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配改革的意见
关于分配改革的意见
Shiwong
作者投稿
一、改革方案应由全民公开讨论。
每遇征求意见，总是政协委员、知识分子（明确点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优先，工农在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以前，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前，中国还属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还是共产党的同盟军。政协代行人大任务可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民主党派应当消亡。社会主义革命所议大事，多是有关革资产阶级的命的事，却要征求资产阶级的意见，要资产阶级同意才能干？岂不是笑话。毛泽东时期人大代表工农是主体，近30年来，人大中工农代表减少，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增加，政协与人大平行开会议政，工农却无此权利。这种改变，标志党的性质的改变。分配改革利益涉及全社会，主体又是工农，为什么由少数人决定。而且决定前修改容易，一旦施行，群众见到再有意见进入修改程序就难。
二、必须恢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违背马克思主义分配原理的种种表现：
1、 效应论，使用价值决定论。按劳分配是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还是按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分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是单位产品内包含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劳动）越少，单位产品的价格应当降低。估计这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只能看他们付出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看他们创造的产品使用价值量。然而有些人说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多，就是创造的价值多，因而应当多拿报酬，这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决定价值论，或者商品效用决定商品价值论，是不正确的。
2、 供求决定论。效用论、供求决定价值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判了的理论，现在还有人散布这些理论。那些因否定计划而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正在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使老实农民苦不堪言，证明了否定社会的计划调节之荒谬无知。供求关系不创造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供求关系制造价格波动应为非法，那些人为制造供求矛盾攫取不法利益的，更应当处罚并没收其不法所得。
3、 知识分子的劳动重复计算，虚增价值。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报酬略高于工农，应当与他们多花的无酬学习劳动时间相当。现在拉大差距并不合理。因为按巴黎公社原则，公务员与工人同酬，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大体相当。例如一个读了本科的大学生与一个同时参加工作只受过普通教育的劳动者比较，只能多拿相当多付四年学费，多读四年书而付出的劳动时间以及有效劳动高于普教劳动者的部分。不能差别过大。某些知识分子岗位旱涝保收，除了拿已经大大高于工农的工资之外，还享受相当于工资甚至比工资还高的岗位津贴，相当于双份工资。而农民经常是在极端艰辛的劳动条件下，在无计划生产和人为价格波动条件下，付出同样多或者更多劳动时间，却所得甚少，甚至颗粒无收，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社会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本来是马列精心设计的，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途径。在恢复私有制，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的条件下议论合理分配，奢谈分配改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空谈。对农业生产必须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分配制度，恢复和改进农牧副渔产品生产、销售的计划调控，恢复社会主义教育，农产品供应和农民收入才有合理保障。毛泽东时期存在问题，并非毛坚持了社会主义，恰恰在于走资派，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
4、 农民的社会必要劳动被低估。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要知青上山下乡的用意之一，就是要改变低估工农创造价值的错误观念，为缩小三大差别作思想准备。一个社会，生产资料公有以后，农业劳动的价值也应当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干部、专家参加农业劳动，并不能比农民创造更多价值甚至少于农民创造的价值，说明农民当时普遍的劳动时间就是当时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就不能比同样时间的其他劳动少计算价值。一些知识分子（例如，大医院的医生）在极细分工的条件下进行的简单操作（这种简单，也正是列宁讲的将来能够消灭分工的理由之一）比需要综合知识技能的农业劳动，并不会复杂。而他们的报酬比农民有的高得离谱。
5、 奖金、岗位津贴过高，来源不合理，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差别不合理。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同在。我所在学报原来不向作者收费，并发稿费，编辑没有额外收入。而教师讲课收入颇丰。大概是为了与授课教师（大学学报编辑也是教师）平衡，学报也搞起了创收，向作者收审稿费，版面费，提前发表费，等等。校内津贴，行政高于业务，教学高于科研教辅。同为正高，学报岗位比教学岗位少拿许多。社会上一些刊物是如何改革的？我退休前为某编辑学刊多次写稿，都被视为优稿的。原来的主编，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用稿和稿费发放都非常公道正派。这个主编后来被改下了台，改得如何呢？我退休后与同事合作为该刊写了篇稿，不仅没有稿费，还要向他们交费1000多元。如果不是同事为评职称，我不会为这种刊物写稿。这些大概就是某些岗位津贴，奖金的来源。这就是某些人所谓第二次分配。想马克思、鲁迅时代还得靠稿费过活，如今一些学术刊物的著作者不是只为出版者打工吗？
6、 不创造价值的人得到的最多，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共产风同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是不会允许商品货币投机的，因为投机不会创造价值，只能不合理占有他人劳动。改革开放之初即有人为投机的合法合理性大造舆论。社会主义本来应当限制货币变成资本。毛泽东、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很少人分管的劳保、困难补助，根本不存在非社会主义的商业保险，更不会允许把保险变成资本来增值。如今，那些并不创造价值，而靠衍生货币游戏增加的收入美其名曰“投资收入”“财产性收入”（收入或资本再变成资本）。商业保险不过是一种再分配，不合理地占有大量劳动力，玩着不合理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把戏而增值。不值得肯定。获得这种收入还被视为功臣。年薪6000多万，实际上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蚕食。社会主义养老只能靠国家领导和组织的社会分工来保障，在公有制下，子女都从事社会分工的劳动，无法抽身家庭养老劳务，养老没有政府领导的作为社会分工的部门劳务保障，那些困难的空巢老人只能等死（我住地后门外一个50多岁独居男性，前不久报道：死在家里，几天后才发现，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我们如何养老》系列报道中80多岁无业伤残老太太无人照顾等等就是明证）。老人的生存状况完全取决于个体家庭自己的人力和经济状况，应当是私有制的弊端。社会不管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公共交通几个人伤亡，十几个人伤亡，惊动中央领导又是批示，又是亲到现场指挥并严究责任。高官养老都有政府配备的服务员和服务周到、及时的医院。与另一方面每天有成千成万老人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离开人世，形成不可理解的对比。毛泽东时期，抗灾提倡自力更生，没有听说过大搞募捐，对口支援等等。一些边远地方，原来的面貌，似乎过问不多。然而一个小小地方一旦受灾，彻动员全国募捐，对口支援，物资似乎过盛，因祸得福，受宠若惊。其他共产主义因素大多否定了，救灾中有点像共产风的东西倒被发扬光大。在中国，有人想坐牢，我想可能有些人也想遭灾的。
三、 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生产和价格，才可能有按劳分配和劳动者的合理的、稳定的收入。
实行私有制、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经济主体各自为政，生产无控，价格无控，供求无控，分配无控，不可能有按劳分配，不可能有劳动者合理的、稳定的收入。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是一个统一体。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管理者高薪，不按劳分配，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说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是管不好，管不了，因而否定无产阶级社会的计划的调节就不可能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例如6000万高薪的管理者的企业实际上就是管理者私有。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调节，控制药价就是幻想。固定的补贴和不断上涨的药价，使补贴越来越少。物价上涨，使劳动者的积累不断萎縮，名义增加了的工资不断变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