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一种后设式区分
——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
【核心提示】所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后设式的区分。因为其间还有作为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这类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科学的崛起。在这种实际上已经非常复杂的学科分化中，已经很难确定哲学的学科归属了。
对于科技与人文这一话题，很多哲学家的著作均有所涉及，海德格尔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现代科技根源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那么，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如何分离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在当代社会有何意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为记者解答了这些问题。
时代对人文科学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统称为哲学。而现在，自然科学早就不算作哲学。您能谈谈二者是如何分离的？
邹诗鹏：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形成实际上是科学从哲学中突显、区分甚至取代哲学地位的过程。科学占据现代性最显要的地位，是在19世纪发生的。在此之后，一种打着实证科学旗号、明确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科学主义传统开始形成，通常情况下，哲学被明确地排斥在科学范式之外，偶尔也会出现比较积极的情况；在较好的并不太常见的情况下，哲学被看成是方法论与思维技术。因而，所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后设式的区分。因为其间还有作为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这类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科学的崛起。在这种实际上已经非常复杂的学科分化中，已经很难确定哲学的学科归属了。
面对这样的学科分化，有时候会觉得无奈。今天的问题是，现实的复杂问题其实会因为学科分化的原因而被处理成单一学科所需要的问题，而不是面向解释或处理问题所需要的学术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仍然需要发挥哲学直面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效应。面对今日的学科高度分化及其学术状况，不能不让人怀念马克思、韦伯开创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时不分学科、直奔问题的情形。当然，面对当今时代高度复杂化的现实，要实现综合化并面对问题本身的研究，显然也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哲学是人文精神最本质的表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哲学归属于人文学科，您能谈谈人文学科的功能以及人文精神是什么？
邹诗鹏：这当然只能做收缩式的回应了。如果哲学有理由作为人文学科而且有理由存在人文学科，那么，人文学科的功能应当是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证和诠释人的理念。哲学的长处，同时也是其作为人文学科存在的当仁不让的职责，就在于理念层面，在一个物化逐渐加剧的时代，更应关怀和守护人文精神。第二，思考的艺术。哲学是人文精神最本质的表征。所谓人文精神，即最本质地显示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以及责任的概念。由此也蕴含着哲学的一个延伸性的功能，即贡献一种与时代精神偕行的理论能力、思想创造力、批判能力以及相应的理论想象力。第三，传承文明及文化传统，实现人文传统的涵化与教化。哲学在人文传统的阐释，以及推进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并推进不同文化传统的沟通对话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第四，开放人文学科。现代学科体系下，人文学科愈益呈现出封闭与自恃的一面，事实上，人文学科显然要求阐释和论证人的个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但同时也要求把握现代社会政治复杂系统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现代文明处于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因而人文精神绝不只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实体，而是见证人的生存的活生生的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比作“座架”，认为人和自然都被强制性地框定其中，从而显示人的自我迷失。请问您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技术观？
邹诗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分别提供了两种卓越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即资本批判与技术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已不只是亚里士多德那里低层次的创制活动，而是被看成“现代人的天命”，但是，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仍然存在着一种韦伯式的悲观与无奈。由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到向古希腊古老传统的回复，再到其晚年的上帝救赎说，显示了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但是，就我而言，我还是愿意接受一种由马克思通过直面资本主义矛盾从而展开的人类解放学说，在一种向前的历史逻辑与向后的历史逻辑中，我宁愿选择向前的逻辑，因为历史是指向于未来的。
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灵感仍然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在不断向前发展，它推翻旧论，确立新真理。有人认为，纵然很多哲学理论是经典，鉴于时代已全然不同，它们已成为老古董，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并不大。请问您怎么看？
邹诗鹏：哲学或人文知识与科学的进化模式确实不一样，而且，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的进化模式又不一样。应当说，当我们说科学不断实现其范式转换时，这样一种转换所体现的其实是哲学气质。最能显示一定知识体系的自我反思、突破与更新功能的，其实是哲学。时代呈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需要理论与解释方法的创新，但如果就此认为干脆舍弃传统资源，不是过于天真，便是某种浅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高新科技为社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理论认为这为人带来了一种“后人性”，您怎样看待这种“后人性”？
邹诗鹏：高新科技以及网络社会等变化，的确显示出当下时代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异质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激活传统的理论资源，或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灵感仍然重要，但要把握这样的时代，本身又仰赖于当代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努力。比如，当今时代人的属性与存在样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你这里所说的所谓“后人性”也蕴含着这样的视角，它既是一个呈现当下时代人的复杂状况的概念，也是一个责任概念，因此，“后人性”不应该做某种消极的后现代主义理解。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