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五、余论

  驯马历史滥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亚洲草原族群的活动,草原民族从猎马开始,逐步发展出养马取得肉乳的生活方式,从而由狩猎民族演变为游牧民族。目前考古所得,只在哈萨克草原发现早期驯化马的痕迹,但笔者以为蒙古草原上的先民亦必曾驯化马匹。只不过在此历史阶段中,草原民养马但不练马,尚未将马用于交通或战争。直至青铜时代,草原人口不断扩展而形成新族群,这些族群因战争和迁徙之需求,才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工具。马政因而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相当于商代早中期的驭使马匹者,应为特殊族群。他们与占据巴比伦的加喜特人同类,属于“游战族群”( nomads)。在加喜特时代,以亚洲草原为中心的马政、贩马贸易,一方面促进了马车的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的流动。

  本文推论,驾马战车起源于哈萨克草原之后,使用马车的技术便随加喜特人进入两河流域。高加索发现有随葬马车的大墓,其位置在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上。基于对马匹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到达两河流域的加喜特族必须不断与驯马的源地联络。与此同时,从驯马的发源地有第二波马车的传播活动向东方展开,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年代颇为接近的鲁查申遗址马车和殷墟马车,才会如此相似,这两者都代表了当时亚洲马车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马车的传播状况。

注释:

【1】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 1988年第1期;郑若癸:《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 1995年第3期;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    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9-247页;林梅村:《古道西风》,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76页;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2年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3-486页。

【2】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時代の马车》,《东方学报》1959年03月(通号29),第15 5—284页;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0-384页。

【3】Stuart Piggot,“S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in China,”Antiquity, XLVIII, 1974, pp.    16-24;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第49-88页;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4】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 1998年第6期;许宏、赵海涛、陈国梁: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第239- 247页。

【5】此说法见于《太平御览》、《周易》、《汉书》等。

【6】此说法见于《左传》、《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等。关于文献中记载的轮车来源,以王学荣搜罗的资料最为详尽,参见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第242-244页。本文不再重复引述。

【7】郑若癸:《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第47页。

【8】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2年第4辑。

【9】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第245-246页。

【10】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第9卷,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5年,第2085页。

【11】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12】吴晓筠:《近年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3期。

【13】这是比中国学者指出的乌鲁克遗址IVa层的象形文字更早的一件遗物。

【14】王志俊和宋澎从旧石器动物考古的观点,认为中国是野马的原产地之一。但是旧石器时代后期发生气候变化,动物的种类和分布区域早已改变。所以其与驯马的历史无关。(参见王志俊、宋澎:《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15】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16】参见谢崇安:《中国原始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17】参见林梅村:《古道西风》,第33-76页。

【18】参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第47-48页。

【19】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20】参见汪宇平:《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1】参见崔璇:《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22】参见吴汝祥:《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3】参见傅斯年等著,李济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34年,第91页;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24】参见李元放:《中国古代的畜牧业经济》,《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K.Linduff,“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ate Shang Appropriation of Horse in China,”in M.Levine,C.    Renfrew and K. Boyle,eds.,Prehistoric Steppe Ad口ptatio咒以,2dthe Hors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139-162.

【25】安岚:《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简史》,《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26】参见王宜涛:《也谈中国马类动物历史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

【27】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 009 – 01-12,http://www. kaogu. cn/ cn/detail. asp?ProductID= 9584.

【28】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009-01-12,http://www. kaogu. cn/ cn/detail. asp?ProductID= 9584;赵春燕、李志鹏、袁靖、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第 7期;袁靖、宫希成:《安徽滁州何郢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文物> 2008年第5期。

【29】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30】A.T. Clay,“Documents from the Temple Archives of Nippur, Dated in the Reigns of    Kassite Rulers,”in The Babylonan Expedition of the Uniuersity of Pennsyluania,v01.14-15,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06.

【31】D  H.Rarau, “Letters of Kassite Kings,”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o1.17, part 1,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32】参见 i. E. S.  Edwards,  C.J.Gadd,  N.G.L. Hammond and E.Sollberger,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800-1380 B.C.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2,  part 1)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27-234,437-444,741,781-782; И.М.Дьякно (ред.), Исморця древне Восмскаэ, ч.l. 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 C.385-485,511-514.

【33】部分学者采用乌克兰起源说,参见M.  Levine,“Botai and the Origins of Horse    Domestica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 18,  no.1  (March 1999), pp.29-78; M. Levine, “Focusing on Central Eurasian Archaeology: East Meets West,” in M. Levine, C. Renfrew and K. Boyle,  eds.,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pp.l-7;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 2002年第3辑,第37页。考古学界已认定,这是公元前700-前200年间斯基泰时代的遗址,参见D. W. Anthony and D.R. Brown,  “Eneolithic Horse Rituals and Riding in the Steppes:  New Evidence,” in M. Levine,  C. Renfrew and K. Boyle,  eds.,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pp.55-68.

【34】Iman-Burluk水是伊希姆河(Ishim)的小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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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古亚述建国时期为公元前18世纪前,但前14—前13世纪才到达帝国形态,前13世纪以前的当地文献目前付之阙如,而加喜特时代的巴比伦文献也很少。

【61】

【62】

【63】参见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02页。

【64】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第51、76—77页。

【65】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古今论衡》1999年第3期。

【66】

【67】参见周本雄:《太原晋国赵卿墓动物骨鉴定》,陶正刚等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晋国赵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52页。

【6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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