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进一步推进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委会发言辑要

　　【编者按】2012年3月1日，本刊编辑部举行编委座谈会。编委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围绕当前国內值得关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办好刊物，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满足社会对史学需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编委们的发言和建议对编辑部工作很有帮助，以下选登其中一些发言，希望能对读者有一些启发。同时，编辑部也诚恳希望广大读者、作者和学界同人，为更充分地发挥本刊的作用，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毕竟，杂志是我们共同的学术园地。

　　近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重点讨论了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史学等问题。同时在历史研究上，也随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引入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出现了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等现象。

　　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主要就如何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如何应对新时期唯物史观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等问题而展开。这场讨论，在进行学理探讨，指出错误所在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期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还要善于用发展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善于对深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结论进行概括和升华，促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这些讨论，对如何对待、认识和坚持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近几年坚持唯物史观的讨论中，强调性和呼吁性的论说较多，而学术性和示范性的论说较少，今后应努力于拿出更多的学理上的研究成果，拿出更多的坚持与创新相统一的研究成果，使历史学研究更好地实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

　　关于两种范式的讨论，旨在寻求这两者的符合近代历史事实的、科学而合理的结合。在早些年，有少数人提出要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对于这种替代论的批评，以及如何对待这两种范式的关系问题，老一辈学者胡绳和刘大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近年的讨论，除了直接批驳这一代替论的错误之外，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如果现代化范式只是运用于现代化史这一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的研究，那么它对于全面认识近代史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化范式”的学者有两派，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这是支流；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亦称并立论)者，这是主流，也是一种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此外，还有一种“包含论”，即以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包含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这是不可能的。上述两种对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讨论的归纳，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富有学术性的。不过，“替代”倾向只为极少数人在早年所持，大多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无意于以此代替革命史范式，代替整个近代史，只是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史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范围较宽并跨越近代时限的专门史来研究的；其所包含的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的内容，并不是包含革命史范式和整个革命史，而主要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这些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如何进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也就成了近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而也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至于其中的不足之处，当然在所难免，也是今后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的问题。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讨论，主要涉及史学有无科学性、历史有无规律性和整体性。后现代主义史学源于欧美，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否定现代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科学性”、“规律性”，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等，注重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边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历史情节想象和反事实(假设)研究。因此，在研究内容和写作方式上虽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丰富史学研究和表述方式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这种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对中国的史学发展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因为其所主张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具有丰富史学意义的研究内容及通俗的写作方式，大多在其传人中国之前，已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般史学，乃至更早的传统史学所关注和开辟。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主要是警惕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碎化”，甚或“伪化”问题。

　　如果说上述几种史学理论的讨论侧重于纯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近年来则有各种专门理论之引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既体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也体现了史学理论对史学创新的促进。

　　现代化范式的运用，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除了以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状况之外，更多地表现在各个专题的研究之中。如中国的原初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现代化思想等方面，都有较多的论著。此外，现代化也被许多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主题。社会学原理的引用，涉及不少专门史的研究。这首先表现在社会史研究之中。目前对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界虽有诸多见解，但是在具体研究中较多地涉及了社会学的理念。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区域、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看到相关社会学理论的采用。此外，在其他专门史研究中也有社会学理念的表现，如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以及城市史等。

　　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早就有之，但是以前主要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近些年来，则有多种经济学理论被引入经济史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用，以此研究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行业经营体制的变化、家族企业制度的利弊等。此外，也有学者引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对近代经济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行量化研究；用管理学的原理研究近代的企业管理问题；用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分析近代的市场问题。虽然这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都会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但也有独到之处，能提出一些一般研究所不能提出的问题。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运用新方法探讨新领域的研究还有诸多方面，如环境史(生态史)、概念史、疾病和公共卫生史、田野史、口述史等，都值得我们关注。

　　针对上述史学理论研究和运用的状况，除了需要继续加深学理上的研究和运用上的探讨之外，拟多做一些具体研究成果的评介。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理论有较好运用，并在其所研究的领域取得创新性进展的论著，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析，指出其成功和缺陷之处，以发挥其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示范作用，推进史学理论研究和运用的深入和完善，促进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更好结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