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阅读方式的选择
一、呼唤阅读的紧迫感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议,决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读书的问题成为联合国的议题,一方面说明阅读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今阅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阅读是个人的事,但是如果阅读风气每况愈下,就会变成社会问题,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民族素质,从这点上来说,阅读又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我国目前阅读现状令人担忧,根据《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提供的数据,2011年我国国民人均阅读图书仅为4.35本,比2010年4.25本多0.1本。而韩国人均阅读图书为11本,法国为20本,日本为40 本,俄罗斯为55本,以色列最高,达到64本,这让我们这些文明古国的子民颇感汗颜。近年来,围绕阅读问题,各地政府出台相关措施,或成立阅读学会,或开展城市阅读活动,每到“世界读书日”,各地举办一系列活动,请专家做报告,大讲阅读的重要性。
纸质书阅读持续低迷,原因是数字出版的冲击,数字阅读代替了纸质阅读,从而也导致实体书店近年来纷纷倒闭。照此说来,纸质书阅读量低迷,数字阅读量一定会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10年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为0.73本,2011年只有1.42本。2011年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数量一共才5.77本,与上述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结果还显示,网民上网的主要活动是娱乐,72.7%的网民上网是聊天、交友,50%的网民是在线听歌和看电影,41.5%的网民进行网络游戏,只有16%的网民阅读网络书籍和报刊。
看来,纸质书的阅读量不高,与数字出版、网络发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我们心浮气躁,功利性太强,以致许多人认为阅读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与自己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对阅读的无知,更是对阅读的误解。
二、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各有优长
从1995年确立读书日至今短短十七年时间,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数字出版的突飞猛进,打开了数字阅读的新天地,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恐怕是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曾预料到的。今天,“世界读书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阅读的方式既包括传统的纸质阅读,也包括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数字阅读。令人眼花缭乱的是,提倡数字阅读的学者极力赞扬其长处,并声称未来是数字阅读的时代,纸质读物终将消亡;而钟情纸质阅读的学者盛赞传统阅读的好处,把数字阅读说得一无是处。其实现在急需的不是这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争论,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同阅读方式的优长和不足,指导读者如何根据不同内容和目的选择合适的阅读方式,使读者在浮躁不安的时代尽快沉潜可心来,进入阅读的情境中去,不管是进行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读。
相对于数字读物,传统纸质书的历史要长得多。其实,在纸张出现以前,记录文字的载体可能比纸质更长,如龟甲、兽骨、竹简、帛等等。不过,纸张的出现仍是一场革命,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对知识的传播和积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载体大部分以纸质书为主。所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数字出版日新月异,我们自然会对纸质读物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但任何新事物出现,都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数字出版也是一样,是对传统载体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完全地否定。纸质读物和数字读物是互补而非对立的,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的关系也是如此。纸质读物的优长是有一种亲切感,更易于反复读、深入读甚至可以做批注和注释,阅读纸质书很少受到干扰,读者更易进入内容深处,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书香。而数字读物的优长则是储存量大,占用空间少,可以把相关性的大量资料聚合在一起,检索和浏览非常便捷,有音频和视频帮助我们阅读,内容更新速度和传播速度快。我们提倡纸质阅读,当然也不反对数字阅读,只是不提倡把数字阅读变成娱乐化阅读、游戏化阅读。
国外许多科学家通过大量研究,试图说明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各有长处,不同的阅读方式适合阅读不同的内容。如美国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使用“眼球跟踪仪”研究网络阅读和图书阅读的不同,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图书阅读是线性的,网络阅读是跳跃的;图书阅读是作者引导,网络阅读则由读者控制;图书阅读是叙述性的,网络阅读是读者寻找所需答案;图书阅读是完整的句子,网络阅读则是零散的片段。尼尔森通过研究表明,书本和网络各有自己的长处。线性的、叙述性的纸质图书适合深度教育,而网络并不适合深度教育。在非线性、充满链接的网络环境下,读者阅读网页往往是为了满足眼前的某个需求,希望从众多资料来源去拼凑内容、寻找答案。一般来说,读者没有耐心在网上阅读长篇大论。纸质图书适合深度学习新的概念,而网络则适用于即时性、临时抱佛脚式的学习。美国神经科学家玛雅-萨拉维兹借助大量研究成果也认为,不同媒体拥有不同的长处,纸质书可能更适合学习复杂的、需要被牢牢记住的知识和概念,而电子书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令人担忧的是,现在一些人极力夸大数字阅读的优势,甚至预言纸质图书不久将来就会消亡,让众多的阅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陷于茫然困惑之中,沉湎于电脑、手机,其实他们不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而是借助这些科技产品进行娱乐和游戏。例如,据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手机阅读群体中有59.0%通过手机听音乐,51.8qv 进行“手机QQ、飞信”等交流活动,6.2%通过手机发送“微博或博客”。现在的阅读调查统计把飞信、游戏、听音乐也算做阅读,其实并不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在给我们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也使我们变得精神荒芜,浮躁不安。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谈到互联网对图书阅读的影响时说:“现在,我们的文化变得支离破碎,在这种狭隘的文化里,几十年前还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开始遭到质疑,满社会的年轻人从不读书,尽管受了多年教育,除了懂得一些例如电脑之类的专业知识,对周围世界却是一无所知。”莱辛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大脑失去思考,思维失去深度,人就会变得肤浅,被技术奴役、异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戈雷高里·罗林斯就对此颇为担忧:“某些机器最终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聪明,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机器是完全的异类,甚至是比外星生命与我们的关系更远的异类。如果这样,我们将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它们,更不能真正控制它们,因为它们的复杂程度每个月都会递增上百倍。结果只能是,说实话,不可想象。与它们共处无疑会给我们造成深刻的变化,比我们曾经拥有的任何东西所造成的变化都更加深刻,因为正是它们的存在迫使我们对自己最深刻的信念——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产生疑问。当然,我们的技术以及整个世界,也会因为这些智能机器的一旦存在而发生剧烈变化。最终,它们也许会同我们合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具有不可想象的能力的新物种,或者,它们会在新的进化竞赛中轻而易举地超过人类,留下气喘吁吁的我们,被人类最后一场进化竞赛所扬起的尘沙吞没。”
在数字阅读如日中天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借助它的优长,同时也要警惕它的负面影响,保持与它的距离。因为信息并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思想和智慧,检索不能代替思考,数字阅读不能使我们大脑变得幼稚肤浅。真正的阅读,总是伴随着深刻的思考,读者既要与作者跨越时空进行精神对话,又要对内容进行分析、体悟、判断、综合,这是—加一大于二的过程。阅读要理性,不要跟风追求时髦,也不要被高科技迷惑双眼。选择阅读方式要慎重,不要片面夸大任何一种阅读方式的长处,也不要刻意掩饰任何一种阅读方式的短处。根据阅读的内容和目标的不同,选择适合的阅读方式,以达到最佳的阅读效果,这才是聪明的选择。
三、浅阅读与深阅读
阅读有深浅之分,浅阅读是指浏览式的、泛泛的阅读,不用对所阅读的内容做深入的思考;深阅读是指进入内容情境,加进许多深刻思考的阅读。浅阅读和深阅读既是阅读的态度,也是我们阅读不同内容时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适合浅阅读的,我们不必去深度阅读,同样,适合深度阅读的,也不应浅阅读。如何区分,这需要智慧。现在令人担忧的阅读现象是,浅阅读成为大多数人醉心阅读的方式,将阅读娱乐化、游戏化、碎片化当成时髦,对内容追求浅易,不愿做深入思考,浅尝辄止、不求甚解。
屏幕阅读适合浅阅读,无论电脑还是手机,只要打开,信息就会蜂拥而至,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猎奇心总会驱使我们不断地进行点击搜索,可是我们又总不能安下心来静静地阅读。我们会轻易得到大量信息,但是我们得到的知识很少,更不用说思想和智慧。毋庸置疑,有的纸质读物也适合浅阅读,如一些生活类报纸和非学术类刊物以及导游、指南、漫画类图书,提供的多是信息和基本知识,可随手浏览翻阅,不必投入过多精力去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获取的信息加以整理,撷取精华,淘汰垃圾,万万不可在海量信息面前无所适从而被淹没。不可否认,人文经典是要求深度阅读的,并且最好的方式是纸质阅读。何为经典?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列举了十四条经典的标准,首条便是非常经典的表述:“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美国作家莫提默·艾德勒、查理·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也指出:“人间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人与人之间,或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谁也不骨台下定论。这不光在科学与哲学的领域中是如此,因为关于自然与其定律,存在与演变,谁都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理解,就是在一些我们熟悉的日常事物,诸如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或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如此。此事你不能想太多,也想不好。伟大的经典就是在帮助你把这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比一般人思想更深刻的人。”他们对经典的表述,绝对是经典的。中国古代也有关于经典的精彩表述,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曰:“夫经籍者也,神机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经典是作者对时代、社会、历史人生深邃思索的产物,超越时间空间,具有普世价值。经典的产生,不是在轻松状态下完成,大多都是经过了精神磨难。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提到的这些经典,包括他的《史记》,都是用生命写下的不朽之作。外国作家也有许多经典,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的剧作等等。有些经典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精神导师。
阅读经典要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认识结合起来,因此,深度阅读有时是伴随着对历史、社会、人生一起思考的,有时兴奋,有时忧郁,有时痛苦,掩卷深思而苦苦寻求答案。读《论语》、《老子》、《庄子》,圣贤的思想光芒穿越几千年,仍然使我们心灵震颤。当代也有经典,如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前者开启了世界环保运动,功不可没;后者探讨了世界环保问题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系。梁晓声在参加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评选时发表感言,认为戴蒙德的《崩溃》“像一位教士在拉动连接教堂大钟的绳索,也像中国的僧人们在—下下用悬木推敲寺钟。有信仰的人面对危机大抵是不动声色的,由他们所敲响的警世钟声却是振聋发聩的”。阅读这类经典,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会对作者肃然起敬,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刻思索。
我们提倡读经典,但不提倡所有人都读经典。图书是分不同种类和层次的,读者的文化水平也不同,如果让那些初等文化和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读高深的经典,他们就会望而却步,硬着头皮读下去也会搞得一塌糊涂,收效甚微,不如建议他们对一些通俗浅显的读物进行深度阅读,那样收获会更大一些。比如,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与其让他读儒家、道家的经典,不如读一些通俗易懂的介绍性读物来得实际;读《一本书读懂中国近代史》,可能比读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收获更大,尽管后者是公认的经典。因为读书最反对装门面,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要提倡读原著,细细体会经典的深厚内蕴,不必再听别人转述,因为这毕竟离经典远一些,重要的是要从经典中读出自己的感受来。可惜现在只是强调阅读的重要性,笼统地提倡阅读经典,而关于怎么读和读什么都讲不清楚,对读者的分层指导也不够,以致整个社会的阅读效果依然很差。
四、功利性阅读与非功利性阅读
每个人都有过功利性阅读的经历。现在社会中,功利性阅读大大超过非功利性阅读。从学校到社会,读书都是要求立竿见影的,不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好处的图书,便弃之不顾。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造成了社会读书的浮躁气氛。我们不反对功利性阅读,但反对把所有阅读都商业化、功利化。功利化阅读获得的是知识,是生存所需要的,非功利性阅读是指向精神心灵的,是智慧,是更高的层次。人生短暂,我们无法回到历史中去,有些事件我们无法参与,有些地方也无法到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书籍,让思维穿越时空,回到历史中,与思想的巨人进行座谈,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吸取古人的智慧,陶冶我们的情操。非功利性阅读对于一个人的心灵成长,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看似无用,实则是无用之大用。
现在有的学生高分低能,虽然考试成绩优秀,但是心灵空虚、精神萎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阅读的目的性太强,功利心十足,缺少非功利性阅读对精神的熏染和对心灵的陶冶。功利性阅读和非功利性阅读有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功利性的阅读中,有时也可获得非功利性的收获,阅读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章,既可以考取好成绩,也可以提升精神境界,改变气质,陶冶情操,使人变得幽雅而有品位。提倡非功利性阅读,台湾教授李家同的做法值得推荐。他近年来走访台湾各地,宣讲“大量阅读的重要性”,受到许多中小学校长的一致好评。他认为,大量阅读的反面就是精读,这是中国人过去重要的想法,也就是读圣贤书、为考试而读,但这会造成大量阅读习惯的难以养成,并因此缺乏来自外界的大量文化刺激,普通常识将会严重不足,视野受限。他所说的大量阅读,其实就是非功利性阅读。李家同强调:“在轻松地阅读、大量地阅读之下,自然就会有它的作用产生。潜移默化之间的效果,绝对比功利性的‘有用无用论’这样的思维要来得好。”对一个人来说,非功利性阅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人精神发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转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