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雷的“国家谷物专卖局”与生计问题国家化
内容提要：法国财政总监泰雷神父1771年初创办的“国家谷物专卖局”虽然不断得到欧美史学界的重新审视，但都没有跳出旧制度的视角。本文将国家谷物专卖局置于生计问题国家化的视角下考察，认为它的建立是泰雷将生计问题的管理权从地方收归中央，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谷物流通的重要尝试。由于封建制度的阻碍和绝对主义王权的畸形发展，国家谷物专卖局未能完成生计问题国家化的目标，但是它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泰雷 国家谷物专卖局 专员 生计问题国家化
作者简介：周立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法国旧制度时期的一些政策不断得到欧美史学界的重新审视，财政总监泰雷神父(L’abbé Terray)1771年初创办的“国家谷物专卖局”(La régie des grains)即为一例。先是19世纪后期的几位学者力图还原国家谷物专卖局的运转过程，澄清它并不是国王和大臣垄断谷物贸易以从中牟利的工具；①接着20世纪的几位学者将此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把泰雷塑造成一位改革派大臣，认为国家谷物专卖局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倒退，反而表明这位改革者试图在管制与自由之间寻找契合点。②然而，上述解释终究没有跳出旧制度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国家谷物专卖局即使包含再多的改革思想，也不过是旧制度行将就木时一位大臣采取的挽救措施而已。
以研究国家构建见长的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注意到，西欧国家从中世纪到1800年间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民族国家的官员取代地方政府负责食物供给，并努力促成大规模的食物贸易。③笔者认为，蒂利的观点很有启发，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概括为“生计问题国家化”，即中央政府将谷物供给的管理权从地方收归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生计战略，整合各省的谷物资源，协调谷物跨省区流通。这是西欧一些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泰雷创办的国家谷物专卖局即是法国在追求生计问题国家化过程中做出的一次失败却有价值的尝试。当我们将国家谷物专卖局与生计问题国家化这个西欧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现象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对这个昙花一现的机构的历史脉络、它的失败，乃至它对后世的影响作出新的解读。
一、“国家谷物专卖局”创办的历史背景
中世纪时期的法国，由于君主制政府的弱小和封建割据的盛行，生计问题还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谷物供给政策，全然不考虑王国内其他地区的需要。④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居民都认为谷物首先应该满足当地的需求，尤其是在饥荒时期，他们对谷物外运充满敌视。⑤
近代早期，随着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初具其形，中世纪那种建立在地方自给自足基础上的谷物供给模式再也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了。首先，巴黎、里昂一批大城市兴起，人口增多，谷物供给圈日益增大。对巴黎来说，在饥馑时期要到弗朗德尔、勃艮第、朗格多克寻求谷物，谷物跨地区流动变得必要起来；⑥其次，由于土地的集中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欧洲在近代早期出现了人口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依靠市场获取谷物的无地或少地劳动者增多。⑦法国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速度虽然赶不上英国，但是正如马克·布洛赫指出的，“法国是一个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国家”⑧，土地零碎化现象严重，农村的贫农、中农和脚夫也需要从集市上购买谷物；有时，即便是富农也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⑨所以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谷物消费者群体；最后，路易十四时期发动了长达33年的对外战争，军队人数激增，1678年对荷兰战争末期，军队人数达279610人，西班牙王位战争期间达到380000人，⑩为了保证军队的谷物供给，也需要从谷物丰裕的地区调拨谷物。就这样，生计问题已演变成一个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再加上受到绝对王权理论家的影响，君主制政府异常重视社会秩序，而谷物供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它责无旁贷地从地方政府手中接过了“养育”人民的职责，开始推行全国性的谷物供给政策，努力促进谷物的跨省区流动。
但是，法国的生计问题国家化一开始就遇到了两大障碍。第一，谷物远距离贸易发展迟缓。由于交通不便利，运费高，速度慢，再加上储藏谷物的技术落后，远距离贸易成本大、风险高，商人一直缺乏积极性。况且，在法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对商人的不信任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想把谷物这种如此重要的商品单独交给贪婪的商人经营，所以并没有形成有利于大宗谷物贸易的社会风气。第二，谷物供给管理权被不同机构分割、肢解。巴黎和外省高等法院在王权之外对谷物供给行使平行的管制权，它们有权颁布规章性决议(arrêts de réglement)，制定管辖区域内的谷物政策。[11]所以，政出多门、权力掣肘的情况时有发生。自路易十四时期以来的历届政府尝试了种种办法应对这两大难题，但大都顾此失彼。唯有泰雷1771年初创办的国家谷物专卖局对症下药，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解决办法。
1769年12月，泰雷出任财政总监，此时，由于前任推行的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12]的失败，很多地方谷物歉收，谷价飞涨，民众遭受饥馑折磨，纷纷发动食物骚乱以抗争，法国正处于严重的生计危机中。泰雷认为造成当前困境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谷物贸易自由化法令“引发了很多唯利是图的行为”，“激起了发财致富的愿望”[13]，以至于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二是单靠商业的力量并不能建立起大规模的谷物储备，以便在饥荒时投入市场。[14]为此，泰雷提出两大主张。第一，生计问题是一件公共事务，必须置于行政的监控之下，由政府处处现身，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对谷物流通过程施加影响，并收集一些谷物，在必要时投入市场；[15]第二，由于亲眼目睹各地互相争夺谷物资源的现象，泰雷决定把谷物供给管理权收归到君主制政府手中。因为只有国王“知道他的国家对谷物需求的总体状况，只有他才能从事这种管理”[16]。
于是，泰雷决定创办一个由政府直接领导的兼谷物购买、储藏与分配诸种功能于一体的机构——国家谷物专卖局。为了真正把它建设成一个政府机构，并使其高效运转，泰雷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他把两个资金雄厚、经验丰富的谷物商人索兰(Sorin)和杜梅克(Doumerc)雇用为专卖局的“专员”(régisseur)，从每笔谷物买卖中给他们提取2%作为佣金，但要求他们不得同时经营自己的谷物买卖。泰雷认为，这样一来专员会撇开个人私利，一心一意为政府服务。况且，政府对谷物有支配权，可以决定何时、何地、按何种价格出售谷物。[17]第二，购买谷仓。为了让国家谷物专卖局“自由、方便地”运转，泰雷在1771年12月24日与承包人马利塞(Malisset)签订协议，花50万里弗尔从他手中购买科尔贝的谷仓、磨坊等一系列设施。[18]第三，让以前为“国王的谷物”[19]服务的金库专门为国家谷物专卖局的运转提供资金，连谷物出口税也要转给这个金库，供政府购买谷物所用。[20]泰雷正是借着国家谷物专卖局开始推行他的国家生计战略，并把生计问题国家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对生计问题国家化的尝试
与前任们进行生计问题国家化的尝试相比，泰雷的国家谷物专卖局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努力通过改革信息收集机制及时掌握各地谷物剩余和短缺信息，事先制定供给应对需求的方案，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谷物紧急救助不再局限于巴黎，而是通过专员和代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个谷物购买、储存、分配的网络，力图整合整个王国的谷物资源。因此，泰雷通过国家谷物专卖局推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生计战略。
（一）国家生计战略的制定
对于泰雷来说，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家生计战略，才能“在事件出现之前采取合理的措施化解，而不是被事件牵着鼻子走”[21]。为做到这一点，第一，政府必须及时掌握全国各地谷物生产、收获情况，但这已经超出了现行信息收集机制的能力，各地总督每年只是汇报两次信息。每年6月15日汇报的是对收成的预测，每年9月1日汇报的是收成结果，而且用的是“半年”、“一年的3/4”、“普通年景”、“好年景”这样粗略的字眼。泰雷认为，除了要通过各地总督建立定期、永久的信息汇报制度外，还应该把每个财政区谷物产量与消费者人数比较，这样才能获悉每个财政区的需要和谷物剩余状况。[22]于是，他在1773年呈给国王的报告中，提出了一套统计财政区人口数据和谷物收成、消费数据的新方法，即根据出生、结婚和死亡人数计算财政区的总人数；根据每个教区犁的数目、犁地的面积、播种谷物的斗数等计算教区收获和消费谷物的数量。[23]这一改革提高了政府收集和利用数据的能力，也使泰雷成为公认的现代统计学的先驱。
第二，泰雷及其顾问对汇集的谷物收成信息进行分析，设计供给应对需求的方案，制定国家生计战略。例如，当泰雷掌握了1772年的谷物收成状况后，便着手制订下一年的谷物供给计划。[24]
（二）国家生计战略的执行者
泰雷是国家谷物专卖局的总指挥，他直接给专员索兰和杜梅克发号施令，布置供给任务。索兰和杜梅克再把任务下达给遍布于王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代理人(correspondant)。代理人的背景、拥有的财富、从事商业的规模各不相同。处于这个等级结构最底层的是不计其数的卑微的掮客，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在为索兰和杜梅克服务。为了简化交易，后者向底层大多数掮客隐瞒谷物运作的性质。中间一层是地方上的代理人。例如，在朗格多克负责谷物操作的是佩罗特(Perrouteau)，他是来自蒙托拜的一个殷实商人，一边负责为国家谷物专卖局储藏和分配谷物，一边投入到大规模的谷物贸易中。在梅斯的代理人是维特尔斯海姆家族(Les Wittersheim)，在蒙托拜的是杜梅克的父亲(Doumerc père)。[25]第三层是跨国层面的商人或银行家。例如，波尔多的贝特曼(Bethmann)就是这一类人，[26]他从国外把谷物调到波尔多后，从那里供应南特、昂热(Angers)、勒东(Redon)、维特雷（Vitré)、雷恩(Rennes)，甚至圣马罗(Saint-Malo)。[27]在马赛的是居伊及其合股人(Guys et compagnie)，他受国家谷物专卖局委托从地中海地区购买谷物，然后分配到法国南部。[28]有时外国一些城市也有代理人，如波兰的但泽(Dantzig)的代理人是罗滕堡(Rottenburg)。[29]这些代理人按谷物购买价格的2%提取佣金。[30]
（三）国家谷物专卖局的运作
泰雷曾给索兰和杜梅克作出以下指示：“国家谷物专卖局有两大任务，保证商业不发达或服务不完善的地方的谷物供给，对于商业比较活跃的地方则是监视商业的运行，防止商人成为消费者的主宰。对于前者来说，国家谷物专卖局没有必要参与购买谷物，给商人津贴就足够了；对于后者来说，它有时必须赔本出售，但不应该低于市场价卖出，否则，商人就会购买谷物，一旦把供给用尽，就只剩下他们来掌控谷价了，赚的钱会比政府赔的钱还多。”[31]由此可见，国家谷物专卖局的任务是购买谷物出售，防止商人牟取暴利，保障各省以合理的价格得到充足的谷物供给。
国家谷物专卖局主要是从国外购买谷物供给国内市场，它自成立以来就成为一个活跃的谷物进口中心。从国外，尤其是从波兰的但泽和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比如纽约、巴尔的摩、费城进口了大量谷物。法国的几个港口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谷物可以从勒阿弗尔转运到鲁昂、苏瓦松和巴黎，或转运到费康(Fécamp)、圣—布里厄(Saint-Brieuc)，尤其是圣马罗；谷物还可以从波尔多转运到南特、昂热、圣马罗。[32]自1770年7月14日到1771年9月30日，从国外购买的谷物价值达5416996里弗尔。[33]
与此同时，国家谷物专卖局也在国内谷物丰裕的地方购买谷物，以供给歉收的地方。根据杜梅克的账目，他们从1770年8月24日到1771年9月1日从国内购买的谷物共计2799809里弗尔。[34]1772年，法国北部和东部谷物大获丰收，中部收成一般，南部，尤其是普罗旺斯歉收，于是泰雷决定把北部和东部剩余的谷物转移到南部。但这一计划引起人们的猜疑和抵制，泰雷不得不对国家谷物专卖局的活动做了一些调整。在1773年9月为下一年制定的方案中，政府明确宣布停止在王国内部进行谷物买卖，“以避免引发骚动”，以后政府的干预将仅限于供给方面。此后，国家谷物专卖局主要是从国外，尤其是地中海以东的国家购买谷物。但是，它在国内购买谷物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规模变小并且变得隐秘起来。[35]
购买到谷物后，国家谷物专卖局再通过代理人出售到国内缺少谷物的地方。1773年8月10日，索兰和杜梅克在给马赛的居伊及其合股人的信中写道：“应该把这些谷物分配到普罗旺斯和下朗格多克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建议你们经常按市场价格出售谷物。由于我们的活动与商业并行，我们有理由希望销售价格与购买价格持平……我们重视赢利只是为了弥补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们也可以不谋利。总之，先生们，只有几句话：到明年7月份，使普罗旺斯和下朗格多克存有30,000夏尔日[36]的外国谷物；把它们卖掉并不断更新；尽力不要赔本，以便在开始时赚点钱，使以后少点困难。这就是你们的任务。”[37]
通过这封信，我们看到国家谷物专卖局希望谷物出售价格与购买价格持平，如果实在不行，也允许赔本出售。其实，在实际运作中，不时会出现赔本出售的情况。比如，为了在勃艮第赈灾，国家谷物专卖局命令地方代理人稍微低于市场价出售谷物。[38]
客观地看，国家谷物专卖局运行期间谷价确实一路走低，从1770年的每塞堤埃29.38里弗尔降到1774年的每塞堤埃22.74里弗尔，这几乎和生计危机前1767年的每塞堤埃22.36里弗尔持平。[39]虽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但这多少也是国家谷物专卖局平抑物价之功。然而，这样一组抽象的物价指数并不能成为国家谷物专卖局成功运转的注脚。首先，在很多地方生活的民众并没有切实感觉到谷价下跌，反而对国家谷物专卖局四处倒运谷物充满恐惧，食物骚乱频频爆发。[40]其次，由于各地总督的怠慢，信息收集机制改革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国家谷物专卖局并不能总是及时获取谷物收成方面的准确信息，以至于做了不少错误决定。例如，1772年，根据各地总督的汇报，收成状况相当乐观，政府决定不储存谷物。不料，吉耶纳(Guyenne)遭受饥荒，国家谷物专卖局决定在马赛购买大量谷物救援，但是那里的谷物也不丰裕，结果导致谷价迅速上涨。[41]最后，国家谷物专卖局被公众误认为是泰雷及其下属垄断谷物贸易并从中渔利的工具。18世纪一度盛行的“饥荒阴谋”(complot de famine)谣言[42]再度甚嚣尘上，败坏了政府的名声，直接导致泰雷的垮台。新任财政总监杜尔哥废除了国家谷物专卖局，并停止了泰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信息收集和调查活动[43]。泰雷雄心勃勃的国家生计战略就这样付之东流了。
三、生计问题国家化何以失败
18世纪的法国虽然是一个有明确疆界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直到大革命爆发，社会的封建结构仍然存在，封建制度的遗存仍然以某种方式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生计问题国家化的实现。
第一，“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44]领主仍然享有司法权，管理谷物供给、确保集市谷价稳定仍是封建主法官的一项重要权力。[45]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国王法官和封建主法官共享谷物管制的权力，常常相互抵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生计战略在基层的执行力度。进一步说，这种司法权成为领主维护经济统治的手段，他们在领地有征收集市税、入市税、道路及河流通行税(péage)的权利，控制着度量衡，对磨坊有独有权。就道路及河流通行税来说，河流上的船只、道路上的车辆和役畜都要根据承载货物的重量支付流通税，有时船夫、车夫也不例外。这些税多掌握在封建主手里，如在1680年，维尔罗瓦公爵[duc de Villeroi]就掌有塞纳河科尔贝(Corbeil)段的流通税。[46]这些沉重的税收无疑阻碍了谷物在王国内的流通。泰雷绕过封建杂税这一根本问题，想单靠国家谷物专卖局促进谷物流动，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
第二，虽然自路易十四以后王权大大压缩了各个地方的自治权，但并没有完全取消它，很多外省和城镇在谷物供给问题上保留着众多特权。首先，一些城市有专门的谷物供给机构，例如，马赛建有丰裕署(Bureau d’abondance)，里昂设有丰裕公会(Chambre d’abondance)，年景不好时，它们自行到各地寻找谷物，不可避免地和泰雷的供给计划发生冲突。勃艮第本是里昂的谷仓，泰雷却说只有国家谷物专卖局的专员才能在这里购买谷物，这自然引起了里昂方面的不满。[47]其次，鲁昂的谷物贸易几乎完全由112人组成的商人团体掌握，谷物运输由90个运送工、装货人和卸货人垄断，面包师只能使用鲁昂城五个专门磨坊磨制面粉，并且要交纳使用税。[48]在泰雷的国家生计战略面前，这里倒像是一个“国中之国”。最后，马赛享有外邦港口的特殊地位，从外国运来的谷物不用交纳任何关税，但是从普罗旺斯运到马赛的谷物则要通过塞普泰姆办公署(Le Bureau de Septême)，并按照惯例填写一些表格。[49]在饥荒时期，马赛甚至可以随意查封从它附近经过的船只、车辆。[50]这些特权林立的城镇自然制约了生计问题国家化的实施。
第三，正是由于封建割据、城镇特权的存在，地方主义颇为盛行。很多封建主、地方官员坚决抵制泰雷的政策。例如，1772年，普罗旺斯谷物歉收，国家谷物专卖局决定往此地运送1万塞堤埃谷物，其中一大部分由朗格多克提供，但这一计划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坚决要求自由出售该省的谷物。[51]1773年，泰雷在给国王的报告中提出一套统计财政区人口数据和谷物收成、消费数据的新方法，遭到一些地方总督的抵制，他们认为这超出了自己的能力。[52]布列塔尼总督指出，“每个封建主在他的领地上都会反对政府获得清晰的信息”[53]。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势力很强大，贵族和僧侣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们在领地征收的是实物地租——谷物，自然希望直接出售给批发商谋取利益，于是置泰雷的政策于不顾。
这种地方主义观念也成为各地居民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地方共同体有权控制当地的生计品，当地居民有权优先使用它。[54]一旦市场上出现陌生人，民众就会怀疑他们是投机者，对于那些远道而来购买谷物的商人，更是把他们看作是闯入者，与敌人无异。[55]因此，国家谷物专卖局所到之处引起人们一片恐慌。生计署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人民充满恐惧，高等法院、行政管理者也是满腹牢骚；他们在政府采取的预防措施中看到的仅是给予个人的特权。”[56]甚至有些地方还爆发食物骚乱阻碍谷物流通。
除此之外，国家谷物专卖局未能完成生计问题国家化，也折射出法国绝对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弊端。
第一，法国绝对主义国家是“以君主个人专制权力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共权力”[57]。由于国王不想让他的政府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狭隘利益的代表，便在王权的中央创建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所有权力都以新的方式凝集在这里，这就是御前会议”[58]。在组成御前会议的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国王财政委员会，由财政总监主持，负责管理经济事务。[59]到18世纪，国王财政委员会召集的次数愈来愈少，逐渐变成一个虚设的机构，而由财政总监行使全权，经济决策过程极为封闭和隐秘，变成了“只有国王和大臣才知道的秘密”[60]。
泰雷任财政总监时期正是他和司法大臣莫普和外交国家秘书达吉永组成的“三巨头”时期，莫普废除高等法院、泰雷推行谷物贸易去自由化都是绝对王权加强的表现。在国王的支持下，泰雷具有很大的决策自主权，他把国家谷物专卖局建设成一个独立运转的机构，通过生计署主任布罗谢德·圣－普雷斯特(Brochet de Saint-Prest)直接指挥它的运转。而且他给国家谷物专卖局发出的多是口头指示，从来不用书面文件确认。[61]由于缺少协商的机制，不免造成决策的专断和随意，泰雷往往是专横地为臣民和各个地区决定一切，当他觉得北部省区重要时，就牺牲南部省区的利益满足北部省区的需求。[62]
此外，国家谷物专卖局的运作相当隐秘，处于最底层的掮客甚至不知道是在为索兰和杜梅克服务。由于不清楚买卖的目的，他们常常被迫支付很多钱。[63]一旦泰雷察觉某个省区的总督或高官不会提供帮助时，他就秘密地派遣一些购买者，叮嘱他们不要把活动的目的告诉任何人，他甚至在给一个总督的信中否认有人在为国王从事谷物操作。[64]
第二，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给财政造成了压力，政府为了筹集钱财，不得不依赖省三级会议、教会、总包税所、地方法庭、行会等各种团体作为中介借款，为此给了它们种种特权，诸如免税权、对产品的垄断等。[65]再加上市场发育不良，国家充当了“市场发展的工具”[66]，不断地给它们保护或青睐的商人小群体颁布许可证或补助金，授予他们经营特权。[67]这一点在谷物贸易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为了保证巴黎的谷物供给，财政总监拉韦尔迪即把位于巴黎郊区科尔贝的“国王的谷仓”租给巴黎面包师马利塞经营，由他为政府储藏4万塞堤埃质量上乘的谷物和425塞堤埃黑麦。[68]
泰雷为了加强政府对商人的控制，索性把他们变成国家谷物专卖局的专员，让他们承担起公共服务职责的同时，也授予他们相应的特权。专员可以在集市、谷仓一次购买大量谷物，[69]可以任意派送谷物而不受任何制约，而其他商人的行动却受到种种束缚。例如，当索恩河的商业航行受到限制时，索兰购买的谷物却可以畅通无阻。[70]而且，谷物管理局的专员可以不计损失、贵买贱卖。自1770年10月到1774年8月，国王政府总共花费了1435万里弗尔[71]购买谷物，但是却损失了数百万里弗尔。[72]可想而知，国家谷物专卖局对普通谷物商人构成了不良竞争。一个同时代人这样说道：“这种团体是所有个人在王国内部从事谷物和面粉商业的最致命的敌人……我们看到自1770年以来，巴黎和外省的谷物商人不断减少。”[73]
正是国家谷物专卖局运作的专断和隐秘性，再加上对特权的滥用，引起公众的猜忌和指责，他们把这个机构误认为是泰雷与商人勾结从中渔利的工具。到1774年，很多人索性直接上书国王，明确指出泰雷营私舞弊，[74]新登基的国王路易十六对这些谣言信以为真，罢免了泰雷，国家谷物专卖局也随之被废除。
四、余论：对后世的影响
生计问题国家化是近代早期西欧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法国这样一个绝对主义王权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它迫切希望把生计问题的管理权从地方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谷物流动。再加上商业力量的不足，这就更需要君主制政府扮演国家市场第一推手的角色，所以法国的生计问题国家化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浓郁的政府干预、官商合作的色彩，泰雷的国家谷物专卖局就是这一特色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然而，法国绝对主义王权是在与社会隔绝的状态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它没有成功地克服社会的封建结构，引发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也未能摆脱专制、隐秘的恶习发展成一种真正超越狭隘特权的公共权力，所以生计问题国家化不可能在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框架内得到真正解决。
但是，泰雷及国家谷物专卖局在应对生计问题国家化过程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却跳出了旧制度的窠臼，成功地通过大革命延续了下来，为后世解决谷物供给问题留下了宝贵遗产，并铸就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法兰西风格。
第一，泰雷把王国各地看做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提倡各地在谷物供给上互帮互助。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并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回应。例如，来自布列塔尼的请愿书写道：“我们都是法国人，我们都是兄弟。”鲁昂的生计委员会写道：“只有通过兄弟般的联盟，通过城市间的互助，我们才能看到和平在法国重建。”[75]而且，法国大革命主张统一性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特征。它实现了领土统一，通过激进的方式废除了封建特权和苛捐杂税，[76]修建道路，巩固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加强团结，[77]这些措施为推行统一的国家生计战略创造了条件。
第二，泰雷把生计问题看做是公共事务，认为必要时需要政府干预谷物流通领域，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这种思想在后来法国的发展中一直留存了下来。1936年法兰西人民阵线成立的“小麦跨行业国家办公室”（Office national interprofessionnel du blé)，就是为了应对国际性的小麦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危机而由政府建立的管理小麦市场的公共机构。可以说，国家在危机时期干预谷物贸易的传统在法国一直没有缺席。
第三，国家谷物专卖局力图解决谷物供给问题上政令不一、权力掣肘的弊病，并改善信息收集机制，期望借此制定合理的谷物供给规划，这种主张具有先见性。雅各宾专政时期设立生计委员会(Commission de Subsistance)，旨在综合收集关于生计状况的信息，组织谷物在各省之间流通。[78]拿破仑把谷物管理交给统一的权力机关——内务部，要求内务部掌握充足的谷物信息，各省省长定期提供谷物收成的估算报告和食品市场价目表，以便作出稳妥的决策。[79]迫于1811年的生计危机，拿破仑责成内务部长建立生计咨议会(Conseil de Subsistance)，以加强国家对谷物储备的管理，并监视一系列谷物买卖计划。[80]复辟王朝时期还成立了生计委员会(Comité de Subsistance)，负责协调国家层面谷物供给。[81]这些措施无疑可以看做是泰雷生计问题国家化试验的延续。
注释：
①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Léon Biollay, Le Pacte de famine, l’administration du commerce)，巴黎：1885年版；古斯塔夫·博德：《饥荒协定：历史—传说》(Gustave Bord, Le Pacte de famine，histoire-légende)，巴黎：1887年版；乔治·阿法纳西夫：《18世纪法国的小麦贸易》(Georges Afanassiev, Le commerce des céréales en Fro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巴黎：1894年版。法译本。
②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René Girard,L’abbé Terray et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des grains1769-1774），巴黎：1924年版；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Lucien Laugier，Un ministèreréformateur sous LouisXV,le triumvirat(1770-1774)]，巴黎：1975年版；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第2卷，海牙：1976年版。
③查尔斯·蒂利：《对欧洲国家构建历史的思考》（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查尔斯·蒂利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1页。
④阿博特·佩森·厄舍：《法国谷物贸易：1400-1710》（Abbott Payson Usher, The History of the Grain Trade in France:1400-1710），哈佛大学出版社1913年版，第224-227、241-242、268页。
⑤查尔斯·蒂利：《现代欧洲的谷物供给与公共秩序》（Charles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查尔斯·蒂利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第387页。
⑥辛西娅·A.布顿：《面粉战：法国旧制度末期的性别、阶级与共同体》（Cynthia A.Bouton,The Flour War,Gender,Class,and Community in later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⑦查尔斯·蒂利：《现代欧洲的谷物供给与公共秩序》，第400-401页。
⑧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1页。
⑨皮埃尔·古贝尔：《17世纪法国农民：一个地区的视角》（Pierre Goubert, “The French Peasantr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gional Example”），《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56年第10期，第67页。
⑩约翰·A.林恩：《国王军队的发展[1659-1672]》（John A.Lynn,”L’évolution de l’armée du roi,1659-1672″），《历史、经济与社会》（Histoire,économie et société）2000年第4期，第490页。
[11]史蒂文·卡普兰：《巴黎的腹部：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权力和供给》（Steven L.Kaplan, Les vengres de Paris: pouvoir et approvisinnement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巴黎：1988年版，第28页。
[12]1763-1764年，法国君主制政府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接受重农学派的主张，先后颁布5月诏令和7月敕令，废除谷物管制政策（巴黎除外），规定谷物在王国内部自由流通，在设定最高限价的情况下自由出口。
[13]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第31-32页。
[14]帕特里克·塞里西耶：《泰雷时期（1769-1774年）塔布雷总督的代理人和埃诺省的谷物贸易》[Patrick Cerisier, "Les subdélégués de l'intendant Taboureau et le commerce des grains en Hainaut à l'époque de Terray （1769-1774）"]，《北方杂志》（Revue du Nord, Histoire Nord de la France, Belgique, Pays-Bas）1995年第77卷，第44页；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141页。
[15]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55页。
[16]亨利·C.克拉克：《社会的罗盘：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商业和绝对主义》（HenryC Clark,Compass of Society,Commerce and Absolutism in Old-Regime France），拉纳姆：2007年版，第197页。
[17]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56-257页。
[18]古斯塔夫·博德：《饥荒协定：历史—传说》，第201页。
[19]这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一种官商合作的办法，即由政府雇用商人在丰裕地区购买大量谷物，建立谷物储备，发生饥荒时赔本卖给百姓，以促使谷价降低，使百姓恢复信心，这被称作“国王的谷物”（les grains du roi）。
[20]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第22页；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77-78页。
[21]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76页。
[22]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77页，注释52。
[23]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77-278页，注释52。
[24]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63-264页。
[25]莱昂·卡恩：《所谓的饥荒协定，有待明确的几个问题》（Léon Cahen,”Le prétendu pacte de famine,questions précisions nouvelles”），《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1935年第176期，第197页。
[26]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9页。
[27]莱昂·卡恩：《所谓的饥荒协定，有待明确的几个问题》，第197，203页。
[28]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44页。
[29]莱昂·卡恩：《所谓的饥荒协定，有待明确的几个问题》，第203页。
[30]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2页。
[31]《泰雷写给索兰与杜梅克的信》（”Terray à Sorin et Doumerc”），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K 908，转引自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61页。
[32]莱昂·卡恩：《所谓的饥荒协定，有待明确的几个问题》，第197页。
[33]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200页。
[34]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200页。
[35]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6-637页。
[36]当时法国各地的重量单位尚未统一，马赛的重量单位是夏尔日（charge），巴黎的重量单位是塞堤埃（setier），每夏尔日的重量几乎和每塞堤埃的重量相当。
[37]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193-194页。
[38]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40-641页。
[39]C.E.拉布鲁斯：《18世纪法国的价格与收入变化草稿（第1卷）：价格》（C.E. 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prix ex des revenues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 Vol 1, Les Prix），巴黎：1932年版，第104页。
[40]史蒂文·卡普兰：《饥荒阴谋：18世纪流言史》（Steven L. Kaplan, Le complot de famine: histoire d’une rumeur au ⅩⅢe Siècle），巴黎：1982年版，法译本，第191页。
[41]乔治·阿法纳西夫：《18世纪法国的小麦贸易》，第333页。
[42]这是18世纪流传甚广的一种谣言，其大意不外乎是大臣为从谷物贸易中牟利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与商人私下签订协议，人为地制造饥荒。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因食物短缺而产生的恐慌的社会心态，不管是高官还是平民、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对谣言信以为真。
[43]古斯塔夫·舍尔编：《杜尔哥著作集和相关文献》（Gustave Schelle, éd., oeuvres de Turgot et documents le concernant avec biographie et notes）第4卷，巴黎：1922年版，第198-199页。
[44]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页。
[45]J.勒塔科努科斯：《18世纪布列塔尼的生计与谷物贸易》（J. Letaconnoux, Les subsistances et le commerce des grains en Bretagne au ⅩⅧe siècle: essai de monographie économique），雷恩：1909年版，第98页。
[46]乔治·阿法纳西夫：《18世纪法国的小麦贸易》，第110页。
[47]J.勒塔科努科斯：《18世纪布列塔尼的生计与谷物贸易》，第412页。
[48]古斯塔夫·舍尔编：《杜尔哥著作集和相关文献》第4卷，第462-463页。
[49]乔治·阿法纳西夫：《18世纪法国的小麦贸易》，第280页。
[50]雷诺·费利克斯：《评米雷耶·扎布的〈一自治共同体的历史：自10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期间马赛城的特权〉》（Reynaud Félix, “Mireille ZARB. Histoire d’une autonomie communale. Les privilèges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 du X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法国文献学院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961年第119卷，第337页。
[51]吕西安·洛吉尔：《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个改革者政府：三巨头（1770-1774）》，第264页。
[52]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550-552页。
[53]J.勒塔科努科斯：《18世纪布列塔尼的生计与谷物贸易》，第86页。
[54]多米尼克·马尔盖拉斯、菲利普·米纳尔：《生计市场与道德经济：“定价”的含义》（Dominique Margairaz et Philippe Minard, “Marché des subsistances et économie morale: ce que ‘taxer’ veut dire”），《法国大革命史年鉴》（Les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 aise）2008年第2期，第60页。
[55]史蒂文·卡普兰：《饥荒阴谋：18世纪流言史》，第50-51页。
[56]史蒂文·卡普兰：《饥荒阴谋：18世纪流言史》，第46页。
[57]刘北成：《论近代欧洲绝对君主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98页。
[58]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5页。
[59]希尔顿·L.鲁特：《政府的再分配角色：法英旧制度时期的经济管制》（Hilton L. Root, “The Redistributive Role of Government: Economic Regulation in Old Regime France and England”），《社会和历史学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33卷，1991年第2期，第340页。
[60]希尔顿·L.鲁特：《政府的再分配角色：法英旧制度时期的经济管制》，第352页。
[61]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0页。
[62]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第127页。
[63]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8页。
[64]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5-636页。
[65]加伊·博森加：《城市与国家：从城市视角看法国大革命的起源》（Gail Bossenga,”City and State:An Urban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基思·迈克尔·贝克编：《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1卷）：旧制度的政治文化》（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que Culture, Vol.1, The Politique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20页。
[66]皮埃尔·罗桑瓦龙：《经济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史》（Pierre Rosanvallon, Le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histoire de l’idée de marché），巴黎：1989年版，第119-120页。
[67]希尔顿·L.鲁特：《政府的再分配角色：法英旧制度时期的经济管制》，第340页。
[68]古斯塔夫·博德：《饥荒协定：历史—传说》，第185-187页。
[69]乔治·阿法纳西夫：《18世纪法国的小麦贸易》，第324页。
[70]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第104-106页。
[71]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204页。
[72]史蒂文·卡普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面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632页。
[73]莱昂·比奥莱：《饥荒协定：商业管理》，第194-195页。
[74]勒内·热拉尔：《泰雷神父与谷物贸易自由（1769-1774）》，第122页。
[75]朱迪丝·米勒：《驯服市场：国家与法国北部的谷物贸易（1700-1860）》（Judith A.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the Grain Trade ia Northern France, 1700-186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76]欧内斯特·拉布鲁斯、费尔南·布罗代尔编：《法国经济—社会史（卷三）：工业时代的到来[1789-1880]》（Ernest Labrousse, Fernand Braudel, e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Ⅲ,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1880），巴黎：1993年版，第6-7页。
[77]安妮·库肖恩：《大革命时期的交通：一种空间的政治》（Anne Conchon, “Les transports intérieurs sous la Révolution: une politique de l’espace”），《法国大革命史年鉴》2008年第2期，第14-15页。
[78]伊格尔·穆里埃：《行政重组：从旧制度到第一帝国末期的生计署》（Igor Moullier, “Une recomposition administrative: le bureau de subsistances, de l’Ancien Régime à la fin du premier empire”），《法国大革命史年鉴》2008年第2期，第33页。
[79]伊格尔·穆里埃：《行政重组：从旧制度到第一帝国末期的生计署》，第39、41页。
[80]朱迪丝·米勒：《驯服市场：国家与法国北部的谷物贸易（1700-1860）》，第213页。
[81]朱迪丝·米勒：《驯服市场：国家与法国北部的谷物贸易（1700-1860）》，第237页。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10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