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美国人环境观念转变的原因探析
【内容提要】19世纪后期，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征服自然”的观念逐渐为保护主义的理念所取代。造成上述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工业化、城市化和西部开发所导致的资源破坏与环境退化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重视外，继承了西方阿卡迪亚传统的浪漫主义者的宣传、生态意识的建立和早期保护主义智者的宣传与推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为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一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念的建立对于保护政策的顺利推行是极为重要的。
【关 键 词】环境；美国；浪漫主义；生态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北美西部史、环境史。
美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征服的历史，既是白人征服土著人，也是白人征服自然的历史。首批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在把欧洲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遗产移植到新大陆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必须通过斗争来征服自然，并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它”。①北美人把近代以来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征服自然”为特色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在北美土地上加以发扬光大，并为它注入了更多的盲目乐观、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成分。在这种环境观念指导下，美国现代化发展中形成了典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
然而，到19世纪末，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来对自然的敌视和厌恶逐渐被一种欣赏和亲近之情所代替。在上层中赞美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巴罗斯的《人猿泰山》等充满野性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著名的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指出：“成千上万的疲惫、精力衰竭和过度文明化的人们开始发现，到大山中去就是到家里去，荒野是一种必需品。”②
诚然，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但像19世纪后期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历史上还是唯一的一次。目前学术界已经就美国人环境观念的演变积累了不少成果，如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休的《三百年来美国人自然观念的变迁》等，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勾勒美国人环境观念变迁的历程，而对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从崇信“征服自然”走向保护主义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却分析不足。只有弄清导致美国人环境观念在19世纪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才能够真正理解资源保护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原因，加深学界对于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社会变迁和环境保护主义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并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发展与保护的困境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浪漫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中阿卡迪亚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宣传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它一方面以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万物，把世界看做是一部受精确的数学法则支配的庞大机器；另一方面它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象化，以还原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鼓吹人类可以通过研究自然规律而掌握和征服自然，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除了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对自然采取敌视和厌恶态度的环境伦理以外，还一直存在着一种歌颂和珍爱大自然的友好态度，即阿卡迪亚传统。虽然古希腊哲学以追求智慧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对大自然的审美学和生态学观念的发展，但是，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传说以及文艺作品中也充满着对自然的歌颂和赞美。如罗马诗人维吉尔曾歌颂道：“向您致敬，伟大的收获之母！啊，塞顿的土地，向您致敬！人类的母亲！”③环境史学家休斯认为：“很难说希腊人对自然只有一种态度。”但“希腊人对自然的主导性态度是对其许多方面都感到愉悦”。④人类对待自然的阿卡迪亚传统就是来自古希腊。爱默生指出：“古希腊人称世界是Kosmos，也就是美丽的意思。这是万物的本性，也是人的眼睛所具有的魔幻力量。”⑤
在博大精深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同样存在着呼吁教徒们去征服自然和热爱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可是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却逐渐抛弃了古代希腊罗马和《旧约全书》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丑化自然，鼓吹人类中心主义，从而使征服自然成为主流的环境观念。但歌颂和珍爱自然的阿卡迪亚传统并没有完全泯灭。著名的圣徒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将它传承了下来。弗朗西斯认为：“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在来源于上帝并显现上帝的荣光方面，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平等的。”在那首著名的《太阳兄弟的赞歌》（Canticle of Brother Sun）中，弗朗西斯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太阳的伟大以及天地万物之间联系，弹奏了一支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轻曲。⑥环境伦理学者尤金·哈格罗夫因而指出：“环境伦理学与西方的传统还是协调一致的。”⑦
浪漫主义者是西方文化中阿卡迪亚传统在近代的继承人。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它把世界看作是统一的机体而不是原子的机械装置，颂扬不可言喻的灵感而不是启蒙的理性至上。⑧环境伦理学者奥康纳指出：“在浪漫主义的范畴中存在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强烈情感。”⑨许多欧洲的作家甚至不惜远涉重洋，到美洲来寻求自然之美。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夏特博利昂（Francios-Ren de Chateaubriand）于1791-1792年冬天在纽约住了5个月。他感叹道：“在欧洲修饰过的平原上徒劳地想让想象尽情地漂流……可在这片荒野之中，心灵愉悦地扑向这无际的森林并变得通透。”⑩在他以后，托克维尔和拜伦都曾经来美国寻求灵感和启示。这些浪漫主义作家们歌颂自然的作品成为改变世人环境观念的第一手素材。
继承了欧洲浪漫主义传统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成为美国社会中较早欣赏和歌颂大自然之壮美的社会集团。美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如弗雷诺、布莱恩特、欧文、帕克曼和库柏等人，与早期的爱国者一道，热情讴歌美国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其广袤的森林、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苍茫的大海，抒发了对自己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和自豪之情。美国的诗歌之父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在1815年歌颂道：“找不到任何不完美/在所有的周围和上空/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利用理性的眼光看来/一切都是有秩序的，一切都是正确的。”（11）华盛顿·欧文则呼吁：“我们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去，让他们在欧洲变得骄奢和颓废。对我自己而言，最近在草原上的一趟旅行更有可能培养那种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勇敢、忠诚和独立性。”（12）
美国的浪漫主义者除了歌颂大自然的壮美以外，也对当时美国的环境变化深有感触。《美国的鸟类》一书的作者约翰·J.奥杜邦（John J. Audubon）曾经因赞美大自然的美丽而成为当时文艺界的领袖人物，他在19世纪20年代到俄亥俄去搜集标本的旅途中，所见到的满眼都是西进运动对环境破坏的痕迹，他深深地感到：“贪婪的锯木场诉说着悲哀的故事，在一个世纪内，美国的森林将会荡然无存。”（13）1841年，帕克曼曾经到北部和加拿大去旅行，其目的就是要去体验一下半野蛮人的生活和观察没有被白人的手所破坏的原始自然。帕克曼指出：“当哥伦布第一眼看到陆地时，美洲是世上最完美的地区，这儿是大自然的领地……而现在，魅力已被打破，从她那无尽的荒野中所呼吸出来的肃穆庄严的诗歌也消逝了，只有最平淡乏味的词儿在此落脚。”（14）
总之，浪漫主义是美国人环境观念转变过程的重要一环，各位浪漫主义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阿卡迪亚传统的基础上，分别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美国的自然环境进行描写和歌颂，同时对由于边疆开发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感到惋惜和不安。他们的呼吁和宣传对于扭转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了重要影响。1874年，美国国会出资1万美元购买了托马斯·莫兰关于大峡谷的绘画作品，并将它高悬于参议院的大厅，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大自然及其原始景观的正式认可。
二、生态学的发展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ecology”（生态学）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由词根“oikos”和“logos”演化而来。前者表示家庭或住所，后者表示研究。因此，从字面上看，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住所的科学，强调有机体与其栖息环境之间相互关系。（15）它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在1866年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门“对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的研究”。（16）1869年，赫克尔对他的生态学一词进一步做出解释：“我们所说的生态学是指一门关于自然的经济体系的学问：即观察动物与其有机的和非有机的环境之间总关系；首先包括它与直接或间接同其有接触的那些动物和植物之间友善的和密切的关系。总之一句话，生态学是研究所有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即达尔文所指的生存竞争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学问。”（17）
根据生态学家尼科尔森的分析，生态学一词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1.它特指各种专业的生态科学，如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2.指广义上具有环境意识的政治运动或哲学思想，如深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3.任何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18）笔者认为，除此之外，生态学还代表着一种与还原论相对立的有机的、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视角。唐纳德·沃斯特指出：“生态学并不仅仅是一门学问，除了向科学、哲学、艺术以及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挑战之外，它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生态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以及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世界。它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人类是其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19）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生态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生态学意识却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早期。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研究过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阿佛史塔斯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生态学之父，他早在公元前370年就写成了《记植物的群落》一书，对植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沃斯特的研究，在18世纪的时候，塞尔波恩的牧师、自然博物学者吉尔伯特·怀特就以生态学的视野研究塞尔波恩周围的世界，并完成了《塞尔波恩的自然史》这一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确立了生态学中的阿卡迪亚传统。林奈在其《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展示了一幅完全静态的有关地球生物学上相互作用的画面”。（20）虽然他所描绘的生物界是一个目的论的世界，即一切都是上帝预先设计好的，一个物种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物种的生存，但他毕竟使人们认识到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而其后达尔文的《进化论》让基督教徒们看到：人被上帝创造出来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恩惠，而是同其他物种一样经过千百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只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确立以后才成为可能，并把达尔文当做是现代生态学的鼻祖。（21）
虽然各位学者的观念和所提出的生态学模式有所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为人类描绘的是一个相互依存和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世界。虽然生态学发展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然，从而达到利用自然的目的。但是，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科学的整体有机主义思想逐渐确立起来，人们认识到大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对大自然的依赖。这门科学还逐渐超越纯自然科学的范畴，逐渐转向以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以探讨、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从而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沟通的一个桥梁。
早在殖民地时期，就有少数博物学者利用生态主义的视角，对北美的动植物资源和环境进行研究，并发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奇妙，从而发出了不同于当时主流观念的微弱呼声。巴特罗姆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被林奈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生物学家”。其著作不仅记录了殖民地的动植物，对欧洲生物入侵也有所记述，指出后者是导致本地物种变化的原因。巴特拉姆还对动物表示同情，认为动物应该与人类在大自然中拥有平等的地位。他写道：“这些美丽而构造精妙的小生物，它们的结构和组织与最完美的人类一样奇妙、精巧和复杂，它们的存在值得我们花几分钟去凝视。”（22）美国学者克里斯·马高克认为巴特罗姆的著作“代表着（北美）对自然的科学思考的一个转折点”。（23）
除巴特罗姆外，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生态中心主义者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的思想，对于美国人环境观念的变迁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本身就是一名博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在借鉴塞尔波恩的怀特和林奈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以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观察自然。他写道：“我们为发现了某种原被认为是无用之物的用途而自豪，但是，与自然的经济体系比较起来，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多么片面并带有偶然性。在自然界里，没有东西是无用的。”（24）在梭罗看来，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是一种干扰性力量，这也正好构成他对于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梭罗对于当时整个社会所流行的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深恶痛绝，甚至对于科学的所谓超然性和客观性也提出了质疑。他所中意的情形是：“真正的科学的人士会更好地借助有机体去了解自然，他比其他人更会嗅、尝、看、听和触摸。他的体会将更深刻也更好。”（25）
亨利·梭罗是美国环境观念变迁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上承塞尔波恩的怀特和林奈，下启约翰·缪尔和奥尔多·利奥波德，他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已经摆脱了简单地追溯欧洲浪漫主义者进行描述和哀叹的境地，从更高的哲学层次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是美国环境意识和文化观念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佩恩指出：“梭罗的著作常常被当做衡量其他自然主义作家的试金石，而把梭罗与爱默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超验主义运动通常被认做是美国人自然观的第一次重大重组（Reordering）。”（26）
约翰·缪尔是19世纪后期美国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念的重要代表，他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对荒野的热爱，而且荒野探险的经历和对梭罗等超验主义者思想的吸收还使他抛弃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变成了一名自然价值论者。缪尔写道：“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27）在缪尔看来，自然万物都与人类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全的；没有那些栖息在我们自负的眼睛和知识所看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的动物，世界也是不完全的”。（28） 到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学者利奥波德在借鉴了梭罗和缪尔两人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大地伦理学，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利奥波德指出：“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29）他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0）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既摆脱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人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颇，又能避免后来极端生物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它标志着新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最终形成。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美国朝野的广泛关注
美国社会在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所导致的资源耗竭和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是导致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美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是近代资本主义牟利精神和科学技术指导下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尝试。虽然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则是十足的环境灾难。无论是毛皮边疆、森林边疆、矿业边疆，还是畜牧业边疆和小麦种植业边疆，几乎每一种产业的兴起都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一望无际的森林曾经是美国荒凉和野蛮的象征，而对森林的砍伐则被认为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标志。到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木材危机。独立战争的军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认识到：“我们的森林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在城镇附近以及沿海地区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看到树林了。”（31）1874年，美国内政部长也叹息：“森林的快速消失，尤其是公共土地上森林的消失，让任何一个对此问题稍加留意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32）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预言：“如果现在毁林的速度继续下去，而没有其他补充的话，不久的将来木材荒是不可避免的。”（33）
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森林的破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1804年，沃尔尼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纵览》（View of the Climate and Soi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就注意到了毁林所引起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提到了同样的变化：夏日延长，秋天迟来，冬季缩短，降雪减少，严寒也更加缓和了。”（34）环境主义的先驱马什（G. P. Marsh）依据多年的观察经验，也指出了毁林的害处：“当森林失去后，原本储存在植被体内的水汽就被蒸发掉了，而结果是猛烈的雨水冲走了原本可以被植被用来转化为沃壤的干枯表土……除非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恶化趋势得以扭转，否则整个地球将会变成一片荒山秃岭和沼泽遍地的贫瘠原野。”（35）
除了对快速消失的森林表示担忧外，许多美国人还注意到了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随着森林的减少和人为的捕杀，东部野鸽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在浪漫主义作家库柏的皮袜子故事中，当野鸽子被滥杀后，皮袜子确信：“上帝不会看到这种生物被浪费而无动于衷，权利将会慢慢地降临到鸽子身上，同时还有其他生物身上。”（36）库柏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可能提到环境保护一词，但他无疑已经具有了某些保护的思想。1890年，当成群的旅鸽消失不见的时候，一位观察者写道：“我经常站在农场的院子里，带着羡慕的目光凝视着，当落日被飞行的鸽群遮蔽住的时候，我们比想念任何其他鸟类都想念它们。”（37）针对19世纪后期野牛被疯狂屠杀的惨相，倡导保护野牛的美国生物学家霍纳迪（William Hornaday）在1887年写道：“这是我最不愿意触及的一段历史，它记录着美国人民，尤其是各领地、州和各级政府的耻辱，这会导致未来无数代人民认为我们拥有野蛮人以及掠食者的主要特征：即残忍和贪婪。”（38）
除了西部开发和东部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变化以外，19世纪对于美国来说，还是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世纪。在19世纪上半期城市化的初期，大城市里笔直的街道和硬化的路面被认为是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象征。而自1840年代开始，“当自然对人类的真正危险解除以后，对野外的一种理想观念应运而生”。（39）随着城市居民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们对自然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美国人虽然推进城市化，却拒绝城市的一些价值：“他们试图把自己版本的传统农业理想带入城市环境中”。（40）因此，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一方面欣然接受新的都市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同时又“试图在一个城市和机器的国度里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用浪漫主义和自然来“阻止邪恶的机械主义的完全胜利”。城市绿地和公园运动的兴起正是出于这一初衷。“城市公园被认为是开始重建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失去的生活方式的合适地点”。（41）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奥姆斯泰德、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伯纳姆（Daniel H. Burnham）为首的城市景观设计师选择了改造城市环境的方法，试图把自然引入城市，如城市公园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希望通过在城市中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因素来缓解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对自然的疏远和隔离。而以亨利·詹姆斯、杜威、简·亚当斯、罗伯特·帕克等为首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则致力于通过消除城市贫困和改善下层人民的居住环境从而达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的目标。更有一批野外活动家倡导人们重归自然，在自然中培养个人主义的品质。到19世纪末，有人认为，“理想的生活是把城市中的社会和文化优势、外在的舒适性同乡村的启示性、宁静与欢乐联合在一起”。（42）
总之，各种资源的迅速消失、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则让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美国人日益思念那曾经逝去的荒野和森林。到19世纪末，亲近自然成为一种新时尚，荒野和森林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新去处。约翰·缪尔说道：“去森林就是返回家园，因为我认为我们源自森林。”（43）
四、保护主义先驱的宣传和鼓动
虽然直到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才掀起了大规模的资源保护运动，但早在这一运动兴起之前，零星的保护行动就开始了。由来自不同领域的文人学者、艺术家、野外活动家和社会上层人士等组成的民间保护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了环境破坏所引起的问题，呼吁进行资源保护。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为保护主义积蓄着力量，也在慢慢地改变着美国人的观念，为扭转当时所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做出了贡献。
当大部分浪漫主义者还仅仅停留在对自然之壮美的描述和歌颂、对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而哀叹的时候，著名的画家乔治·卡特林是第一个转变到呼吁保护的浪漫派人士。他于19世纪30年代到西部去写生，观察到印第安人为了获取白人的供应品而疯狂猎杀野牛的场景，感到有必要用一个巨大的公园把这一切都保护起来：“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44）在游历欧洲归来后，霍勒斯·格里利在1851年也向美国人大声呼吁保护的必要性：“在国内的朋友们，我要求你们保留并珍藏一片你们的原始森林，因为当它们被砍光的时候，我知道那将很难恢复了。”（45）
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也是推动环境保护的早期智者之一。梭罗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从传统的田园乡村社会向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变化的社会，无数的森林和荒野被改造成了农田和城镇。正是看到了森林的快速消失，1858年，梭罗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呼吁在马萨诸塞的每个城镇都保留一片500英亩至1000英亩的森林。梭罗责问道：“在某些土地被赠予哈佛学院或另一个机构时，为什么不能将另外一些土地授予康科德做森林或越橘林用？”（46）梭罗的思想对后来美国的环境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作“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自然阐释者，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47）
与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然的激情歌颂和对人类破坏行为的愤怒贬斥相比，这个时期受过科学训练的一批专业人士在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行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影响等问题上具有了更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乔治·帕金斯·马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马什在借鉴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担任驻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外交官的机会，详细考察了人类活动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最终于1864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作用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的许多观点早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主义的纲领：“人类在各地都是一种扰乱性因素，其脚步所到之处，大自然的和谐就变成了不和谐。”（48）1874年，《国家》（The Nation）杂志称赞该书是“曾经出版的最有用途和最具建设性的著作之一”。（49）著名的城市史专家芒福德·刘易斯称赞该书是“保护主义的源头”。（50）
如果说以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们还局限于对自然的赞叹、对人类破坏活动进行批评的话，那么，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批自然主义者则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之中，为扭转人们的环境观念做出了贡献。约翰·缪尔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最杰出的保护主义者，他从其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念出发，形成了一套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的理念，这与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基于资源的有用性和科学管理而主导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具有很大的不同。在缪尔看来，自然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而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等资源保护主义者来说，“保护森林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增加和维持我们国家的资源供应以及依靠资源的工业的发展。保护我们的森林是一项迫切的商业需求”。（51）
缪尔是19世纪后期美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一位重要的领袖，他直接促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1892年，他创建了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直到1914年去世前一直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缪尔还领导了20世纪初期反对在约塞米蒂公园内修建水坝的赫奇赫奇运动。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阻止大坝的建立，却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公众，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史学者多尔曼指出：缪尔和其他人的宣传活动“把环境意识带出了少数智者和学者的书房与沙龙，走向了国家的政策和政治的层面”。（52）
除了这些关注荒野和森林的保护派以外，在19世纪后期还有一些主要由城市中间阶层的妇女所组成的社会改革派，她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当平肖与缪尔忙于赫奇赫奇争论的时候，艾丽斯·汉密尔顿（Alice Hamilton）正在关注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如铅中毒问题。她对芝加哥屠宰场的卫生状况的调查，直接导致了美国《食品卫生法》的出台。艾伦·理查兹（Ellen Richards）则将生态学理论用于城市环境，创建了人类生态学，关注城市卫生和城市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她们的草根行动也为推动美国人环境观念的改变和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到19世纪后期，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机械主义环境伦理遭到批判，自然界中未被人类破坏的荒野被当成了人们逃避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避难所，受到狂热的追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北美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美国不仅初步确立了资源保护的基本框架，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国人环境观念的变化，保护主义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五、结论
一个社会的自然观念对于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环境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然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对自然的丑化、贬低与对自然的肆意破坏行为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19世纪后期，美国人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地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环境关系模式转向了对自然的欣赏和赞美，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共存与和谐这样一种崭新的关系模式。这一转变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兴起的先导和动力来源，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原来那种不计环境代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保护主义体系下更好地发展。
美国人环境观念的转变和随后所兴起的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表明：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倡导的所谓“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对立、东方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是站不住脚的。（53）其实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其中都包含着“征服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两种可能的趋势，会发展出多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阿卡迪亚传统，东方文化中也不乏人与自然对抗的事例，简单地以与自然对立或和谐来区分东西方文化是不恰当的。
美国人环境观念的转变对于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举步维艰、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政策执行不力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要改变这种状况，环境保护理念的推广与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同样重要。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认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树立保护环境为荣、破坏环境为耻的主流价值观念，民间力量与政府执行相互配合，才有望遏制住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注释：
①Benjamin Kline, First along the Riv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 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an Jose: Acada Books, 1997, p. 4.
②John Muir, “The Wild Parks and Forest Reservations of the West,” in John Muir, The Writings of John Muir, Vol. Ⅵ, Our National Park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6, p. 3.
③Charles Anthon, ed. , The Eclogues and Georgics of Virgil, London: William Tegg and Co. , 1847, p. 265.
④Donald Hughes, Ec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75, pp. 59, 56.
⑤Ralph W. Emerson, Nature; Addresses, and Lectures, Boston: James Munroe and Company, 1849, p. 13.
⑥Michael Robson, St. Francis of Assisi: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London: Continuum, 1997, p. 244.
⑦Eugene Hargrov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9, p. 4.
⑧[美]理查德·塔纳斯著，吴象婴等译：《西方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页。
⑨[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⑩F. A. Chateaubriand, Recollections of Italy, England and America: With Essays on Various Subjects in Morals and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Published by M. Carey, 1816, p. 144.
（11）Philip Freneau, A Collection of Poems, on American Affairs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ubjects, Chiefly Moral and Political, New York: David Longworth, 1815, Vol. I, p. 95.
（12）Washington Irving, A Tour on the Prairies, Paris: A. and W. Galiganani and Co. , 1835, p. 43.
（13）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3[rd]edition, 1982, p. 97.
（14）Wilbur Jacobs, “Francis Parkman’s ‘Oration Romance in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8, No. 4（Apr. , 1963）: 696.
（15）[美]尤金·奥德姆等著，陆健健等译：《生态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l页。
（16）Ernst Haeckel,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Reimer: Berlin, 1866, p. 286.
（17）Robert P. McIntosh,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pp. 7-8.
（18）Robert P. McIntosh,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 p. 16.
（19）[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
（20）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55页。
（21）Robert P. McIntosh,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 p. 11.
（22）William Bartram, Travels through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Georgia, East and West Florida, London: Repringted for J. Johnson, 1792, p. XⅥ, p. 80.
（23）Chris J. Magoc, ed. , So Glorious a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Wilmin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 2002, p. 107.
（24）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ed., by Bradford Torrey, Vol. Ⅷ, in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 1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 p. 109.
（25）Henry David Thoreau,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in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 V, p. 131.
（26）Daniel G. Payne, Voices in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6, p. 29.
（27）[美]约翰·缪尔著，郭名倞译：《我们的国家公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28）John Muir,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in John Muir, The Writings of John Muir, Vol. I, p. 357.
（2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30）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213页。
（31）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of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I, Boston: Printed by John Eliot, 1814, p. 188.
（32）Michael Williams,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0, p. 397.
（33）Michael Williams,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p. 441.
（34）C. F. Volney, View of the Climate and Soi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ndon: J. Johnson, 1804, pp. 268-269.
（35）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p. 42.
（36）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Pioneers: or, The Sources of the Susquehanna: A Descriptive Tale, Vol. Ⅱ, New York: Collins and Hannay, and Charles Willey, 1825, pp. 37-38.
（37）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2, p. 68.
（38）Tim Flannery, The Eternal Frontier: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and Its Peoples, London: Vintage, 2002, p. 317.
（39）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5, p. 57.
（40）Daniel J. Elazar, Cities of the Prairie: 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1970, pp. 45-46.
（41）Neil Larry Shumsky, ed. , The Physical City: Public Space and the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1996, p. 90.
（42）Roderick Nash, ed., Environment and Americans: The Problem of Priorities, Huntington: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34.
（43）John Muir, “The Forests of the Yosemite Park,” in John Muir, The Writings of John Muir, Vol. Ⅵ, Our National Parks, p. 108.
（44）George Catlin, North American Indians, edited by Peter Matthiesse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p. 263.
（45）Horace Greeleey, Glances at Europ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Great Britain, Frances, Italy, Switzerland, & during the Summer of 1851, New York: Dewitt & Davenport, Publishers, 1851, p. 39.
（46）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ed. , by Bradford Torrey, Vol. Ⅻ, in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 18, p. 387.
（47）Joel Myer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1.
（48）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p. 36.
（49）John Warfield Simpson, Visions of Paradise: Glimpses of Our Landscape’s Leg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50.
（50）Robert L. Dorman, A Word for Nature: Four Pioneering Environmental Advocates, 1845-191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8, p. 44.
（51）Robert Gottlieb,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5, p. 56.
（52）Robert L Dorman, A Word for Nature: Four Pioneering Environmental Advocates, 1845-1913, p. 105.
（53）[日]岸根卓郎著，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来源：《史学集刊》201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