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201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近千篇，出版专著50余种。现择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与法律
政治制度。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华书局）对吐蕃统治时期河陇西域地区的官职、告身、兵制、驿传、法律、赋税、劳役、仓廪、市券、寺户、僧管等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宁欣《从石解墓志看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志文中的换推、避籍》（《山西大学学报》4期）通过解读新出《石解墓志》，对志文所反映的鞫狱换推制度、任官规避原籍制度进行了研究。刘后滨《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对唐宋中枢政治体制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在《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中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唐代的制度，有李锦绣《“以数纪为名”与“以土地为名”——唐代前期诸牧监名号考》探讨了唐代前期诸牧监的两套牧监命名系统；盂彦弘《再谈唐代过所申请、勘验过程中的“副白”与“录白案记”——与李全德先生的商讨》基于《天圣令•关市令》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副白”与“录白案记”的含义进行了再探讨。尚民杰《唐墓志中所见宦官诸使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唐研究》17卷）搜集并研究了墓志中所见的宦官诸使。此外，贾玉英《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变迁初探》（《中州学刊》4期）探讨了唐宋时期宰相制度的变迁，指出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逐渐专门化、由外朝移至禁中，宰相治事由兼职演变为专职。艾冲《唐代江南地区诸都督府建制的演变——兼论唐后期节度使府建制》（《唐史论丛》l3辑）对唐代前后期江南地区由都督府建制到节度使建制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赖瑞和《唐史臣刘知几的“官”与“职”》（《唐史论丛》13辑）通过对刘知几生平的主要事迹、官历和史职的分析，考辨了“官”与“职”的分别。李方《唐代西域告身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5期）对西域出土的唐代告身文书进行了重新分类。陈铁民《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史》l辑）对守选制的形成及其内容进行了研究。宋军风《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唐都学刊》3 期）对唐代商人人仕所任官职、唐代前后期的变化进行了考析。
政治政策。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行政、军事和经济方面分析了唐后期藩镇与州的关系。碧妍《韩混与德宗——兼论德宗削藩战争中的镇海军》（《中华文史论丛》2期）对镇海军的强弱以及韩混与德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林冠群《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重新对近半世纪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界所定论的“联回抗蕃”政策进行了审视，指出此说法并不切合史实。樊文礼《唐代儒家士人华夷观研究》（《唐史论丛》13辑）通过解析温彦博、魏徵对突厥降户以及疆域问题的不同态度，韩愈的华夷观，陈黯、程晏区别华夷的标准探讨了唐前后期儒家士人对华夷的不同观念。付先召《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魏博镇设置和独立化的形成以及对唐后期政治局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侯东阳《武则天称制的舆论策略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期）着重探讨了舆论对武则天称帝的巨大作用。薛政超《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云南社会科学》1期）对唐宋的赈灾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政治事件。《唐研究》17卷中有三篇论文通过解析墓志对唐代的政治事件进行了研究，有孟宪实《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通过对《张弼墓志》的释读，研究了玄武门事变后太宗对东宫旧部的不同政策；仇鹿鸣《新见（姬摁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考察了姬氏的族属、世系，并对李孝常谋叛事件及姬摁持的生平进行了考证；陆扬《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韦羽墓志》等四方墓志的综合研究，对刘辟事件进行了重新解析。王效锋《唐德宗“奉天之难”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德宗通过平息“奉天之难”，基本解决了京西北藩镇对唐廷的军事威胁，为神策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法律。高明士《中国中古法制化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儒教初次较全面性的具体实践》（《唐研究》17卷）对中古时期法制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总结。黄正建《一条有关“武周律”的珍贵石刻资料》（《中国史研究》3期）‘通过对《黄君墓志》的考释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武周律（令）”的存在。另外他在《敦煌吐鲁番法典文书中（律）（律疏）文书性质再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律》和《律疏》在书写等方面的特点，推测文书性质可能是供学习用的类似于教材的性质。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生商榷》（《敦煌研究》4期）认为现存《唐律疏议》更接近于《开元律疏》。刘晓林《唐律“劫杀”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律中“劫杀”含义可概括为“劫财杀人”。黄开军《故杀重判略析——以（唐律疏议）为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3期）从法学角度和事实例证方面论证了唐代对故杀的科刑要重于谋杀。《天圣令》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2011年3月由黄正建主编的《（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天圣令》文本研究、驿传与过所、仓库与给粮、医疗与休假、营缮制度、丧葬礼令与丧葬法式、诸色人制度七部分进行了论述，不仅从令文人手探讨了令文背后的唐宋制度的变迁，而且还进一步对律、令、格、式、敕五种法律形式及其关系进行了研究。于赓哲《（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历史研究》1期）讨论了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内博士、学生的出身问题并对官方视野中的主要疾病进行了统计分析。牛来颖《（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唐史论丛》l3辑）对《天圣令》中《赋役令》和《营缮令》的服役主体、“功”作了比较研究。另外，她在《（天圣令）唐宋令条关系与编纂特点》（《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中对唐宋令文的关系、令文用语等进行了研究，这对于理解令文含义以及研究令文背后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赵晶《（天圣令•赋役令）“丁匠”诸条疏补》（《文史》4辑）对《赋役令》几条令文的复原及理解进行了阐述。吴海航《唐户部系统式与日本民部系统式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 期）认为唐户部系统式与日本民部系统式“在立法上存在传承关系”。毕巍明《“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法治论丛》4期）论述了“唐宋变革”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金眉《唐宋养子制度变动研究——以异姓男的收养为考察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4期）探讨了唐宋律、令关于养异姓男的规定。
二、经济
财政。杨际平《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财政意义——兼论所谓唐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南朝化》（《历史研究》2期）认为南朝并无折租为布的制度，从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来看并未反映出唐代发展的南朝化倾向。李锦绣《新出唐代阳朔县银铤考释——兼论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户税制度》（《中国史研究》1期）在对阳朔县银铤充分考释的基础上，对开元天宝年间的户税制度及特征进行了研究。侯江红《唐朝两税三分制财政改革与地方政府农业经济职能》（《中国农史》1期）对唐中期财政体制改革概况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影响和意义进行了阐述。陈明光《论五代时期的军费》（《厦门大学学报》1期）对五代的军事财政支出进行了研究。
经济史。王涛《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山西大学学报》6期）对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流动和散失进行了研究。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畜牧业与林业、赋役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李天石《试论唐宋时期淮南盐业的发展》（《唐史论丛》13辑）对汉唐时期淮盐的生产与唐元和年间盐业的整顿进行了研究。张晖《唐代的酒价是多少？》（《文史知识》6期）从笔记小说和唐诗人手对唐代的酒价进行了估测。
城市。宁欣《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期）区分了“市”与“场”的概念，并对“场”的类型、“市场”的出现及“逢场作戏”的产生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反映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宋立《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官市”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期）通过探析唐都长安与宋都汴京“宫市”源流及特点，指出唐长安“宫市”由宫廷娱乐演变为置史专知或由“宦者”专知为宫廷采办物资的特殊机构。他又在《唐宋都城商业市场管理机构考略》（《宜宾学院学报》5期）中探讨了唐宋都城商业市场管理机构和官员职数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这反映了唐宋城市商业发展日益繁荣的趋势。戴顺祥《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从先秦至唐宋城乡之间的联系。
田制。耿元骊《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1 期）论述了唐代“均田制”概念起源及其三种定义、“田令”与“田制”概念的异同。侯江红《唐朝均田制度实施成本剖析》（《西华大学学报》1期）应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从制度的成本与收益视角剖析了均田制交易费用逐渐增大而制度收益却逐渐减少且最终成本大于收益的过程。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4期）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南传进行了研究。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福田事业》（《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研究了寺院福田制度。
三、社会
社会生活。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唐代的主要疾病、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众的求医心理、药材、巫术、医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篇对写本时代的知识与技艺的制造、传播和使用进行了探讨；下篇则在对宝物、土贡、异物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它们在日常生活、宗教仪轨和东西文化交涉中的作用进行了再现。李斌城《唐人养生文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l辑）对唐代的养生理论、养生方法进行了研究。王永平、刘冬梅《唐代风筝与纸鸢辨识》（《唐史论丛》13辑）对风筝的起源以及唐代风筝与纸鸢的区别进行了探讨，指出“今天的风筝，唐代称为纸鸢；唐人所说的风筝，是指风铎”。周岩壁《唐人食绘》（《文史知识》8期）指出食绘在唐代非常普遍。余欣《芜菁考——中国古代博物学构筑试笔》（《文史》1辑）探讨了芜菁在人类的食物、医疗、宗教、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意义。李飞、郭萍《唐宋茶道：流行与时尚的兴起》（《观察家》10期）探讨了唐宋茶文化的兴起及其原因。周勋初《唐宋人物轶事的不同风貌》（《中华文史论丛》3期）对唐宋笔记类著作内容的差异、唐宋两代文士对待国史的不同态度、唐宋轶闻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周左锋《（唐六典）记载的土贡药材分析》（《江西中医学院学报》4期）分析了唐代的药材及其功效。
社会阶层。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李建伟《隋唐乡村社会势力的类型及影响》（《长江大学学报》5期）对隋唐乡村社会势力出现的背景、类型和影响进行了研究。薛政超《唐宋“富民”与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农史》1期）对唐宋富民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研究。宋丽华、于赓哲《中古时期医人的社会地位》（《唐史论丛》13辑）认为汉代以来医人地位低下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改变，从医者依然以医为耻。
女性。吴丽娱、陈丽萍《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唐研究》17卷）分析了武宗生母韦太后家族改姓与武宗即位、唐前期宫廷后妃与太子选拔的门第婚姻性质及其变化、中晚唐后妃出身的卑微化趋势及其成因，最后论述了门第观念对晚唐五代宫廷的影响。邓小南《从出土材料看唐宋女性生活》（《文史知识》3期）从墓室画作、墓志铭、出土文书、雕塑等方面探讨了唐宋女性的社会生活。陈丽萍《读两（唐书）札记四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睿宗妃柳氏，玄宗元献皇后杨氏，肃宗章敬皇后吴氏，肃宗崔妃和代宗崔妃的生平进行了考释。张嫣娟《唐代妇女地位的重新审视》（《沈阳大学学报》3期）指出唐代妇女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人物与家族。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客观地考察与评价了隋炀帝的生平、功绩与过失，改变了人们对隋炀帝的传统看法。《唐研究》第17卷有多篇根据墓志探讨人物与家族的论文：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探讨了许氏家族的聚居与迁葬；郭津嵩《回归故里与重塑旧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对司马氏家族的迁徙过程进行了研究；聂激萌《唐初元勋的家族历程——以（李药王墓志）与李靖家族为中心》探讨了初唐政府对元勋家族封赠的一些情况；杨军凯、陈吴《新出蒋少卿夫妇墓志与唐前期的蒋氏医官家族》对蒋少卿夫妇墓志进行了考释，并对蒋氏家族的谱系、成员、婚姻、信仰等作了细致考证；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以（徐德墓志）、（徐齐聃墓志）为中心》对徐氏家族的世系及其文学家传进行了研究；游自勇《魏征历史地位探赜——以魏氏家族在唐代的沉浮为中心》对魏征的历史地位及其家族在唐代的发展进行了探讨；李鸿宾《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贺拔亮墓志）诸问题》考察了贺拔亮家族的汉化过程。此外，沈冬梅《卢仝生平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研究了诗人卢仝的生平。胡耀飞《世系•命运-信仰：唐末五代东海徐氏家族三题》（《唐史论丛》13辑）对东海徐氏家族的成员情况、徐氏家族在南唐的命运、徐氏家族的文化水平与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
四、文化与文献
文化。刘富华《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遣唐生”与唐文化的传播》（《史学集刊》2期）论述了“遣唐生”的派遣地、规模、作用，唐朝对“遣唐隼”的教育形式等。王其祎、周晓薇《应予关注的中晚唐文学研究新史料——新见张籍撰（唐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铭）》（《唐研究》17卷）通过对诗人张籍所撰墓志的研究，指出了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陈玲《隋唐时期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厦门大学学报》1期）对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杨森、杨诚《敦煌文献所见于阗玉石之东输》（《唐史论丛》13辑）从敦煌文献及传世文书中探讨了于阗玉石向中原王朝的输送。丁红旗《关于唐代敦煌教授（文选）的一点臆测》（《敦煌研究》1期）认为敦煌讲学《文选》与科举制的推行有着密切联系。赵衍勇《唐东都药园与乐园辨析》（《文献》2期）认为“京师置药园一所”应该包括宜人坊“太常寺药园”和静仁坊“官药园”两部分组成。万德敬《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西北大学学报》6期）探讨了唐德宗君臣对关羽崇拜的过程，认为这开启了后代对关羽的崇拜。王秦《论唐前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与日本的革新》（《牡丹江大学学报》3期）对唐前期中日两国的社会特征、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归纳，指出唐前期中国文化的东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亮、崔书玉《试析唐文化对渤海国的影响——以武、文、宣三王的名字、年号和谥号为例》（《边疆经济与文化》10期）探讨了唐文化对于渤海国的影响。郭康松《论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3期）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艺术。邱志诚《唐、五代成都的绘画和雕塑》（《成都大学学报》1期）对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绘画和雕塑进行了探究。师小群、呼啸《唐贞顺皇后敬陵被盗壁画初释》（《文博》3期）对劫后追回的敬陵被盗壁画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考释。田小娟《唐墓壁画中的“云鹤图”述论》（《文博》3期）考察了唐墓壁画中云鹤图盛行的宗教信仰、政治背景与社会风尚。黎国韬《略论唐宋教坊梨园中的几个问题》（《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期）针对学界对教坊、梨园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仗内”、教坊饮伎、唐教坊与唐梨园、唐梨园小部音声以及十三部色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汤开建《唐（王会图）杂考》（《民族研究》1期）对唐《王会图》形成、作者及流播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纠正了古代绘画文献中记录的许多错讹。
文献。王素《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修订了以前所发表的多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石刻与书画方面的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收入了三篇有关唐代文献方面的论文：刘凤翥《俄国阿巴坎博物馆所存的唐代玉册残简》对藏于俄博物馆的五块唐代玉册进行了考释；杨宝玉《P．3727曹氏归义军时期书状考释》对法藏归义军时期的几件书状作了校录和分析；陈智超《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对辑补《旧五代史》特别是其中的《梁太祖本纪》作了说明。赵振华《嵩山法王寺唐代（释迦舍利藏志）研究》（《唐研究》17卷）对一方佛教碑志进行了研究。赵望秦《（登科记考补正）拾遗补证》（《唐史论丛》13辑）从墓志中细索增补了有关唐代登科的资料。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5期）对敦煌所出《资治通鉴》残片的版本、年代进行了考证，并进行了初步的复原。王丽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浙江大学学报》6期）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成书经过、流传情况、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证。许云和《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中山大学学报》5期）对《文馆词林》的版本、编纂时间、编纂人员、编选原则、体例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莫道才《新旧（唐书）李商隐传“三十六”（体）为“三才子”之误考》（《文献》2期）考证了两《唐书》中“三十六”、“三十六体”，实为“三才子”之误。吕蒙《唐（剑阁诗刻）拓片辨伪》（《文献》4期）认为北图所藏《剑阁诗刻》为后人伪造。李树亮《唐五代民间典籍初探——以敦煌文献为考察对象》（《河北学刊》1期）对敦煌文献所载唐五代时期部分民间典籍进行了总结。吴丽君《（唐开成石经）在汉字发展史上的作用》（《承德民族师专学报》4期）强调了《唐开成石经》对唐代经籍用字起到的重要规范作用。
墓志。由于2011年大量墓志得以发现和整理，故墓志研究成果颇多。专著有《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唐研究》第17卷以碑志研究为专号，收入了多篇墓志论文，如胡可先《新出土唐代诗人碑志综论》对新出唐代诗人的碑志价值、撰书者、内容进行了研究；孟国栋《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对合撰志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唐史论丛》13辑也有多篇研究墓志的论文：贾志刚《（唐魏系墓志）考释》对魏系墓志的撰者、书者，魏系世系，墓志所涉唐代社会史料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贾二强《释唐纪王沔王夔王墓志》对新获唐代三王的墓志进行了考释；赵振华、徐有钦《隋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墓志研究》对隋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的墓志及其生平进行了考释；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研究了豆卢贵妃名号及身份变迁，并对其出内、安葬洛阳等相关史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张重艳、孙继民、刘宏安《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通过对史弘泉墓志的考释，对其粟特人的身份进行了推测，并对其中反映的昭义军史事、河湟故地的农业生产情况等进行了研究。本年出版的《碑林集刊》16辑也包含了多篇墓志论文，如李雪芳《新见唐（常昌墓志）考》、张婷《唐（韦余庆及妻裴氏墓志）考释》、杨娟《唐（李遂晏墓志）说议》等。此外，龚延明《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浙江大学学报》5期）对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动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进行了重新考释。梁海燕《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总79期）利用在河北正定发现之墓志盖文物资料，对此前学界公布的唐人墓志盖题诗重新予以校证。
五、历史地理与对外关系
历史地理。吴洲《唐代东南的历史地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南方的地名、州郡、行政区划、人口、风俗进行了研究。杜文玉《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唐史论丛》13辑）就西北地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重要地缘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西北地缘因素变化的阶段性及其变化、西北地区对隋唐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周运中《杨吴、南唐政区地理考》（《唐史论丛》13辑）对杨吴、南唐政区的析置及变动进行了研究。《唐研究》17卷有两篇借墓志考证城坊的文章，分别是王静、沈睿文《唐章怀太子的两京宅邸》通过分析墓志，探讨了章怀太子及其宗枝的两京宅邸；杨军凯《隋唐长安城怀真坊坊名考》考证了怀真坊的坊名。陈涛《唐代南康州建置新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对唐初南康州的名称、建置时间、沿革进行了考证。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从正、反等多方面证明了开元二十二年（ 734）才是初置十五“采访处置使”的确凿时间。李安敏《唐诏战争范围的历史地理思考》（《绥化学院学报》5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述了唐与南诏的多次战争与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密切联系。李宗俊《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6期）对石堡城、赤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重新考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4期）指出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海路两条交通线，并对交通线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宋馥香《唐宋时期福州之变化探略》（《闽江学院学报》4期）探讨了唐宋时期福州的地理、经济状况，指出中唐是福州发生显著变化的分水岭。田峰《吐蕃与川西交往交通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l期）对吐蕃与川西的交通进行了考证。
对外关系。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作者研究对管理制度、官制、人口迁移、民族等内容的十六篇论文。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丝瓷之路：中古中外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内容包括宗教传播、经济往来、政治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对唐代蕃将的含义及分类、重用蕃将原因、入朝蕃将的职守和所统兵种、蕃将的汉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张全民《（唐华文弘墓志铭）所载唐朝经略边疆史实考略》（《唐研究》17卷）依据墓志分析了有关征伐高丽、龟兹、交州等边疆史事。《唐史论丛》13辑中有两篇相关文章，王贞平《唐高祖、太宗两朝外交思想初探——以“德”与“义”为中心》重新考察了外交辞令中“德”与“义”的含义，并对中央政府对蛮夷的认识以及唐代的羁縻政策进行了研究。卢向前《武则天和亲突厥辩》（《唐史论丛》13辑）对武则天与突厥的和亲政策进行了辩护，认为武氏和亲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契丹的猖撅。张云《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中国藏学》Sl期）探讨了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及主要议题。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隋至唐初东北诸族内附与突厥的衰亡、东北政局的变化与后突厥的崛起、幽州军事制度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邹廷波《试析墀都松赞普时期的唐蕃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6期）对墀都松赞普时期唐蕃之间的“战”与“和”事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赵心愚《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6期）对唐樊绰《云南志》所收录的《异牟寻誓文》进行了考释和研究。刘海霞《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边疆战略》（《文山学院学报》5期）对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谋略家李泌的“困蕃之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陈国保《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晚唐南诏入犯安南都护府的一系列战争及其影响。保宏彪《试论唐初唐善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3 期）指出高宗时期爆发的“唐蕃战争”使党项羌与唐朝的关系出现分化，从而为以后唐组织党项羌定点内徙及以后党项羌的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吴丽娱、杨宝玉《后唐明宗时代的国家政局与归义军及甘州回鹘的人贡中原》（《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探讨了后唐、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湖北大学学报》1期）对唐政府对西域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张朔人《试论隋唐王朝海南治理政策变迁》（《海南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隋唐两代对海南的治理政策。
六、礼制、宗教与民族
礼制。吴丽娱《再造“国恤”——试论（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雷闻《杨贵妃与安禄山“三日洗儿”的仪式解读》（《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唐代的“洗儿”仪式进行了阐释。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期）对唐宋乡饮酒礼的演变进行了研究。陈怀宇《礼法、礼制与礼仪：唐宋之际圣节成立史论》（《唐史论丛》13辑）对唐宋之际圣节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在礼制的研究中，有不少是关于婚丧制度的研究，专著如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上篇探讨了婚姻中的门第观念、婚姻法规及婚姻礼节等；下篇则对丧葬制度、丧葬仪礼等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涉及唐代婚丧研究，如程义《唐代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唐史论丛》13辑）对长安城周边的地理特征、长安周围唐代墓葬区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唐代长安居民葬地分布的原则。赵澜《唐代官员服丧行为的全面制度化及其社会意义》（《唐史论丛》13辑）从礼仪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官员服丧行为的全面制度化，并对其社会意义进行了论述。华阳《浅议山西唐墓的葬俗》（《湘潮》12期）通过发现的大量唐墓对山西唐墓在随葬习俗上的一些独有特点进行了研究。刘思怡《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论丛》13辑）通过搜集有唐一代近百例不同时期宗室的墓志资料，从宗室的婚姻对象、宗室婚姻与政治的关系等三方面对唐代宗室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论述。宋雪春《洞房、喜帐——唐人婚礼用“青庐”之再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对唐人婚礼中使用的“青庐”进行了考证。柴英《从“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到“非有大故，不得出妻”——论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江汉论坛》5期）探讨了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
宗教。刘屹《神格与地狱：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全面研究汉唐道教的专著。李大华、李刚、何建明《隋唐道家与道教》（人民出版社）则是专门研究隋唐道教的专著。辛德勇《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文史哲》4期）通过解析钟楼、鼓楼在城市中的方位配置的演变探讨了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巴雷特（ Timothy Hugh Barrett）著，曾维加译《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宗教学研究》2期）从宗教与政治的角度论证了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道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着重梳理了当时著名道观的源流，分析了嵩山以及上清派在唐朝道教中的重要地位。张弓《玄奘与佛典“新译”》（《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对玄奘的译经方式、方法进行了研究。荣新江《安禄山叛乱的种族与宗教背景》（《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1辑）指出安禄山具有粟特种族的特征，并对其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屹《唐代的灵宝五方镇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李义琏五方镇墓石”为线索》（《唐研究》17卷）通过对“五方镇墓石”的研究，探讨了镇墓信仰与道教的关系。雷闻《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17卷）从墓志人手探讨了道教世家邓紫阳、邓德诚等人与麻姑山的关系，并对出家道士娶亲生子进行了研究。贾发义《论晋唐时期佛教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对晋唐时期印度佛教净土信仰逐渐中国化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分析。杨发鹏《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以僧尼人口为中心》（《敦煌研究》1期）通过对僧人数量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敦煌佛教在全国的真实地位。
民族。李鸿宾《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对北方的边防和民族问题研究了研究。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北朝末年到隋唐时期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特别是隋唐都城地区的粟特胡人情况。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期）对突厥汗国辖境内的粟特人的突厥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唐史论丛》13辑）论述了唐人对高句丽政权、高句丽移民、高句丽僧人的认识，并指出了唐人看待高句丽的深层次原因。范恩实《论隋唐营州的棘鞠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隋代入居营州的突地稽部棘鞠人、隋末唐初棘靼诸部的政治分化、唐代营州棘靼人进行了考证。韩香《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土（李良僮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李良馑族属与家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关于吐谷浑部迁徙及其在陕北相关活动的历史史事。陈东《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贵州民族研究》4 期）对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夷”人群的去向进行了分析。刘再聪《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学术月刊》 2011年9期）对东徙之粟特人和西来之新罗人在被附贯安置后所采取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知“附贯蕃人在本质上已为唐人”。姚律《关于唐代“西蕃”一词是指称吐蕃还是回鹘的再讨论》（《敦煌研究》1期）认为在唐代“西蕃”一词不是泛称，而是特指吐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