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盎格利亚道路：英国传统农业区的曲折转型
【内容提要】东盎格利亚是英格兰东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中世纪较为发达的传统农业区，它具有与典型封建农业区不同的一些经济社会特点。在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东盎格利亚根据自身的资源、传统和优势，不断探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走了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道路，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当的经济定位。东盎格利亚的这一转型既反映了英国崛起过程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道路的多样化。
【关 键 词】英国；东盎格利亚；经济转型；农业；原工业化
【作者简介】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一个国家整体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历史基础和比较优势，根据社会经济的总体局势及其变动趋势，在不断调整中确定其经济发展方向。英国是最早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在全国这一整体性转型中，其各个地区也存在寻求自身经济发展定位的问题。作为英国中世纪的一个传统农业区，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①在这一转型中不断探寻，呈现出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路线，最终确立了较为适当的位置。
东盎格利亚近似大不列颠的一个半岛，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特征较为突出，发展的典型性、特殊性易为学术界注目。20世纪早期和中期，达文波特、道格拉斯、戴维斯和多德韦尔等经济史家对其聚落模式、维兰制度、继承制度和农牧业生产等进行了考察，②当代经济史家坎贝尔、拉兹和比尔等推进了这一研究。③对于15-17世纪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尤其是“新呢布”的生产，20世纪早中期的经济史家和晚期的“原工业化”论者，凡论述英国毛纺业时必涉及之。④也有学者关注这一时期东盎格利亚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民反圈地斗争。⑤17世纪后期，东盎格利亚率先开展农业革命，逐渐演变为英国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区，帕克、阿利森、坎贝尔、奥弗顿、马丁斯和威廉森等进行了深入探究，⑥还有学者论述了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和城市的衰落。⑦然而，将东盎格利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完整勾勒其纵向发展路径并从英国经济全局来认识的宏观探索，至今仍不多见。本文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探讨东盎格利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曲折道路。
一、中世纪：相对发达的传统农业区
中世纪的英国经济落后而且分散，但是，东盎格利亚却是相对发达的传统农业区。一方面，它具有农本经济社会的一切本质，另一方面，其经济和社会面貌也有一些与西欧典型封建农业区明显不同的特征。
（一）自由农较多而庄园制较弱
东盎格利亚与欧洲大陆隔北海相望，这有利于其参加国际贸易，接收外来移民和技术，但也易于受到外力攻击。入侵的丹麦人后定居于此，使该地区属于丹法区（Danelaw），其地名、语言、法律和制度中有不少北欧因素。如诺福克郡许多地名和村名以“bys”（村庄或家园）结尾，而“bys”正是北欧的地名常用词。⑧受北欧人聚落分散的特点影响，东盎格利亚遍布分散型村庄（dispersed village）。⑨原本一些围绕教堂建立的核心型村庄（nucleated village），也被围绕“公共地”而建的分散型村庄所替代。这是中世纪东盎格利亚农村聚落的突出特征。
东盎格利亚自由农民比例较大。末日审判书统计的自由人和索克曼（Sokeman）共37000余人，占所统计人口的14%，领有土地占所统计面积的20%，其中96%集中在东盎格利亚。⑩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人口中，自由农民比例分别为41.4%和45.4%，在英格兰仅次于林肯郡（50.7%）。一些百户区自由人比例极高，如诺福克郡帕哈姆百户区为87%，萨福克郡威尔福德等两个百户区超过80%。（11）这一特点在东盎格利亚长期保持了下来。
与此相应，东盎格利亚的庄园制较弱。诺曼征服后，庄园制在英格兰得到了快速发展，领主强迫自由人和索克曼进入庄园，或重组新的庄园。东盎格利亚的贫困地区也有这一过程，因为贫穷的自由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投靠领主；较富裕地区的自由农民则长期维持着自由身份，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具有较强抵抗能力。（12）故而，尽管诺曼征服后东盎格利亚庄园制有一定发展，但多数地方还是自由的农村和较自由的农民。有的索克曼虽由于委身而发生依附关系，但他们有权自由离开主人，有权转让土地，不对主人服劳役，只有象征性义务。（13）即使到13世纪，庄园制在诺福克和萨福克也未普及。（14）
庄园和村庄的不一致性也是东盎格利亚庄园制较弱的一个表现。在中世纪英国，村庄（农民公社）和庄园是乡村组织的两种形式，并经常结合在一起；而在东盎格利亚，这种结合非常松散，规则常由村庄而不是庄园来制定和实施。在拥有几个庄园的大村庄里，村庄的作用尤为重要。（15）庄园面积狭小是这里庄园制较弱的又一表现。中世纪英国农奴份地的理想面积为1维尔格特（30英亩），而东盎格利亚的庄园份地通常为12英亩左右，有的甚至不到5英亩。（16）
丹法区庄园体系松散，原因之一是丹麦定居者比其他地方的盎格鲁萨克森定居者晚几个世纪到来，从而在发展过程中跳过了农奴制和封建地产制这两个早期阶段。（17）也就是说，典型的封建制在这里还没有发育到成熟阶段。庄园制较弱和自由人大量存在，使领主和农民的依附关系较为松弛，农民们能更自由地发挥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加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该地区农业发展、城市兴起和毛纺业兴旺。
（二）较发达的农牧混合经济
东盎格利亚属英格兰东部低地，大部分土壤为黏土与白垩的结合体，适于养羊和耕种。从地理上区分，中世纪东盎格利亚西部主要是畜牧区，中部和东部则是混合农耕区。混合农耕区多为“养羊一种粮农业”（Sheep-Corn Husbandry）。为提高土壤肥力，领主要求佃农在自营地里放牧，以便利用畜粪作肥料。东盎格利亚各郡《末日审判书》中有不少关于“牧羊特权区”的记载，养羊者有将羊群赶往领主土地里放牧的义务，（18）旨在截留羊粪。《末日审判书》记载，埃塞克斯郡每个庄园平均有羊100只；诺福克郡516个村庄共养羊46864只。（19）在该郡东部，每年5—11月，羊群白天在牧场上放养，晚上圈在耕地上过夜。（20）“牧地积肥权”（foldcourse right）对领主的最大意义是使庄稼获得好收成，而不只是为了获得羊毛，因为“有羊群和牧场优先权的地主更能够使自己的土地处于肥沃状态”。（21）
东盎格利亚的混合农耕区主要种植大麦、小麦和燕麦。中世纪诺福克郡30多块地产上，每英亩产量平均为：小麦10.8-13.6蒲式耳，大麦14.7-15.6蒲式耳，燕麦12.2-13.1蒲式耳，豆类作物7.2-7.5蒲式耳。（22）这种高产量在英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东诺福克等地很早就种植豆类，这类作物可以凝聚土壤里的氮，维持土壤肥力。这里农业生产率较高，也与土壤肥力较高因而取消了休耕制有关。如东诺福克取消休耕制最早是在1268年。1350年前，东诺福克庄园虽大多保留有休耕制，但其比例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这里的11个领主自营地，每年用于种粮的耕地占总面积的3/4，大于三圃制下的耕地面积。（23）农民对休耕地还会反复破土翻耕，以便铲除杂草、保持地力。休耕地减少，意味着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率提高。
（三）黑死病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
14世纪黑死病对东盎格利亚产生了重大影响：人口大量死亡，使佃农土地重新回到领主手中；佃农死亡和农奴逃亡又造成了劳动力减少，结果雇工工资增加，领主被迫放弃自营地经营而将其出租。（24）诺福克等地普遍实行土地分割继承制（partible inheritance），（25）又导致份地逐渐变小。土地分割后，继承者可以出卖自己的那份土地，这在12世纪就得到了法律认可，13世纪相当普遍，卖者的亲属还有优先购买权。（26）土地分割继承和买卖使得份地支离破碎，最终导致了份地的瓦解。到中世纪晚期，份地的数量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5的人拥有近一半的土地。（27）土地的日益集中为资本主义农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地租上涨，农奴逐渐放弃佃耕而逃往他处。1381年农民起义后，萨福克和诺福克1382年仍有起义余波，直至1392年还有农民谋划起义，（28）这都影响着农民和领主的关系，促使农奴制崩溃。1378年调查卷宗显示，在被调查的73个土地承租人中，仅有16个是农奴。1400年，佛恩塞特庄园有16个佃农，1500年为8个，1525年为3个，1575年佃农消失。（29）随着份地瓦解和农奴逃亡，迄至15世纪末，本来发展就不充分的东盎格利亚庄园基本消失。
（四）城市的兴起及重要性
东盎格利亚早在盎格鲁萨克森时期就出现了重要城市，12世纪、13世纪城市发展较快。领主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竞相建立城市，并向许多城市赐予特许状：伯里圣爱德蒙兹1102-1103年，诺里季1194年，伊普斯维奇1200年，大雅茅斯1208年。（30）不少小城镇也获得了特许状。城市兴起的原因可能各异，但首要功能都是充当本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是本地区农业发展有剩余的产物。它们的兴起使东盎格利亚的传统农牧业经济与国内外市场有所连接。
在东盎格利亚的重要城市中，诺里季1004年即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诺曼征服后又成为诺福克郡治和主教驻地。经济、政治和宗教三重因素，使它发展为东盎格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世纪英格兰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中世纪诺里季工商业发达，手工业有纺织、皮革、食品加工等行业；（31）作为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城内20多条商业街巷里店铺林立，14世纪的职业近70种。（32）沿海港口城市中，大雅茅斯盛产鲱鱼，运往国外，12世纪时鲱鱼曾被当作流通媒介。（33）这时大雅茅斯还出口羊毛。（34）14世纪、15世纪，它成为诺里季毛纺织品的主要出口港。伊普斯威治与加来、地中海沿岸有密切往来，（35）与本国伦敦、赫尔等港口也有稳定贸易。它最初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后转为出口毛纺织品。（36）众多内地城市既是本地的市场中心，也是内地与沿海工商业中心相联系的桥梁。如约翰王签署大宪章之地的伯里圣爱德蒙兹，纺织业为其带来了极大财富，是东盎格利亚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萨福克郡西部的经济中心。（37）每年的“天使山”集市，聚集了大量各地商人。克莱尔城很早就有得到领主保护的市场，14、15世纪因毛纺业而繁荣，呢绒还出口到国外。该城曾有商人与外国商人合作，将价值1000马克的呢绒运抵西班牙。（38）科尔切斯特毛纺织品贸易发达，一直是埃塞克斯郡东北部的经济中心。（39）
（五）毛纺织业初步发展
东盎格利亚毛纺织业历史悠久，早在12世纪初就可能出现了毛纺业。（40）13世纪，伯里圣爱德蒙兹和科尔切斯特都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41）这些地方常聚集有大批从事纺织品买卖的商人。他们多来自伦敦，在这里买到毛纺织品后再输往国外。科尔切斯特等地的毛纺织品还运到伊普斯威治出口。（42）14世纪受到爱德华三世政策吸引的佛兰德尔纺织工匠，其中一些人移居诺里季等地。最早到达东盎格利亚的佛兰德尔移民是1336年。（43）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这里的毛纺业发展。诺里季成为著名的毛纺业中心和呢绒销售中心，以生产“沃斯特德”（Worsted）绒线呢为主，城东北20公里处的沃斯特德村是这种呢绒的发源地。（44）伊普斯威治和科尔切斯特主要生产“克西”（Kersey）粗呢及宽幅呢绒。“克西”是萨福克郡腹地一个小村庄。克西呢后成了英格兰廉价低质呢绒的统称，其生产盛行于北方地区的早期毛纺业。
东盎格利亚毛纺业的繁荣缘于诸多因素。首先，水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建立水力漂洗坊，从而大大提高呢绒漂洗的速度和质量。其次，东盎格利亚乡村劳动力充足。这里人口多，份地小且分割继承，迫使只有小块土地的诸子需要从事工副业以弥补收入的不足。“由于保有地一再被分割，驱使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工资劳动者。”（45）英国经济史家研究了1380-1381年赋税清册后指出，东盎格利亚50%-70%的男性村民具有雇工身份。（46）再次，东盎格利亚庄园封建关系较为松弛，自由人较多，劳动者拥有较大的人身自由，流动能力强，可以兼营工副业。最后，东盎格利亚的农牧混合经济可为毛纺业提供原料羊毛。
总之，中世纪的东盎格利亚作为传统农业区，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农村的封建关系又相对松弛，自由小农较多；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在区域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商品流通体系，并同国内外市场有一定商业往来。总体上看，其经济水平当处于英格兰前列。然而，在这样一个发展领先的地区，其经济转型的进程却充满了变数。
二、16 世纪至17世纪初：变革与转型
16世纪至17世纪初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英吉利民族国家形成，都铎王朝的君主权威得到加强，国家管理形式由以往的贵族政治向官吏政治转变，统一的国内市场也逐渐形成。这是英国崛起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东盎格利亚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其经济社会变革与转型领全国风气之先。农村的圈地运动在这里比较有声势地进行。被称为“原工业化”的乡村工业，由于引进“新呢布”技术而在这里格外兴旺，它成了英格兰最重要的毛纺区。东盎格利亚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原来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发展，正在融入形成中的国内市场体系。然而，繁荣背后的隐忧是：由于国内市场体系是被伦敦控制的，东盎格利亚同国内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被大大削弱了。
（一）圈地运动与农业变革
15世纪后期，圈地波及英国35个郡，发展为圈地运动。东盎格利亚的圈地运动较为缓慢，但其影响却不逊于其他地区。都铎王朝之前，这里出现过圈地。（47）1488-1517年，圈地运动虽在诺福克郡普遍出现，但仍较和缓且规模不大，被圈占的地块多在40英亩以下，平均为56英亩，只有个别村庄达300英亩以上。（48）16世纪中期，圈地运动变得相当激烈。如1517-1579年圈地调查委员会所报告，圈地最严重的10个郡中，诺福克郡名列第五，共圈地9334英亩，涉及122个村庄，房屋被毁70所。（49）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被迫奋起反抗。1549年诺福克郡爆发了著名的“凯特兄弟起义”，萨福克郡农民和工匠也纷纷参加。他们占领了诺里季，提出了限制牧羊业发展等内容的“29条纲领”。（50）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当地的圈地狂潮，使东盎格利亚地区长期保留着许多富裕自耕农，他们的后代成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模范军”的主力。
早期圈地运动对东盎格利亚的毛纺业和农业都产生了影响。圈地运动中的大量失地农民变成了廉价劳动力，这是东盎格利亚毛纺业此期间兴旺的要素之一。圈地运动对当地农业的发展影响更大。它破坏了封建关系，而使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开始建立。根据对16世纪诺福克郡16个庄园18个农场的调查，面积1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16个，最大的超过了700英亩。（51）大农场代表了农牧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向。汤森家族是16世纪东盎格利亚农场主的代表。该家族把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和养羊业结合起来，获得了丰厚利润。亨利八世即位时，汤森家族的地产年净收入为290英镑，到1551年，该家族的地产年净收入为623英镑。
圈地运动使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又为农业技术变革扫清了道路。以往的敞田制不利于新耕作制度推广，如收获后田地用于全村牲畜放牧的传统，就不利于冬季牧草的栽培。（52）圈地后形成的大农场，土地成片，有利于采用先进耕作技术和种植新作物。1565年，荷兰移民将越冬饲料芜菁的种植技术带到诺里季，（53）解决了牲畜冬季的饲料问题，既有利于牲畜繁殖，也减少了常年牧场，有利于耕地面积扩大；芜菁还能改造轻质土壤，发达的根系可将土壤中的营养吸收起来（其作用是一般谷类的5倍）。（54）牲畜增加使土地获取的粪肥更多，使农业受益。排水工程也是圈地带来的有益结果。英格兰湿地和沼泽地较多，排水是农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圈地解除了条田分割的小土地所有制的限制，排水工程得以实现，东盎格利亚西北部沼泽地得到开垦。总之，圈地运动给东盎格利亚带来的不只是生产关系革命，也促使农业技术和耕作制度的革命性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剩余率增加，农产品运往伦敦等地，还出口到国际市场。
（二）大陆移民推动下“新呢布”工业兴起
16世纪，英国成了大陆宗教难民的移居地，都铎王朝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东盎格利亚城市的态度也很积极。诺里季为了发展毛纺业，1554年自愿出资“从海外招募数名外国人，并引进几台织机和一些相关的其它设备”；1565年获得王室颁发的特许状，允许移民制造各种纺织品。（55）1578年，诺里季的尼德兰移民达到6000人。1586年，科尔切斯特的尼德兰移民达1293人。（56）移民们带来了“新呢布”生产技术，开启了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史上的“诺里季时代”。（57）新呢布有很多品种，产品的共同特点是重量轻，色彩鲜艳，价格便宜，适合于大众消费，其生产在东盎格利亚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分布地包括诺里季及周围，萨福克郡的斯陶尔河和布瑞特河河谷，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和布伦特里及周围乡村。（58）
诺里季市政当局曾主动要求王国政府许可外来移民定居，称该城因此而“获得了极大好处”。（59）该城的“新呢布”生产最为成功。表1显示，1574-1575年度诺里季的“新呢布”产量，是八年前的26倍，以后大致维持在3万匹左右。（60）“新呢布”生产使诺里季的财富出现了跳跃式增长，税收也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多。（61）
新呢布的生产过程比旧呢绒复杂，能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在旧呢绒生产中，重84磅的羊毛仅需14人参与生产。而新呢布生产中，同样重量的羊毛则需要40到50个人手。（63）伊丽莎白时期，东盎格利亚的乡绅和权贵每年都以优质毛纺织品向女王进贡。（64）总之，新呢布织造使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发展达到了顶点。毛纺业繁荣为当地带来了财富，使本地人富裕起来；（65）同时也为英国创造了收入，因为轻质新呢布在国际上尤其是地中海市场十分畅销。（66）
（三）在国内市场体系中成为伦敦的从属者
16、17世纪是英国从农本转向重商的时期，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内市场形成之时，也形成了伦敦这个全国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文化社会中心，消费着国内所产的大量产品。伦敦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15世纪末以后，英国的海外贸易迅速向伦敦集中，1500年，占全国呢绒和羊毛出口贸易的一半，16世纪中叶最高时超过90%。（67）东盎格利亚在国内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则是通过与伦敦的贸易来实现的。它所产的毛纺织品和粮食等，须通过伦敦而同国内外市场联系几乎成了市场体系中伦敦的从属者。
东盎格利亚作为英国主要的毛纺区，每年都有大量的毛纺织品出口。以往，诺里季毛纺织品主要通过大雅茅斯出口，萨福克郡毛纺织品主要通过伊普斯威治出口。但随着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网络形成，伦敦从政府取得了呢绒出口垄断权，基本上剥夺了地方港口直接向国外输出毛纺织品的权利。东盎格利亚各港口的毛纺织品出口贸易由此衰落，本地毛纺织品只能先运到伦敦完成交易，然后再由伦敦出口商输往大陆。诺里季市政不让市民执行伦敦这一规定，但多数东盎格利亚商人不得不屈从。1580年代后，诺里季通过伦敦出口的毛纺织品数量逐渐超过从大雅茅斯出口。（68）后来，诺里季的新呢布几乎全部先运到伦敦，然后向国内批发和向国外出口。（69）1606、1620、1622、1628、1632、1640这几年，萨福克郡通过伦敦出口的短匹呢绒其达71 662匹。（70）
1500年至1650年伦敦人口增长了7倍，达到40万人，（71）因而对粮食的需求量猛增，东盎格利亚又成为重要供给者。例如诺福克郡，1624年就向伦敦输入粮食10873夸脱，占当年伦敦粮食输入总量的18%；1638年19550夸脱，占当年伦敦粮食输入量的20%。（72）东盎格利亚谷物主要通过金斯林、大雅茅斯和伊普斯威治等港口运往伦敦。（73）这些港口的船只每年还将大量纽卡斯尔海煤运往伦敦。东盎格利亚还向伦敦供应除谷物外的其他食品，如诺福克的牛羊、麦芽，萨福克的黄油和奶酪等。（74）
东盎格利亚与英格兰内地的联系，则多表现为输入毛纺业所需要的羊毛和毛线。诺福克郡的毛纺织品主要是“沃斯特德”绒线呢，这种呢绒需要精梳的长羊毛作为原料，但诺福克所产的主要是短羊毛，长羊毛则来自林肯郡和北安普顿郡等地。后来又通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从爱尔兰输入毛线。（75）萨福克郡毛纺业所需羊毛也主要来自林肯郡和北安普顿郡。（76）16世纪晚期林肯郡羊毛质量下降，萨福克便从白金汉、北安普顿和莱斯特等郡获得优质羊毛。东盎格利亚毛纺业者还从西密德兰斯托布里奇集市购买羊毛；或通过布里斯托尔输入爱尔兰羊毛，再经伦敦转运至东盎格利亚。（77）
16世纪至17世纪初是东盎格利亚经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转型时期英国最为突出的两大经济变革——圈地运动和乡村工业，在东盎格利亚表现得极为突出；另一方面，富有小农经济也比别的地区更为稳固。然而，由于被整合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原料供应和产品输出都需依赖外地的东盎格利亚毛纺业，便隐含着生产危机，并且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三、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危机与调整
自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不适当地抬高国王权力引起民众怨恨和抗议以来，英国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也使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开始走向衰落。这个乡村工业蓬勃兴旺的地区，没能再向前迈上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大道，反而连已有的原工业化优势也逐渐失去。然而，毛纺业危机或许刺激了东盎格利亚经济的调整。当17世纪后期国内政治局势开始稳定时，东盎格利亚的农业资源与优势再次凸显。在一批农业改革者的带动下，东盎格利亚农民利用地理便利移植荷兰的先进农业技术，引进新作物，革新生产工具，改变耕作制度，在英国率先掀起了“农业革命”，农业产量和商品率大幅度提高，成为伦敦等工商地区所需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从此，东盎格利亚主要以商品化农业区面目出现。
（一）毛纺业衰落与工业化受挫
东盎格利亚毛纺业的衰落始自1620年代。如1622年萨福克郡通过伦敦出口的短匹呢绒减少了1/3，1628年达到最低点5089匹，后来才缓慢恢复。（78）1626年东地公司（Eastland Company）从伊普斯威治出口的毛纺织品为3340匹，1627年下降到728匹。一位呢绒制造商曾经雇佣100个工人，1627年不足20人。（79）1622年，萨福克郡12位呢绒商损失了30000多英镑。（80）1629-1631年，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衰微局面。萨福克郡的旧呢绒处于市场饱和状态，大量毛纺织品积压。当西班牙禁止进口贝丝呢和赛斯呢等新呢布产品时，直接影响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埃塞克斯郡。该郡约有四五万人从事毛纺业，依靠周工资维持生计，毛纺业衰落使他们生活变得困难，许多人只好放弃了毛纺织行业。在科尔切斯特，贝丝呢贸易急剧下降，由每周销售400匹下降到不足50匹，后几乎停止了交易。
东盎格利亚毛纺业的衰落，与毛纺织品质量低劣是分不开的。大规模圈地养羊的一个后果是羊毛质量的下降。17世纪初，英格兰羊毛的质量开始逊于西班牙羊毛。羊毛质量下降导致英格兰生产的呢绒质量降低，在国际市场上难以与采用西班牙优质羊毛做原料的大陆毛织品竞争。（81）英国检验制度不完善造成了不合格呢绒外输，也导致了东盎格利亚毛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美誉度降低，竞争力差。
17世纪末以后，东盎格利亚毛纺业衰落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能源缺乏及国际战争是重要原因。长期的国际战争，使西班牙和法国这些东盎格利亚新呢布的主要市场逐渐萎缩。市场竞争主要来自约克郡新呢布生产的崛起。约克郡本来是向诺里季供应制造绒线呢的毛线。对诺里季毛纺业来说，输入约克郡毛线有两个潜在危险：一是如果约克郡也用毛线生产绒线呢，那它离毛线供应地更近，生产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二是从外地引进原料，可能导致生产的不稳定。（82）事实上约克郡也很快发展了绒线呢生产。经济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绒线呢工业从东盎格利亚向约克郡西莱丁区转移的态势。（83）早在1740年代，诺福克就对约克郡绒线呢生产构成的竞争提出了抗议。（84）1770年代，约克郡的绒线呢产量超过东盎格利亚。（85）诺里季只从事优质呢绒生产，约克郡主要生产中低档呢绒，更符合大众需求。印度棉织品以及18世纪英国本国棉纺业的发展，也对诺里季毛纺业构成挑战。（86）棉纺织品色泽鲜艳，花色多，轻质，便宜且较易清洗，很快被人们所接受。（87）当时已开始用煤取暖且房屋密封较严，冬天在房内不需穿太厚的毛呢；而夏天女性穿平纹细棉布则是一种时尚。随着流行款式变化，法国等地的呢绒、精纺呢和丝绸都进入了英国，这对东盎格利亚毛纺业也造成了冲击。
在走向工业化时，东盎格利亚受到了资源的制约。首先缺乏煤。英格兰的煤矿主要分布在北部，约克郡就是产煤区，许多矿脉几乎与地面相齐。东盎格利亚则远离煤产地。虽然它也可通过海运得到煤，但长距离运输和重税使海煤价格昂贵，加重东盎格利亚生产者的投入，使毛纺业生产成本加大、生产规模缩小。其次，钢铁的缺乏也使诺里季毛纺业中机器的应用远落后于约克郡。1839年前，诺里季基本没有动力织布机，而1835年时约克郡就有2856台动力织布机；十年后，虽然诺里季拥有了428台动力织布机，但约克郡动力织布机数量却达到了30850台。（88）机器应用大大提高了约克郡毛纺业产量，并加速向工厂制转变，仍采用家内手工业制（即分散工场手工业）的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则毫无竞争力。（89）
东盎格利亚毛纺业更有一个结构性矛盾。在家内手工业制之下的劳动者，多是亦农亦工的农民，他们只是将从事毛纺业当作贴补家用的手段而已，并非主要生计，这样就隐藏了两个后果。其一，他们并非熟练工匠，只求掌握现存的技术，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因此，虽然东盎格利亚新呢布业是发达的，但并不比别的地方更具技术强势。其二，东盎格利亚发展农业的条件好，一旦工业稍有波动，劳动者愿意也能够尽快退回到作为主要生计的农业。他们大多是种地高手，在农业技术变革方面既有基础又有热情。而那些以毛纺业为主要生计的专门手工业者，则很可能向毛纺业新崛起的约克郡西区等地转移了。因此，到18世纪中后期时，东盎格利亚已有的原工业化已蜕变成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二）农业革命和商品化农业趋势
当传统毛纺业的颓势无法扭转之时，东盎格利亚又开始了新的经济转型，即发展商品化农业，变成工商业区生活品的供应基地。这一转型的成功，来自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该地区率先进行种植技术上的“农业革命”，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上升；二是邻近的工商业区非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为东盎格利亚发展商品化农业提供了市场。
17-18世纪东盎格利亚的农业革命主要包括：第一，推广新作物。17世纪、18世纪，除传统的农作物大麦、小麦、裸麦外，新的农作物三叶草、芜菁和萝卜等被大力推广。芜菁是饲料作物。三叶草是由荷兰移民带来的，（90）既可将土壤中的氮固定在根瘤中以保持地力，又能为牲畜提供优质饲料。1650年左右，萝卜在大田里试种，1660年代遍及东盎格利亚。萝卜既可为牲畜提供过冬饲料，又因需要中耕除草而有利于次年农作物生长。总之，这些新作物既能为牲畜提供饲料，扩大牲畜饲养规模，又能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第二，改进生产工具。16世纪前，英国农民主要使用多头牛拉的重犁。16世纪，“荷兰发明了一种只用两匹马就可拉动的较轻的犁，并在16和17世纪传入英国，特别是诺福克和萨福克”。（91）后来这种犁被称为诺福克犁，犁辕两侧装有滑轮，较为轻便。通过对诺福克犁进行改进，又发明了“罗宾汉”犁，其犁铧呈三角形，由两马挽犁，比矩形的重犁效果更好。18世纪60年代，诺福克郡开始使用罗宾汉犁，并用铸铁代替木材制造耕犁，土壤得到深耕。第三，开垦沼泽地和石楠林地。东盎格利亚沼泽地的开垦始于16世纪。此后两个世纪里，英国大规模排干和开垦沼泽地。著名的“大沼泽”排水造田工程得地30余万英亩，东盎格利亚占了大半。（92）由沼泽地开垦出的耕地主要为煤土，含有丰富的碳化植物，非常肥沃，因此东盎格利亚西北部很快就成了英国的粮食高产区。此外，东盎格利亚西部石楠林地也得到了开垦，扩充了耕地面积。第四，推广诺福克轮作制。这是一种四区轮作制，即分别在四块地里种植芜菁、小麦、萝卜和大麦，四年里轮流更换，不让任何地块休闲，同时又能保持地力。（93）这种耕作制度17世纪末在诺福克郡开始采用，（94）18世纪在东盎格利亚广泛传播，（95）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最终成了英国农田耕作制度的基础。（96）
诺福克轮作制等新农业技术给东盎格利亚农业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促进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有机结合与发展。芜菁和三叶草等作物的种植，使牲畜有了可靠的冬季饲料来源，为牲畜过冬创造了条件，从而避免了以往在秋季大量宰杀牲畜的做法。而绵羊等牲畜在芜菁地里放牧时，一方面饲养了羊群，另一方面羊粪又为下年播种小麦准备了肥料。由此，饲料作物种植和诺福克轮作制推广，形成了“更多的牲畜，更多的肥料；更多的肥料，更大的收成；更大的收成，更多的牲畜”（97）的良性循环。其次，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经济史家对东盎格利亚农业产量的多种估计，都注意到了其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表2显示，1520-1831年间，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的小麦产量一直呈上升状态：1520年至1700年的增长率为55%左右；1700年至1831年增长率为35%-64%。1790年代纳撒尼尔估计，当时诺福克郡小麦每英亩产量为24蒲式耳，同时代的威廉·马歇尔估计亩产量为20蒲式耳。（99）经济史家坎贝尔推算，1660-1679年间，小麦、裸麦、大麦、燕麦的亩产量分别为12.8蒲式耳、14.1蒲式耳、13.9蒲式耳和13.1蒲式耳；到1760年代，则分别为25.5蒲式耳、25.0蒲式耳、30.9蒲式耳和38.3蒲式耳；（100）即小麦增长了99%，裸麦增长了近77%，大麦增长了123%，燕麦增长了192%。在另一种估计中，两郡小麦亩产量1600年平均为11.4蒲式耳，1700年为17.6蒲式耳，1800年为22.7蒲式耳，（101）两百年间正好增加了一倍。综合分析，所有的粮食作物单产量都大幅度增长，大麦和燕麦的增幅最大。1720年代，大麦的种植面积占每个农场谷物种植总面积的57%，（102）超过其他三类谷物（小麦、燕麦、裸麦）种植面积之和，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大麦主要用作啤酒原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化。燕麦用作饲料，而饲料喂养的畜禽也主要是供应市场。由此可知，越是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率提高越快。
东盎格利亚的商品化农业，首先是满足本地非农业人口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东盎格利亚城市人口有所增加，如诺里季1650年为2万人，1801年为36238人。（103）更重要的是，18世纪东盎格利亚成了伦敦及西北工业区所需农产品（包括畜牧产品）的供应基地。伦敦人口1600年为20万人，1700年达57万人。（104）1800年接近100万人。约克郡西区1700年为242139人，1801年为572168人。（105）工商业人口增加，需要大量粮食。东盎格利亚的农业优势便大有市场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地方当局甚至还强迫农民种植谷物。（106）1650年后，东盎格利亚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也有了更多的谷物运往伦敦等地及国外。如1676-1677年度，从金斯林输出的谷物达23000夸脱，从大雅茅斯输出的谷物超过了24000夸脱。（107）除粮食外，这里的畜禽产品也享誉国内，如“诺福克鸭”就是全国最好的良种鸭。畜牧业发达的萨福克郡南部，大规模的奶牛饲养都是面向市场的，每年向外地尤其是伦敦输送大量的黄油和奶酪。如1687年圣诞节到1688年圣诞节，在全国各地运至伦敦的黄油和奶酪中，萨福克郡运去黄油13599费尔金（1费尔金约合9加仑），占全国运抵总量的23.9%，是第二大供应地；奶酪38115费尔金，占全国运抵总量的9.3%，是第三大供应地。（108）
农业生产率提高促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即加速了东盎格利亚传统毛纺业的衰落。经济史家克拉克森指出：一个国家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增加，必然要求农业生产率有相应提高，而“如果农业生产率的改善发生在原工业化地区，其结果可能是推迟而不是促进这里的工业化……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东盎格利亚成了这个国家最先进的农业地区之一，而其传统的呢绒工业却衰落了。”（109）农业史家琼斯指出：随着农业革新慢慢成熟，乡村社会的资源转向了农业，制造业则趋向衰微。（110）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农业劳动者对从事工业的兴趣减小，并导致工业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于是在东盎格利亚这个原本的原工业化地区，呢绒商纷纷把资金投向更有利可图的农业。即使是东盎格利亚本地工业的发展，也转向了与本地农业更相关的行业如啤酒制造等。18世纪后，东盎格利亚主要以商品化农业区面目出现。
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农业创造的财富指数远低于工商业，因此诺福克、萨福克及埃塞克斯这几个财富水平（地均财富）曾经领先的郡，19世纪却靠后了（见表3）。此外，由于商品化农业所需劳动力减少，东盎格利亚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本地工商业发展趋缓，城市吸纳力有限，不能消化这些剩余人口，因此他们便向外迁移，流向伦敦和约克郡西区、兰开夏等工商地区，由此造成东盎格利亚地区人口减少。从1701年至1751年，诺福克郡人口达37517人；萨福克郡人口向外迁移达14275人。（111）该地区的城市发展也进入沉寂时期，城镇只成了这一农业区的物资和人口集散中心地而已。
当然，地均财富（或可称地均GDP）不等于人均GDP。现代商品化农业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因而势必是农业区人口密度较小，并难以出现大型的工商人口聚落，因此近代东盎格利亚没有形成在英国有影响的大城市。直至现在，英格兰30多个属于一级行政区划的城市里，东盎格利亚地区一个也没有。（113）不过，若按人均GDP或人均财富衡量，东盎格利亚未必比工商业地区低。如晚至2004年，包括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剑桥等郡在内的英格兰东部区（人口密度为288人/平方公里，远低于英格兰人口平均密度385人/平方公里），人均GDP指数为96.2（以全英格兰为100），仅次于伦敦（人均GDP指数为156.2）和东南区（人均GDP指数为109.9），远高于工业发达的西北区（人口密度为482人/平方公里，人均GDP指数为89.9）和西密德兰区（人口密度为408人/平方公里，人均GDP指数为90.3）。（114）后两者是工业区，人口密度大，地均财富处于前列。（115）
四、东盎格利亚转型道路的启示
东盎格利亚作为传统农业区，其转型的曲折性或许是个案或特例，但其中蕴含着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东盎格利亚经济的区域性特征较强。区内较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交换和流通体系，并能通过若干经济中心和港口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结。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具有较大自由度的小农生产主动性的发挥，东盎格利亚的农业经济一直发达，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英国处于领先水平。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其转型的需求更迫切、主动性更强，转型完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也更厚实，对转型可能带来的经济波折和社会震荡也更有承受力和化解力。因此东盎格利亚在几次经济变革中几乎都充当了领头羊。15、16世纪最先发展乡村毛纺业、出现原工业化的，东盎格利亚是重要地区之一；17、18世纪率先发生农业革命，发展商品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也是东盎格利亚地区。
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不是孤立隔绝的。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区域开放性特征，更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负两方面。它很早与大陆建立了贸易联系，商业往来较多。但这种与外界交往的便利又引起了一种短视，即在接受外来技术时只是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产业承接，一种低水平的转移；而没有在消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提升，故而使外来移民带来的“新呢布”产业的发展最终难以为继。过于依赖国外市场也易使产品发生销售危机，因为除了国内外其他产区的竞争外，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或政策的变化也极易打断传统贸易链条。如16世纪伦敦商人取得特许夺走了地方商人的呢绒出口权，使东盎格利亚呢绒出口必须先到达伦敦，结果东盎格利亚毛纺业成了伦敦的从属物，须仰伦敦商人之鼻息。
是否根据资源特点来发展经济，在东盎格利亚的转型中也有正负两方面启示。东盎格利亚自然资源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其土地特别肥沃，在肥沃土地上发展种植农业是最佳的发展方向。中世纪东盎格利亚的传统农业很发达，17-18世纪东盎格利亚农业生产率高并率先走向商品化农业，都是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好例证。负面的例子是，16世纪后期东盎格利亚虽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毛纺业中心，但本地区并不能提供支撑这一中心的足够的原料资源，羊毛多从密德兰等地运来，这使东盎格利亚毛纺业发展受到了极大掣肘。
在东盎格利亚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承续和变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无论承续还是变革，其作用的有效发挥都是该地区社会主体——以自由小农为主的劳动者主动适应社会变化的结果。中世纪时作为主流生产关系的庄园制，在东盎格利亚却相对较弱；而保留下来的较多的分散自由小农，则有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圈地运动作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导，在东盎格利亚有较大规模的发生，有助于这里的混合农牧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同时这里也发生了农民们激烈的反圈地斗争，小农在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他们并没有成为向新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而是积极参加反专制斗争，成为“新模范军”的骨干和主力，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小农在生产中不固守传统，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开展耕作制度和技术上的革命，并促使东盎格利亚率先走上商品化农业之路。除农民外，一些具有首创精神和主动性的改革者也以东盎格利亚为首选试验场，如托马斯·柯克最先在诺福克北部推广四区轮作制，汤森德创造的芜菁条播栽培法最先在诺福克中部运用，罗伯特·兰塞姆在伊普斯威治改良了生铁犁等，（116）促进了农业产量增长。
另一个颇令人深思的启发是，虽然一个地区的经济必须是开放式的，必须紧跟国家整体经济的变化，但同时也须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当外地的、全国的或国际的形势发生变化时，就会因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而使其进一步发展遭遇困境。东盎格利亚毛纺业不能再往前走，就与其产品受伦敦商人之掌控和国际市场之波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东盎格利亚农业革命虽然体现了劳动者的主动性，但却是面临毛纺业颓势的无奈之举。东盎格利亚成为了商品化农业区，对英国整体来说也许是一个成功的地区性分工；但对东盎格利亚自身而言很难说是成功，因为它实际上成了全国经济整体中为“核心区”服务的“边缘区”，扮演着向“核心区”提供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殖民地”角色，其地区经济社会总体面貌也远远落后于工商业地区。
总之，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东盎格利亚经济转型，呈现了一条曲折的路线，对其进行探究，有利于理解近代英国崛起进程的复杂性，也有助于认识传统农业区转型的多样性。东盎格利亚从中世纪传统农业区转型为商品化农业区，其道路是曲折的，但其最终定型又是准确的。曲折是指它的经济发展主流趋向经历了一条“农业→工业→农业”之路。15、16世纪，东盎格利亚兴起了乡村毛纺业，16、17世纪初之交是英国毛纺业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生产技术、生产规模，还是对国内外市场的占有，都在英国各地区中居于领先地位。作为英国最发达的原工业化地区之一，东盎格利亚理应率先从原工业化走向工业化，成为英国的重要工业区。但历史并未青睐它，各种因素的作用使它没有沿着发展工业方向继续走下去，而是从原工业化转向农业商品化。说它在经济上的最终定型是准确的，则是因为从自身条件看，东盎格利亚发展农业的比较优势胜于发展工业；与别的地区相比较，东盎格利亚更适合于发展农业，若不顾条件硬性地发展工业则要遇到更多的竞争。这一点的启发性在于：传统农业地区只要能在转型中有机地汇入工业化社会潮流，就是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而不一定非要大搞工业化、转变成工业区不可。当然这种正确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在工业化社会里，工业是主导、是强势，农业是从属、是弱势。因此，虽然东盎格利亚成了发达的商品化农业区，但在英国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不再处于先进行列。
注释：
①学者们对东盎格利亚的区域范围有不同看法。本文取《不列颠百科全书》释义，认为东盎格利亚主要包括诺福克、萨福克两郡，也包含了剑桥郡东部和埃塞克斯郡东北部。
②Frances G. Davenport, “The Decay of Villeinage in East Angli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4, 1900; D. C. Dougl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edieval East Angl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R. H. C. Davis, “East Anglia and the Danelaw,”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vol. 5, 1955; Barbara Dodwell, “Holdings and Inheritance in Medieval East Angli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0, no. 1, 1967.
③Bruce M. S. Campbell, “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Genesis of Commonfields on a Norfolk Manor,”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3, no. 2, 1980; “The Regional Uniqueness of English Field Systems?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29, no. 1, 1981;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6, no. 1, 1983; “Arable Productivity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Norfolk,”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2, 1983; Z. Razi, “Manorial Court Rolls and Local Population: An East Anglian Case Stud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9, no. 4, 1996; C.Harper-Bill, Medieval East Anglia,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5.
④Such as E. Lipson, 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y, London: A. and C. Black, 1921 ;D. C. Coleman,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2, no. 3, 1969; G. D. Ramsay,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1500-1750,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2.
⑤Jane Wh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phen K. Land, Kett’s Rebellion: The Norfolk Rising of 1549,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77.
⑥R. A. C. Parker, “Coke of Norfolk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8, no. 2, 1955; K. J. Allison, “The Sheep-Corn Husbandry of Norfolk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5, no. 1, 1957; Bruce M. S. Campbell, “Commercial Dairy Production on Medieval English Demesne: The Case of Norfolk,” in The Medieval Antecedents of English Agricultural Progress, Farnham: Ashgate Pulishing Ltd. , 2007; Mark Overton,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urnips and Clover in Norfolk and Suffolk, 1580-1740,”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0, no. 2,1985; Susanna Wade Martins and Tom Williamson, Roots of Change: Farming and the Landscape in East Anglia, c. 1700-1870, Exeter: British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99.
⑦J. H. Clapham,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Worsted Industry from Norfolk to the West Rid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20, no. 78, 1910; M. F. Lloyd Prichard, “The Decline of Norwich,”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 no. 3, 1951; John T. Evans, “The Decline of Oligarch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orwich,”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4, no. 1, 1974.
⑧R. H. C. Davis, “East Anglia and the Danelaw,” p. 30.
⑨H. C. Darby, “The Domesday Geography of Norfolk and Suffolk,”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85, no. 5（May 1935）, p.433.
⑩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28页。
（11）R. H. C. Davis, “East Anglia and the Danelaw,” pp. 25, 32,33.
（12）R. H. C. Davis, “East Anglia and the Danelaw,” pp. 35-36.
（13）D. C. Dougl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edieval East Anglia, p. 3.
（14）D. C. Dougl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edieval East Anglia, p.219.
（15）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王春法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92页。
（16）D. C. Dougla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edieval East Anglia，p.40.
（17）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497页。
（18）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范定九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19）M. E. Seebohm, The Evolution o f the English Farm ,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136, 156.
（20）Bruce M. S. 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p. 35.
（21）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514页。
（22）Bruce M. S. Campbell, “Arable Productivity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Norfolk,” p. 388.
（23）Bruce M. S. 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pp. 28-29.
（24）Frances G. Davenport, “The Decay of Villeinage in East Angli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4, 1900, pp. 126-129; Jane Wh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 p. 192.
（25）George C. Homans, “The Explanation of English Regional Differences,” Past and Present, no. 42（Feb. 1969）, p.26.
（26）Barbara Dodwell, “Holdings and Inheritance in Medieval East Anglia,” p. 61.
（27）Bruce M. S. Campbell, “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Genesis of Commonfields on a Norfolk Manor,” p. 190.
（28）Herbert Eiden, “Norfolk, 1382: A Sequel to the Peasants’ Revolt,”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4, no. 456, 1999, pp. 370-373.
（29）Frances G. Davenport, “The Decay of Villeinage in East Anglia,” pp. 131-132.
（30）D. M. Palliser,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1（600-15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49.
（31）Larry R. For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istoric Cities: Bath, Chester, and Norwich,”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68, no. 3（July 1978）, pp. 267-268.
（32）Heather Swanson, Medieval British Tow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24.
（33）Heather Swanson, Medieval British Towns, p. 35.
（34）Susan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57.
（35）Susan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p. 148.
（36）C. D. Harris, “Ipswich, England,”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8, 1942, p.1.
（37）W. S. Shears, This England: A Book of the Shires and Counties, London: The Right Book Club, 1948, p. 89.
（38）Gladys A. Thornt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re, Suffolk,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Development as a Borough,”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 4th Series, vol. 11,1928, pp. 87, 101.
（39）Susan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p. 155.
（40）E. Lipson, 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y, p. 230.
（41）E. M. Carus-Wilson, “The English Cloth Industry in the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4, no. 1,1944, p.33.
（42）William Page,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vol. 2, Folkestone: Dawson, 1907, p. 255.
（43）W. A. Dutt, Nor fol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p.66.
（44）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王春法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8页。
（45）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第161页。
（46）R. H. 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 37.
（47）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第172、270页。
（48）C. Harper-Bill, Medieval East Anglia, p. 60.
（49）Joan Thirsk,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4, 150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41.
（50）Stephen K. Land, Kett’s Rebellion: The Norfolk Rising of 1549, p. 9.
（51）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212.
（52）曾尊固等：《英国农业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5页。
（53）K. J. Allison, “The Sheep-Corn Husbandry of Norfolk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 27.
（54）Mark Overton,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urnips and Clover in Norfolk and Suffolk, 1580-1740,” p. 214.
（55）W. J. 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Ⅱ,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36, pp. 114-115.
（56）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 176页。
（57）W. J. Ashle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 no. 4（Sep. 1887）,p.84.
（58）B. A. Holderness, Pre-Industrial Eng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1500 to 1750, London: Dent, 1976, p.91.
（59）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London: A. & C. Black, 1945, p.496.
（60）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1550年前后英国年呢绒出口达到最高水平，也不过12万匹左右。
（61）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p.496.
（62）N. J. Williams, “Tw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New Draper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 no. 3, 1952, p.357.
（63）William Page,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vol. 2, p.267.
（64）W. S. Shears, This England: A Book of the Shires and Counties, p. 58.
（65）著名经济史家托尼曾引用1672年的一本书说，当时的诺福克是一个富裕郡，100个放高利贷者中有两人分别拥有10万英镑的财产，有1人拥有4万英镑。这在当时都称得上巨富。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何建雄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66）D. C. Coleman,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p.424.
（67）C. G.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9.
（68）N. J. Williams, “Tw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New Draperies,” p. 358.
（69）John Smail, Merchants, Market and Manufac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28.
（70）B. E.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3.
（71）D. M. 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154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6.
（72）F. J. Fisher, Lond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500-1700,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0, p. 62.参见王乃耀：《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
（73）J. A. Chartres, Internal Trade in England 1500-1700, London: Macmillan, 1977, p.28.
（74）B. A. Holderness, Pre-Industrial Eng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1500-1700, p. 141.
（75）Peter J. Bowden,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71, pp. 65, 67.
（76）Joan Thirsk, The Rural Economic of England,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4, p.218.
（77）Peter J. Bowden,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p. 64-67.
（78）B. E.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pp. 103-104.
（79）William Page,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vol. 2, p. 266.
（80）William Page,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vol. 2, p. 260.
（81）P. J. Bowden, “Wool Supply and the Woollen Indust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9, no. 1,1956, pp. 53-54.
（82）J. H. Clapham,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Worsted Industry from Norfolk to the West Riding,” p. 201.
（83）J. H. Clapham,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Worsted Industry from Norfolk to the West Riding,” pp. 195-210.
（84）D. T. Jenkins and K. G. Ponting, The British Wool Textile Industry 1770-1914, London: Heine 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2, p.2.
（85）Carole Rawcliffe and Richard Wilson, Norwich since 1550, London: Hambledon, 2004, p.231.
（86）Carole Rawcliffe and Richard Wilson, Norwich since 1550, p.231.
（87）D. C. Coleman,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p.429.
（88）E. Lipson, 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y, p. 250.
（89）A. Ferriday,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Macmillan, 1961, p. 153.
（90）E. L. Jones,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60-1750: Agricultur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1（Mar. 1965）, p.4.
（91）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4页。
（92）C. Singer, E. Holmyard, A. Hall and T. Williams, eds. ,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vol. 3,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500-c. 17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p. 320.
（93）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522页。
（94）J. H. Plumb, “Sir Robert Walpole and Norfolk Husband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5, no. 1, 1952, p.86.
（95）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6.
（96）G. E. Fussell and Constance Goodman, “Crop Husband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art 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16, no. 1（Jan. 1942）, p. 62.
（97）R. A. Dodgshon and R. A. Bntlin,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9, p.161.
（98）Anne Digby and Charles Feinstein, eds. ,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9, p. 15.
（99）Mark Overton, “Estimating Crop Yields from Probate Inventories: An Example from East Anglia, 1585-1735,”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2（Jun. 1979）, p.375.
（100）B. M. S. Campbell and M.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 1250-c. 1850,” Past and Present, no. 141（Nov. 1993）, p. 70.
（101）Gregory Clark, “Yields per Acre in English Agriculture, 1250-1860: Evidence from Labour Inpu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no. 3（Aug. 1991）, p. 457.
（102）Mark Overton,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urnips and Clover in Norfolk and Suffolk, 1580-1740,” p. 213.
（103）Edward Baines, “On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of Eng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eeds Clothing District,”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2, no. 1（Mar. 1859）, p.16.
（104）D. M. 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2（1540-1840）, pp. 316, 650.
（105）Edward Baines, “On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of Eng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eeds Clothing District,” p. 15.
（106）W. S. Shears, This England: A Book of the Shires and Counties, p. 58.
（107）N. S. B. Gras,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p.113一夸脱（quarter）小麦为10英担，约合250公斤，可满足1人1年所需。
（108）J. A. Chartres, Internal Trade in England 1500-1700, p.29.
（109）L. A. Clarks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5, p.33.
（110）E. L. Jones, “Agricultural Origins of Industry,” Past and Present, no. 40, 1968, p. 70.
（111）P.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03, 108-109,115.参见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与工业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12）E. J. Buckatzsc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ertain Tax Assessm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 no. 2, 1950, pp. 186-187.
（113）Great Britain: Britain’s Clearest Mapping, Londo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 2002, p.64.
（114）Irene Hardill,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Region? Regions and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06.
（115）E. J. Buckatzsc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ertain Tax Assessments,” pp. 186-187.
（116）G.巴勒克劳夫、R.奥弗里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毛昭晰等译，太原：希望出版社、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