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

　　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认识和把握唐宋都城变革至少应从五个层面思考：第一个层面属于有形变化；第二个层面是都城张力及弹性变化，这个层面的变化已突破了有形的桎梏；第三个层面则属于无形变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第四个层面是城市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第五个层面（已超越时代）是城市观念的变化，属于后现代城市认识模式。由于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都城所在，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变化往往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但宥于体制等诸多因素往往又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本文探讨的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变化，主要关注前三个层面的变化。

一、都城的有形变化：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

　　所谓都城的有形变化是指都城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的变化。都城空间形态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大，但这里所说的扩大不仅仅是以城墙为界限平面空间的扩大，也包括立体空间的开拓[1]。下面就以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为例来探讨。

　　1、唐都长安

　　唐朝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又陆续完善和扩建的。

　　唐长安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为一重。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2]。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宫城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两侧东为太子居所——东宫，西为后宫之所——掖庭，又称“大内”。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外郭城东北处原为皇帝“清暑“之所的大明宫。皇城是中央各官署办公之所，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始自隋文帝修建大兴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秘书省、御史台、十六卫官署集中于此[3]。外郭城由街、坊和街几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分割为114坊[4]。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三重城都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格局，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则主要是在坊市里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封闭式格局的限制。在三重城区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坊市区，唐宋城变化的关键即指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在朱温胁迫下迁都洛阳，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又给了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5]。其后，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6]，所建新城由原来的三重城变为以原宫城和皇城为基础的内外二重城，总面积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内外城与原外郭城万年、长安两县城又形成子母城的关系，以加强防御。南北中轴线格局也因朱雀门的封闭有所变化，贯通景风门（东）和顺义门（西）大街东西中轴线的作用加强。整体内缩的格局，与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从中心轴心（长安—洛阳）的西端逐渐边缘化的趋势相适应。而往日熙熙攘攘、喧嚣繁盛的外郭城降格为拱卫内外城的外围区域。

　　2、唐东都洛阳

　　唐代实行两都制[7]，洛阳为东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甚至在某个时间段，曾取代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8]。洛阳城，周长28公里，面积47平方公里[9]。洛阳城市建制与长安同，分为内外城，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10]。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南北两区，郭城内纵横各10街，计112坊（原为103坊，后增[11]），各坊面积均小于长安各坊，坊制同于长安。郭内设三市，分别为北市、南市和西市。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两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内城与坊市区的比例大体同于长安[12]。

　　洛阳城虽然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格局，与长安相比，居民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交易空间都更具开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时间皇帝和中央机构都在长安，洛阳城内官民商的社会氛围更宽松，受到的约束明显小于长安，自由度明显大于长安。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3]。别墅、园林的兴建之风，一直延续到北宋。相对开放的城市布局与游离于政治中心边缘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阳与长安不同的城市社会氛围。

　　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连续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

　　3、北宋都城开封

　　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都城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14]”改造和扩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后周世宗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20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48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一平面空间的扩延举措，对汴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专家学者多有论述[15]。

　　在后周汴州城扩建的基础上，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又经过几次扩建，仍然维持三重城的格局，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里城，原为唐汴州城，又名阙城；外城，又名新城、罗城，是后周周世宗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发丁夫十万兴筑而成，比里城扩大了四倍，宋神宗时又加扩建。

　　开封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与唐长安和洛阳已有所不同：

　　一是城市布局重心的变化：由中轴北靠转变为中心与重心合一。虽然还实行三重城布局，但依次由内而外，宫城位于外郭城的中心稍偏北。

　　二是城市活动平面空间的扩展：逾越过外城界限，城关区、城郊等城市边缘地区成为城内外居民和外来客、商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些区域为城市社会需求服务的特征极为明显。

　　三是原封闭式的坊市结构被彻底突破：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已由坊市制转变为厢坊制[16]，厢坊包括城内和外郭城外周边地区。城市内部布局发展为街市、桥市的坊市混合型，坊市不再以墙做为界限。

　　四是立体空间的发展：商用、民居限制起楼的禁令废弛，使得居住和商用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可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立体空间的拓展呈现上升的势头[17]。

　　五是混合性区域的形成：除宫城相对封闭，里城和外城虽然有新旧之分，但官署、民宅和商业店铺，已不像唐长安洛阳有严格的区域，往往混杂。外城扩建时只是预先规划出道路、街巷、官署、军营、仓库等，立标识，其他空地任百姓营造[18]。城市营建规划更具有前瞻性，如考虑到防泥泞、防火等。

　　4、南宋行在临安

　　赵宋南渡，驻跸临安城，称行在。扩建后的临安城周长70里左右，外城形态由于城市发展和地形限制的矛盾，于是在不断扩展过程中呈现不规则的腰鼓形，有龙飞凤舞之称[19]。

　　临安仍分内外城，内城位于全城南部靠东，是大内所在，但外城除御街南段两侧集中了一些中央官署，其他很多官署包括如景灵宫（原庙）等都在外城与民居、商铺混杂。各城关区形成与城内连为一体的大型批发市场和运输、批发、零售一条龙经销网络。临安城内外见于记载的有二十多种行、市、团，属批发市场性质，分布在28处，有14处在城关（大多在城门外）一带。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大宗日用商品集散地或称批发中心，也是人口流动频率最高、流动人口数量多的地区。当时即有民谚用“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来形容各外城城关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市场经营特色。与长安、洛阳和开封不同的是，临安城外的西湖沿岸形成集居住、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区，虽然位置在城外，实际上也属于城区的重要部分。以都城为中心周边的十五个赤镇，在一定意义上形成大临安的地域范畴。因此，城市平面空间已经突破了城墙的界限，城市外城空间的利用率已经突破了平面布局的局限。但城墙还是长期存在，对城市形态的固定作用是持久的，城墙的长期存在，表明城乡界限的存在，以及战争威胁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长安、洛阳、开封和临安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唐宋时期（包括五代），都城的有形变化是明显的，变化有这样三个趋势：

　　1、都城及其周边区域构成首都圈，突破了城墙的桎梏，逐渐形成大都城的平面布局，使得我们在讨论时，必须扩大视野的平面范围。

　　2、三重城格局在配置上由以中央大街（朱雀街）为轴心线重心北靠型变为——重心以中心圈为核心四方扩散型，有利于城市功能相应向复合型、经济文化多中心的趋势发展。

　　3、内城与外城的功能分区逐渐模糊。这里主要指在坊市制向厢坊制转换的过程中，除宫城仍旧采用封闭形态的宫殿群组，官署、民居、商铺（店）的分区逐渐模糊，形成混合区。

二、都城张力与弹性的变化：突破与制约共存

　　城市的张力和弹性是城市承载力的关键。

　　城市的有形空间是城市张力和弹性伸张的载体，但城市的张力和弹性又不仅仅是由城市本身的有形空间决定的。城市张力弹性可以通过有形的变化体现出来，也会因为有形的变化而伸张。但张力和弹性的增强属于无形的，只是以有形物化表现出来。唐宋都城张力和弹性变化，表现为：一是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变化，使城市的吸纳力、弹性增强。城市发展的弹性增强主要表现在城区单位面积有效利用率提高。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辐射力增强，以城市为枢纽的城乡人与物的交流频率加快，数量增加，波及区域更广，使城市发展更富有弹性。

　　城市规模扩大的突出表现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居民（包括皇室、贵族、官僚、驻军、宫女、宦官、仆隶、工匠、商人、普通居民、僧尼道冠、外来人口等）已达百万[20]，主要居住区和活动场所在外郭城的坊市区。北宋东京内外城城周及城内面积虽然比唐长安小，但空间的利用率及单位空间所产生的效益和辐射力却超过唐长安。北宋东京内外城面积大致相当于唐长安的四分之一，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城内外居民，最低估计为100万，最高估计竟达500万[21]。南宋以临安城为中心的城市内外人口，最低估计为76万，最高估计已达700余万[22]，人口密度达到传统大都市的极限。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城市商业空间扩大有很大关系，可以从一些有形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如：商业区从有限的市区扩大到街市桥市，从而使商业空间在整个城区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宽阔的街道，被摊商和店铺占据了很多，原来的沿街住宅，改成了店铺。也有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变化，如：对坊市制度不仅是空间的突破，时间上的突破也是重要的表现，不再禁止夜市，有的夜市一直到凌晨仍热闹非凡。史载，北宋东京四条御街上的马行街，蚊子小咬最少，因为夜市最盛，而蚊子小咬怕油烟。时间的延伸，也同样提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率。

　　在都城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隋唐的坊市制转换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巷）制[23]，也可以看作是都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调整，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适应城区的吸纳力逐渐增大趋势的重要措施。但传统大城市的张力或承载力在唐宋城市变革过程中已达到极限，因为传统大城市的扩张不象近代社会大都市有近代工业的支撑，也就是说供需双方没有突破传统的结构，大都市带的构成主要是围绕城市供应日常所需物品（粮食、蔬菜、水产、肉类、茶叶等食用品；日用手工业原料及产品、中高档奢侈品、药材等日用品）形成的商品集散市场（批发市场，水陆码头等）、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地、蔬菜等短线食品生产地。南宋临安城周边形成十五个赤镇，类似于环绕都城的卫星城镇。

　　统城市本身空间扩展有局限性，城市的边缘化和城市带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只是城乡间的过渡区范围扩大了。传统城市商业的繁荣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转型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24]。传统城市的张力和弹性的扩张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正是唐宋时代无法突破的局限。

三、都城的无形变化：社会结构

　　所谓都城的无形变化主要是指城市社会结构变化。这个变化程度决定了城市此后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如何判定上述两个变化（有形变化和张力弹性）的性质和程度。如果与此前相比，唐宋城市并没有根本性不同，那我们只能说，量变的积累还没有突破质变的界限，或者只是表明同一社会结构的阶段性量变或飞跃，而非社会结构的整体质变。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反映城市转型过程的最本质的东西，使城市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无形的变化，因此，它的变化是最深刻，但也最不易把握，不同时代，变化所表现的特征也不同。

　　唐代以前大多数城市，尤其是都城，往往因其政治军事职能而带动经济文化职能的发展，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身的综合性、复合型中心城市。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在于内部的活力，城市内部的活力则取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群体与市场的联系，从而使城市内部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比起城市外部空间的拓展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意义更为深刻。如城市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城市的种种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一种量的增加或减少，或是一定程度上的重复。唐与宋之所以称之为城市变革，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两者的社会结构已有很大不同。各阶层（群体）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与市场的联系也发生了变化。

　　1、官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传统社会，城市是中央及其各级行政机构所在地，官府经济职能及其转变在城市往往可以得到集中体现并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

　　（一）官府职能部门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唐代以前和唐前期，中央和地方官府机构的官营商业经营性活动主要采取垄断性经营方式，如盐、铁官营，采取均输、平准等行政干预方式对市场进行调控，对经济类产品则主要通过税收行使管理职能[25]，对固定的市场行使管理职能（市官、公平秤、颁布物价上中下，对流通中的商品和正在发生交换行为的商品采取税收的方式（包括通过税、管理税、交易税等）。

　　北宋官府垄断性的经营领域已逐步放开，如粮食市场，副食品市场，手工业产品市场，盐、铁市场，酒、茶市场。与此相应的是，官署中的职能部门直接参与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第三产业的以赢利为目的经营活动，而过去这些行业都属于私人经营的领域，可称为“分民之利”。

　　南宋官府系统的经营领域已经渗入到更多的“第三产业”。官府直接从事经营商业服务业，官府财政收入的侧重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与北宋东京相比，南宋临安城内官府经营机构更多，经营范围也更广，都城任职的官吏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营官府“企业”的。仅以临安城中比较能赚钱的行业为例：

　　酒店业：官府利用官酒库（私人不许经营酒库，酒曲要从官府按规定领取）经营酒店，而且模仿私营酒楼的方式，以官妓招徕顾客。临安官营酒库十三所，七所设有酒楼，如御街中段有官营南酒库的和乐楼，中酒库的中和楼，小河沿岸有北酒库的春风楼，沿大河岸的东酒库太和楼，西库的西楼等。民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房屋租赁业：官府、官吏、私人都在经营。甚至宰相都要在京城租赁房屋。邸店、塌房、旅店的出资者和经营者有皇室（如慈元殿，是皇太后殿，有库）有富豪，有宦官，规模大的起房一千多间，小的也有几百间，主要供租赁、放货物[26]。官府则设置了 “楼店务”等专门管理官舍租赁业务的机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国初有楼店务，太平兴国中，改为左右厢店宅务，是岁并为都店宅务，以所收钱供禁中脂泽之用，日百千，明年复为两厢，寻又并之，仍号左右厢店宅务”[27]。房租不仅成为官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楼店管理已纳入官府的日常工作。

　　药店：官府设惠民局[28]，出售药品。官设柴场米场：城内外共设共二十一处柴场，若干米场，“量收价钱”[29]。

　　服务行业：设四司六局，主要从事是宴会、礼仪等一条龙服务。性质是官府支持的服务性行业[30]。这些经营性业务，每年的收入应当相当可观。

　　（二）官府、皇室采购的市场化行为

　　皇室需求逐渐从“供给制”转向市场采购制。白居易《卖炭翁》诗常常被人们用做抨击宦官强买强卖非市场行为的最直接史料，但其中透露的皇室采购逐渐市场化的信息也已引起学者的重视，这是官府采购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初期还不规范，成为唐后期宦官跋扈的副产品。在相对封闭的坊市制体制下，担任“宫市”任务的宦官还只能到东西两市的固定市场或“要闹坊曲”内去选购所需物品，因巧取豪夺，受到猛烈抨击。白居易的《卖炭翁》向来作为抨击宦官的经典诗作，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实际上是官府（包括大内）采购走向市场过程中的问题，其中既有体制转换中的问题，也有人为因素[31]。北宋东京大内的市场采购行为已经成为常规。宫城正门宣德门外，原来市场繁盛，主要做上朝官员的生意，后宋徽宗禁止，市场又转到宫城东门为东华门。由于大内各部门需各自采购时鲜果品菜蔬、金宝珍玩及日用品，以至东华门外形成了专门做大内生意的市场[32]。南宋临安城内的摊商已经把生意做到百官上朝待班的和宁门外的官廊，甚至挤得上朝官吏无处立足。据《梦粱录》记载，和宁门外有专做大内生意的早市，“市井最盛”，凡珍味时新，“诸阁分、贵官争进，增价酬值，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33]。

　　2 、人口社会成分的变化

　　人口社会成分，包括职业结构和比例，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都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人口结构和比例的变化

　　与唐长安相比，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都城内外人口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增长最多的是从事工商业、服务及娱乐性行业的人口。除了为皇室官僚贵族和一般百姓服务的从业者大量增加，驻京军队数量庞大，是宋代都城人口结构的特点，而为之服务的人口，如：运输、建筑、娱乐、餐饮、服务、商业等也相应增加，临安城外的瓦肆不少都是坐落在军营附近。常住人口中，从事工商业服务业者比例加大；人口结构中，外来人口比例逐渐增加，流动人口比例逐渐增加，以城为中心从事各类供应及服务性经营的城外居民比例增加。在增加的工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有很大比例。《东京梦华录》谈到东京“民俗”时说“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34]”工商业人口本身结构也发生变化，私营手工业者增加，餐饮服务娱乐行业人员增加，商人群体中的日用品批发和经销商增加，租赁业业主增加。

　　（二）市井之徒的变化

　　唐长安城内有一批纨绔子弟，炫耀势力和财富，流连于繁华场所，呼朋唤友，招摇过市。唐中期以后，有市井之徒，斗鸡走狗，无事生非，被称为“坊市恶少”、“闲子”、“侠少年”、“不肖子”等，主要是一些商贾、膏粱、军将子弟[35]。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宋都城内，逐渐形成了一批城市无赖群体，主要由城市贫民和外来人口中的不良分子组成，靠“吃”城市生活。他们又可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经营”群体，主要采取控制或霸占市场，强充经纪人，通过欺行霸市等手段垄断商品进城通道，或组成诈骗团伙从事诈骗活动。也有离职的资深胥吏，勾结官府，上下其手。还有一类是依赖城市社会救济，成为城市的寄生阶层。宋朝官府对权贵子弟的约束是有严格规定，如高衙内之徒，更有可能是在边缘化的洛阳或长安炫耀张扬，在天子脚下的京城则比较谨慎。

　　3、城市社会流动性增强

　　这里所说的流动，包括显形流动——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的增加，外来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即空间流动的变化：隐性流动——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明显增加。后周世宗定都汴州，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京城及京郊周围，加剧了人口与空间的矛盾。南宋临安外城展扩的余地有限，外来和流动人口分布在以都城为中心的近郊，密度加大，周边十五个赤县是因都城的需要而设置的，其经济活动也是以都城为中心的。

　　4、市场商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都城商品市场中的日用品比重增加，粮食、蔬菜、肉类、水产品、日用百货（手工业品）成为商品交易的大宗，由此形成了以水陆运输为主、环绕都城的大规模的批发市场。周边形成的市镇也是以都城为中心，日用品转运、批发、零售的集散地。皇室、贵族和官僚群体成为日用品消费的大户，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促使了日用品消费市场的扩大[36]。

　　5、城市市场的新经济因素

　　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新因素逐渐成长，如交易中的契约制：马牛等牲畜交易，实行三天内有病可解约，类似三包；经纪人代理制；价格听证会制度：召集各行行头做价，统一同行价格[37]；专卖店与字号：唐朝主要都市已经有专卖店和实行名号店方式，宋朝就更加普遍了；赊卖：作坊先提供零售商产品，一段时间后结帐。虽然很多都是宋朝的材料，但有些规定很可能唐朝已经有了，宋朝继续沿用，包括相关的法律条文。这些规定和现象，表明城市商业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6、城市各功能区结构和比重的变化

　　城市空间功能区包括：行政区、居民区、商业区、市政公共区、公共文化娱乐区等。

　　唐长安，宫城与皇城占全城总面积的约八分之一，其中皇城是中央官署区。北宋东京，宫城经太祖扩建后，周回五里；里城周回20里（属于官署、民居、商用混合区），新筑外城周回50里左右。东京的区划，集中行政区明显缩小，商业区与居民区、行政区混杂，集中的或分散的商业区的扩张是最显著的。南宋临安城，外城之中各级官署与民居和商铺混杂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百官待班上朝都被商贩挤得无处立足。

　　对城市无形变化的探讨，实际上是可以无限延伸，如：城市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变化，城市各阶层和不同群体地位的变化，城市人口收入结构变化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城市商人集团的成长，等等。

　　都城对应于社会变革，具有导向和滞后的双重性，即：有顺应时势、引领潮流的导向性，又有囿于陈规、非市场因素干扰过多的滞后性。以唐宋都城为中心，探讨城市经济社会空间变化，其滞后表现我们还可以看到：官府经济职能转化过程中权力背景的介入，造成市场竞争中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都城或中心城市尤为显著；城市工商业发展潜在的不可持续性因素，昭示传统大都市发展无法突破极限；城乡交流中的单向倾斜问题；城市管理面临的新问题；等等。那么，商品经济如何作用于唐宋城市经济社会，如何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包括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这是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

　　本文对所涉及的问题没有竭泽而渔，更多的是蜻蜓点水，也无法涵盖所有相关问题，而是希望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探讨话题，具有可持续讨论的价值和意义[38]。

注释：

[1] 关于都城平面空间的拓展，可参见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 ——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关于都城立体空间的拓展可参见宁欣作：《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据史载，宋太祖修城考虑到防御需要，城墙有曲折，形似“卧牛”，被称为“卧牛城”，后重修时取直。

[2]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也有个别官署和接待处设在外城，如国子监在外郭城务本坊；鸿胪寺下属礼会院在长兴坊等。

[4]皇城内8坊以及街东又析分出两坊不在内。

[5]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佑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626页。

[6]参见吴宏歧：《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145-159页。

[7]这里指中央区域。此外还有次一级都制，如三都（太原为北都）、五都制。

[8]如高宗、武则天，主要在洛阳理政；唐末朱温逼迫昭宗迁都洛阳。

[9]同上。

[10]关于洛阳内外城布局，请参见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载《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

[11] 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1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队所绘：《唐洛阳东都坊临复原示意图》，载《考古》1９７８年第６期。

[13]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1508册，第18页。

[14]《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丛书集成初编》，第0832册第32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二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251-252页；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参见陈振：《宋史》第三章第二节“城乡分治和城乡新户籍制度的产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17]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所引起的话题兼论都市流动人口》。

[18]《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0832册。

[19]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

[20] 最高估计已达一百八十万，最低估计约为40万，但普遍接受的是一百万左右。最高估测数达180万，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最低是40万，见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９９1年第2期。我的估测见：《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1] 关于北宋东京人口数量的讨论及估计，请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辽金宋元时期》第十三章《城市人口》第一节《北宋东京人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松弟先生认为“北宋东京最盛时有13. 7万户、150万人左右”（第574页），或再稍多一点。

[22]同上书，第二节《南宋临安人口》。吴松弟先生认为“咸淳年间临安城内外约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其中，城内八九十万人，城外四五十万人”（第583页）。

[23]见陈振：《宋史》第三章第二节“城乡分治和城乡新户籍制度的产生”和第十五章第一节“精简机构  城市制度的变化”。

[24]宋代都城驻军数量大为增加（北宋2都城驻军数十万），在研究都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时要注意。南宋临安很多瓦子在城外，在军营附近。说明驻军营地也是各类人口聚集地区。

[25]唐官府各机构经营高利贷，主要目的是解决一部分办公经费，“捉钱品子”类似一种资课，或职役，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身份。

[26]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塌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1167页。

[28]《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

[29] 《梦粱录》卷一八《恩霈军民》。

[30] 《梦粱录》卷一九《四司六局筵㑹假赁》。

[31] 参见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2]《东京梦华录》有详细描述，见后文。

[33] 卷八《大内》，

[34]《东京梦华录注》卷五，第131页。

[35] 参见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唐史论丛》7，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198-214。

[36] 参见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 ——兼论都市流动人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述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37] 所以市价又称行市，我们现在常说的行情、行市就是与此有关。

[38]初稿成于2006年1月9日，2006年4月19日完成修改稿。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第96-102页。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第96—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