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

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

姜义华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档案的开放与整理，散失在各档案馆之外的无数文献、音像、实物资料的收集、保存和有效利用，对历史事件参与者具有抢救性质的采访、查询，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原料，尤其是优质的原料，再高明的工程师也制造不出精美的成品。因此，要使当代史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确保能够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状况，而不为种种假象和虚构所误导，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做好这浩如烟海的资料工作。有关部门应当投入必要的足够的资金，开展各类资料的汇集与整理工作，并尽可能为研究者及时地使用这些资料提供方便。而学者本人更应当千方百计地去做资料的收集和开发工作，下苦工夫对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

　　然而，要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却绝非一件易事。资料本身就常常很不完整，不同资料对同一事实的记述又经常互相矛盾，更加困难的地方，是当时所使用的主导话语很多时候和客观实际严重脱节，甚至完全背离。

　　名称、概念、话语体系和客观实际是否统一问题，本质上就是名实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名，没有各种概念，没有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观念体系，人们将无法认识和描述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无法交流，当然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因此，从概念到观念体系到范式的确立，都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但每一个名都必然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名和实际甚至根本相悖。因此，要尊重名，却不可迷信名，尤其不可迷信那些和实际甚至根本相悖的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正名》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反之，“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将“使民疑惑，人多辨讼”。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包括在资料的收集、鉴别、考订与解读时，其重要性、必要性决不可低估。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一种全新的世界联系之中，也从东西各国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这一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在不少方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于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但是，这一整套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舶来品，用它们来解读中国时，经常会与中国实际的历史与现状无法真正对接。尤其是当对这一套新的名词、概念、观念体系由欢迎到崇拜更转变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形成所谓“名教”时，许多人竟宁可不相信事实，也要相信这样的观念，相信这样的名词。发展到极致时，名与实可以完全相反。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这一状况，正是妨碍对于一系列重要决策和事件的本质或真实意义正确加以认识的突出原因。

　　这种新的“名教”，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被殖民”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思想文化的这种“被殖民”，主要表现为人们尽管一直强调要努力使从东西各国引进的各种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各种思想、学术、文化中国化，可是，由于基本立足点或基本前提就是确认这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思想、学术、文化的普世意义，并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如果不是全盘否定至少也是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承认或很少考虑在观察传统中国、中国传统及中国路径时，需要建立一种和近代西方文明不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的独立的坐标系统。

　　名者，实之宾。实际、实践，终究是第一位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名实背离毕竟会产生很多问题。名实背离，必然使人们的思想无法统一，它会导致一些人会用说假话来掩盖或曲解事实的真相，导致另一些人为揭示和维护事实的真相而走向对立甚至反叛的方面。“被殖民”的“名教”过度膨胀，将严重扼杀我们这个文明内在的内生的创造力。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人们的警觉，其意义，可能不在千方百计地去做资料的收集和开发工作以及下苦工夫对资料做出准确的鉴别、考订与解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