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西域农业的新发展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农业上承汉代的发展，取得了新进步，主要表现为水利灌溉管理的加强、先进农具的自产、复种制度的采用、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等方面。同时，地区发展差异已初显端倪，经济区域性特征日益显著，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逐渐衰落，而吐鲁番盆地则不断崛起。该时期西域农业的进步发展和表现出的地域性和不平衡特征，彰显了农业发展的勃勃生机，为唐代西域农业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构成了西域经济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南疆；农业；地区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农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①]上承汉代下启隋唐，为隋唐时期西域农业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以往的西域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该时期是西域农业发展的低谷，乏善可陈。然而，笔者发现虽然该时期西域时局多变，但是魏晋时期的屯垦依旧，土著农业在吸收汉代从内地传入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逐步走上了自我良性发展的道路，仍有可圈可点的进步之处。同时，该时期西域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开始出现，特色经济的地域化也初露端倪。随着楼兰尼雅汉晋简牍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佉卢文书的翻译和整理出版，以及近年来西域考古的新发现，这为我们对复原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农业提供了可能。鉴于此，笔者试就此问题详加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农业的发展与进步

　　两汉时期，西域的农牧业生产均曾取得较大发展，成为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绿洲诸国的人口优势决定了区域农业发展的优势地位，也形成了以农为主、以牧为辅、农牧兼营的区域经济总体特色。[②]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农业在继承汉代开发的基础上，经过西域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农业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进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水利灌溉管理的新发展。水利灌溉是西域绿洲农业发展的首要条件，水利灌溉是成为决定农业丰歉的关键因素，至今依然。换言之，农业经营全赖河水灌溉，能否得到良好的灌溉对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影响。水资源是当地极为珍贵的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政府和组织机构统一管理。鄯善王的敕谕中就提到：“……耕地无水，结果无水。现将水引入汝州，不可能……” 。[③]从文书的行文看，当地水资源较为短缺，水的使用是要缴纳水费的，“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以在此耕种”。[④]“来此耕种，涉及水和籽种之事……水费及籽种费应即由汝送来。”[⑤]此外，在出租土地时也必须同时提供水和种子。由此外，鄯善王室甚至直接处理有关用水方面的纠纷。鄯善王在一份处理用水事务的敕谕中明确指出:“当汝(指州长和税监)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应即刻对此详细审理，此水是否为阿波尼耶所借，又是否将此水借人。此外，若排水口未曾准备好，则不能让阿波尼耶赔偿损失。”[⑥]由此可见，鄯善王在耕地用水的管理上是具体而微的，而灌溉系统的发达和管理的强化则无疑是这里绿洲农业的一大特色。

　　吐鲁番地区高温少雨，气候极其干旱，水资源较为紧缺，高昌政权对水资源管理也极为严格，诸城均设有户曹、水曹、田曹。水曹之下设有行水官和平水官。行水官的主要职责是掌握具体分配民田灌溉用水，他是在农田需水季节由诸曹的在职官吏临时兼任，是临时性、季节性的。而平水官是常设的官员，其主要职责应是负责水利建设和具体办理长年的水利事务。[⑦]吐鲁番地区原系汉朝的一个屯垦重地。魏晋时期依然是戊己校尉的驻地，十六国时期，这种军屯依然存在。玄始十二年（423年）的文书《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记载了北凉时期军屯的情况。“……右八幢知中部屯。次屯之日，幢共校将一人撰（选）兵十五人夜住守水。……明当引水溉两（部）”[⑧]从这件文书，我们知道当地的军屯组织不仅较为严谨，并且极其重视水利灌溉。

　　同样，位于罗布泊周边的海头屯垦区也是由当地驻军统一管理，设立水利官员，维护水利设施。356号简云:“帐下将薛明言，谨案：文书前至楼兰，拜还，守堤兵廉决……”。[⑨]这反映了该地区设有专门的守堤兵看护河堤。此外，驻军还设有专门管理水利事业的官吏—水曹，12号简文云:“水曹请绳十丈”。[⑩]468号简文云:“……东空决六所并乘堤已至大决中作□□五百一人作□□增兵”。[11]609号简文:“泰始三年二月廿八日辛未言书一封水曹督田椽鲍湘张雕言事使君营以邮行”。[12]记载了水曹督田椽鲍湘、张雕“以邮行”向上汇报的情况。

　　综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对水利资源的管理已经得到强化和细化，这不仅体现在屯垦地区，更表现在西域的地方政权高层对水利的直接管理和水利管理官员设置上，水利灌溉管理的有序性对保障农田墒情和作物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农具自产化与耕作技术获得大幅度提高。汉代统治西域时期，诸多汉族将士屯垦戍边，将内地先进耕作工具传播到西域，不过仅限于局部地区。如果说汉代时期西域先进农具使用是输入性的，那么魏晋南北时期则是自产性的。楼兰出土的348号简文记载：“承前新入胡鍤合三百九十五枚。”[13]新进“胡鍤”数量多达三百九十五枚，这充分说明了锄、鍤等农具的广泛使用，说明当地人民对农耕的重视。此外，“胡鍤”显然是对当地土著人的农具“鍤”的称呼，这说明了当地土著人已经生产了“鍤”。23号文书记载了8年1月人们领取物品的内容。文中的9个人每人领取牡牛一头，[14]有可能是用来农耕的。此外，出土文书中还大量记载了锄、鍤等工具。39号简文曰:“……要务又迫草锄”[15]。233号简文曰:“……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16]“斫地”是在耕种前用耒耜或者鍤等挖土农具来砍地或刨地，这是深翻耕地的明证。

　　塔里木盆地西缘的龟兹也广泛使用了锄头、犁铧等先进工具。龟兹石窟的第175号洞窟的壁画上有两个人在使用类似今天锄头的工具在刨地，同时还有类似二牛抬杠的牛耕图。[17]由此联系到鄯善王国农业种植时“锄”、“鍤”等农具，我们不难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地区已经广泛使用了“鍤”的农具，有些学者还认为现在新疆农民广泛使用的万能工具—坎土镘，即由此演进而来的。[18]

　　同样，吐鲁番地区也大量使用先进农具。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中出土了一幅纸画《晋墓主人生活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的农庄情景。[19]在这幅图上有良田、庄稼、果木等，在图的右上方是农田图，旁边还有犁、叉子、齿耙等四件农具，与今天农村打谷时使用的叉子和筢子极为相似，反映了收获时的情形。在农田图的下方是反映进一步加工粮食的情景。按照逆时针的顺序依次为去谷壳的舂，磨面的直杆推磨和做饭的情景，总之，《晋墓主人生活图》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高昌农庄从耕耘、收获、舂谷到磨面、炊饮的全程。

　　不可否认，西域幅员广袤，受到各地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各地的耕作技术水平发展并不一致。前文述论的屯垦地区和吐鲁番盆地的耕作技术比前代确有很大提高，但这并不表明该时期西域各地的耕作技术有普遍性的均质提升。以天山南道为例，直到北魏正光二年（521年），且末一带人民耕作尚且“不知用牛，耒耜而田”。[20]

　　不仅耕种技术如此不同，就灌溉技术而言，西域各地的灌溉技术发展也不一致。笔者认为该时期西域各地的灌溉大致可以分为“引水灌溉”和“决水灌溉”两种。前者技术含量较高，较为先进。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筑堤坝、截流河水从而引水入渠道进行灌溉，这主要分布在前文所述的屯垦地区和吐鲁番地区。后者则只是简单地把河道掘开水沟，自然引水进入农田，这种方式较为原始，无需修筑河堤和渠道等，这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南道诸国。如北魏宋云所见：且末地区是“土地无雨，决水种麦”；汉盘陀国的都城东有孟津河（今塔什库尔干河），“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21]

　　再次，农作物新品种的引入。长期以来，西域粮食作物主要是麦[22]、糜、粟、菽、青稞、高粱等，经济作物则主要是麻。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引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其中粮食作物主要是稻，经济作物是棉花，园艺作物则是石榴。

　　水稻，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种，学术界对其起源地的探究素未停止，且尚无定论。目前学术界对水稻起源地的探讨，就国别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家；就中国国内而言，则集中在珠江流域、云贵高原、长江流域等地区。[23]中国著名农学史泰斗游修龄先生则分别对学界从今天野生稻分布和依据考古发现来断定我国水稻起源的方法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今天的野生稻分布情况并不代表远古时期的状况”，而“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又常使所谓的‘起源地’发生‘位移’”。所以他在《中国稻作文化史》一书中也只是就“新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几处遗址的稻文化内涵进行介绍”，而并没有给中国水稻起源地以确定结论。[24]笔者认为无论水稻是起源于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珠江流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是狭义上的西域即今新疆地区是没有原始水稻的。《史记》记载显示在汉代时的中亚地区已有稻的种植，但塔里木盆地却没有种植的记载。[25]魏晋南北朝时，塔里木盆地开始出现稻种植的记载。《梁书》卷54《诸夷传》记载：于阗国“其地多水潦沙石，气温，宜稻。” 《魏书》卷102《西域传》和《北史》卷97《西域传》记载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 焉耆国，“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 稻的种植是该时期西域农业的一大进步。鉴于地理就近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塔里木盆的棉花有可能是从毗邻的中亚地区引进的。

　　该地区种植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稻呢？唐朝初年，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了屈支国（龟兹）“宜糜、麦，有粳稻。”[26]无独有偶，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后晋使者高居诲出使到于阗国时，受到于阗王李圣天的热情接待，食物中就有“粳沃以蜜，粟沃以酪。”[27]从中可见，西域当时种植的稻品种是粳稻，而且其种植遍布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种植历史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高昌出土文书中当地食用稻的记载，该地出土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瓮上有“黄米一甖”、“白米一甖”[28]，黄米是指去壳的粟，白米当指稻子了。[29]因为粟和黍去壳后也称小米，或许有人认为，此处“素日食米八斗”会许为粟或黍，但是我们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米”、“黍米”和“粟米”是分别称呼的[30]，故此“素日食米八斗”中的“米”绝不是“粟”或“黍”而应是稻米。此外，重光二年（621年）的《高昌传供酒食帐》中也更是明确提到了“粳米”。[31]由此可见，高昌地区可能有粳稻的种植。此外《高昌传供酒食帐》中的“粳米”是向吴尚书提供的，所以，该地的粳稻种植面积应当很小，产量亦不多，仅供高级官员享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广大地区已经有粳稻的种植，但各地种植面积不大，产量亦甚微，所以一般百姓还是以粟为主食[32]，只有社会上层的高级官员和王室才能享用粳稻。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稻种植的主要地区是于阗、疏勒、焉耆、龟兹等地。这也基本奠定了今天南疆地区种植稻谷的地理分布格局。

　　棉花，古称贝吉，有木棉和草棉之别。学术界一般认为木棉原产于印度，在先秦时经过东南亚传入我国云南和华南广大地区。草棉则原产于非洲，经过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和西北诸省。[33]虽然汉代时的西域墓葬中已经发现棉制品，但仍无确凿证据表明西域在汉代已经引种棉花。史籍中西域植棉的确切记载见于《梁书》。该书卷54《诸夷传》记载高昌地区“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从记载看，吐鲁番地区的棉花品种当是草棉，[34]种植面积较广，产量较大，其纺织加工也还较高，不仅供本地区使用还投入市场，贸易流通。既然高昌地区棉花种植较为普遍，那么该地种植棉花的时间肯定不会很短，因为物种的种植传播需要时间。由此观之，西域开始种植棉花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南北朝时期。关于棉花种植的时间，一般认为是魏晋南北朝，这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但是我们仔细审视，就发现其中尚有些疑团。西域汉代出土的大量棉花制品虽不能说明当时的该地区是否种植棉花，但是既然当时的人员能把棉花制品带回西域，棉籽也有是可能被带回来的。众所周知，棉花是外来品种，因此棉花引进的路径也最有可能是在当时的主要交通线上。由此推断，棉花也应该首先落脚于当时中亚－西域的主要交通线上。[35]目前，考古最新发现的西域发现棉花籽的实物是在孔雀河下游尉犁县营盘古墓群出土的。[36]该墓地出土的文物上至汉朝下至魏晋，但以魏晋时期的器物较多，故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土于该墓的棉籽也有较大可能是在魏晋时期。而沿天山南麓的绿洲到孔雀河畔的营盘再向东到楼兰遗址正是当时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这样，棉籽首先出现在营盘墓葬中就自然可以理解了。至于地处此路偏北的高昌生产棉花的时间，也应该在此之后。综合考虑，新疆种植棉花的时间大致可以定在魏晋时期。至于传入的路径，有学者认为西域的棉花是从印度传到中亚再传到西域的。[37]笔者认为则是从非洲-西亚-中亚-西域这条路线。因为学界已经明确草棉原产于非洲，而西域的棉花确定是草棉。印度则是木棉的原产地而不是草棉的原产地。

　　从园艺作物看，石榴是该时期西域的新增品种。石榴亦称安石榴，原为波斯及其邻近地区所产，大概是在汉晋时期通过西域传入中原的。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且末地区盛产石榴，甚至成为当地的实物税一种。《沙海古卷》中收录的佉卢文书第295号文书记载：“和以前一样，税收为一瓶一硒之石榴，故现在须要此税”。石榴在且末地区的广泛种植，使得它成为人们喜欢食用的水果，如果没有石榴，只好向别人借，佉卢文617书号文书就记载了石榴借贷情况。“是时寿友家所欠石榴皆已登记。跋特罗欠石榴二瓦查理。法勇欠石榴一瓦查理。布特胜伽欠石榴一瓦查理。阿尔甘伽欠石榴第三年一瓦查理。都陀衍那、寿友欠石榴第三年一瓦查理。都陀衍那、寿友欠石榴第三年一瓦查理。沙卡欠石榴一瓦查理。” [38]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种植促进了农业的进步，新物种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饮食，也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第四，吐鲁番地区复种制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是该时期西域农业进步的另一亮点。复种是指一年内, 在同一田块连续种植(收获) 二季或二季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是吐鲁番农业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该地的作物种植制度也有新的突破，即“谷麦一岁再熟”。[39]这一特点在整个西域地区是惟一的。所谓“谷麦一岁再熟”就是通常所说的复种制。众所周知，麦子是夏熟作物，而谷可能是指粟和糜子，这是秋熟作物。吐鲁番地区是炎热区，一年两熟的条件较好，也就说仅从气候上看，吐鲁番地区具备一年两熟的条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

　　1.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年）宋某夏田券云：

　　夏孔进渠常田叁亩，要经陆年。亩与大麦陆斛，若种粟，亩与粟柒斛。五月内□□使毕，十月内上 使毕。[40]

　　2.高昌田婆泰 夏田券云：

　　□□常田贰亩，亩到五月内，与夏□□斛伍斗，粟陆斛伍斗，到五月□□，到十月内，上（偿） 粟使毕。[41]

　　上述券契记载交纳夏季麦租是五月，交纳秋季粟租是十月。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内地的大麦是四月收割，小麦是五月收割。[42]大麦的种植时间是在春季，其成熟期短于小麦，所以及早成熟。由于西域气候和种植时间的因素，西域的大麦成熟晚于内地。至于粟和糜子均在十月收获，也符合复种的条件。吐鲁番地区的复种制在西域农业发展史上是相当重要的。

　　最后，西域诸国经济多是农牧兼营、以农为主的绿洲农业。毋庸置疑，当地城镇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但是，笔者认为西域特殊的绿洲环境决定了城镇居民的饮食还是来自城镇当地农业生产的粮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域绿洲城镇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综合统计《汉书》卷96《西域传》和《后汉书》卷88《西域传》可知，西汉时期，西域的城镇数目是22座，到了东汉时期，其数目增加到了29座，城镇数目的不断增加说明了当地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城镇数目有了更大的增加。综合《魏书》、《梁书》、《周书》、《北史》诸史可知：高昌有16城；于阗有大城5座，小城数十座；焉耆有大城9座；龟兹有大城1座；疏勒有大城12座，小城数十座，渴盘陁有城12座，此外还有鄯善1座，且末1座。总数多达80座以上。在上述地区中，高昌地区发展迅猛，城的数量由原来的1座，迅速增加到16座，到了唐朝初年更是增加到22城，城镇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特色经济区域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西域地区的农业获得一系列进步。同时，该时期业已出现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特色经济区域化的特征。这对后来新疆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最主要体现在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衰落和吐鲁番盆地的兴盛。汉代时，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楼兰（鄯善）、精绝、扜弥和且末是南疆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人口看，上述四地的人口将近四万人，占到当时塔里木盆地总人口的7﹪。其中楼兰和扜弥两个地方均是超过万人的大国，农业发达、畜牧繁荣，经济繁盛，是塔里木盆地绿洲经济发达地区之一。而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尚不足6500人，仅仅占到当时塔里木盆地总人口的1﹪。

　　经过汉代的发展，两个地区都有较快发展。但是到了南北朝时，两地发展的不平衡逐渐凸现出来。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楼兰（鄯善）、精绝、扜弥和且末等地在经过汉晋大规模开发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沙漠已经威胁到该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再加之政局变动，居民只好不断撤离家园，远徙他乡，绿洲渐渐沦于荒漠之中。《魏书》、《周书》、《北史》等史书均记载“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北魏正光二年时，宋云所见且末城居民仅仅不过百家，[43]其经济凋敝可见一斑。到了唐初时，尼雅以东皆是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鄯善故地已是“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一片荒凉景象！

　　自汉到魏晋吐鲁番盆地一直是内地王朝在西域经营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汉人逐渐成为该地居民的重要成员。高昌地区的人民多系“汉魏遗黎”，[44]加之从河西诸州逃亡或随军而来的大批农户，所以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汉族向来是精于农耕的民族，技术高超，勤劳不倦。他们到达高昌后长期从事农耕，他们“引水溉田”，使用牛耕[45]，精耕细作，植桑养蚕，促进了该区农业的发展，使吐鲁番地区成为远近闻名的膏腴之乡。在广大人民的辛勤劳作下，高昌地区的农业获得蓬勃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备植九谷”，[46]“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进入麴氏高昌时期（497—640年），吐鲁番地区农业持续发展，随着土地私有的进一步发展，田地出租、买卖盛行，并按照所种植作物的不同交纳实物税，经济繁盛，人口增加。到唐初贞观十四年（640年），大将侯君集攻下高昌时，该国已有8000户，37700人。[47]吐鲁番盆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为新疆最具发展前景的地区，这为吐鲁番地区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塔里木盆地东南部衰落和吐鲁番的崛起不同，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则是稳步向前发展。史籍记载显示，于阗、焉耆、龟兹、疏勒等地的农业在此时期也有起色。农作物种类增加，农业发展迅速，蚕桑发达，产量大增，粮食不仅自给还能输送给游牧的少数民族。如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48]即便是于阗西南的昆仑山脉中有一些小的国家，如朱居国、渴盘陁国及钵和国等的农业也有不小进步。朱居国（今叶城的叶尔羌支流奇盘河上游棋盘附近），“有麦，多林果”。宋云经过朱驹波国，见到该国“人民山居，五穀甚丰，食则面麦。”[49]渴盘陁国（今塔什库尔干东部），“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渴槃西面的钵和国（今塔什库尔干地区）“其人唯食饼麨，饮麦酒”。[50]

　　其次，特色经济区域化。这里的特色经济主要指棉花、蚕桑、水果等园艺经济。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吐鲁番盆地一直西域的棉花最主要的种植地区。虽然唐代时棉花种植已经扩展到于阗、疏勒地区，但是吐鲁番盆地的棉花种植一直是西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产地。无论是正史还是游记，我们都能看到关于吐鲁番盆地棉花种植的记载，其地区优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蚕桑业是西域农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西域蚕桑业最早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51]《魏书》卷102《西域传》记载可知，于阗国“土宜五谷并桑麻”。魏晋南北朝时，蚕桑种植在南疆得到推广。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资料证实，西凉时期高昌已有蚕桑业的出现。《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严福愿赁蚕桑券》记载：“建初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严福愿从阚签处赁叁簿蚕桑，贾（价）交与毯。”[52]这则材料记载了严福愿以毯子为价格从阚签处赁叁簿蚕桑。另有一文书则记载了高昌有蚕种之实。《某家失火损失财物帐》记载了某家有蚕种十簿。[53]该家有蚕种十簿，说明了其养蚕规模相当可观。此外，《周书》卷50《异域传》和《北史》卷97《西域传》均记载高昌“宜蚕”。《魏书》卷102《西域传》记载南疆的焉耆国，“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 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疏勒国，“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从上述记载可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均有蚕桑种植。锦为彩色丝线织成的有花纹、制作精美的织物。疏勒不仅产锦而且每年常供突厥，这表明该地不仅蚕桑种植较多，加工工艺水平较高，产量亦较大。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蚕桑业主要集中在于阗、疏勒和高昌三地。

　　葡萄种植是西域农业的重要内容。西域葡萄种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2500年。[54]《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之地宜五谷、桑、麻、蒲陶”，可见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葡萄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和东部一带已得到广泛栽培。公元1～3世纪流行于新疆鄯善、于阗、精绝、龟兹的佉卢文书大量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的葡萄发展状况。据T·贝罗撰、王广智译《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和林梅村的《沙海古卷》中419号文书载：“此一有关向菩地及菩达取（购买）之葡萄园一所之文件，由……及僧伽色利妥为保存”；655号文书载：“尚有葡萄园一所。园内种有13葡萄之apacira”；586号文书载：“彼愿将内有15sujada之葡萄园一所以及地上之树卖给司书罗没索蹉。给马一匹，双方同意并作了决定。从今以后，司书罗没索蹉对该葡萄园有权支架、拆架、剪葡萄、饮（酒）、交换、出卖……”。随着葡萄栽培的兴盛，且末、精绝一带葡萄酿酒业也随之发展并达到相当规模。据329号文书载：“现在且末酿酒业盛行，当此谕令到达汝处时，务必即将五橐驼（所能驮载）之酒交左尔格耶，日夜兼程送来，……此酒务必于4月5日运至且末”；567号文书载：“……仓库内有酒和皇家专用之酒，这些酒应有苏耆耶和波耆沙赔偿，并征收以前欠下的酒债，至于新欠酒债和苏焉耶无关，应由其他税监征收”。可见鄯善王国地区的葡萄栽培与产品葡萄酒，已是社会经济中的收益支付、抵贷、流通交易、税收等重要物资，其生产规模和发达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载：吕光“又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光入城…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魏书》、《周书》和《北史》诸书均记载焉耆“俗尚蒲桃酒”。考古发掘也证明该区葡萄酒业兴盛。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1958年发掘龟兹古城的哈拉墩时（汉魏时期），出土33个陶缸，排列整齐，似为酒窖。[55]这证明公元2～3世纪，塔里木盆地北缘，葡萄栽培与酿酒也达到一定规模。

　　4世纪前后，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环境显著恶化，且末、精绝一带干旱缺水，种植业凋敝，园林果木干枯，甚至废弃的古城也被沙漠堙埋。唐贞观年间，粟特人首领康艳典，在沙卤之中的鄯善故址，聚众建城，种植葡萄成功，名谓葡萄城。终因环境恶劣，难以持久，复又消失在荒漠之中。[56]伴随着该区葡萄种植的衰落，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迅速崛起。葡萄作为支柱产业，千百年来成为该地最著名的特产。《梁书》和《北史》均记载高昌“多蒲桃酒”。吐鲁番文书《功曹条任行水官文书》中则记载了当地人民饮水灌溉葡萄之情：“今引水溉两部葡萄”[57]。魏晋之后，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业获得很大发展。一是涌现出优良的品种，如洿林葡萄，该品种“皮薄味美”，[58]深受中原人士喜爱。洿林即今葡萄沟。[59]可见葡萄沟所产优质葡萄历史悠久；二是面积广泛，高昌的田地、横截、交河、安乐、洿林、始昌、高宁等县均种植葡萄。[60]卢向前先生推算整个吐鲁番地区有葡萄田3063亩，即30余顷，约占高昌垦田面积的3﹪～4﹪之间。[61]三是对葡萄进行了深加工。葡萄含水量大，在炎热高温的环境中容易败坏，不易储藏，如果对之深加工则可以久存。目前可知，深加工主要是制成葡萄干和葡萄酒。[62]吐鲁番的葡萄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后，已经成为该地最具特色的地方经济产业，并奠定了今后新疆葡萄产业分布格局。

三、总结

　　西域位于西亚文明和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处，双方的文明成果均对西域产生重要影响。就农业而言，东亚的菽、粟等和西亚的石榴、葡萄等农作物在西域均得到种植，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外，西域的土著农业在该时期也是获得巨大发展。西域各地人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水利灌溉的有效方式，加强水资源管理，使用先进的铁质农具，不断提高耕作技术，引种新的高效农作物品种，在光热条件适宜地区发展复种制度，这促进了农业稳步发展进而带动了城镇的兴盛和繁荣。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其区域不平衡性也开始出现，并表现出特色经济地域化的征兆。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农业发展较好，呈现出勃勃生机，地区发展差异已初显端倪，经济区域性特征日益显著，奠定了西域农业的分布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西域农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活跃的阶段，成为新疆经济发展史上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文为国家重大社科课题《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历史农牧业地理研究》（XJTSB043）阶段研究成果。承蒙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注释：

[①] 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本文只要指狭义，即阳关和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也即是今天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书·西域传》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②] 吕卓民、陈跃：《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陈跃：《论古代北疆农业的发展》，《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林梅村：《沙海古卷》第368号文书，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④]《沙海古卷》第160号文书，第281页。

[⑤]《译文集》第160号文书，第38页。

[⑥]《沙海古卷》第502号文书，第125页。

[⑦]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时期的水利灌溉》，《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⑧]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⑨]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下文简称《文书》。

[⑩]《文书》，第30页。

[11]《文书》，第69页。

[12]《文书》，第79页。

[13]《文书》，第61页。

[14]《沙海古卷》，第229页。

[15]《文书》，第34页。

[16]《文书》，第51页。

[17]穆舜英等：《中国新疆古代艺术》206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18] 张平：《新疆坎土镘农具的产生及其发展》，《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19]《新疆文物古迹大观》0334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0]（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箋：《洛阳伽蓝记》卷5，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页。

[21]（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箋：《洛阳伽蓝记》卷5，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211页。

[22] 学术界对麦子的起源地意见不一，一说源于西亚地区，一说源于中国。笔者认为两种学说均有可能，因为人类只要在自然地理条件相似的条件下均可培育出新的物种。正如水稻一样，麦子的起源中心可能并不单一。但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是，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表明塔里木盆地种植小麦的记载在汉代已经出现了。

[23]赵志军：《中国稻作农业源于一万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0日第5版；陈淳、郑建明：《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的再探讨——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刘志一：《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通讯》，《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向安强：《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张德滋：《水稻的起源、进化与演变》，《世界科学》1980年第5期。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第3期；段斌莉、林强：《中国稻作的起源及分布》，《福建农业科技》2010年第5期。

[24]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导言》，《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

[25] 学者卫斯认为西域的水稻种植可以上溯到汉代，但是他在论文中论述的种稻地区并不是狭义的西域或者今天的新疆，而是中亚地区。见其论文《我国汉唐时期西域水稻栽培疏议》，《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26]《大唐西域记》卷1，见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27]《高居诲使于阗记》，见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第151页。

[28]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29] 王素先生认为“白米”是指小米即粟，似乎不妥。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256—261页。

[3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146页。

[32] 殷晴：《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33]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34]曹秋玲等先生也认为古代新疆种植的是草棉。见曹秋玲等《关于我国古代棉与木棉名实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2007年第3期。

[35]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西域的棉花籽种实物也是出土在这条东西要道西段的巴楚地区。汪若海先生也认为我国西北地区的草棉是从非洲、中亚、新疆传入我国西北的。见汪若海《我国植棉史拾零》，《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36]周金玲：《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群考古论述》，《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37] 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袁庭栋：《棉花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刘进宝先生认为古代新疆的棉花来自印度。其论据则是文献中对印度棉花的记载。笔者认为这个论据是不足成立的。因为印度的棉花是木棉，而西域的棉花是草棉，两个棉花的品种完全不一致，如何说古代新疆的棉花来自印度？其观点见刘进宝《不能对古代新疆地区棉花种植估计过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38]《沙海古卷》，第242—243页。

[39]《北史》卷97《西域传》。

[4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326页。

[4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245页。

[42]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47，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0页。

[43]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箋：《洛阳伽蓝记》卷5 ，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页。

[44]《魏书》卷101《高昌传》。

[45]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出土了一幅“仕人寓耕图”，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46]《梁书》卷54《诸夷传》。

[47]《旧唐书》卷210《西戎传》。

[48]《魏书》卷102《西域传》和《北史》卷97《西域传》。

[49]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箋：《洛阳伽蓝记》卷5，第209页。

[50]《魏书》卷102《西域传》。

[51]汉代时期西域诸多遗址中已经有桑树存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于阗迫于匈奴军事压力，每年向匈奴提供罽絮。史载：“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 “罽絮”分别指毛织品和质量欠佳的丝绵。《广韵》曰：“精曰绵，粗曰絮”。固然，于阗可能是通过贸易购买来罽絮，但我们也可以大胆蠡测，汉代时西域南道的于阗或许已经有蚕桑业了。当然，这是目前文献中的孤证，还需要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给与佐证。

[5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7页。

[5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95页。

[54] 杨承时：《中国葡萄栽培的起始及演化》，《中外葡萄及葡萄酒》2003年第4期。

[55]《龟兹古城的调查和哈拉墩的发掘》，《新疆考古三十年》，第55－58页。

[56]殷晴：《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57] 转引自宋晓梅《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高昌郡时期的农业活动》，《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58]《太平广记》卷81《梁四公记》，转引自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96页。

[59]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77页。

[6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第2页。

[61]卢向前：《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和葡萄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2－113页。

[62]《太平广记》卷81《梁四公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