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

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冯筱才

　　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遑论在对二十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二十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二十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三十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

　　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需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19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后30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些资料与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公开出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面显然有重大差别，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相信会对过去的历史与特定的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当然，在关注开放档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各类民间史料也层出不穷。比如个人日记、基层单位档案、非正式出版的报刊等等。如果能对这些资料有系统地收集整理，相信会对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1949年后的档案不少是手写的文字，识别与抄录都需要足够的经验。中共各地的基层政府的资料，内容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如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档案的利用，亦必须与其他纸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将1949年以后的资料与此前的资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跨时间的整体史观对我们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必需的。

　　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间史料的挖掘，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借鉴西方通行的概念归纳与阐述，也许便可以提出真正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其实，目前中外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价值，通过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性的结论，只是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经验。同时，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富矿。既然此前的学者能够通过对欧洲经验的总结，提出丰富多彩的概念理论，那么，为何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提供类似的理论创新基础呢?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学者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直接体验，以及在资料搜集与文本解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利于研究的开展。最近三十年西方理论的引介，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因此，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不过，史料的丰富，未必能够带来卓越的学术成果。要提升学术成果的研究质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规范方面达成共识。否则研究者很难有效利用能获得的材料，亦无法对历史有整体的看法。如何将大量的史料，如档案、报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纳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学术规范的轨道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严肃讨论，是当代史学者面临的当务之急。其次，多学科的交流亦甚为关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并非在历史学界，而是由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所做出的。因此，如何将当代史研究与此前已经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连接起来，并与这些既有的问题进行对话，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社会科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均能放弃各自的偏见，越过1949，把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的考察，那么，可以预期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度会大大加强。历史学者或许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有更多优势。如果大家能携手建立一些大型资料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数据，还是现存档案资料的目录提要检索系统，或人物口述史料的系统整理，或许都能解决有效数据不足的问题。同时，学术界若能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一些跨单位、跨专业的研究群，吸引一线认真研究的学者，并与海外学者展开密切交流。这样，便可以预期，未来将在二十世纪的整体研究领域取得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风浮躁，有时未必完全是学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加是某种学术机制或环境的产物。如果学术界能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那么，无论是对理性公共政策的制订，还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