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左翼历史观（外一篇）
编者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10月11—12日在京召开，除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外，思想界也有所反应。10月24日，“乌有之乡”网站转载了会议的有关报道，在编者按中指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也是乌有之乡网站曾经关注和讨论过的主题，并推荐了该网站的有关讨论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本坛曾予转载，并刊载了小土的批评文章《从历史虚无主义到历史唯心主义——评韩德强同志〈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有兴趣者可以检阅。现再转载祝东力先生的两篇文章，供大家研究参考。（2007/10/26）
1、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六大重新界定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党内争论。陈独秀三次致信中共中央，就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观点。1929年8月5日，陈发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认为１９２５－２７年的大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开始了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复兴，中共应停止武装斗争，而采取议会斗争方式，等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到来。陈在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时候，已经涉及中国历史，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只是一种残余，经过大革命的冲击，封建势力更成为“残余之残余”。
无论是中共六大决议，还是陈独秀的三封信，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观点，而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意见－－即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首的“少数派”之间分歧意见的反映。
陈独秀的观点引起中共主流派的反击，同时，其他托派理论家，以及国民党主流派和改组派也参与论战。
这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很快就转到中国社会史领域。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要是为反驳“中国国情特殊论”，自序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由此形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
2、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20世纪中国传统左翼的历史观和马列主义在理论界的长期主流地位。中国近代以来先后有四种思潮占据支配地位，即1860－189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1890－1920年代的进化论，1930－1970年代的马列主义，1980年代至今的自由主义。
马列主义或传统左翼历史观在80年代遭遇挑战，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史观或右翼史观，其特征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淡化或抹杀殖民主义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以英美模式作为人类主流文明，等等。这种右翼史观还缺少完整系统的表述，而常常以曲折或温和的形式表达。
传统左翼史观包含根本性的缺陷，已经衰落；右翼史观连带其在现实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面前也已经穷途末路；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视野。
3、今天看来，传统左翼史观早在20－30年代就已经问题丛生。一方面，从学术上看，五阶段论对于中国历史的确是削足适履，是用欧洲史来套中国史。另一方面，五阶段论的问题还表现在现实领域。例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一方面有战略战术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暴动，也是以五阶段论这种历史哲学为前提的，因为按照五阶段论，当时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的主体首先是城市工人，所以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这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战略上不同，历史哲学上也不同。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左翼史观的五阶段论是一种普适论，其政治意图是反驳“中国国情特殊论”，为中国必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缔造者，他对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解释，恰恰是一种特殊论。“一国之内，在四围的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这种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论，即着眼于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
但是，毛泽东本人也深受五阶段论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在战略层面和原理层面上是彼此矛盾的，进一步说，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是分裂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是他原本打算撰写的中国通史的导言部分。在这篇“叙论”中，他把整个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大阶段。兹不避繁冗，将其要点转录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涉者，唯苗种诸族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烟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1]
梁启超从大处着眼，以中国地缘环境的逐次变迁作为其历史分期的主要标识，同时，按照当代学者许倬云的归纳，“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2]也就是说，既着眼于中国外部的地缘处境，同时也兼顾内部的制度建设。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国地缘环境的变迁与各个时期不同政体的嬗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彼此高度互动和呼应的，甚至可以说，不同政体是对于变化了的地缘处境的应对方式。例如，在中国民族内部融合及认同尚未完成的时代（“中国之中国”），也许只能采取各地方高度自治，即封土建藩的政体（封建）；在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往冲突的时代（“亚洲之中国”），实际上只有巨型帝国才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频繁的南下攻势（帝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世界之中国”），只有全民参与的政治，才能实现全社会力量的充分整合与动员（立宪）。
梁启超的历史分期方式长期受到冷遇，一百余年来被排斥在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他的优点恰恰在于建立了一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即将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概括为逐次放大的“三个中国”，将它们贯串为一个整体。特别重要的是，这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历史视野重新理解中国的“近代”。以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界定的中国“近代”常常游离于“中国通史”的整体叙述之外，因此，哪怕是煌煌十卷本的《中国通史》，居然也没有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篇幅；另一方面，即使把中国近代史“写进”了中国通史，也似乎只是一种外在的拼接，在那里，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线索和逻辑都迥然异于以往的中国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近代”就仿佛是从一个伟大的整体之上脱落下来的残缺部分。这种断裂的历史叙述当然有其客观基础，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入侵所造成的中国文明史的创伤和断裂，以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拒斥和批判。但是，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根本性转折终于发生了。创伤渐渐愈合，断裂正在修复，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近代以来“残缺的”中国历史同整体的中国历史重新整合起来。在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成长的21世纪初叶，这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的深远历史意义正日益凸显。
在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尚未充分展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远未成型。因此，梁启超当年所身处的与其说已是“世界之中国”确立的时代，毋宁说仍是“亚洲之中国”解体的时代——更不要说梁启超所谓的“乾隆末年”了。实际上，从宏观的历史脉络看，“世界之中国”的确立乃是发生在上述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点上，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今天，在梁氏历史分期的基础上，综合后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尝试做出新的历史分期。如果删繁就简，把远古仅仅作为“前史”，而以早期国家的建立即“文明史”的开端作为历史叙述的正式起点，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夏禹（公元前21世纪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和毛泽东（公元1949年）分别设定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三个起点。有趣的是，这“三个中国”都以一个“巨型工程”作为它们各自历史的奠基礼式的开端：夏禹治水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基础，并由此形成了早期国家政体；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确立了古代中华帝国的北方疆界，把农业文明同游牧民族区隔开来；而毛泽东时代构造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工业体系，则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国家安全，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身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未来发展的前提。
二
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以及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断裂，或者说，两次转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和近代时期（1840~1949年）。[3]应当说，构成这两次转型主要内容的并不仅仅是长期的战乱和割据，因为长期战乱和割据几乎也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周期末尾时的常见现象。实际上，正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变迁才标识了这两次转型的根本特征。例如，众所周知，第一次转型就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西周封建制土崩瓦解，而转为皇权-官僚集团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伴以思想领域内的诸子百家争鸣。第二次则是君主专制政体宣告结束，而让位于迄今仍未定型的共和、民主或宪政制度，同时，自晚清以来思想界风云激荡，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仍论争不休。正如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转型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才真正完成，而今天，尽管“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已经确立，而我们所经历的第二次转型却仍未彻底结束。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两次转型是孤立和偶然的吗？换句话说，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是否相关？或者说，中国史与世界史是什么关系？中国史能否被整合进世界史？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前人基础上曾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或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内——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二世，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拍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4]
就是说，从中国到印度到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在精神上的觉悟、突破和飞跃发生在同一时期。与此同时，在现实政治领域，则是战乱、扩张和征伐，是一座座城邦和一个个地方小国被消灭和兼并。这种精神的和政治的急剧变迁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次大转折。结果，“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5]
在不同文明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几乎同时出现了相似的精神事件和政治事件。这说明，即使是在各文明区彼此隔绝的古代，也存在着某种整体的世界史，其不同部分彼此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那么，这种“同时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深层关联”的内涵和基础究竟是什么？雅斯贝斯没有给出解答。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古代世界，就会发现，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稍前或同时，还有一种构成各文明之基础的事件被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所不断记载，这就是“铁器”的传播：大约公元前1200年，位于中东的赫梯帝国灭亡后，冶铁技术从那里向四周渐渐传播开来。铁器传播到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到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到中国是公元前600年。铁器在各地几乎立刻便用于军事目的，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当时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而且，铁器应用于生产，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6]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正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构成了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转型的物质基础呢？也许，无论是精神上的突破，还是统一帝国的建立，都是各文明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对于“铁器时代”的回应方式？
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转型，即春秋战国时期对应于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只发生在古代文明的几个核心地区，如西方、印度和中国，其他部分地区则接受了上述核心地区的文明成果，否则，便被甩出了世界史的主流进程之外，如美洲、澳洲和黑非洲。[7]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对应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这个体系无远弗界，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尚未灭绝，均被“拖进”了这个体系。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主要通过工业革命取得了世界霸权，逐步建立了一个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使中国结束了“亚洲之中国”即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之中心的时代，而向“世界之中国”的时代过渡。如果说，世界史上第一个“轴心时代”或第一次大转折的物质基础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那么，我们现在则面临第二个“轴心时代”或第二次大转折，其物质基础正是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
三
从“亚洲之中国”过渡到“世界之中国”，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以这种新的眼光反观历史，甚至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也常常呈现出“近代”的面貌。例如，在我们所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中国革命时期，出现了以进化论和阶级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反传统主义思潮。作为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无独有偶，在战国时代，同样可以见到这种反传统主义的“前身”。例如以法家为代表，所谓“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篇》）这种厚今薄古的思想出现在战国时代，至秦始皇时期，甚至发展到“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以暴政强力推行“历史进步观”的地步，从而根本区别于以“尚古”为特征的、在后世长期占据主流的儒学保守主义。与此相联系，甚至历史分期的观念也在战国时代首次出现了。像“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历史分期概念，便屡见于《商君书》、《韩非子》、《周易·系辞》等战国文献，并被梁启超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学者广泛采用，以转译西方历史学的相关范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只有历史发生断裂，或者说，发生急剧变迁的时代，才会有“历史”，才会产生同以往时代在观念上区隔开来的需要，历史分期的概念范畴才会应运而生。
我们把1949年确定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点。但实际上，如上所述，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过渡并未彻底完成，我们目前仍处在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并且依据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特殊情况，又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演变阶段。本书将选择一系列主题作为特定的观察角度，对这一巨大历史转型过程的各个侧面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些主题包括：第一，“反传统话语的根源”，将探究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深层原因，并为理解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各个侧面提供一个分析的基础；第二，“知识分子与革命”，讨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身份变迁和激进化过程，分析这个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对于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以及革命的真实含义；第三，“家的解体与恢复”，以家庭为中心，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崩溃、潜隐和重建，讨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特别是家庭对于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社会保障和心理保障作用；第四，“毛泽东时代的‘身体’”，将集中于个人，论述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身体、性别、欲望和美感的演变，并对正在展开的消费社会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第五，“九十年代的思想”，在分别讨论了阶层、家庭和个人之后，以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中心，评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野和变迁，并对中国转型期的未来趋向做一展望。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2]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许倬云是为数很少的对梁氏的分期给予重视的历史学家之一。
[3]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稍后，夏曾祐于1902年完成了《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他认为：“中国之史，可分为三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似乎不过是沿袭了当时日本学者流行的观点。但在具体论述中，夏曾祐一方面指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第164页），另一方面又指出“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有战国之势”（第10页）。以战国和晚清为中国历史的分期界线，颇有见地。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该书德文原版问世于1949年。
[5]同上书，第12页。
[6]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中国使用铁器的时间应更早，春秋（公元前770-475年）时大多数诸侯国已有小中型冶铁工场。到战国（公元前475-221年）中期，冶铁业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齐国临淄的冶铁遗址面积竟达40多万平方米。
[7]雅斯贝斯：“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当然，军事征服仍然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
来源：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