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内容摘要】北朝时期，战乱连绵，灾害频仍，饥馑渐臻，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人们不得不依靠群体的力量，聚族而居。宗族内部，屡有由富有之家发起的救济之举。这些救济，有的是在平时针对单寒亲友的恤助，有的则是在灾荒之年帮助宗亲度过难关。上述赈济活动，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家庭成员的仕进和维持世族之家的门第阀阅，与此同时，对时局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
【关键词】北朝；宗族；社会救济；影响
【作者简介】邵正坤，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130012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处于困境中的成员提供物质性的救助和支援，使其免于贫困破产，并增强其适应社会能力的制度和措施。社会救济属于社会保障的一种，是社会对其自身运行的安全状态进行防护和保卫的举措，其主体既包括国家和政府，也涉及团体和个人。北朝战乱迭起，灾荒和疾疫频发，为了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有序运转，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多有投身社会救济之举。就基层社会而言，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尤为引人注目，与之相应，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对于北朝宗族成员在区域社会中的互动尚鲜有论述，考察宗族在地域社会中的作为，对于揭示宗族在地方上的实际影响大有裨益，本文即对此做一探讨。
一
众所周知，宗族是拥有共同的先祖，并且以对祖先的定期祀典为纽带聚合起来的一种社会群体。从世系传承来看，它以父系血缘为依归，即《尔雅·释亲》所言：“父之党为宗族”。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对于同一宗族的成员极为重视，这从以下一段记载中便可窥其端倪。《南史·王懿传》：“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太原王仲德于苻秦败亡后南渡，依北方的俗尚投奔王愉，结果遭到冷遇，这一方面说明南北宗族观念有别，同时也揭示在北方人的心目中，族人是相当受重视的，倘若有人登门，通常都会受到接济。王仲德的贸然之举，可以说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根源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战火迭起，烽燹连绵，人们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不得不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宗族这种以父系血缘为主要特征的集团，以对于共同始祖的追溯认同作为整合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人们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成为群体进行聚合时的首要选择。出土的造像碑中可见许多同姓聚居于同一地域的现象，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再现。如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幽州范阳郡当陌村由高伏德、刘雄领衔，约三百人参加的造像，以及次年（504年）三月九日高洛周领衔，约七十人参加的造像活动，其出资人中，以高姓占绝大多数。（1）东魏李氏合邑百余人造像碑”就是李氏宗族的造像。（2）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合村长幼造像”中，其参加主体则为陈姓村民。（3）长期分裂战乱，当时的民众不得不利用同宗血缘关系，纠合宗族乡里，结坞自保，聚族而居，“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4）体家庭需仰赖于宗族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宗族成员之间结合相当紧密，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疏宗末属屡有赈赡之举，所谓“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就是对这种凝聚力的一种高度概括。
北魏建国以后，旧有的坞壁逐渐解体，但宗族组织的影响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5）宗族组织的外壳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种赈济，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时对于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的救恤。如北魏平青齐以后，高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周给。……亲族有孤遗者，必加赈赡。朝野以此称焉。”（6）杨愔家门遇祸，“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抚养孤幼，慈旨温颜，咸出人表。重义轻财，前后赐予，多散之亲族，群从弟侄十数人，并待而举火。”（7）司马裔“不事生业，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8）救济涵盖面甚广，诸如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皆在其列。二是战乱和凶荒之年富者对贫者的存恤。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9）是平时的例行救恤，还是凶荒之年的赈赡，都颇为时人所重。
北朝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一般说来，宗族成员之间，在五世以内，缌麻亲以上，存在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是赡恤、供给，还是朝廷的赏赐、复除、荫任，都在这个界限以内。事实上，这也正是家族的范围，这一时期，开始准五服以治罪，即家族主义在刑罚方面的反映。而五世以外，缌麻以下，宗亲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比较浮泛和散漫，在文献中常以“疏族”名之。救济也是如此，从赈济的对象来看，遵循着由近及远的原则，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这种次序的安排与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提及的“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或逾越”若合符契。其目的首先是收宗睦族的需要，其次也是力求公正，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事实上，这里牵涉的主要是施济范围与限度的问题，鉴于各人的经济实力，救济不能无限度地进行，超过一定的限度与承受能力，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必然逐级递减。
就支出原则而言，许多达官显宦和富商巨贾，由于位高权重或善于运营资产而家境殷实，家资富厚，因而毫不费力就可以满足家人的衣食之需。事实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支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温饱，而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或实现对周边社会的影响，对于宗族成员的救济就可以视为例之一端。正因为如此，在日常生活消费当中，多数家庭皆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适度消费，而不是纵情挥霍。其中大部分经济收入，都用来帮扶亲友。在这方面，北朝时期很多富有家庭称得上是其中的典范。赵郡李士谦，“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赈施为务。”（10）“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11），躬行节俭并非由于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而主要是出于先人后己的考虑，即家庭收入是与亲戚、宗族、乡里共享的，而非仅仅出于家庭成员自身的需要。
这类支出，对贫困的、濒于破产流亡的宗族成员和乡党、宾客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扶助手段。当然，此类义举虽然值得称道，但是也需量力而为。《四民月令》是博陵望族崔寔对各家应做的全年例行活动的逐月记载，其中很多内容为北齐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所征引，那么其对于北朝社会显然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书中提到：“（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之，度入为出，处厥中焉。”
三月青黄不接，是例行的赈济之月，只顾自己积聚产业，对别人的窘迫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或为沽名钓誉，矫揉造作，将财产倾囊相授，自己家人的衣食却难以为继，以致陷入家贫养薄的境地，都不足取。
不可否认，产业越丰厚，赈济力度越大。既然北朝时期的豪富之人大多热心于社会救济，那么，这类支出在其家庭经济当中，又是如何安排的呢?《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饷馈，僮仆减损，施惠然诺，妻子节量，狎侮宾客，侵耗乡党，此亦为家之巨蠹矣。”由此看来，对于宗族、宾客、乡党的赈施在世族的家庭经济中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性、固定性的支出项目，但是受救济主体的主观意志———慷慨或者悭吝等心态的影响，这种支出在家庭经济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份额。不过，既然这种救济行为已经成为世家大族家庭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有人试图将其纳入一定的轨辙当中，《颜氏家训·止足篇》便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室堂才避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提出将衣食住行、婚礼丧葬等必要消费以外的全部节余都用于赈施的思想。拥有这种想法的并非颜氏一家，北朝的很多望族都持这种观点，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北齐书·张耀传》载张耀，“每得禄赐，散之宗族，性节俭率素，车服饮食，取给而已。”北周司马裔、蔡佑、陆通、唐谨等皆有性清简，不事积聚，所得俸禄、赏赐，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的记载，可见时人对社会救济的重视。
二
不得不承认，对于很多实施救济的家庭而言，对同宗的赈济诚属一种额外的负担。但是，此类举动却深受人们的推举，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之下意义颇为深远，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北朝虽然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迭相建立的政权，但是，在其与中原汉族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接受了汉人中流行的风俗、礼仪乃至于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自魏晋时期便开始盛行的门阀制度也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吸收，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即可视为例之一端。但是，门阀并非是在一朝一夕之内仓促形成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全体族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此相应，门阀一旦奠立，门第的维护也有赖于整个家族的力量，只有整个家族蒸蒸日上，高贵的门第才能长久维持下去。一方面，无论宗族还是家族，都以个体家庭作为自己的基本构成单位。另一方面，在世家大族取得垄断地位的时代，家庭又以家族和宗族作为自己主要的社会关系。对于贫困的宗族成员进行赈济，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宗族内部的贫富差距，可以尽量使族内的贫困家庭免于破产，有效地保证了宗族群体的稳定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族之家维持其门阀的一种手段。
其次，由强宗发起的社会救济活动，对于身处困境的其他的宗族成员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客观上亦可起到收宗睦族的作用，能够极大地激发宗族成员的心理认同感和宗族内部的凝聚力，这是“北土重同姓”的一个最为直观的表现。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种救济也造成了贫苦的宗族成员对于族中强有力者的依附。如前所述，宗族中的社会救济通常由实力和威望较强的族人发起，平时，他们通过对族中孤弱的例行救恤，使其在宗族组织的庇护下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得以生存下去。灾荒和战乱来临之时，由于平时畜积较多，他们往往成为赈济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以及赈济物资的提供者，并且在具体实施赈济时承担领导和管理之责，确保物资的发放，使宗族成员不至于因为衣食无着而破产流亡。强房往赈，弱宗为了谋求生存，必然来附。这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方面，宗族成员不得不接受族中有显赫声望和地位的家庭或家族的领导，另一方面，族中的那些弱势群体则成为强宗役使的对象。这种役使在经济领域表现得至为明显。早在魏晋时期，承汉末余绪的大土地所有制便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役使大量依附性宗族、宾客的豪强迭见于史籍。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上述情况有所削弱，但是这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联系基础上的共同体仍时有所见。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的记载，便是明证。宗族势力极为强大，而宗主和各类依附民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得极为显豁。《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时候，豪族的经济收益主要来源于宗族血缘关系掩盖下的田租和力役剥削。换言之，在接受豪族救济的同时，宗族成员也必然要以放弃某种独立性为代价。
第三，灾荒时期，宗族成员之间的救济有助于他们顺利度过凶荒，对于稳定社会统治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在朝为官者，实施赈济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的赏赐与俸禄，《魏书·杨播附杨椿传》载：“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僚，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而北魏颁行俸禄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令“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12），朝廷向各级官员发放的俸禄，除了满足其本人和家庭成员日常生活所需以外，也鼓励他们用于“行义”，即非常时期对他人予以赈施。而宗族中经济条件优裕成员的种种义行，无疑使这种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根本上说，宗族赈济属于民间赈济的一种，而民间赈济相对于官方赈济而言，覆盖的范围较小，通常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依托，受惠的范围有限。但是，这种救济较之前者，亦有其优长之处。宗族之间的救济多为自发行为，而且形式灵活、方便快捷、层次多元、见效也快，它直接面向那些身处困境之人，简省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实现对救济物资的配置与整合，从而对地方上的民众安然渡过凶荒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各个地方宗族成员对社会救济的积极参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朝廷的经济压力，弥补了官方赈济系统的缺陷，与此同时，使很多濒临绝境，身处危难之人脱离窘境。第四，北朝时期，乡里社会结构单一，人际关系密切，为了实现对周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个体对自身的声望也颇为关注。一般而言，个人需长久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才能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于不坠，并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攫取必要的权力资本。而乡里舆论的向背，对这种精英地位的获取和巩固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实施赈济者而言，将所得俸禄和其他收入散于亲戚，固然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却可获致良好的声誉。如前引赵郡李士谦在灾荒之年罄竭家资，做粥施舍贫人，赖此获救者达万人。后来又收埋骸骨，并发放粮种。当地人士皆纷纷传颂士谦的“阴德”，当他亡故之时，赵郡人悲痛异常，皆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反之，对于宗族成员的困窘状况袖手旁观，则会遭到他人蔑视和鄙薄。据《北齐书·封述传》载，封述久为官，“厚积财产，一无馈遗，虽至亲密友贫病困笃，亦绝于拯济，朝野物论甚鄙之”。为了保持良好的家声，许多在朝的官员对于赈施都极为重视，房彦谦的家财全部用来赈济，以至于罄竭资产。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介意，谓其子玄龄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也即这种“清白”之声才是他所真正在意的。而这种来自于乡里的评论，即所谓乡论，又与九品官人法直接相关。朝廷在选拔人才时，主要取决于中正的品评，而乡里舆论的褒贬对于中正品评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便为实施赈济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步入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情况，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个人与乡里宗族不可分割，仕宦之途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13）以外，社会救济还蕴含另外一层意义。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参与社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强宗大族仓廪充实，经济实力雄厚，每逢凶荒之年，往往成为饥民或者盗匪觊觎的对象，通过赈济，割舍一部分资财，使饥饿的民众得到安抚，既稳定了乡里社会的统治秩序，又建立了良好的公益形象，而且，在危急时刻甚至能够保证其本身及家族成员的人身安全。北魏房景远在荒年“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后平原刘郁于出行途中遇见盗贼，自称是房景远的表弟，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便放过了他。也就是说，这种救济行为已经成为减震器，从而为自身及亲族的生存谋求了更大的空间。
最后，实施赈济的主体当中，除了官僚和贵族以外，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他们在文献中常被冠以“大姓”、“豪右”、“豪侠”、“土豪”、“宗豪”、“豪望”、“豪强”等名称，是为豪族阶层。他们通常先世无高官重名，无世祚之资可供依凭，本人亦无封无禄，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背景，但是却家富于财，雄张乡里，在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可轻易纠合宗族、宾客、乡党的力量，与州郡刺史、守令相抗衡。因其实力雄厚，故不同于一般小民，但与士族亦有区别，有关文献便将二者明确区分为“士族及豪富之家”。（14）宗豪，作为号令宗族的领袖，在实力和威望上都堪称翘楚。同时，在宗族内部，亦不乏生计无着的贫苦成员和远来投附的亡命、逋逃，这些人平时受宗主翼护和赈济，关键时刻亦充当其爪牙，为其张目。如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险隘，多召亡命，与之为劫，显祖怨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党，相率寇盗。”（15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改变了正常的、合法的财富分配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乡里秩序，已经构成危害王朝统治的巨大隐患。此为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每当社会动荡、各种势力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进行角逐之时，这些人又往往成为改朝换代、推动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由于平时力行赈济，深得人心，面临危局，这些人往往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便集结起一只由宗亲和乡党组成的队伍。北魏末年，河北爆发葛荣之乱，赵郡李元忠见机而行，退居殷州西山，率领宗党，拥众自固，结坞自保。在李元忠的整肃之下，这只队伍组织严明，战斗力极强，几乎是所向披靡，就连横扫中原、连战连捷的葛荣当其兵锋时亦束手无策。后来李元忠率领队伍投靠了东魏、北齐的奠基者高欢，对促成高欢举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魏末东、西魏割据时，这些豪强也能够轻易纠合“宗人”、“乡里”组成乡兵，或者投附东魏，或者依倚西魏，对于东、西魏对峙格局的形成，以及北齐和北周割据政权的建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43-52页。
（2）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版，第260-261页。
（3）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五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973页。
（4）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77页。
（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6）（10）（12）（15）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2、1520、1198、1922页。
（7）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1972年版，第456页。
（8）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46页。
（9）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3页。
（11）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566页。
（1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14）熊德基：《六朝豪族考》，载《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2页。
来源：《求索》2011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灾荒史论坛201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