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综述

　　自“唐宋变革”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唐宋时期城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之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城镇化探讨，又取得了较多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的专著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另有施坚雅《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张邻《唐代的夜市》，黄正建《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崔功豪的《中国城镇发展研究》，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森正夫《江南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武建国《中国经济史研究》，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和《历史视野中的浙江东南乡村城镇化进程》，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等共10多部。另外，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宋代城镇化研究中，对江南地区城镇化研究以陈国灿较有成就，对四川盆地市镇的研究，目前有施坚雅和蓝勇涉及过。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相关文章有50篇左右，现将国内外学者对宋代城镇化研究基本状况作如下综述。

一、市镇类型及分布

　　对宋代市镇类型的研究以陈国灿最多，其主要是对江南地区的市镇类型作了划分。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结合江南地区的情况，将中国早期城市化归纳为三种依次演进的发展形态，即内聚型城市化、城乡互动型城市化和市镇主导型城市化。其中城乡互动型城市化是宋代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其特点是城市的扩张与农村社会内部的变革互为呼应，共同推动城市化的展开（《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6期）；他在《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学术月刊》2001年2期）中，把市镇划分为：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沿海港口市镇、消费性市镇和乡村墟市七大类。关于此分类，他也在《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质供应与消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1期）和《宋代太湖流域市镇发展简论》（《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3期）两篇文章中提到。在江南不同的地区，其市镇类型也各异。在太湖地区，宋代的市镇可分为具有一定规模并列入地方行政序列的镇市（镇级中心地）和规模相对较小的草市（乡村墟市）两大类，其类型为上文所说的标准化的七大类型（陈国灿《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市镇经济》，《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6期）。在两浙路，市镇类型为：环城卫星市镇，农村工商业市镇，交通枢纽市镇，沿海港口市镇，乡村墟市五类（陈国灿《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浙江学刊》2001年l期）。在浙北地区，市镇包括了作为农村新兴工商业中心的镇市和在乡村墟市基础上形成的草市两部分；又可以把数量众多的市镇，总体上大致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和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姚培锋、陈国灿《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2期）。城镇除了在江南发展较迅猛外，在山东的分布也较为广泛。于云瀚的《宋代山东“镇”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类型》（《昌滩师专学报》1999年6期）将山东地区的市镇类型分为：商业型镇市’、地方市场型镇市和产业型镇市三类。

　　关于市镇的分布，目前已有专门性的文章论述。陈国灿认为两浙路市镇分布为：环城卫星市镇主要兴起于繁华都市的城区，是城市扩张的一种形式；农村工商业城镇主要兴起于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两浙路市镇体系的主体；交通枢纽城镇多兴起于水陆交通沿线，以大规模的商品转运为特点；沿海港口城镇多凭藉优良的天然港湾和发达的经济腹地与内陆交通，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乡村墟市主要依附于一些乡村聚落，属于农村小型商业点和集市；大部分草市都处于这种形态。其特点是：规模小、市场水平低，发展不稳定（陈国灿《论宋代两浙路的市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太湖流域市镇分布为：环城市镇分布于州县城市的郊区和周边地带；农业市镇大多分布于粮食生产或经济作物种植业、林业、渔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手工业市镇是随着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商品转运市镇主要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沿海港口市镇主要分布于沿海港条件优越，且腹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方；消费性市镇大多是因各种原因导致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兴起的（陈国灿《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市镇经济》）。浙东南地区市镇分布是：在浙东南地区，北宋时期是市镇的初兴阶段；进入南宋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高涨和商品流通的日趋活跃，各种市镇在浙东南地区更是广泛兴起。具体而言，宋代浙东南市镇分布如下：农业市镇一般分布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以附近的粮食生产或经济作物种植业为基础，承担着农产品流通的职能；手工业市镇是随着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往往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商品转运市镇大多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承担着地区之间货物转运的职能；沿海港口市镇凭籍优良的天然港湾和较为发达的的陆上交通，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陈国灿《略论宋代浙东南地区的农村城市化现象》，《浙江学刊》2003年1期）。于云瀚对山东宋代镇市的分布进行研究得出：在宋代就山东境内的镇市区域分布而言，大致以河北东路和京东东路的西部，相当于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等地的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分布最为密集而广泛。镇市分布密度稍次于鲁西北地区的是位于汴河沿线和黄、淮之间的京东西路西部，大致相当于现在荷泽、济宁、泰安等地市的邪州、淮州、济州、充州、曹州、单州等广大地区（于云瀚《宋代山东“镇”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类型》）。在西南地区镇的分布则是：从静态分布上，北宋许多商业重要市镇一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一是分布在重要的水陆交通线上（蓝勇《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关于市的分布，加藤繁在《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发展》中提到，唐代大多数的草市都设在接近都城的地方（《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黄正建也谈到，唐代江南水乡渔商集中在水边，草市也大多沿水滨而置（《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8页）。

二、市镇的规模

　　市镇的规模首先表现在数量上。在我国江南地区，宋代市场数量不断增加，市场分工日趋精细。宋代两浙路市镇的数量较之前要多得多，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整个两宋时期两浙各地先后兴起的市镇有近500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0多个（陈国灿《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市镇分为市与镇，在太湖地区，就草市而言，北宋时期虽呈广泛兴起之势，较宋代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总体数量还是有限的。到南宋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是草市数量成倍增加，逐渐形成了颇为密集的区域。就镇级中心地而言，虽然在数量上较草市要少得多，但镇级中心地的人口规模普遍比草市大，其规模也较大（陈国灿《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市镇经济》）。在四川地区，其中部和南部地区得到较大开发，城镇规模和密度都比四川北部和成都平原有更大发展。随着宋代四川市镇经济的不断发展，四川地区的农村草市镇有了较大发展（蓝勇《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4期）。在江南太湖地区，在两宋时期乡村草市表现得尤为兴盛。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草市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地区性密集网络的形成。如无锡、常熟、华亭、崇德等县都有村落，在每个村落都有草市存在（陈国灿《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在两浙路，南宋聚落形成了小村庄，有米盐草市。因此乡间的市镇最多（何和义、邵德琴《南宋时期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期）。在山东地区，自安史之乱直到北宋，镇的建制不仅延续不废，且有众多的新镇设置。地方市场型镇市，众多地方市场性镇市的勃兴，其中相当一部分则发展到较大规模。产业型镇市普遍的是在陶瓷业及海盐业相对集中的各州（于云瀚《宋代山东“镇”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类型》）。市镇中，草市从北宋到南宋，中间虽经宋金战争的一度破坏，但在局势稳定后，其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草市在南宋时期更加普遍，规模也有所扩大，已完全摆脱了草市初期的局面，许多地方的草市直接称之为“市”（周宝珠《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98年2期）。

　　市镇的规模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于市镇的居民数量与结构。在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中，南宋太湖流域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规模较大的市镇，聚集了各种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居民群体。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佣工、苦力，官僚贵族和士人，地主和农民，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伎艺之人、宗教人员、无业游民等其他人口（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4期）。关于宋代市镇居民结构，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提到过。南宋两浙地区，其市镇的居民结构也分为：工商业人员，佣工、苦力、无业游民，官吏、贵族和士人，地主和农民，军队（陈国灿《南宋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结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6期）。从市镇人口户数来看，南宋后，太湖流域镇级中心地的居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部分巨镇、大镇的人口往往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镇级中心地在人口规模上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大镇，人口在上千户至数千户；二是一般性镇，人口在数百户左右；三是小规模的镇，人口为百余户（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4期）。但总体来看，宋代各路草、镇市保甲数所占比例高低不同，差别很大。北方的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等路、秦凤等路和南方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夔州路、梓州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12路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数。南方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夔州路与梓州路等4路，经济落后，草、镇市保甲数所占比例较高，与这些路的家庭结构有关（马玉臣《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3期）。

三、市镇的经济活动及影响

　　经济活动的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商税上，赵冈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中谈到，中国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市镇。宋代镇由军事性质变为地方性商业中心，许多农村集市，此时成为规模不小的常设市场，派人驻守，收取商税。

　　在岭南地区，宋代商税征收主要是由政府在州县场镇设商税务，从商税收入的情况来看，县、场镇的商税收也占有较大比重（吴水金、陈伟明《北宋岭南商税征收述略》，《广东史志》2001年4期）。南宋两浙路市镇商税较高，发展不平衡，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属于市镇经济欠发达地区，商税相对较低。但具体到每个市镇上又有所不同（何和义、邵德琴《南宋时期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

　　从市镇的经济类型上分析，南宋两浙路的家庭专业化生产有所发展，就其经营领域而言，可分为农副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类。同时家庭副业向商品化“兼业”转变，南宋时期两浙地区农村家庭的兼业情况，可分为为：经济作物种植、禽畜饲养和水产养殖与捕捞（陈国灿、陈剑峰《南宋两浙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宋代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生产的活跃，加上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量流通，市场网络的发展和市镇的广泛兴起。因此农村市场更为开放，流通体系更为健全，并且主体市场的大量出现，市场形式出现多样化——早市和夜市的出现（杨舁、陈国灿《从陆游“镜湖诗”看南宋中期江南农村市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6期）。在太湖流域，市镇商业形态和手工业形态日趋完善。北宋时，市镇的商业种类比较单一，镇级中心地多以流通性商业为主；草市则以小规模的农副产品集散贸易为主。至南宋，流通性商业的流通范围突破邻近地区的狭隘空间，与城乡之间、跨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结合起来。且市镇手工业兴起，酿酒业、棉麻纺织业、刺绣业、鞋帽衣巾业、陶瓷业、制茶业、农产品加工业、金银器制造业等也是太湖流域市镇较常见的手工行业。其生产、经营方式可分为个体生产和作坊式生产（陈国灿《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市镇经济》）。在鄂州，南宋前期，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商舶云集。居民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市镇之间形成了市镇网，但此结构只有初级水平，市镇之间、市镇与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还很有限（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江汉论坛》1999年12期）。

　　宋代市镇经济较唐代有了重大突破，其作用不可忽视。在经济上，首先突破了之前市场的局限性。于志娥《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5期）认为，城市中坊市制度被打破，商人可以随处开店铺，出现了夜市、早市、鬼市等，突破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在城市周围和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定期集市，此外还有镇市。镇、市贸易和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宋代市场的开放性。任放指出，市镇扮演着沟通城乡关系的重要角色。在区域经济中，市镇的存在价值正在于它是第二级中心市场，市镇的发展机遇维系于此，市镇的经济地位取决于此。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市镇作为商品流通中转站的角色尤为醒目，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重要支点（《我国传统市镇浅谈》，《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其次，市镇经济的兴起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并且成为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基地（高立迎《宋代市镇在农村经济商品化中的作用》，《山西财税》2007年11期）。在太湖流域，南宋市镇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太湖流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引发了小农家庭生产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劳力和资金的重新配置。大批市镇的勃兴，促成了区域性城镇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进而使城市活动由州县政治中心向农村扩展，引发了农村城市化现象的出现（陈国灿《宋代太湖流域市镇发展简论》，《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3期）。总之，市镇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政府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商税（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而且还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经济作物生产以及人们的粮食需求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所产出的产品（郭旭《宋代农产品商品化初探》，《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3期）。

　　在社会影响上，市镇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活动较为活跃，对农村社会具有重要影响。杨舁、陈国灿《从陆游“镜湖诗”看南宋中期江南农村市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6期）认为，市场的发展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城市中市民意识的兴起和通俗文化的大量传播，使以往深居简出的农民对文化生活产生了更多、更高的消费要求，农村市场活动的发达也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徐红也认为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小城镇市场是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2期）。

四、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自20世纪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唐宋时期市镇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市镇进行了多方位诠释，希望由此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唐宋时期经济的发展。但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其研究极不平衡。从区域上看，对江南地区市镇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大，主要以陈国灿代表；对西南地区唐宋时期市镇研究较少，目前仅有施坚雅和蓝勇进行过探讨；对北方地区宋代市镇研究及相关成果少之又少。所以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加强薄弱区域的市镇研究。从时间上看，目前对唐代市镇关注较少，研究成果还是主要集中于宋代。虽然唐代的市镇形态在初期并不明显，但到中晚唐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市镇，所以市镇在唐代的发展不容忽视，在今后的探讨中应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在对唐宋时期市镇研究过程中，对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分歧，一些文章在“城市化”与“城镇化”两个概念的界定上显得较为模糊。“市镇”研究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学者在探讨该问题时首先应该在科学界定概念的基础上，将各个学科对于农村市镇的研究纳入一个大致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诠释唐宋时期市镇现象。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重庆　400715）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