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中间存在三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来源于西方，是由于接受西方的刺激而引发的。鉴于此，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三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概括为一种模式：即“冲击—回应”模式。后来美国史家柯文（Paul A.Cohen）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对战后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这三种模式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把中国社会进行或纵或横的分解，并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注：参阅（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该书英文名为Discovering histary in China:Amerioan histarical uriting a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ck:Cohumbia Umiversity Press,1984.）。作为对三种以西方为中心模式来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反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能看到以往研究者没有能注意到的许多面相，并注意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按层次和地域区分，这自然是很可贵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甚至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这无疑是美国汉学界的新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注：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自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另外，作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这种趋向也反映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大约与比柯文此著略早的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提出东方主义，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参阅萨氏著Orienalism一书）（注：本书英文版在1978年出版，中文版是1999年，译名为《东方学》，王宇报译，三联书店，1999。），而日本学者则提倡“在亚洲思考”和“作为方法的中国”（注：参阅孙歌发表在《读书》上的《亚洲意味着什么》等文章，已经收在孙歌《求错集》（三联书店1998）第27-72页；又可参阅其《“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载《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第46-63页；又可参阅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最新的批评则可见葛兆光《重评9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この中〉》，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稍后的弗兰克（Frank,G）引起较大争议的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In The Asian Age 一书（注：该书已经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的刘北成翻译的中译本，改名为《白银资本》。对于该书，中国学界有太多拔高之处；而我则基本赞成秦晖先生对该书的批评《谁：面向那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西方中心论”问题》，见《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第22-23页。），更是明确鼓吹19世纪之前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注：其实弗氏论调并不新颖（我国台湾史家全汉升早就提出过类似论点，参阅全氏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及其随后的许多相关论著。有意思的是，全先生的研究远比弗氏高明和扎实，可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弗氏《白银资本》一书立论牵强处太多，但经过—批新进学者的鼓吹竟然在大陆学界非常走红，一中一西两学者研究成果的遭遇，正可见西方“冲击”的效力和“中国中心”的疲软。）。
实际上，远在柯文之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孔飞力（Philipa.Kuhn）在其1970年出版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注：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已经有中译，译名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已经对“冲击－回应”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认为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因此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注：参阅孔飞力（Philipa.Kuhn）Rebellia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10．）随后，一批力图打破“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三种模式书写中国历史的书籍也出现了不少，如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974）、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1980）、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性》（1997）等（注：以上三书中文译本都属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者、出版年分别为罗检秋，1994年：徐建青，2003年；李伯重等，1998年。），而且许多著作都越来越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中国近代史，这种努力正日益得到加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而比较早注意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自身“内在理路”的演化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人是朱维铮先生，他在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注：参阅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作为对《走出中世纪》一书的补充和发展，朱先生在1990年代初又关注晚清社会的“自改革”思潮，主张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帝国士人开始呼唤的“自改革”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注：参阅朱维铮《“君子梦”：晚清的“自改革”思潮》（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3年8月号）一文，更详细的论述可参阅他与龙应台合编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的“导读”；而在他任执行主编的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推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选取上，已经收录了19世纪初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一书。又可参阅葛兆光为“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写的书评《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见《读书》1999年第4期，第83-91页。）朱先生的工作和努力无疑为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增加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诸多面相的认识和理解，其合理性很值得我们后来者在研究中给予重视和考虑。
相比于朱先生更多关注对中国社会内部变化的研究，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尤其是前八十年则是把关注中心更多放在“西方”一方上，而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自身“内在理路”的演化注意不够，这个始经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揭示的依据在西方冲击基础上的著名论断，即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化由器物层面，然后是政治层面，再到文化思想层面，（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转见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833-834页。）曾长期被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认可就是很好的明证。然而，就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变化来说，很可能刚好与梁氏立论相反，实际上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之前的五十年间，即18世纪末，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危机已经出现和加剧，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已经开始，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所谓“嘉道之际，朝政之纲纽渐衰，而海内之祸乱已起。有志之士，知考证不足以经世也，于是群起而抨议之”（注：荀鹤《新学篇》，见《中和月刊》第一卷（1940）第一期，第6页。）。今文经学异军渐起、汉宋调和说也应运而生，诸子学、佛学已经开始复兴，由17世纪天算之学导引而来的西学也正日益受帝国学人的青睐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传统就是在清政府闭关时期也没有中断，而其中汉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对汉学的“兄弟阋墙”尤为剧烈。但这些变化更多应该归因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支配而非外来的干涉和冲击，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数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我”，“中国思想世界还是处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注：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4页。）。同样，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可能一个人与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内都很难感觉到这种变化，在知识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化之前，在没有足够多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先前已广被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和解释并不会完全崩溃和失效，普遍的“不确定性”——终极关怀的失落也不会立即出现，而器物层面的变化却很容易被察觉与感受，这就给我们了一种错觉，认为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真如梁氏所言。
然而这种内部的改变能否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呢？能否替代西力冲击的作用呢？或者说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在哪里呢？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没有夸大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而缩小西方冲击的影响从而陷入中国中心的困局呢？其实西力的冲击本来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作为整体的中国不可能整体上同步都受到西方的冲击，同样，作为整体的西方也不可能同时作用于中国，影响于中国的也只可能是于双方最先接触的或最为契合的或最为紧要的。同样，受西力冲击的效果也是—个由中心（指经济、文化中心）到边缘逐步递减的过程，而且还存在抵制与抗拒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反西化言论与“西学中源”说在士大夫中间的盛行（注：参阅全汉升：《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见《岭宙学报》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36年），第122-166页；又可参阅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载《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第57-102页。），也可说明西力冲击的影响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强烈，所以张灏先生根据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的研究，“就说19世纪末中国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闿运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影响的迹象。对于这些人来说，如同1840年之后50年里的大部分士绅一样，核心关切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注：（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这也正好可以作为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注脚。
如罗志田先生所说：“问题在于，用一个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不可取；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因素。则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且不说西潮造成的中国问题）的反应多少也可说是对‘西潮冲击’的某种‘中国回应’。无论如何，研究典范的合用与否是可以辩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如果因为某种研究典范的搁置而使人忽略通常为其所涵盖的重要历史现象，则无异于西人所说的倒洗澡水而连婴儿一起弃置。”（注：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自序》第8页。）实际上，将近代中国带入“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是西力的冲击（注：尽管对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导致近代中国进入“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争议，如晚清士人劳乃宣就不这样认为，他针对当时人爱说“千古末有之创局”的情况，就说“自有生民以来，无日非创局也，岂特今日而然哉！”参阅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第一册），是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第357种，页97，但就西力所带来的效果来看，实在是名副其实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个局外人传教士谢卫楼所说：“知中国此番之更变，实为大更变，于国政民风、郊际往来，皆当弃旧换新”，载《论基督教于中国学术更变之关系》，原载《万国公报》166册，转见李天纲编选《〈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第166页。），而非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作用，这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历次的中国中世纪王朝的晚期都会存在诸如柯文等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内部的分化与危机，但这些分化、危机等问题并没有使中国发展出可以否定自己旧日传统的异己的新思想资源，使中国摆脱出王朝循环的怪圈和老路，走上近代化；而只有在西力大量入侵后，才引起“一系列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实现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势转移”（注：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自序》，第9页。），中国有了对传统深刻反思和对西方新思想资源的承受，也才使中国有了可能摆脱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尽管这其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是唾弃传统的代价。
其实，晚清士入主张的“自改革”无非是传统“通经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续，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依然是传统的东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结果最后一样是无疾而终，诚如后来尚比较守旧的劳乃宣所说：“今日全球交通，西学东渐，笃守旧闻不足以应当世之务”（注：见劳乃宜：《桐乡劳先生遗稿》（第—册），第139页。），时代已经需要新思想资源的出现和应用。而从知识社会学或者思想史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注：参阅（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页。）也就是说人必须被他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和思想传统等思想所依赖的资源所限定，即使他对此不满，也逃避和遮挡不了，诚如王汎森先生所说，“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0-151页。）好的例证之一，也许是一个晚清著名经世学者、舆地学家的江宁人汪士铎（1802-1889），他曾经有浓厚的反孔孟和反宋代理学的思想，并且对西方新知识也有相当的认知——他曾帮助魏源刊刻过《海国图志》，且为《海国图志》写过跋，很推崇该书和《瀛寰志略》等经世书籍（注：见汪士锋：《汪梅村先生集》，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辑第125种，第541、389页。）；他甚至还要工人“兼习泰西之法”，进而认为：“不用礼义则中国可谓之夷，用礼义则英（“英”左侧有“口”字）吉利、米利坚亦不可谓之夷”（注：见汪士铎：《乙丙日记》，载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汪梅村先生年谱稿》，是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辑第126种，第91、121-122页。）等。这些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先进，但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内化为汪士铎思考和应对现实的思想资源，一旦面对太平军之难这样对他和清政府打击极大的危机时，汪士铎却是向法家学说中寻找救世灵丹。因此，王汎森先生说他“虽然激昂愤慨，他的思想中虽然酝酿着巨大变化，但他的药方并不太新，想来想去，仍然不脱旧的思想资源。当儒家不足以应世时，仍然只能诉诸另一个选项，即先秦诸子，换来换去还是那一套。洋务运动并未为他提供多少新的思想资源”，“在整个制度的规划或政治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出路”，“在‘思想资源’大变之前，人们还是盘旋在老路上”，“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新的思想资源，（中国）显然也很难有‘自生近代性’可言”（注：参阅王汎森：《汪悔翁（士铎）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一书，月旦出版社，1999年，第314、316、316、317页。），这实在是见道之论。
在这种没有足够多的新思想资源刺激的情况下，仅靠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诸己”的举动，显然不能足以颠覆当时旧的主流话语的地位，揆诸以往的历史事实，我们也可以知道晚清那帮精英所提倡的借用传统思想资源——“药方只贩古时丹”来进行的“自改革”——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 the tradition）并没能引导中国“走出中世纪”，倒是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多次与外作战失败的刺激下，发生了“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注：所谓知识论危机，是石元康借用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概念，“对—个传统而言，知识论的危机的产生所表示的是这个传统遇到太多它所无法克服的困难以及解决的问题，整个传统不光是停滞了，而且更可能会崩溃。传统中的人对自己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有那么强的信心，甚至有些人想干脆完全放弃这个传统。”参阅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6-20页。又可参阅曼海姆上引书，第3页。），士人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开始处于“失序”（Anomie）状态——“五经束之高阁，子史悬为历禁”（注：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8页。）、“觉世间惟有此种（指看西书）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住、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合之莫由”（注：《严复集》（第五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第780页。），“综观中外情形，敢断言曰中国不亡，必无天理”（注：叶尔恺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87页。），产生了传统能否有效经世致用的问题。如希尔斯所说：如果传统给继承它的人带来了明显的和普遍的不幸后果，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了；一个传统要延续下来的话，就必须“发挥作用”。一个传统反复带来灾难，或反复被证明明显不灵，那就行将灭亡了。（注：见希尔斯：《论传统》，傅锵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2页。）“—个面对知识论的危机的传统已经无法由它本身的资源再予以复苏，因此，它必须提出新的架构及理论来解决困难”，它必须“借助另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来帮助它度过这个危机”（注：同石元康上引书，第19、18页。）。传统思想资源既然在中西“学战”中失败，而内忧外患又纷至沓来，士人面临“国势之衰颓”的情况，不得已，“因欲举一世之法而悉变之”（注：见劳乃宜：《桐乡劳先生遗稿》（第一册）第88页。），“许多读书人开始转步移身向压迫他们的西方帝国主义身上寻找医己的良方”（注：参阅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第5-6页。），变革的取径也转向了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出现了“中国人办中国事，反不如洋人办中国事之忠心，真可叹也”（注：汪大燮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84页。）、“惟有多用客卿或可有自存之日”（注：黄中慧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69页。这样尴尬的现象，实在是证明中西交错与西力渗透的程度之深。
随着西方思想与科技等异己传统的思想资源被大量引入，近代中国开始被“尊西趋新”的趋势所主导，“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注：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渐渐，西学开始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主要凭借，中国士大夫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了思维方式，开始了对传统的新定位，结果也就导致时人眼中的传统地位大大下降，就连“国粹派”的刘师培、邓实等人也以“国粹”为“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注：邓实：《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1905年）第7期。）。西力长期冲击的效果终于凸显，中国根本逐渐丧失，“嗟！嗟！旧学几将扫地，祖国前途曷堪设想！”（注：《国粹学报》第2年（1906）第14期《文篇》，第1页，无作者。）知“新”而不再求温“故”，只有破“旧”才能立“新”，近代中国社会踏上了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不归路。这些现象都决不是用单纯的“中国中心观”与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可以解释的。
正是由于柯文“中国中心观”这些明显的局限，近来，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界，一些学者在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下，已经不满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这样的书写模式，包括柯文自己亦是如此，其新著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已经大大借鉴了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其他人中有为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以及何伟亚（James L. Hevia），他们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建构的叙事模式来书写中国历史，其“新”著分别为：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与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注：何伟亚此书中文译本为《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尽管这二本书都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但其尝试的视角与所取得的成果却值得我们注意（注：参阅罗志田《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译序》，第1-30页。）。
原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转自史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