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

          

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冯筱才

  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遑论在对二十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二十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二十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三十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

  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需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19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后30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些资料与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公开出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面显然有重大差别,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相信会对过去的历史与特定的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当然,在关注开放档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各类民间史料也层出不穷。比如个人日记、基层单位档案、非正式出版的报刊等等。如果能对这些资料有系统地收集整理,相信会对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1949年后的档案不少是手写的文字,识别与抄录都需要足够的经验。中共各地的基层政府的资料,内容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如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档案的利用,亦必须与其他纸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将1949年以后的资料与此前的资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跨时间的整体史观对我们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必需的。

  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间史料的挖掘,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借鉴西方通行的概念归纳与阐述,也许便可以提出真正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其实,目前中外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价值,通过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性的结论,只是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经验。同时,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富矿。既然此前的学者能够通过对欧洲经验的总结,提出丰富多彩的概念理论,那么,为何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提供类似的理论创新基础呢?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学者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直接体验,以及在资料搜集与文本解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利于研究的开展。最近三十年西方理论的引介,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因此,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不过,史料的丰富,未必能够带来卓越的学术成果。要提升学术成果的研究质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规范方面达成共识。否则研究者很难有效利用能获得的材料,亦无法对历史有整体的看法。如何将大量的史料,如档案、报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纳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学术规范的轨道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严肃讨论,是当代史学者面临的当务之急。其次,多学科的交流亦甚为关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并非在历史学界,而是由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所做出的。因此,如何将当代史研究与此前已经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连接起来,并与这些既有的问题进行对话,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社会科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均能放弃各自的偏见,越过1949,把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的考察,那么,可以预期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度会大大加强。历史学者或许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有更多优势。如果大家能携手建立一些大型资料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数据,还是现存档案资料的目录提要检索系统,或人物口述史料的系统整理,或许都能解决有效数据不足的问题。同时,学术界若能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一些跨单位、跨专业的研究群,吸引一线认真研究的学者,并与海外学者展开密切交流。这样,便可以预期,未来将在二十世纪的整体研究领域取得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风浮躁,有时未必完全是学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加是某种学术机制或环境的产物。如果学术界能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那么,无论是对理性公共政策的制订,还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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