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思想与苍白的学术

　　【核心提示】如果不怕极端，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下的学术界：有学术、无思想。

　　前几天，太太去学校借书，大约顺便也为我借了本书，金克木著《书读完了》，女儿看到书名，哈哈大笑，大约此书名颇有意思。此书是金先生去世之后，后人编的，不过，附录有钱文忠与金先生女儿金木婴对金先生的介绍性文章，这个之前没有读到过。金先生自己从来不太像严肃的教授，我记得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三个字，竟然是：“少、懒、忘”!令人称奇。读了钱文忠教授关于“学术与智慧”的介绍，估计会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

　　我则是由自己的阅读经验，包括之前半年在美国的阅读经验，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个问题在中国开始突出了，这就是：思想与学术的明显分离。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门槛比较低，在法学界，戴逸教授的“法学幼稚”说、陈兴良教授著名的“专业槽”观点，对法学界虽然是个刺激，但实际上法学界中人也基本上是接受的。到现在，法学教授的著作也未必能让不写书的法律人肃然起敬。看今日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法学学术成绩对现实的影响还是显得过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因此，加强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性，恐怕是人人都赞成的。

　　然而，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恐怕对八十年代的大学与学术界都会有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思想相当活跃。那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但人们确实是在思想、想思想、也有思想。幼稚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的起点非常低。以我的理解，改革开放初的学者，基本上是靠语文修养和逻辑推理能力来研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文献可读（民事行为能力是合法民事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还是无限责任，其实就是看你的语言和逻辑能力如何）。如果该学者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表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也会强于一般人（限于法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原因很简单：那时只有这些是认真翻译，也能够容易读到的，你毕竟是读到了西方世界的东西，它更加现代一些，会对处理和思考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有所启发，如果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僵化掉的话。

　　今日学术成绩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虽然学术幼稚的问题仍然还存在着。行政权力（尤其是经费控制）和市场权力对学术的影响开始得到空前的扩张，由于行政控制主要也是通过设立项目经费来控制，所以可以概括为一个字：钱!为了钱，我们开始放弃学术的主体性、主动性、自觉性，也愿意牺牲兴趣，牺牲真正的学术!以学术的形式完成了许多非学术的论著，以表面入世、关怀国家的模样获得自己的福利和安康，以从事学术的姿态牺牲掉了学术本身，从而学者逐步政客化、商人化、小市民化、庸俗化，学术工作开始饭碗化。学术固然是饭碗，但从事学术不是为了饭碗。这话有些绕，不过我觉得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年轻一代的学者，心明眼亮，既有良好的学术能力，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还有赶超的实际行动。学术的繁荣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我的阅读经验是，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质量也相对地提高了；不过，值得花时间和精力读的东西好像越来越被埋起来了。以前的东西不多，好的很好，坏的也很坏，也好辨别；现在则像是廉价工厂，东西非常多，要什么有什么，质量也还过得去，不过读不读没有多大关系，它说了些什么，好像说不说也差不多。尤其让我恐怖的是，新的概念和词汇不断地制造出来和翻译进来，强行进入中国学术，而用中文说外语似乎正成为时尚和潮流，它真的是学术?它好像和中国没有太大关系啊。但牛人都这样啊!

　　如果不怕极端，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下的学术界：有学术、无思想。

　　学术是职业性产品，思想是公共产品，共享的财富。因为要维持一份职业，包括要在学术岗位的阶梯上攀登，我的产品当然越多越好；至于成本我支付、福利大家享的创造性工作，对不起，等我有机会了再去做。

　　学术评价标准有问题是一回事，不过，学人自己的选择也是重要的。13亿人，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思想，有一部分人去思想也就够了。这是人多的好处，王永民教授的五笔字型发明后，我一直用，我不用亲自费力去发明它。不过如果没有那个发明的人，那些应该有所创新的人，反而在不断地制造着符合学术考核标准的一次性产品，而绝不肯生产启迪人的思想，就不好了；这种现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大家都在焦虑与期待之中。焦虑的，是自己的事（前途或者生计）；期待的，是希望有人来做自己不肯做的事。

　　知名大学也如此的话，就更加糟糕。它们急，纷纷设立大师与名家的岗位（如果国内的学者声望不够，就用洋符号），而干着把未来优秀学者扼杀在摇篮中的高效率破坏性工作。孟子说过：“七年病，求三年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你等着吧，装着在发展学术吧。你只会收获你种下的东西，其结果人人皆知，又何必说出。

来源：《检察日报》201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