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是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它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在“五四”前后形成学术的高峰，名家继出，群星闪耀。至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出色成就，至今仍然因其见识的卓越和结论的精当而令后学者仰慕不已。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著。已有的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个案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颓历史考证学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深入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演进道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谨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有清一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之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之最著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如王国维称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同为清代270年学术的“开创者”。陈寅恪也推崇钱氏代表了考证学的高峰，他在评价陈垣考史之作为中华学人所推服时，说：“盖先生之精思博学，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陈垣本人也明言自己的治史方法、旨趣是效法钱大昕、顾炎武：“从前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他又盛赞赵翼考史之作，写有著名的诗句：“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是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产物，构成演进的不同阶段。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的20世纪历史考证学则是近代学术。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从学术条件言，是得益于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20世纪考证史家适逢时会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都是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的，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
总之，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历史考证一项尤为历代学者所擅长。中国文化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催开了满园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同乾嘉历史考证学有其渊源的关系，但它又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在治史观念上、在史料的利用上、在考史方法上，达到更新、更进步、更加科学和更加严密，我们即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主要是因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推动实现的。”——这一命题，可以从“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治史主张和实践，得到充分的证实。
王国维治学特点有二，一是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方法，一是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期间，受到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又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曾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学通论、哲学、心理学、动物学等多种著作。同时，他与当时日本、法国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伯希和、沙畹等有学术交往。这些学术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锐敏的眼光，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使甲骨文研究由限于文字考释、个别人名地名释读，提升到探讨上古史重大问题的崭新阶段。由于王国维成功地运用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载几千年前商先公先王世系获得了地下出土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史名著在总体史料价值上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故郭沫若评价说：“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陈梦家称誉说：“商殷世系的条理，《殷本纪》世系的证明，有赖于王国维的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利用这批新资料作为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的，则始于王氏。”齐思和也指出，王国维的重大功绩是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去，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其具有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而大受欢迎，出版之后两个月即再版。书的开篇为“导言”，专门论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哲学史要以三项基本观念和方法作指导，一是“明变”，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是“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是“评判”，是要使学者知道各种学说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三项目的，他又提出要在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上下工夫，尤其强调能够“贯通”，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为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蔡元培为此书作序，表彰此书有四种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在治史观点和方法上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要求。胡适又于1919年11月撰有《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方针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又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其杨心的要求，便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和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两项。周予同是“五四”时代青年学者，他对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反对盲从的时代精神产生了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称赞胡适的贡献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崭新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说：“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胡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业绩？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学力的原因之外，我们不能不归因于时代的反映。‘五四运动’前后本来是中国社会飞跃的一个时期，而胡适正是以‘代言人’的姿态踏上了这一时期。”
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批判前人因嗜古成癖而造成的种种附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继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破除了杜撰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旧古史体系，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于探求科学的古史体系起到开路的作用。顾颉刚史学观念的核心是“求真”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胡适讲课中勇于“截断众流”和运用“历史演进法”的启发，有乾嘉学者严密考史方法，有今文经学派疑古辨伪传统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能在顾颉刚这样一个青年学者身上汇集为大胆批判千百年来相沿的旧说的决心，则是“五四”时期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之洗礼和激励。他曾多次态度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如尹达所作的中肯评论：“否定了这些作为不可侵犯的神圣‘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
而陈寅恪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他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外来观念”，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因小见大，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进中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放始得明嘹，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再作综合分析，揭示出对历史演进有重大意义的内在关联。如他分析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的继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渊源之一，云：“秦凉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确实显示出超越前人的见识。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识：20世纪初年和“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进化史观、科学思想、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等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指导的作用，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考证学至此产生了飞跃，提升为一门近代的学问。新史料的发现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观念发生变革，才从根本上推动历史考证学出现新局面，由以往考证具体名物、制度、事件达到研究古史重大问题，由考辨片断的、局部问题达到系统地研究和探求带规律性的大事。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又使新历史考证学再次产生飞跃，达到新的境界。前后两次飞跃固然治史观念的层次有别，考证学者治史的领域和风格有别，而因史观的指导推动了考证学达到新境的道理则是相同的，所反映的是学术演进的一个通则，其意义非同小可，实在不容忽视。
唯物史观指导如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不但内涵丰富，极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其中有的地方目前研究者尚存在认识的分歧，因此须要作为本文的重点加以详论。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 观的学术关联
上面讲到，新历史考证学派形成于“五四”前后，其奠基人物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间较之略晚，李大钊著成《史学要论》（1924年）和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其创始和奠基的标志。1949年以前，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平行发展，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两大干流。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侯外庐在其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用以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古史辨》第4册序言中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基本观念……他们校勘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o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得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与新历史考证学是相通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又远远高出于新历史考证学。因此，如果熟悉史料、善于辨析事理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掌握了它，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得到提升，学术研究就会得到一系列的新收获。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贯通；问题在于，新历史考证学家的运用是素朴的，尚未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构成体系的，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前半期成就斐然，至1949年，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跃进到新的阶段。
当时，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如蒙文通、郑天挺、韩儒林、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罗尔纲、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赵光贤、杨志玖、王玉哲、史念海等，还有一些健在的著名学者，进入新中国时大都正当40岁上下（其中有几位年纪较长，已过50岁），对于他们来说，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对于建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是真诚欢迎的，一方面，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另—方面，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吕思勉不顾本人年过六旬，学习唯物史观更加热情高涨。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思想总结，既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又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但愧未深求”，在学习运动中，“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三）社会主义。今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二根底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史观对自己的错误影响。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_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决然放弃原先的看法。唯其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蒙文通是这批考证学者中年龄较长者，他通过学习，迅速地提高了认识水平，自称“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的感受是在建国初年一封私人信件中讲述的，因而更加实在而可信。蒙文通在信中言：“文通解放后—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蒙氏长期钻研经史之学，于儒家学说钻研尤深，但长期在探求孔、孟、董、朱、王等儒学人物著作中积累而未决的问题，只有至解放后学习了马列著作才找到了答案。“人性”问题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关键性命题。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至宋儒即大力推阐性善之说，以人之初生，性原为善，复原反本，即为圣人。对于此说，他原先信服，而后来产生怀疑，积疑于心中而长期不能解决者，至学习了马列之后才得豁然贯通。他深刻地讲出其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儒家之学，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于变动之说，惟于发展之义则儒者所忽，而义亦不可据。今读辩证唯物论，乃确有以知宋明之说有未尽者。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澈：日格物穷理，日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来，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蒙氏乃感叹说：“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
蒙文通在解放初学习马列主义而使数十年积惑一朝冰释，并用“先天论”和“发展论”来分析古人学说中的精华与糟粕的经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证明解放初年许多研究者学习马列主义是自觉的、愉快的，并且收获巨大，学术上升到崭新的境界，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证明唯物辩证法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能给人以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是具有明效大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列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事实证明，马列主义的指导使史学工作者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在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上进入新境，学术上取得了大量新的创获。
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风格多样的出色成就
蒙文通（1894-1968）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感到豁然贯通，认识到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建国后他所发表的论著，无论是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深度和治学的风格，比较起以前擅长考证和朴素地运用辩证分析方法的特点来说，都已经明显地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可以举出其代表性成果《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及《越史丛考》来作分析，前者突出地反映出他再不满足于史料的详实和考辨的精审，而要上升到对历史进程和其内在规律性作宏观的概括，后者则突出地反映出他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性和崇高责任感。岁月的洗炼，更加显示其著作的光彩，直至今天读来，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唯物史观指导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更强的生命力。《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体现出蒙文通将其原本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能够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具有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体现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
一个考证学者，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理论对他的指引，如果不是他本人真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具有高度的真理性，并且努力运用于研究之中，而他能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如此深刻的阐释，能够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崇高责任感去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问题，那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蒙文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正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他由原先擅长考证之学，到建国后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达到治史的升华，这一学术道路是极具典型意义的，集中体现了同时代一批正直的学者共同经历的重大变化。他在学术上实现的跃进证明了两项重要的道理：从20世纪前半期走过来的、具有“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并且重视审查史料、重视因果关系观念的学者，很容易、并能自愿地接受唯物史观和它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而这些精熟于典籍、擅长于具体问题考证的学者，只有在接受了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之后，才能做到自觉地去探求历史演进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在治史道路上实现质的飞跃。这两项，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理解蒙文通本人思想轨迹的意义，对于认识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道路，以至认识整部20世纪学术史都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年这一批年届中年的考证学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群体，他们正处于学术上锐意进取的极佳时期。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到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中，以之为指导，许多人都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前面所论是蒙文通在通论性研究和古代民族关系史领域的成就，这里再以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为例，简要论述他们各自在历史地理学、魏晋南北朝史、先秦史领域的建树，借以进一步证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使新考证学绽放出新的光彩。
（一）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
谭其骧（1911-1992）毕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1944年以前，在历史沿草地理和移民史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均以严密考证见长，受到顾颉刚的器重。如《秦郡新考》，针对乾嘉学者以来三百年聚讼纷纭的秦代设郡问题进行爬梳清理、深入考证，纠正、补充了清代全祖望、近代王国维考而未备之处。全文以考辨精审、论据坚实而大受称道。1949年以后，由于自觉地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和学者襟怀，发扬了原先精于考证的长处，且能透过历史表象探求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打开了谭氏论文结集《长水集》、《长水集续编Ⅸ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他的学生编成的《长水粹编》）翻阅，1949年以后的论文，与前期《秦郡新考》、《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宋州郡志）校勘记》等已颇不相同。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虑历史问题的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说，从论题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说，毫无疑问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地。
谭氏通过对纵贯上百二千多年的黄河下游灾害史和中游生产、生态面貌的考证和分析，终于透过历史的现象，揭示了真相：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因王景筑堤防洪的办法高明，而是因为中游地区返农还牧，恢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谭氏怀着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鉴戒的崇高责任感，以凝重的笔触写下自己通过考证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终至于草原成了耕地，林场也成了耕地，陂泽洼地成了耕地，丘陵坡地也成了耕地；耕地又变成了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光秃秃，到处千沟万壑……就这样，当地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穷，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决徙之祸越闹越凶。就这样，整个黄河流域都陷于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经历了千有余年之久，’。因此，谭氏早在40多年前就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在黄河中游这二区，应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首要的措施就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的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家民族发展紧迫问题的关切，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今天，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行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和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过40年实践的检验，恰恰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谭其骧在建国后对与当今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课题作精湛研究的还有海河水系、云梦泽、上海成陆问题、淮河水系、海南政治历史地理。关于海河水系，谭氏根据《汉书?地理志》、《说文》、《水经》的记载加以考证，获得一个重要发现：东汉中叶以前河北平原诸大河是分流人海的，未曾汇合成一河。到公元3世纪曹操开平虏渠和白沟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众多分流人海的水道互相沟通，下游日渐淤塞，逐渐形成今天的海河水系。他于1957年在复旦大学报告了这一结论，散发了报告提纲。虽然至1986年他才撰成并正式发表《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文，但“海河的治理却已循着恢复历史原貌，即在为海河下游开挖多条出海水道的方案进行了”。谭其骧从专重历史文献的记载考证历史沿草地理，到以唯物辩证的哲学观的高度驾驭史料，既发扬严密考证的精神，又自觉地探求中国历史发展中许多实质性的大问题，探求历史演进中规律性的东西，做到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将科学研究与推动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具有悠久传统、方法精良的历史考证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科学历史观结合而开辟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大大提高其学术价值的一个缩影。
（二）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社会特征及演进脉络
唐长孺（1911-1994）早年研究辽金元史，不久即转为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6年，他撰成《唐书兵志笺证》一稿尤为精于考证之作，经陈寅恪评审而被聘为教授。1949年以后，唐氏治学仍以扎实深入著称，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与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位先生一同开拓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在此以前，陈寅恪的论著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水平，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探索魏晋南北朝史的演进脉络，尤其“重视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又再经过唐长孺这批学者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在魏晋南北朝的多个领域取得全面创获。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唐长孺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1955年）和《南朝寒人的兴起》（1959年），即为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及其演进脉络的成功之作。
唐氏晚年又著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汉至隋唐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作贯通的研究，上溯汉代社会结构，分三篇，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状况，土地制度的演变，门阀制度形成到衰落，直接劳动者身份和构成的变化，军事制度，学术思想文化等项，总论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唐代社会演变的脉络，在材料翔实、考辨精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因而被誉为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鸿篇巨制。
（三）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索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重视社会形态演变的探索，因而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出现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热潮，有不少原先属于新考证学派的学者也积极参加，并且发表了很有影响的论著。这里以赵光贤先生为例。
赵光贤（1910-2003）所著《周代社会辨析》从1958年属稿到1980年出版，经历了整整20年。这部著作出版后，即以其鲜明的理论指导、详审的史料和深入精到的辨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者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是属于“西周封建论”者，书中对下列几项问题的辨析尤具卓识。
一是周代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的条件及其主要特征。
二是周代主要农业生产者的身份问题。
周代主要直接生产者“庶人”其身份究竟是农奴，还是奴隶，是长期聚讼的问题。对此作者做了深入的辨析。
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周代“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社会的关系。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周代以前不存在宗法制，宗法制度是周人创立的，它把统治阶级成员都纳入宗法的系统之中，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二，以往论宗法制度，根据汉儒的说法，君统与宗统分开，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相反，二者合而为一。作者说，“过去封建时代的礼家虽然无不谈宗法，但始终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这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第三，尤应认识宗法制度在本质上是土地私有财产的制度。作者阐释到：“宗法制度的继统问题实质上是土地财产的继承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了o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只有马克思从把长子继承制看作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并为保护它而存在的角度来看，才真正揭穿了宗法制度的秘密。”
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封国、采邑、世卿等项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等问题。《周代社会辨析》一书确实表明作者将研究工作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包括十分重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使用，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作贯通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因而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评论者誉之为“辨有特色，析有新意”的成功之作。
以上论述建国后这批出色学者的成就，只是举要式的，难免挂一漏万。这些分析证明：就研究的层次和达到的深度而言，与“五四”前后考证史家的特点相比，1949年以后的学者由于运用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确实已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从以往探索古代帝王世系一类问题，到论述中国两千年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特点，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迁；由以往进行古籍辨伪、古史中具体事件、制度问题的辨伪，到论述历史现象内部的规律性，并要从中总结与当前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验教训；由以往探求一个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到揭示出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和特征，等等。由于科学历史观指导的力量和学者们的出色努力，至此，新历史考证学实现了质的飞跃，它已汇入到新中国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壮大的时代大趋势之中。
四、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启示意义
总结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深刻启示意义有二：一是提高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之科学价值的认识，坚定以此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念；二是澄清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
正确地认识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直接关系到如何认定今后前进的方向。新时期以来，经过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清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并大力引进西方新学理，史学界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局面。但是毋庸讳言，在对待是否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上，的确存在着认识的分歧，与此相联系，在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成绩与失误上，也存在大不相同的看法。有的人对唯物史观指导作用认识产生动摇，也正由于错误地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谈不上有重要学术价值，“十七年”—言以蔽之，就是教条化横行。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通过正确地总结新历史考证学如何在建国后达到新的境界，便可以对此作有力的澄清。
蒙文通、谭其骧等学者，由原先注重于作具体问题的考证，到重视对中国历史进程作宏观概括、并且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或是做到透过历史表象指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或是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社会阶级的特征，或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演变，他们正是由于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而在学术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20 世纪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深刻意义的大事。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证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这样认识的广度和洞察历史现象本质的识见，是传统思想和近代进化史观等等所无法比拟的。唯物史观又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与时俱进，并且能与每一国家民族复杂多样历史进程相结合而灵活地运用，做出恰当的概括。像唯物史观理论这样的科学体系，研究者如能潜心钻研，真正地掌握它，用以指导对错综变化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学术工作就能进入新境。有的学者称许唐长孺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人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研究每一问题，必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此等成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结合的结果。周一良先生对解放后大陆学者与他以前曾经共事过的港台、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格作过比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于1982年赴美访问时，极留心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著作，以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为“最有价值者”之一，很珍惜地随身携带回国，他评价说：“严书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所不足者，只就制度论制度，未能放眼当时政治、社会、事件、人物，以探求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这种地方大陆学人就显出所长了。”周氏以行家评论，发人深思。大陆学人之所以能联系政治、社会等项论述“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正因为有宏观理论对实证研究作指导，所以对历史的整体性能够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
“十七年”史学演进确实经历过严重的曲折，发生过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我们对此已经作过彻底清算，彻底批判了教条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认清其危害。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本原理，在根本上是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十七年”的史学工作，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一样，尽管有过严重失误，但从总体上说，成绩仍是巨大的。将“十七年”史学贬责为“完全政治化”，“只剩下一部农民战争史”，这种看法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有的人怀疑唯物史观指导作用，即与这种错误估计直接有关。我们之所以作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评价，主要理由是：（1）建国后至60年代初的大多数年份，学术空气健康向上，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2）新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境界；（3）在通史、断代史、专史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史著；（4）创立开拓了诸多学术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史等；（5）史学理论有重要论著问世，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运用唯物史观上取得重要进展；（6）成功地完成多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工程；（7）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教条主义虽然一度盛行，但其所占年份合加起来尚不及十七年的三分之一。再者，对于造成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更须具体分析，一是，因研究者对运用唯物史观缺乏经验所致。像这种情况只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同时开展健康的批评、自我批评即能逐步解决。二是，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干扰、影响，这是教条化泛滥的主要原因，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三年中最为明显。对此，只要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便能迅速扭转局面，如1960年中央作出了调整政策之后，学术界的研究、讨论立即正常开展起来，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学术研究更出现了空前繁荣，即为明证。三是，“四人帮”为其政治目的鼓吹的影射史学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合而观之，教条化盛行的原因，绝不是由于提倡唯物史观指导所致。恰恰相反，当教条主义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他们挺身而出予以严肃批判，在他们身上才真正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也是考察、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不应当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的盛行和危害，更不能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是这一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的生动证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只要我们善于继承这笔精神遗产，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同时大力吸取西方新学理，潜心研究，艰苦努力，就一定能迎来新世纪中国史学的美好前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