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编者按：唐宋变革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组笔谈主要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展开，首先是基于日本史学界唐宋变革论的核心观点是“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其落脚点在宋朝；其次是近十几年国內唐史学者对此关注较多，而从宋史研究的角度考虑的还比较少。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能引起更多的唐宋吏研究者对唐宋变革论范式意义的思考。

　　作者简介：李华瑞，1958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南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内藤在1907年到京都大学任教，1909年在讲授中国史时已初步提出唐宋变革论一一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看法，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唐宋变革说。[1]再其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2]。法国汉学家白乐日  (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这一新解说的主要特征：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3]

　　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4]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可是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5]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6]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先生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7]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8]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之使然。

　　张弓先生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指出：“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丁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9]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步步人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10]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11]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12]。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涵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涵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13]。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14]

　　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国内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国内学者所吸纳。

三、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

　　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

　　80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15]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16]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7]。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18]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19]、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

　　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的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一一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国内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20]，其后有罗栉楠《模式及其变迁一一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21]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22]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23]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一一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致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24]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

　　从以上唐宋变革说的冲击和影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世纪之交以来，大多数研究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变革，多是从各自所需的角度截取唐宋变革论已有的一些结论性观点，纳入自己熟悉的理解体系，或者贴上“唐宋变革”的标签，而不是从范式的角度通盘审视和观察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究竟发生了何种性质的社会变革，因而不论对宋代社会的认识，还是观察变革的路径都还是众说纷纭，这也折射出目前宋史研究因缺乏理论而面临的一种困境。二是日美唐宋变革说本身存在着理论不严密、论证不充分而不完全适合宋代历史实际的缺陷，因而难以成为研究宋史的新理论范式。关于这一点尚未引起青年学者足够的重视。三是应当重新检视中国的唐宋变革范式，综合傅斯年以民族变迁为标准的分期、雷海宗的文化史观分期、陈寅恪的唐中期变革说、或者改造日本、美国的唐宋变革范式，像张广达先生提出从内藤湖南假说中得到启示，从而建立起能够阐释宋代历史发展趋势和“变”的特点的中国范式，这也许是今后宋史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注释：

[1]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65页。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引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

[3]参见拙稿《中日“唐宋变革”观的比较》，《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4]这里主要指我国大陆。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的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未见大陆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见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一一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

[5]李锡厚：《“唐宋变革”，还是唐中期变革》，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

[6]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9页。

[7]《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l994年。

[8]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119—122页。又见氏著《从汉学到中国学一一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43页。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5—372页。

[9]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10]20世纪末以前讨论问题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并加以肯定的学术论著，大致只有张邦炜先生的《婚姻与社会一一以宋代为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l989年。葛金芳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论集《唐宋变革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虽冠以唐宋变革期，然从收录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迄2004年以前关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论文14篇来看，其论文主旨没有超出唐宋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变的讨论范围。

[11]关履权：《两宋史论》，郑州，中州书画社，l983年，第7页。

[12]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13]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4]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l989年。

[15]参见拙稿《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16]《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7]《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8]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如李中清(James Lee)、王丰(Wang Fong)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R. 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一一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Andre Gua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

[19]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宋代的发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20]《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

[21]《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65页。

[22]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一一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内滕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的世界》。

[23]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一一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一一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4]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唐宋变革论’与宋史研究”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