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的政治性消费
——“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丛谈之四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者的话：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史揭示的文明观突出了西方的地位。金属的认识、开发和利用，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推动历史的进步，改写社会的面貌，也代表人们征服自然的非凡能力。古代中国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冶金术起步较晚，但它在三代以降数千年的历史中日臻完善，后来居上。透过冶金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匠的世界”，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消费、宗族伦理、鬼神信仰、审美情趣等多重因素的复合社会。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史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最终在这门金和火的艺术中历经淬炼，融为一体。将冶金术放入东亚古代文明中，以西方中心论谱写的全球科学技术史将面临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则不然，它留给我们的是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将这种新兴的冶金铸造技术，用在了他们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青铜冶铸技术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刺激，那么，这一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发酵，可以称之为“政治性消费”，这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根本特征。
青铜器功能众多
政治性消费区别于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后两者主要是制作青铜工具和装饰品等，常见于中亚、西亚和中国西北地区。宗教巫术性消费则是另外一套东西，与政治性消费不是一回事。政治性消费的关注点在于，强调人与人（而非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协调。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可能导致大量青铜工具的产生。而对于人与神关系的重视，则可能导致大量宗教性青铜器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则不然，它留给我们的是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将这种新兴的冶金铸造技术，用在了他们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
催生中原王朝文明
学术界一度认为，文明必定意味着要有青铜器、文字和城市，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已逐渐摒弃这种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在我看来，并非是因为青铜器的出现和青铜冶铸业的发达，才导致国家文明的出现。实际上，只有青铜的政治性消费，才对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朝国家。
青铜的政治性消费，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原的青铜礼容器，首先是食器，是用来吃饭的，这是第一位的功能。更重要的，则是作为酒器。酒器是中国青铜礼容器的核心，古人制造了盛放致幻剂（“酒”）的器皿，主要用于祖先崇拜，然后引申到宗法制度。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崇尚质朴，不像三星堆铜人那样高大、奢华和张扬。
这些现象表明，在政治手段上，中原地区把王权置于神权之上，是以王权为重、注重世俗伦理的，或者说是注重功利的，强调有利于生产生活而不是宗教巫术。
相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则把大量精力用于非生产性的活动上，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宗教巫术色彩。它们都曾有过兴盛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具有极大视觉冲击力的物质遗产。不过，在数百年的辉煌之后，这些文化却成为“木乃伊”，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政治性消费有三个前提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植根于中原，由中原文化逐渐内化而成。也有学者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受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我认为，中国的青铜政治性消费，或者说青铜礼容器的出现，具有三大前提。
首先是青铜器背后的礼制观念。在青铜礼容器出现之前，上古时期就有前铜礼器群。比如，考古学者把陶寺大墓出土的东西称为前铜礼器群，其中包括铜容器之前出现的一整套器物，例如漆木器、玉器、陶器。其中许多礼制观念后来被二里头文化吸收，随之出现了青铜礼器和更为系统的礼制观念。
其次是源远流长的制陶技术，尤其是模制陶器技术。这些积淀使得我们易接受外来青铜技术的影响，把制陶技术和铸铜技术融为一体。
最后是冶铸技术。对于中国古代冶铸技术的起源，我个人倾向于外来说。较之于中国的中原地区，西亚地区在很早之前就能铸造青铜器，而整个欧亚大陆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尽管现在的考古证据还不是太足，但我相信，今后有可能勾画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与此同时，我们即便证明了青铜冶铸技术是受外来影响才产生，也要承认青铜礼容器应该是本土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与蛹变蝶一样，是一种蜕变，所以也很难廓清其演变脉络。
青铜技术带动社会发展
青铜礼容器的制造，带动了一整套宫廷礼仪制度或王权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在二里头发现了官营手工业作坊，而且带有围墙。铸造青铜礼容器的作坊和铸造贵族奢侈品的绿松石作坊，应该都在这个围墙范围之内。
与此相关，都邑的规模逐渐扩大。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青铜礼器刚刚出现，当时中心都邑只有十几万平方米。后来，都邑逐步扩大到30万、1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则达到了300万平方米。二里岗郑州商城时期，都城规模又发展到十几平方公里。殷墟时期，则形成了30多平方公里的大都邑。
伴随都邑规模的不断扩大，青铜礼容器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二里头的宫室达到了1万平方米，这些大型夯土基址完全超出了日常居住的需求。同时，这些宫室还有封闭性、秩序性的特点。由此体现出来的政治决策垄断、中轴线设计和坐北朝南的院落式土木建筑，开启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
随着青铜技术进入中原的，还有其他东西。比如，小麦和绵羊是在龙山文化时期，与青铜技术一起传入中原地区的。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车辙，说明当时已有车子，但可能不是马车，马应当是龙山文化晚期至殷墟时期，逐步由西北进入中原地区的。可见，西北地区是中国青铜时代吸收域外文化的前沿地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4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