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的史前环境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论述了晚更新世末期以来至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和史前文化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史前环境、考古学文化
作者简介：吴 锤，1970年12月生，男，安徽合肥人，金陵图书馆。
曹柯平，1963年12月生，男，江西南昌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是近年来甚受重视的学术课题。在这一课题之下，出现了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中国问题和国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为使这一课题能够充分关注研究对象在占远时代的状况因而关注现代问题的初始来源，充分关注新出现的大批考古学资料因而关注涉及人地关系的若干直接证据，我们撰写了本文，希望这种关注有助于把当前的问题纳人一个较广阔的知识系统，使之得到发展动力方面的说明。
本文所说的“史前”，主要是指晚更新世末期以来至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也就是18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10000多年时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这一时期本区存在的考古学文化有三山旧石器遗存；其二为新石器时期，本区存在马家洪、裕泽等考古学文化；其三为铜石并用时期，即良诸文化、马桥文化时期。这五种考古学文化分别处于约公元前第八、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个千纪。选择这一时间段进行讨论，目的在于认识人类早期文明同环境的关系。
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只讨论长江三角洲的陆上部分，而忽略其水下部分。这一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其J匕界自扬州、泰州、海安至洋口，其西界从镇江经茅山东麓到莫千山东麓，南到钱塘江。以长江为界可以分为南北两翼[1]。
一、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
距今18000一15000年前，是大理冰期的盛冰期。随着大规模海退，海岸线已外推到东海大陆架的边缘。此后.全球气候进人晚冰期阶段，海面迅速回升。但随着气候的剧烈波动，海面也发生过多次剧烈波动。至9000一7500年前之间，上海地区成为滨海—滨海沼泽环境。海面约在7000年前上升到接近最高点。此后海面上升速度明显减缓，长江海岸区沉积量超过侵蚀量，三角洲新陆开始进积[2]
晚更新世末的杭嘉湖平原，由于长期受古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的侵蚀切割，形成了指状展布的地形格局。在今天的太湖与钱塘江之间，古台地与西部丘陵之间存在一条南北向的低谷，此应为古钱塘江北岸的一大支流；古台地东南缘于今海盐至金山卫一带的一条低谷，此应为另一条古河道。
大约在8500年前，海水侵入杭嘉湖平原东南隅的海盐至乍浦一带以及平原西侧的谷地，后者遂成为河口湾。此后海面继续上升，高台地区中小河沟下游被浸淹，流水的侵蚀和切割作用减弱。至早全新世后期，高台地区的大部分沦为低盐沼泽地[3]
将近10000年前，现在为太湖平原的地区地势崎岖不平，宽谷、丘陵相间，河流湍急[4]。花粉分析表明该区主要为针叶林—草地植被，这意味着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干冷[5]。在太湖之中的昊县三山岛，1985年发掘了约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另在岛上山地裂缝中发现了6个目20个种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虎、俄狗、犀牛、熊、水牛等。从石器组合情况看，当时的经济形态是以渔捞为主、狩猎为辅。这一发现被命名为“三山文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有人类生活的证据[6]。
全新世海浸大概在7ooo年前左右达到最大范围，此后影响三角洲南翼地理环境的最大的变动因素恐怕就是太湖的形成了。然而，这段时期也有比较固定的因素，那就是形成于上海西边的一系列贝壳砂堤。
全新世以来的海进是否曾侵人太湖地区？太湖是不是由泻湖形成的？构造沉降是不是太湖形成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人们争论的问题。除了主张由某个单一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学说—如泻湖说、构造说、堰塞说—以外，也有人持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在2500年前曾多次发生太湖海侵[7]。
其实，从各种资料看，全新世海侵仅到达江阴、谢桥（常熟北部）、太仓、马桥一线以东，而未到达该线以西。但古太湖与大海之间仍有若干通道，这些湖海通道包括古昊淞江水系、湖州—杭州的河口湾等。湖海通道的水，其化学性质与海水相近，故海洋中的生物可以上溯到湖海通道的许多地方。所以，在太湖平原6000年前的岸线以内发现海相层和海相动物化石并不奇怪[8]泻湖说的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关于“冈身”的记载则最早见于10000年前郊直的《水利书》和朱长文的《昊郡图经续记》。这些“冈身”的位置今在江苏福山和上海潜径、拓林之间的连线—一条略微外凸的弧线上。它们几乎平行排列、断续延伸，整个冈身带宽4—8公里，高0.5—2.0米。冈身的形成时间在7000年前—3000年前之间，据推测当时海岸线就在其附近位置川。
二、新石器时期
马家洪文化是本区目前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此期处于较稳定的暖湿气候时期，虽然其间也有过较为温凉偏干的时段。此期的海平面相对稳定，年平均温度比今约高2-3C [10]
6000—7000年前，长江河口是一个以镇江、扬州为顶点的三角港或河口湾。三角洲两翼还没有成陆。上海东部地区为滨海浅海环境[11]。海岸线在福山、太仓、外冈、方泰、马桥、潜径一线，并形成了最西的一道冈身。常州、无锡、常熟、昆山和青浦一带是长江河口地区的基岩山地，地势相对较高，自全新世以来一直处于陆相环境[12]
杭嘉湖地区的大片台地被浅水浸淹，处于潮坪及浅水泻湖环境。但海宁附近的高桥、石门、上市一带，嘉兴附近的现代太湖沿岸以及昊江至嘉善地区，为低盐沼泽和小块稍高起的平原。这里虽然会受到特大高潮的侵袭，但经过人工填土加高，已初步具备了可以栖息的条件‘川。另外，吴兴邱城附近有石灰岩分布，湖州一带有火成岩和变质岩零星分布，也可以是当时人择高而居的对象[14]
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马家洪文化遗址就分布于上述成陆早、海拔高的地带。
裕泽、抒墩、草鞋山、青墩四处遗址的抱粉分析表明，抱粉组合中，以草本花粉为主，其中水生植物花粉占有优势。例如在咸水、淡水环境中都宜生长的眼子菜、黑三梭以及香蒲、寥等，说明附近有大面积水域。木本花粉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常绿阔叶的青刚栋和拷属花粉最多，并有阔叶落叶的栋、榆、桑和针叶的松等，反映附近山地是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动物遗骸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马家洪文化诸遗址都出土有梅花鹿、四不象、野猪等林栖性动物的遗骸，表明附近原是范围很广的原始森林；璋、水牛属种是喜生活在近水域地区的偶蹄类，这两种动物的出现与大面积的湖沼、河流相关；龟、鱼等的遗骨则表明还有水塘和小河之类的小型水域。另外，各遗址出土的多种植物种子和果核，如稻谷、梅、菱、葫芦、核桃、橡子等，同样证实了当时是温暖潮湿多雨的中亚热带气候‘巧!。
马家洪文化的生计以水田稻作为主，兼有狩猎、渔捞、饲养、采集。罗家角遗址发现了70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遗存。手工业中的制陶业已有较充分的发展，玉器工业开始起步，草鞋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漆器也有发现[16]。可见马家洪文化的居民拥有较丰富的文化装备。这些文化装备，在相当程度上是为适应当时的环境而积累起来的。例如作为河湖密布、潮湿多雨环境的产物，马家洪文化的房屋以干栏式为主，即使是地面式建筑，其室内地面也经过夯实或用砂粒、蛤俐壳、粘土、小石子夯实烧烤[1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马家洪文化的居民已开垦了初具规模的原始水田，并因地制宜发明了两种灌溉系统：一是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以打破生土的各种形状和深度不等的水井作为稻田的供水来源，所有水井、水沟、水口、稻田相互贯通，互为配套。这种灌溉系统在气候温凉偏干、地表水减少、地下水下降的时候，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以水塘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有稻田都围绕若干大水塘分布，部分稻田有水口直接与水塘沟通。由于稻田是彼此串联的，故稻田所需的水量可通过水口调节。这种灌溉系统既能灌溉，又能排水，适宜于气候温暖、水域面积扩大、垄地之间富集积水带的时期‘’吕’。
接下来的一个千年是裕泽文化。这一时期是气候剧烈波动、环境较差的阶段，可能使裕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19]。
裕泽文化遗址在太湖的J匕部（尤其是苏州、常州地区）、东部（冈身内侧）、南部（杭嘉湖地区）都有分布「20」。但在三角洲北翼只有海安青墩。当时这一地区紧靠大海，换言之，三角洲两翼基本上仍没有成陆，江北的海岸线位置大约在阜宁一一盐城—东台—海安—泰县—泰州—扬州一线[21]。江南的海岸线位置变化不大[22]
裕泽文化早期的抱粉组合与马家洪文化时期基本相似，遗址附近山地为常绿阔叶、阔叶落叶的混交林植被。晚期，常绿阔叶树种青刚栋、拷属已不存在，针叶树中喜凉的柏科花粉增加，而水生植物减少，反映当时附近山地的植被变为阔叶落叶、针叶混交林，气候比目前凉干，湖沼面积有所缩小。到了裕泽文化末期，抱粉中的青刚栋数量增加，水生植物的花粉数量也增大，反映气候又开始回升，水面趋向扩大[23]
裕泽文化的经济形态与马家洪文化差不多.但水平要高。如稻作农业已开始了从耙耕农业向犁耕农业的过渡，制陶业有了较大的进步，玉器工业亦逐渐成长起来[24]
三、铜石并用时期
本期主要有两种考古学文化：良涪文化和马桥文化，分别处于约5000—4000年前和4000—3000年前。
良诸文化遗址在数量上比裕泽文化增加了许多，大部分出现在裕泽文化的空白处。抱粉分析表明，良诸文化时期木本植物中常绿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降低，落叶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上升；草本植物中，水生植物的百分含量降低，而陆生植物的百分含量上升。说明气候由温湿向干凉发展，水域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大。从遗址分布的变化来看，早期遗址海拔较高，多在太湖北部，与裕泽文化晚期遗址的分布区域大体相同；到良诸文化晚期则出现了大量低海拔的遗址，分布范围向太湖的南部、东部发展—如在太湖、澄湖、淀山湖的湖底发现了大量水井，杭嘉湖平原发现了大量主要属于晚期的遗址，冈身上甚至冈身外也有良诸文化晚期的遗址出现。这一现象表明，此期的海平面不断下降，造成地下水位降低、湖泊干涸、海岸线后退[25]
良浩文化末期，环境突然恶化。在良诸文化层的上部普遍发现有一层淤土、泥炭和沼铁层，说明当时有一次很大的水灾。据研究当时还发生了急剧的降温。良诸文化在这一时刻令人惊异地消失了，有理由认为，这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26]。
至于在青墩遗址以东的隆政乡吉家墩遗址所发现的裕泽—良诸文化层，则说明在三角洲北翼陆地面积有所扩大[27]
良诸文化时期的文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继续利用于农业生产[28]农业生产进人了人力犁耕阶段，其标志是普遍发现的石制犁桦、破土器和耘田器；湖泊面积缩小，使耕种面积大幅度增加；菜蔬瓜豆、果树等各种园艺作物得到栽培；手工业如丝麻纺织、漆木器、竹编、草编、制石、制陶业等也很发达，尤其是玉器制作工艺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另外，出现一r人工筑成的土台形陵山、祭台，墓葬中发现了人殉及仪礼用玉现象，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式的分层结构[29]。
良诸文化不仅空间上、在相当辽阔的地区范围内对同时期文化产生了影响，如波及到大演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樊城堆文化、石峡文化，而且影响了夏商周文明的形成[30]
同良诸文化一样，马桥文化也开始于气候回升，而结束于气候恶化。在这一时期，北岸岸线逐渐淤展到扬州—黄桥—磨头一线[31]。杭嘉湖地区南缘的浅海湾逐渐淤浅成陆，西侧湖州—杭州间的湖海通道也渐渐淤浅[32]
在太湖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马桥文化遗存，但马桥文化遗址的数量要比良淆文化少。马桥文化存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纪，大体相当于夏代和商代。它只延续了一部分良洁文化的因素，却融人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同良诸文化的光彩比较起来，马桥文化要显得暗淡得多了[33]
四、总结
关于长江三角洲史前环境的研究，是由于长江三角洲史前考古的迅速发展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大批史前遗址在这一地区的出现，要求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提醒人们重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认识环境因素的聚变同人类活动的有机联系。环境与人的双向作用，成为思考许多学术疑难问题的新的视点[34]。当我们采用这一观点来观察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时候，旧的材料不仅会凸现一些新问题，而且会展示一些富于启发意义的思路。从考古学和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角度看，在上述研究成果及其资料中可引出以下六点认识：
（一）史前文化的分布状况，应当联系长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来理解。马家洪文化、裕泽文化遗址全部散布在旧陆上，亦即分布在江阴、谢桥、太仓、马桥、金山、王盘山、澈浦南、储山至转墉一线的内侧。距今6000年前，这条线正是陆地与海洋的分界，当时线外尚是一片汪洋。只有良清文化、马桥文化遗址越过了该线，随着三角洲新陆的进积而扩展[35]。因此诸种文化的发展是以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为基本条件的。
（二）部分学者曾把徐淮平原的大坟口文化、宁镇地区的J匕阴阳营文化和长江三角洲的马家派、裕泽文化统统划归“青莲岗文化”[36]。但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类型学方法探索的不断深人，大家逐渐认识到，上述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许多共性，也存在明显的谱系差异。比如马家洪、裕泽、良诸文化就有彼此相联系的文化渊源和几乎环环相扣的发展序列，可以看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区系[37]。而文化的区域类型又是同地表的区域类型相重叠的。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诸史前文化不仅具有特定的物质文化面貌，而且呈现出一种彼此相关的空间结构形式。前者可以是考古学的分析对象，后者则是需要用文化地理学方法去探讨的。
（三）长江三角洲濒临海洋，江湖众多，物产富饶。这种环境条件深刻地影响了史前人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意识。以下四例可为佐证：
其一，马家洪文化居民所发明的两种灌溉系统，以及良诸文化特有的石犁桦、破土器、耘田器，加上石铲、石镰、积肥工具有柄千豁、粮食加工工具木柞、陶臼等，构成了长江三角洲独特的史前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是发达的史前农业得以产生的基础，曾使良诸文化达到鼎盛。长江三角洲多水的环境，无疑是它的重要成因。
其二，自史前到秦汉，宁绍平原以北的滨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本土宗教的策源地。方士文化、俄纬神学、早期道教相继在这里兴起[38]。海洋作为古代居民的另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显然影响了上述事物的产生。海洋所显示的氮氯诡橘的景观、吉凶难卜的风险、因海上交通方式而荟萃的四方异闻，有助于开阔思维空间，刺激想象力，促进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成为培育神秘的巫术文化的温床。据统计，良诸文化玉器中，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琼、璧就有上千件。如果将各地出土的各类良诸文化玉器都计算进来，那么总数可达近万件[39]。这些玉器有3d多个品种，《周礼》所记的璧、琼、圭、璋、琉.磺六种礼器在其中已全部出现。而械、冠形器、山形器、柱形器、锥形器等等，亦以宗教信仰为内容，折射了当时人精神世界的光芒[40]。特别是良诸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和人兽鸟纹，表达了良诸人天人合一的观念[41]。
其三，在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居民以善航海著称于世。这种“以舟为家，以揖为马”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有证据表明，良诸文化的居民像大坟口文化的居民一样，通过海洋传播方式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圈。例如在良诸文化遗址发现了舟船的木桨[43]，在粤北的马坝石峡出土了陶贯耳壶、石械、玉琼、玉璧、玉磺、玉块等一组典型的良诸文化器物，甚至在粤西的封开、粤东靠近海岸的海丰、揭阳也有类似发现 [44]。另外，黄海之滨的器物—龙山文化两城类型的羊乳式袋足豁和解形器，亦出现于粤北的石峡文化遗址。岭南与海岱、长江三角洲相距两千多公里，从考古资料看，其间的文化扩散不像是自北向南的递次推进，而很可能依托于由海路进行的三地居民的频繁交往‘州。舍人口耳相传的民族史为此提供了证据。从粤东舍、瑶二族的《族谱》、《祖图》、《榜碟》、《开山公据》、山歌和口碑中，可以勾勒出一部分舍人“拖头过海”、从山东漂泊至浙江会稽、广东潮汕地区的海迁路线[46]
其四，在良诸文化遗址中，有大量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例如余杭反山墓地堆筑高度约7米，土方量近20000立方米；青浦福泉山墓地堆筑高度约3. 65米，土方量近13000立方米；昆山赵陵山墓地堆筑高度约9米，土方量近90000立方米。余杭瑶山是一处葬有大墓的祭坛，其上层红、黄、灰等各种颜色的土，是特意从山外搬来的纯净土。余杭莫角山发现的祭台高5一8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亦为人工夯土堆筑，有大方木、成排柱洞、土坯，其上还有三个突出的土台。创造这些大型建筑的灵感，应当源于马家洪文化时期人工填高居住地的经验。既然良诸文化遗址中人工堆筑的陵山和祭台同马家洪人择高而居的情况一致，那么，它便说明人们的宗教方式来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决定于环境的状态。正是这种递相决定的关系，造成了长江只角洲的文化传统。
总之，根据长江三角洲史前文明的特点，可以提出该地区环境因素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临海和多水的因素。
（四）通观以上各个时期，可以说，气候对长江三角洲环境与文化变迁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间气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约7000年前，随着大规模海侵结束、气候转暖，新石器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发展起来。这是气候由坏到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第二次是在约4000年前，发展到新石器文化最高阶段的良诸文化由于气候的突然恶化而消失了。这是气候由好到坏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见讨论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背景就是气候变化的背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情况也说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人地关系的某种和谐，取决于人的能力与自然界威力之间的平衡。比如，楼泽文化时期是气候波动剧烈、人类生存环境较差的阶段，故裕泽文化的大多数遗址延续时间不长，文化层缺失的现象非常普遍[ail。但裕泽文化在当时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磨制精细的石器，形式多样且采用轮制的陶器，大量饲养的家畜和真玉的使用，皆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发展‘asl。值得注意的是，在松江汤庙村、昊县澄湖等遗址都发现了裕泽文化的水井。汤庙村水井壁上留有横、直印痕，证明水井是用编织物和竹箍围撑构筑的，较之于马家派文化的水井要更加先进‘a91。由此可以推论，尽管裕泽人身处恶劣的环境，但他们凭借质量优良的文化设备，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然而，盛极一时的良诸文化，却未能抗御4000多年前的一次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50]。究其原因，应在于大自然的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所能适应的极限。
（五）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关于太湖成因的“泻湖说”，是因为它同考古资料及有关研究成果相抵触。譬如在所谓海岸线—无锡、苏州、吴江一线以东[sit，不仅分布着沙洲徐湾村、常熟尚湖、昆山绰墩、金山查山、松江汤庙村等20余处时代早于5000年前的裕泽文化遗址，而且还散布有昆山荣庄、青浦裕泽等近10处时代超过6000年前的马家洪文化遗址。这说明上述“海岸线”是难以成立的。从钻孔资料看，在太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海相层—例如在吴县的唯亭、东山、渡村中学、吴江的八忻、张家港的泅港、金山的尧塘、侠石的东山、桐乡的卜市等地点，所考察的沉积物均属陆相[52），可见泻湖之说并无根据。此外“泻湖说”认为：太湖地区自最早的海湾形成（约7000年前）以后，曾经历过一个海湾、泻湖、陆地的交替演变阶段，其主要的成海（或泻湖）时间是距今5500年前后、距今3000年前后及距今2300年之前〔537这一推测，正好受到了上海博物馆宋建等人最近一项成果的否证。这一成果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土壤样品的分析，研究了马桥遗址良诸文化先民的生存环境，认为在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后，随即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退，这个区域从此再未遭受大规模的海侵[54]
根据70年代以来的各种资料，可推断中国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开始于距今8500年左右，结束于距今3000年左右。其间经历了许多冷暖和干湿气候波动，除7200一6000年前的稳定暖湿阶段可称为大暖盛期（Megathetmal Maxium）外，在其它时间，气候波动都是相当剧烈的〔”’。因此，作为一项区域剖面和时间剖面的研究，对长江三角洲的早期环境作更加具体、细致的复原，就成了考察史前文化演变的一个立足点；而不断涌现的考古材料，又使这项工作有条件作出特殊的贡献。
长江三角洲全新世史前分期简表
（六）尽管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对自然的适应，但文化形态与环境形态，这两者之间却未必是密切对应的（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在一封来信中曾提到这种看法）。例如同样濒临海洋且气候条件相似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便孕育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稻作农业型经济（长江三角洲）与渔猎型经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马桥遗址座落在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壳沙堤上。距今5500年左右，竹冈沙堤形成之后，先民曾迁移至马桥遗址定居。他们以沙堤为屏障，居住区域几乎都在沙堤上，东边不远处便是浅海[56]。从马桥遗址各阶段的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锄、石刀、石犁等等）和生活器皿（鼎、豆、贯耳壶、翩v尊等等）看，其经济文化形态具有水田耕作和蒸煮食物的特点。而珠江三角洲的河宕遗址则位于佛山附近一处海拔巧米的贝丘上，其中有猪、牛、鹿、象、称猴、鸟、马来鳄、鱼、鳖等动物的遗骨，以及舰、蚌、牡蜗等螺壳堆积。在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少，而多用动物骨骼和撩牙、鹿角、贝壳制成工具，生活器皿则常见釜、罐、豆等，表现出渔猎互补和炊煮食物的特点‘577。这种相似环境下的文化对比说明，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顺应自然。换言之，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有必要作更深人的考察与研究。
注释：
[1][12][17] 吴建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沈国俊：《长江古河道的 发现》，《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 版社1988年；许世远：《长江三角洲地区风暴沉积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杨怀仁、赵英时、谢志仁：《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海面升降运动与气候变化》，《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陆巍、吴宝鲁《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52卷5期1997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许世远、陈中原：《中国大河三角洲发育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地理学报》50卷6期1995年；杜建国：《苏州东南部全新世沉积特 征及海侵》，《江苏地质》21卷1期1997年。
[3][32]严钦尚、黄山：《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
[4][7]杨怀仁、谢志仁、杨达源：《全新世海面变化与太湖的形成和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吴标云：《太湖地区晚更新世沉积环境研究》，《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徐建春、郑升：《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5] D. I. Stanley等：《新石器人类活动反映了中国长江三角洲海平面控制地形的变化》，《海洋地质动态》1997年第4期；马建华摘译自《Geology》 1996 ， Vol. 24 ， No. 12
[6]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杨怀仁等：《全新世海面变化与太湖的形成和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二），地质出版社1985年；
[8][52]徐建春等；《太湖一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9]刘苍字、曹敏：《上海西部“冈身”的碳l4测年及其地质意义》.《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四），地质出版社1987年。
[10]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诸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谷建祥、邹厚本、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刘会平、王开发：《沪杭苏地区若干文化遗址的饱粉—气候对应分析》，《地理科学》18卷4期1998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
[11]奚建国等：《上海地区晚更新世以来沉积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13]严钦尚等：《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
[141闻惠芬：《从考古材料试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古地理的关系》，《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徐建春：《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浙江学刊》1989年第1期。
[15]吴建民：《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吴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16][29]吴汝柞：《史前时期的杭嘉湖地区》，《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杨群：《东南远古文化的发现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东方文明之光—良诸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年；昊小平：《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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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活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程鹏等：《试论良诸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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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萧家仪：《江苏吴江县龙南遗址抱粉组合与先民生活环境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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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严钦尚等：《杭嘉湖平原全新世沉积环境的演变》，《地理学报》42卷1期1987年；刘兰锁：《长江三角洲地区晚更新世以来自然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沦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奚建国等：试上海地区晚更新世以来沉积环境的演变]，《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五），地质出版社1988年；王开发等：碱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新世抱粉组合及其地层、古气候意义），《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95年；温孝胜等：《中国全新世气候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6月。
（本文由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王小质教授指导下完成。）
（作者单位：吴锤 南京金陵图书馆江苏南京 210018；曹柯平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江苏扬州 225002）
来源：灾荒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