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杂谈

 这是作者在2011年第二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报告的整理稿。《中国农史》2013年第1期全文刊载。发表时题目改为《“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并由编辑部作了某些技术性处理。此为原稿。——作者2013年3月10日 

农业遗产的研究方法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之一，论坛组织者让我讲一讲。这个问题我也是在学习和思考中。

我在上一届论坛曾经说过：“指个人或家族的祖先遗留的财产”的“遗产”概念古已有之；“指社会世代积累和传承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概念则是近代才有的。[1]文化遗产和人类历史是两个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和领域。今日以前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但人类活动的记录和创造物只有遗存至今的才能称为“遗产”。“遗产”可以表现为已经定格的“固态”物（文献、文物等），也可以表现为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发展的“活态”物（技艺、习俗等）。已逝无痕的历史不能成为“遗产”，但它也可能以人们无法觉察的形式融其“魂魄”于“遗产”之中。仍然活生生存在的“遗产”不能算作“历史”，但它与“历史”血肉相连，可以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并且最终转化为历史。由于两者密切相关，它们的研究方法是相通或相须的。中国的农史学科，就是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的，它的研究理路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精神。

下面，仅就“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的关系谈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参考。

一、什么是“古今中外法”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其中谈到：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2]

这里的关键词是“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应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解。

“古今”，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意义上的“往古”和“当今”（也可以扩大一点理解为古代和近现代），要求立足当今研究往古。第二层意思是过程意义上的、以所研究事物的时点为坐标的“既往”（古）和“当前”（今）。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古”中有“今”（今之源、今之胚），“今”中也有“古”（古之延，古之遗）。参见示意图一

 

图一 “古”和“今”的关系

 

“中外”，第一层意思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和外国”，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第二层意思是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己方”是作为研究中心的事物或问题，故可称为“中”。“彼方”亦包含两种情况：或者是与“己方”构成对立统一体的另一方（即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或者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对于“己方”来说，两者均可称为“外”，均表现为空间上的横向联系，但联系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彼方”是单一的，“己方”和“彼方”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样相互依存。在第二种情况下，“彼方”不是单一的，“己方”和“彼方”的联系是辐射式的。由于事物的可分性和关联的普遍性，“中”中有“外”，“外”中也有“中”[3]。参看示意图二。

图二：共居于同一系统中的“己”和“彼”的关系

 

“中外”和“古今”相互结合，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任何事物或系统都表现为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在事物或系统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中，以及在其与外部事物或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向前发展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系观、整体观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把世界及其包含的万事万物视为前后相续的过程和普遍联系的系统，要求人们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研究事物在普遍联系系统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

毛泽东同志不但提出了“古今中外法”，而且把“古今中外法”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联系起来。

毛泽东同志反对割断历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他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实际包括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因此，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继承。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就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又提出“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任务，并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口号。这种思想与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是对立的，也是“五四”以来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论及批判地吸收优秀文艺遗产时，再一次提到“古今中外法”，并别开生面地比喻为：“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5]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6]的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包含了古今相通、中外相须的思想（不然的话，何以能够“为用”），同时更加突出了 “古今中外法” 运用中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取向，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它要求我们从中国当今的实际需要出发有批判、有选择地整理和吸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由此可见，“古今中外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大法，也是整理和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大法[7]。

二、“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提出和实践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精神

“农业遗产”的概念[8]最早出现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早在1955年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1955年4月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和随后成立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作为与生产事业直接联系的文化遗产，农业遗产受到重视是相当早的[9]。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主持座谈会的是中央农业部，农业遗产研究室也设立在农业部系统。这表明党和国家领导者认为，发展新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对中国农业传统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在那以后，尽管有不少波折和干扰，继承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的必要性一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突显出来。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2002年，联合国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有这些表明，“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任务的提出是高瞻远瞩，很有战略眼光的。

“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毛泽东出身农家，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做过《补农书》的课堂笔记[10]。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非常关心农业生产，注意总结农民的实践经验，有过不少论述。农业遗产座谈会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掀起的形势下，毛泽东更多地关注农业发展的问题。1955年下半年，他在和各地省委书记商议后，提出了“十七条”意见，它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基础。“十七条”把“推广先进经验”作为发展农业整体规划中的“增产的条件”突出地提出来，“四十条”又把它具体化了[11]。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也是文化。”[12]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谈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表示：“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13]精耕细作正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的概括。可见，“十七条”和“四十条”所讲的“先进经验”是指农民世代相传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创新的技术经验，它与“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在重视总结农民实践经验的同时，提倡领导干部“摸农业技术的底”，包括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本人也率先垂范，例如他研读威廉斯土壤学等科学著作，推崇他关于农林牧相互依存、平衡发展的理论。1958年，毛泽东把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14]。正如刘瑞龙同志指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同志把农业科学技术和群众经验结合起来概括而成的[15]，其中就包含了对我国农业遗产精华的总结。[16]

新中国的农史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研究理路。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取向。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因此，它“要同农业生产实际结合起来”[17]，这在老一辈农史工作者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刘瑞龙同志指示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明确规定“编写原则是古为今用”，总结农业技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表彰其优良传统，“为今天发展农业建设寻找历史的渊源”，“供从事农业实践者参考”，“纠正在农学上‘言必称西洋，死不谈中国’的偏向”[18]。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区种法、韭菜籽的新陈鉴别等）进行检验，这也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农史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一讨论，他们通过中外古今农业发展的对比，指出西方石油农业的弊端和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现代价值，论证了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二十世纪晚期以来，全球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显。不少农史工作者致力于发掘传统农业的生态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新旧世纪之交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实践的总结。最近，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活态农业遗产的保护又成为农史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凡此种种，表明农史学科发展的主流始终没有离开“古为今用”的原则。刘瑞龙同志在临终前的文稿中说：“农史科学研究的总题目是如何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正是农史研究“古为今用”原则的具体化。“古为今用”不但是农史研究的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是农史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固态”遗产研究和“活态”遗产研究并举和相互结合。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农业遗产的整理的重点是古农书整理校注和传统文献中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但同时也重视仍然“活”在农民实践中的传统经验的调查总结。例如，万国鼎先生就讲过：“我们现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一方面固然必须充分掌握古农书和其他书籍上的有关资料（有时还须兼及考古学上的发现），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19]他们提倡“整理农业文献必须是同到农民中间进行采访配合起来进行，而且是应以后者为主”[20]。陈恒力、王达的《补农书研究》，就是整理农书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成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农谚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资料来源和研究领域空前拓展，重要的进展是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比较系统和比较广泛地进入了农史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吕平同志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农业考现学”的概念，主张在农业史研究中系统地发掘和利用仍然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活”的遗产。这样，就形成了农业遗产研究中文献与文物、“固态”与“活态”相结合的格局。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法”所要求的。

三、逆向考察和以今证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路径的一大特点

“古今中外法”提纲挈领、以简御繁，是高度概括的。原理、原则就是那么几条，关键是运用。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所以我觉得与其干巴巴的背书，不如通过一些实例谈谈切身的体会。

“古今中外法”的古今关系，上文用“相续相涵，互补互证”来概括它。既然古今“相续相涵”，我们研究事物或问题就不可胶着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段，而应该瞻前顾后、溯源辨流。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对事物源流的考察，以至追求“通古代之变”的境界。这无需多说。

古今“互补互证”指历史研究中顺向考察、识古观今和逆向考察、以今证古的结合。我认为古今“互补互证”，尤其是逆向考察和以今证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路径的一大特点，与农业遗产研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上大学的时候，教考古学的是梁钊韬先生，他主张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的材料研究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和黄崇岳（他是梁先生考古学的研究生，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卢勋（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合作，按照这种思路研究原始经济和原始农业形态。三种材料各有优点和局限，结合起来，相互发明，就不是简单的1+1+1=3。这里的关键是把民族学材料引入史的研究。它不但是当代活生生存在的事物，并往往有把文献记载（“文证”）、考古文物（“物证”）这些“死”材料变“活”的神奇功效，所以我把它称为“活证”。我从“文证”“物证”和“活证”的相互参证中，颇得左右逢源、时有创获之乐。把各种材料杂揉在一起，似乎是东拉西扯，难怪有人说我是“杂家”。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讲的古今中外法，但知道马克思关于“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论断，知道恩格斯把民族学材料称为“社会化石”。我坚信只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民族学资料入史，“以今证古”，是历史研究的一条康庄大道[21]。我曾计划把这种方法拓展到对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及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研究。由于后来承担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工作和转入农业史研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至今引以为憾。应该承认，我的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素养很不够，改革开放后急于追回耽误的时间，出了一些“急就章”，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我认定这种“三结合”的研究理路是科学的、可行的，也是有成效的。正因为在学术研究上有这样一段经历，九十年代吕平同志提出“考现学”时，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正因为这样，本世纪初读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时，眼睛一亮，产生“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几年，用它来思考学科发展和个人研究，就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可以作为研究历史参证的“活”材料，不止是民族学材料，它包括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与传统有关的一切事物。现在不少农史界的同仁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调查，在研究利用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资料和方法，做得比我好多了。研究历史不应与现实生活隔绝，我不赞成研究学术要躲进“象牙塔”去的提法。现实不但为我们提出需要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而且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线索、思路和灵感。我曾经到滇西民族地区调查，对我的研究好处多多。当然，我的调查工作还很不够。现在年纪大了，难以进行这种调查，但眼睛向下，多接触一点实际总是有好处的。我可以举出一个近期的例子。2003年，无锡吴文化公园邀请我参加在该园举办的关于传统水车的学术研讨会，我原来不打算去，因为手头事多，对水车又没有专门研究，在游修龄先生的敦促下硬着头皮出席了。现在回过头看，收获蛮多，我应该感谢吴文化公园和游修龄先生。因为这次会议不但增进了我对传统水车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欲望，而且使我获得一些在书斋中难以获得的新鲜知识。如果不是参加了这次会议，我绝对写不出《水车的起源和发展丛谈》这篇长文。该文有些观点直接得自这次会议的启发。例如会议复原了牛转翻车的车盘，使我对牛转翻车有了真切的了解。我注意到，会议复原的牛转翻车和南宋《柳荫云碓图》、明代《天工开物》的牛转翻车图像一致，王祯《农书》有关牛转翻车的图像和描述却与此不同，不由得对王祯《农书》此则记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又如我在会议上看到《吴地农具》，认为翻车是从戽斗戽水发展而来的，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从收集的材料中发现，古代称翻车为“戽车”、“车戽”相当普遍，观感为之一变，并从而对翻车起源提出不同于流行观点的构想。这些质疑和构想是否能够成立，有待检验，但它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研究的深入总有好处吧。这只是参加了一次靠近基层的会议的结果，如果能够进行系统的考察调查，收获一定更多。总之，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现实生活中到处有宝藏，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和开采。

因此，我主张在农业遗产研究中文献文物、固态活态兼顾和结合。这不但是研究资料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我在《农史学科的发展和“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一文中已有论述[22]。

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的农业遗产保护，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是落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的利用，与以往的农业遗产研究既是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和新特点。这是摆在农史研究者面前的新课题、新机遇、新挑战。这些遗产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总结和继承既往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有所创新。继承与创新结合，才能使这些遗产保持长久的活力，才真正符合古今融通、古为今用的精神。要完成这一任务，农史研究者单打一是不行的，需要和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在这方面，上世纪中叶一些农业科技工作者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检验和总结传统技术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古今结合的考虑，农业遗产研究室和其他农史研究单位都设置在农业科研或教学单位。当时，有不少研究现实问题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包括一些顶尖专家和领军人物，被吸引到农史研究中来，或者对农史研究给予高度的关注。农史研究队伍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今天，活态农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势下，农史研究者和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者的合作更形必要。这种合作的形成，除了研究者的自觉以外，往往需要政府部门的倡导和组织。我觉得，这是该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四、系统中的“己彼”的相抗相依——以“沟浍堙，水利作”为例

“古今中外法”的“中外”，包括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外国和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彼方。地域意义上的中外关系，也可以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比较研究，二是互动研究。前者关键是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后者把它们置于同一系统中考察其相关性，与“己佊”关系有相类处。这种“中外”关系，其实也可以应用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中外比较研究很重要，但我所知甚少，不便置喙。这里只谈“己方”和“彼方”的关系。“己彼”关系是同一系统或同一对立统一体中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试图用“相抗相依”来概括它，其实还未能完全反映其丰富多彩的内涵。

我上大学时，胡守为老师给我们讲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苏东坡主张读一本书不应囫囵吞枣地一次过，而要按照不同的主题多次深入地通读，每次集中精力探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多次读下来，“参伍错综”，对全书的理解就比较全面和透切，可以经得起各方面的考问，即使“八面受敌”，也能“沛然应之”[23]。毛泽东同志“伸其意而用之”。他在谈到分析与综合时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这是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构成的系统，先逐个分析，再综合研究。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方面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主要研究其中的某一方面，它和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就构成己方和彼方的关系。

科学史研究有所谓“内史”和“外史”之分。据说有些学者认为科学史主要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机制和演进逻辑，不必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内外史之争”。近年SSK学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比较流行，又有人据此主张“消解”“内史”“外史”的区分。这个问题我看也可以用“古今中外法”中的己方彼方的的关系来分析和理解。世间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不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孤立地自我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史研究发生从内史转为外史的倾向，表明多数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环境诸因素影响和制约之外。当然也不应否定科学史有其自身的发展机制和演进逻辑。在研究中，有人着重学科内容自身的发展，有人着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学科的影响，并分别把它们称为“内史”和“外史”，这亦无不可，只是不要孤立地予以考察，更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如果把这种“内史”“外史”定位为己方和彼方的关系，也就不一定非要“消解”它们不可了。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在这里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科学史界的“内外史之争” 在农史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农学史的发展比之天文学史、数学史等更加直接依赖于生产实践，而农业生产实践受自然和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制约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水利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对战国秦汉水利的某些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和思考，发现水利并非脱离自然和社会孤立存在的，不能就水利而谈水利。

例如，古人说：“井田废，沟浍堙，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24]讲的是上古黄河流域水土整治演进的大势。我们现在说的“水利”，包括灌溉、治水和航运，但在古人的语境里，“水利”只是指农田灌溉，不包括防洪排涝，而黄河流域的农田灌溉大体上是战国时代才兴起的，在这以前，黄河流域水土整治的重点是防洪排涝。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把“水利”的发展放在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的整体中进行考察。

原始社会后期，当黄河流域先民从高地迁移到低平地区发展时，面对的是遍地的沮洳和流潦，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洪涝而不是干旱。为了把洼地改造成农田，需要修建农田沟洫，造成长垄式的畎亩农田。修建农田沟洫是当时水土整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既要疏通河道，“决九川距四海”，又要修建农田沟洫，“浚畎浍距川”[25]。当时的治水防洪体系，是由河川疏导、湖泽蓄泄、沟洫排涝等几个主要环节组成的。除此以外，河流两旁往往要留出足供洪水漫溢的广阔洼地，这些洼地往往是与湖泽连通的。修建农田沟洫体系要依靠集体的协作，承担这种公共职能的需要使得农村公社能够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延续下来，这就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从外观看，是被纵横交错的沟洫划分成井字形的农田；从内核看，是基于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的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所以农田沟洫系统又是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只能是星点式或斑块式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而且沟洫道路又占去了农田区中的大量土地。稍远一点就是可以充作牧场的荒野，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尚多，包括一些洪涝漫溢的洼滩和盐碱化比较严重难以利用的沮洳沼泽。

春秋中期，尤其是战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铁器在黄河流域的逐步普及大大加强了人们开发农田、改造自然的力量。二是人口繁衍、需求增长使拓展农田、突破斑点式开发的格局成为必要和必然。三是经过长时期的整治，农田区中涝洼渍水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沟洫道路大量占地已不复合理。在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规模空前的持续的垦荒热潮掀起来了。这个垦荒潮又和大规模堤防的修建分不开。阻遏洪水的堤防是保障垦荒顺利进行和新垦农田安全的重要前提，而铁器的推广又使修建大规模的堤防成为可能。在这个垦荒潮中，原来的沟洫道路被辟为农田和村落，史称“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26]，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此，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农田，阡陌逐渐代替了原来与沟洫配套的道路。这一来，不但沟洫纵横的井田外观改变了，而且井田制得以延续的基础——组织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亦不复存在，所以，农田沟洫的废弃也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作为以宣导为主的治水体系之一环的农田沟洫体系的废弃，也标志着防洪治水由以疏导为主向以堤防为主转变。

与沟洫井田系统废弃同时发生的，是“水利”的兴起；这里的“水利”是指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渠灌工程[27]。“水利”的兴起与自然景观的变化有关。黄河流域本来就春旱多风，战国以前较多沮的洳和农田沟洫造成的局部小生境在相当程度上使干旱获得缓解；农田沟洫废弃以后，这种作用随之消失，干旱日益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农田灌溉的必要性由此增加。不过，这种必要性是逐步显示出来的，“水利”兴起的最初推动力是扩大农田的需要，即利用渠灌把以前长期荒闲难以利用被称为“千古斥卤”盐碱沼泽地，以及某些易旱的高亢地改造成为高产良田。李令福先生曾撰文指出，郑国渠、漳水渠、河东渠、龙骨渠都是淤灌造田，而非通常讲的灌溉，很有价值和启发意义，虽然有些话说过头了[28]。战国秦汉的淤灌确实并不完全是通常理解的农田灌溉，而是当时垦荒造田运动的一部分。“水利”的兴起还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一是铁器的推广，二是要有集权式政府。以前的农田沟洫分散在各个贵族的领地，靠农村公社集体劳动就能修建起来。大型渠系工程跨越广大的区域，没有有一个能够动员和集中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政府，显然是修建不起来的。战国秦汉的大型渠系工程，毫无例外是集权式政府主持完成的。豪强地主参与水利事业，主要是西汉中后期中小型陂塘水利发展起来以后的事。

总之，战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田沟洫的废弃、井田制的破坏、大规模渠灌工程的兴建、大规模河堤的修筑，治水防洪重点的转移，中央集权体制之代替贵族分权的体制，等等，是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的，而启动这些变化最基础的因素是铁器和使用和垦荒潮的出现。

上面对战国秦汉水利发展的分析只是一己之见，容有不够确切或不够全面之处，但不能就水利谈水利，而要考察与之相关的自然、社会因素，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研究其他问题亦然。

陈支平先生把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孤立式研究，称之为“老鼠打洞”[29]，这个比喻颇为生动，可为研究者戒。

 

五、从农业生产中的“己彼”关系看自然生产力——以战国秦汉的淤田为例

 

上文谈到，“己彼”关系中的“彼方”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的相关事物，已如上述；另一种是与“己方”构成对立统一体的另一方，现以农业生产为例谈现以农业生产为例谈我的认识。

我们知道，农业是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社会再生产构成农业生产中的己方，则自然再生产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彼方，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农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结合，因此农业史不但要研究社会生产力，而且要研究自然生产力。对于后者，我们以前注意不够。近来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的自然生产力，不是指自然界自在形态的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能力，而是指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并与其他社会因素协同而产生积极成果的自然力。现以战国秦汉的淤灌为例作些分析。

通过大型渠系利用黄河水系富含有机物的浑水灌淤造田，这里面包含和体现了自然生产力。但淤灌有一个从利用自然填淤的荒地到人工导引浑水淤灌的发展过程。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和其他河流，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那些原供洪水漫溢的洼泽荒滩，被洪水带来的大量富含有机质的泥沙长期淤垫成陆，人们在建造了防遏洪水的河堤以后，就可以把它们辟为耕地。对这些洪水淤垫的荒滩的利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大禹治水主要疏通了黄河中游的河道，下游难以把它约束在一条河道里，只好任其枝分漫流，所谓“播为九河”。“九河”经过千百年的流淌，许多地方已为泥沙淤塞。大概从春秋中期开始，人们在这基础上逐步把它们垦辟为农田或民居。这在汉代纬书和其他文献中有所反映。这些新垦的滩地，具有很高的天然肥力，这就是所谓“河淤诸侯，亩钟之国”[30]。其实，不止荒滩，原来排涝泄洪的沟洫日久也淤积许多泥沙，开发出来也是肥美的土地。对天然洪涝的水沙资源的利用甚至可以追溯到《夏小正》的“灌荼”和《月令》的“烧薙行水”。人们由此受到启发，认识到黄河泥沙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尝试扩大其利用范围。人工开渠引浑淤灌方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它采取工程手段有计划进行，不同于对天然河淤地的利用，也不同于古埃及利用尼罗河定期泛滥来淤地。这种方法后世继续沿用。

无论天然淤垫的田，或是人工淤灌的田，亩产均达一钟。一钟，据孟康的解释是六斛四斗，据《管子·海王》篇的推算是十石。比一般耕地的正常亩产高出三五倍之多。这可不是简单的数字。当时的高产淤田并非特例，而是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们可以比常田提供多得多的商品粮，这就不能不对整个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古代的商品经济，春秋以前沉寂，战国秦汉突然兴盛起来，整个社会为之熙熙攘攘，令人眩目，而东汉以后又消沉下去，这种现象引发了长久的研讨。在我看来，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偾兴，既有以铁器牛耕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跃进提供的基础，也有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自然生产力的作用，是两者协同作用所促成的。但是这种自然生产力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人工淤灌的田可以更新，其肥力相当程度上能够持续；天然淤垫的田不能更新，其肥力如果比作自然赐予的“红利”，若无有效的后续措施，则有耗尽的一天。东汉以后商品经济的消沉和收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天然肥力“红利”的耗减是否因素之一，是值得研究的。

自然生产力首先是一种自然力，但自在形态的自然力，对于人类无所谓利和害，只有作用于人类社会时，它的利和害才显示出来了。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力，可以是破坏力，也可是生产力，就看人类如何应对和利用它。黄河水系的河流含有大量泥沙，容易决溢，淹没农田民居，这是自然破坏力。人们利用这种水沙资源淤垫成肥田美畴，它就变为自然生产力。后者实现的条件，一要有经验的积累，二要有手段的进步。经过千百年泥沙垫积的天然淤田是自然界的“赐予”，但只是在铁器普及引发的垦荒潮中（还要有堤防的保障）才被广泛利用，由潜在的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自然生产力。人工淤田则是对河流泥沙这种自然资源的自觉利用；如果没有铁器的使用，大型渠道工程不可能修建，河流的泥沙资源也难以大规模利用。这样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为自然生产力的开发利用开辟道路[31]。

自然破坏力可以转化为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如果利用不当，也可以转化为自然破坏力。早在战国时期，齐、魏、赵各在距黄河25里的两岸修筑大堤，堤内的滩地“填淤肥美”，一些老百姓在此垦种，逐渐形成聚落。由战国延及西汉，这种垦殖活动一直相当普遍，官府有时也把河滩地“赋民”耕种。2003年，在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了轰动学术界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据文献所载的汉代聚落，应该农舍毗邻，聚居成里，农田在里落之外的，该聚落的农户庭院却是被农田隔开而各自独立，农田在庭院之外的，这使考古工作者感到惊奇。据考证，这正是老百姓在黄河堤内滩地上开垦逐步形成的聚落[32]。遗址内农户的庭院坐北向南，二进院，主房瓦顶，建筑讲究，布局合理，生活设施齐全，门前有供人畜活动的场地，周围有水沟（或池塘）、树木，再外面是宽阔的农田。看来河滩地的收获不菲，这里的农民过着比汉代一般农户富足的生活。这种富足，在相当程度上是拜“填淤肥美”的自然生产力之赐。但这种富足也隐藏着禍患。因为这是一种缺乏全局观点的盲目垦殖所換来的暂时富足。人们为了保障聚落和耕地的安全，纷纷筑起新的堤岸，使河道变得越来越狭窄，加上上中游地区过度开发，水土流失，泥沙淤塞，形成地上河，导致频繁的水灾，不但对这些新垦滩地聚落，而且对和整个黄河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形成极大威胁。据考证，三杨庄聚落就是被新莽始建国三年的黄河决口所淹没的[33]。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历史的警示。

以上讲的只是一个的实例，涉及自然生产力很小的一个方面。据《吕氏春秋》，农业是天、地、稼、人诸因素构成的整体，其中，天、地、稼是自然的因素，它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以后，都可以形成自然生产力，它们的发展变化、相互关系，以及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余论

所谓“古今中外法”，并非要求我们古今中外历史一把抓，而是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具有宏大的视野和宽阔的思路，避免“老鼠打洞”式的研究。历史是要对一桩一桩事物和过程进行研究的，有些人可以偏于做概括和综合的工作，仍然是要以大多数研究者一桩一桩的研究为基础的[34]。因此，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和《实践论》《矛盾论》中所揭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研究历史的，过去以治断代史为多，入门要读几部该断代的基本史籍。如治秦汉史，先读前四史。这些史籍中，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读这些书，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最为适用。认真读了这些书，对某段历史的断面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研究具体课题时容易联想到相关的因素。历史研究者如果知识局限于一个断代，昩于其前代的源和后世的流，也容易产生“断代情结”，把该断代的某些事物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不过，有了断代的基础，往前和往后延伸并非难事。农业史是专门史，农史研究者无论学历史出身，还是学农学出身，未必有综合性的断代史基础，研究某一课题时比较容易忽略相关的社会和自然诸因素，这是需要警惕的。但农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有其优势，他们一般都具备或多或少农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多数研究者的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断代，这正是一般断代史研究者的不足。例如农业遗产研究室培养的研究生，不但要研习农业科技史，而且有农学和史学的课程。改革开放以来，农遗室培养了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转到别的单位，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干得相当出色。似乎在农遗室并不起眼，到了别的单位倒冒尖出彩了。有人称之为“农遗室现象”，而试图探究其“奥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且会是因人而异，但也带有某种共同的规律性。这恐怕与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不同知识体系的交汇有关。这些学者在农遗室学习和研究期间已经打下较好的知识基础，尤其是文理兼修，掌握了一般历史研究者比较欠缺的农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到了新单位，一般仍然从事历史研究，这种知识结构就会显示出它的某种优势。而为了适应新领域研究的需要，又要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视野也开阔了。这样，新旧两种知识体系相互碰撞和融汇，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识见也就上了新的层次。这和吴于廑先生通过学术的“转弯”，扩大了知识面和视野，颇为相似[35]。当然，这并非一定要改变工作单位。我曾谈到全汉昇先生每出一次国，都跟外籍教授学一门新知识的故事：全汉昇先生并没有改换工作单位，学历史出身的他，经济史照样搞得很地道。所以，关键是自觉地扩大视野，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发挥和扩大自己的优势。

还应该指出，“古今中外法”中的“己”和“彼”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中”（中心）有“外”（外围），有主有次的。毎项研究都有一个中心，努力学习和吸收与课题相关的知识，但不可迷失中心。一个学科也应是这样。农史学科是从研究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发展起来的，这是她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农史学科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并衍生农业社会史、农业文化史、比较农业史等诸多分支学科，这对视野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入大有稗益，有些学者研究的中心可以转到农业史的社会、文化等层面，但作为学科的总体，中心还应该是科技史和生产史，因为这是她特点和优势所在。这也可以用“己彼”关系来理解和定位。诸位以为然否？

我加入农业史研究行列，屈指三十多年了。由于基础不够厚实，由于各种原因耽误了不少时间，深感知识面狭窄，不敷研究之需，又由于工作头绪较多和习惯性的发散式思维，精力不够集中，研究成果很不理想。但我没有停止探索和思考。上面讲的这些就是我探索和思考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算是抛砖引玉吧。这些体会是否有点道理，我对“古今中外法”的理解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