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侑卮”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器的历史价值—— 兼与王先胜先生商榷
王先胜的《再说仰韶文化尖底瓶非“侑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2日，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对笔者的《小口双耳尖底瓶应为“侑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30日）一文提出异议。王文虽然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但认为所有仰韶文化尖底瓶均与“侑卮”无关。笔者认为，王文尚不能从根本上推翻笔者对“侑卮”与“仰韶文化尖底瓶”关系的论述。
“仰韶文化尖底瓶”应分类辨析
王文在论述“小口双耳尖底瓶非‘侑卮’”过程中出现了几个误区。
（1）王文所举半坡出土尖底瓶“基本上是一墓（人）一件”， 不能成为小口双耳对称居中尖底瓶不可能是“侑卮”的逻辑论据，反而应是“侑卮”的正相关论据。因为，帝王、君主对“侑卮”只需一件。（2）王文将仰韶文化所有类型的尖底瓶混淆在一起论述，勾勒出一个尖底瓶发展、演变过程。笔者认为，这一演变过程是不存在的。“尖底瓶从无耳变有耳再变无耳，也是‘侑卮’说的障碍”的论断不能成立。（3）王文用庙底沟出土的无耳尖底瓶不能产生“侑卮”所独有的物理现象，来证明所有尖底瓶都“不可能是‘侑卮’”，出现了概念混淆的论证误区。应对不同形制尖底瓶区分其性质及用途，不可一概而论。（4）王文认为，“原始人的生活和思想也不可能精细到需要‘侑卮’”，但彩陶文物证明，先人的思想和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精细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幸在陈嘉庚墓后的“博物观”上看到赫然列于中国古代最重要礼器之首的“枣核状双耳（耳中带横撑）居中对称尖底瓶”。据史载，“博物观”上所列古代中国重大礼器，均为陈先生生前选定。他将这种尖底瓶列入中国重大礼器之首，一定有他的依据。因此，笔者赞同王文中“尖底瓶应该是一种礼器”；但为什么“侑卮”同“谤木”、“汤盘铭”等用于“劝戒”、“警戒”帝王和君主的器物，均未被列入“三通”、“十通”及“礼器”图籍，值得进一步研究。
“侑卮”以外的其他类型尖底瓶，应予明确辨析：（1）“葬器”类。这类尖底瓶直径一般大于其他尖底瓶数倍，但在烧造前已分成主体和盖体，更准确的名称应为“尖底缸”、“陶棺”、“瓦棺”。（2）王文所言“那种可装水100斤左右的大型尖底瓶”显然不是用于汲水浇灌作物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王文推测其为葬人或远途运水则不然。笔者认为，所有大中型无耳尖底瓶的主要用途应是储藏器。这是先人解决“恒温保质”问题的一大发明，陶瓶的“尖底”正是为了便于在沙土中插入和拔出的一种创意设计。至于中小型的无耳尖底瓶，不排除作为“祭器”使用。双耳位于一侧或在下部者也不少，兹不赘述。
仰韶文化彩陶器的文明史价值
将论题仅仅局限于确认“侑卮”这一历史文物，并不是笔者的全部意愿。笔者还希望以确认“侑卮”为契机，唤起学界对已出土的以“侑卮”为代表的巨量仰韶文化彩陶器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
从目前已出土的近十万件仰韶文化彩陶器看，其生成时间纵跨公元前7500±200年至前2500±200年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器形和图案均达数百种之多。而公元前7500年至前5000年，正是“史前”时期，即《史记》所记载的“黄帝”以前的历史时期。由于大批仰韶文化彩陶器及伴生文物的出现，这一观念应当改变，要让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建立“仰韶文化彩陶学”，可先进行以下研究。
（1）中华民族“史前”融合史研究。目前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在地理范围上已超过10个省市，文化层面上的中华大家庭的雏形赫然在目。因此，应结合仰韶文化出土文物，重新审视“史前”、“神话”的记载，及时展开“黄帝及前黄帝历史研究”。
（2）中华“史前”文化史研究。大地湾和马家窑类型彩陶器上发现有大量刻划符号。毫无疑问，这是甲骨文以前的中国雏形性文字。彩陶上还出现了众多文化含义明晰的典型图案。如蛙、龟、蛇、鱼、鸟等，带有典型的母系氏族图腾标志，对研究母系社会氏族观念和社会形态，意义极大；彩图中还有典型的几何图案，如“龟藏易”先天卦图、云雷图、花图、风图、水纹图、鱼网图、飞鸟图等，它们是“归（龟）藏易”时代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表达最权威的原始文物证据，对进一步研究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原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均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史料作用；还有一部分彩陶及其纹饰，与同时代的中亚乃至西亚苏美尔彩陶有极大的类似性与接近性。因此这些彩陶又是研究“史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物证。
（3）彩陶中的科学技术研究。若没有几何学、物理学、数学、土壤学、焙烧学等多学科经验性、技术性知识，彩陶实难发明创造，需要深入研究归纳。
（4）绘画艺术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史上，不能没有这些彩陶绘画艺术的位置，但目前许多绘画史著尚付阙如。
（5）灾变社会学研究。仰韶彩陶光彩夺目，而夏商及以后的陶器却色彩相对黯淡。其艺术水平的差等，非一级两级可计。是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使“史前”文明发展在颛顼到夏禹这一时期断裂了？这种灾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何警示价值？
仰韶文化彩陶器给我们带来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应将之列为“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项目，以扎实的新成果，揭开中华“史前”文明史迷雾。
（作者单位：中州学刊杂志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第4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