胆的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被欧洲称为“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上世纪70年代起，泰晤士河开始重新找回清白：鲈鱼、鲽鱼等绝迹多年的鱼类回来了，就连对水质非常挑剔的鲑鱼也重新出现。1976年以后，100余种鱼类重返泰晤士河。

　　1983年8月31日，一个名叫拉塞尔·多伊格的钓鱼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报》的版面：他手里举着一条重达6 磅的鲑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英国泰晤士河水管理局特此给他颁发了一只银杯和一张190英镑的支票。英国媒体纷纷报道说，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复生了。

　　民间组织治理莱茵河

　　在欧洲大陆，还有一本值得称道的“治河经”——国际河流莱茵河。

　　莱茵河全长1300多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是以上几个国家的重要饮用水源，流经之处，也是欧洲著名的工农业走廊，城市分布密集。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长期不受限制地排到河里，莱茵河的水质几乎让人绝望：鱼虾基本绝迹，鸥鸟不见踪影，沿岸放牧的牲口出现怪病，土豆里被检测出含砷。沿岸国家意识到，必须打破之前各行其事、各自开发的做法，成立国家间常设性决策机构，形成合力治理莱茵河。

　　1950年6月，“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ICPR)应运而生。1963年，莱茵河流域各国与欧共体代表，在ICPR范围内签订了合作公约，奠定了共同治理莱茵河的合作基础。

　　为减少莱茵河的淤泥污染，ICPR严格控制工业、农业、生活固体污染物排入莱茵河，违者罚款，罚金50万欧元以上。保护委员会还实行“责任到户”，如委员会下面设置若干个专门工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测、恢复重建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以及监控污染源等工作，如：拆除不合理的航行、灌溉及防洪工程，拆掉水泥护坡，以草木绿化河岸，对部分改弯取直的人工河段重新恢复其自然河道等。

　　1986年11月，瑞士的桑多兹化工厂发生火灾，消防队员的高压水枪把工厂储存的大量农药和杀虫剂冲进莱茵河。这场生态灾难让沿岸国家意识到，仅仅控制住污水排放还不够，应该对沿岸工厂布局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1987年，ICPR通过《莱茵河行动计划》，决定以1995年为限，将两岸化工厂等 重污染企业数量缩减一半。

　　正是这样一个工作人员仅12人、既没有行政管辖权也没有强制权的民间组织，却让莱茵河重焕青春。上世纪90年代在莱茵河里中又出现了标志性鱼类——大马哈鱼的踪影。2002年年底调查表明，莱茵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