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侑卮”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器的历史价值—— 兼与王先胜先生商榷

  


  
  王先胜的《再说仰韶文化尖底瓶非“侑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2日,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对笔者的《小口双耳尖底瓶应为“侑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30日)一文提出异议。王文虽然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但认为所有仰韶文化尖底瓶均与“侑卮”无关。笔者认为,王文尚不能从根本上推翻笔者对“侑卮”与“仰韶文化尖底瓶”关系的论述。

  “仰韶文化尖底瓶”应分类辨析

  王文在论述“小口双耳尖底瓶非‘侑卮’”过程中出现了几个误区。

  (1)王文所举半坡出土尖底瓶“基本上是一墓(人)一件”, 不能成为小口双耳对称居中尖底瓶不可能是“侑卮”的逻辑论据,反而应是“侑卮”的正相关论据。因为,帝王、君主对“侑卮”只需一件。(2)王文将仰韶文化所有类型的尖底瓶混淆在一起论述,勾勒出一个尖底瓶发展、演变过程。笔者认为,这一演变过程是不存在的。“尖底瓶从无耳变有耳再变无耳,也是‘侑卮’说的障碍”的论断不能成立。(3)王文用庙底沟出土的无耳尖底瓶不能产生“侑卮”所独有的物理现象,来证明所有尖底瓶都“不可能是‘侑卮’”,出现了概念混淆的论证误区。应对不同形制尖底瓶区分其性质及用途,不可一概而论。(4)王文认为,“原始人的生活和思想也不可能精细到需要‘侑卮’”,但彩陶文物证明,先人的思想和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精细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幸在陈嘉庚墓后的“博物观”上看到赫然列于中国古代最重要礼器之首的“枣核状双耳(耳中带横撑)居中对称尖底瓶”。据史载,“博物观”上所列古代中国重大礼器,均为陈先生生前选定。他将这种尖底瓶列入中国重大礼器之首,一定有他的依据。因此,笔者赞同王文中“尖底瓶应该是一种礼器”;但为什么“侑卮”同“谤木”、“汤盘铭”等用于“劝戒”、“警戒”帝王和君主的器物,均未被列入“三通”、“十通”及“礼器”图籍,值得进一步研究。

  “侑卮”以外的其他类型尖底瓶,应予明确辨析:(1)“葬器”类。这类尖底瓶直径一般大于其他尖底瓶数倍,但在烧造前已分成主体和盖体,更准确的名称应为“尖底缸”、“陶棺”、“瓦棺”。(2)王文所言“那种可装水100斤左右的大型尖底瓶”显然不是用于汲水浇灌作物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王文推测其为葬人或远途运水则不然。笔者认为,所有大中型无耳尖底瓶的主要用途应是储藏器。这是先人解决“恒温保质”问题的一大发明,陶瓶的“尖底”正是为了便于在沙土中插入和拔出的一种创意设计。至于中小型的无耳尖底瓶,不排除作为“祭器”使用。双耳位于一侧或在下部者也不少,兹不赘述。

  仰韶文化彩陶器的文明史价值

  将论题仅仅局限于确认“侑卮”这一历史文物,并不是笔者的全部意愿。笔者还希望以确认“侑卮”为契机,唤起学界对已出土的以“侑卮”为代表的巨量仰韶文化彩陶器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

  从目前已出土的近十万件仰韶文化彩陶器看,其生成时间纵跨公元前7500±200年至前2500±200年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器形和图案均达数百种之多。而公元前7500年至前5000年,正是“史前”时期,即《史记》所记载的“黄帝”以前的历史时期。由于大批仰韶文化彩陶器及伴生文物的出现,这一观念应当改变,要让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建立“仰韶文化彩陶学”,可先进行以下研究。

  (1)中华民族“史前”融合史研究。目前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在地理范围上已超过10个省市,文化层面上的中华大家庭的雏形赫然在目。因此,应结合仰韶文化出土文物,重新审视“史前”、“神话”的记载,及时展开“黄帝及前黄帝历史研究”。

  (2)中华“史前”文化史研究。大地湾和马家窑类型彩陶器上发现有大量刻划符号。毫无疑问,这是甲骨文以前的中国雏形性文字。彩陶上还出现了众多文化含义明晰的典型图案。如蛙、龟、蛇、鱼、鸟等,带有典型的母系氏族图腾标志,对研究母系社会氏族观念和社会形态,意义极大;彩图中还有典型的几何图案,如“龟藏易”先天卦图、云雷图、花图、风图、水纹图、鱼网图、飞鸟图等,它们是“归(龟)藏易”时代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表达最权威的原始文物证据,对进一步研究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原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均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史料作用;还有一部分彩陶及其纹饰,与同时代的中亚乃至西亚苏美尔彩陶有极大的类似性与接近性。因此这些彩陶又是研究“史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物证。

  (3)彩陶中的科学技术研究。若没有几何学、物理学、数学、土壤学、焙烧学等多学科经验性、技术性知识,彩陶实难发明创造,需要深入研究归纳。

  (4)绘画艺术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史上,不能没有这些彩陶绘画艺术的位置,但目前许多绘画史著尚付阙如。

  (5)灾变社会学研究。仰韶彩陶光彩夺目,而夏商及以后的陶器却色彩相对黯淡。其艺术水平的差等,非一级两级可计。是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使“史前”文明发展在颛顼到夏禹这一时期断裂了?这种灾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何警示价值?

  仰韶文化彩陶器给我们带来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应将之列为“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项目,以扎实的新成果,揭开中华“史前”文明史迷雾。

  (作者单位:中州学刊杂志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第4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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