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
——以“三次大冲击”理论为例
内容提要：前资本主义时代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的学说，是吴于廑先生“世界史发展纵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不仅否定了长期以来影响巨大的“欧洲中心论”，而且以世界历史发展全局的观点，客观合理地说明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弥补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的内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宏观理论。
关键词：吴于廑 中国特色 世界史 理论
作者简介：陈志强，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史、世界中古史研究。
吴于廑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在其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认真思考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征，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①。他对于“世界史发展纵横”理论曾作出了清晰的概念和理论界定，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1](pp.62-63《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世界历史”)。在这个理论中，有关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这一理论不仅否定了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克服了施宾格勒、汤因比等文化形态史观学者观察各个时代不同文明间横向联系的视觉盲点，展示出弗兰克、沃勒斯坦等学者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古代世界体系”的表述，也弥补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的内容。笔者认为可以将吴于廑先生有关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内容概括为“一个整体、两个世界、三次冲击”。
一、一个整体
如何才能合理地描述人类发展变化的历史，历代史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但是，他们或者因为各时代知识水平的局限，或者因为缺乏认识世界历史的环境，提出的各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框架的宏观解释都存在较大缺陷。吴于廑先生对此有过精到的点评，认为真正的世界史必须体现世界整体的观点。
世界整体的观点就是从全局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谓世界的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1](p.9《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他发此感慨的时间在1964年，正值他和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②教材问世后不久，可见他对当时的那部教材并不满意。“文革”后的1978年，吴于廑先生在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上再度作了《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发言①，比较详细地阐释了其世界史整体观。
吴于廑先生全面分析了古往今来不同史学家对于世界史的看法，涉及司马迁、希罗多德、波里比阿、塔巴里、伊本·赫勒敦、弗莱辛的奥托等作家，“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而又不从世界、不从天下全面着眼，在古代中国史学、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古阿拉伯史学和中古欧洲史学中，都是习见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例外的现象”[1](p.7《时代和世界历史》)。“对于古代的史家，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知道时代所不知的世界，利用时代所无法利用的文献。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点。”[1](p.4《时代和世界历史》)“但是能不能够说，近现代史家所写的世界历史，就能打破地区或种族的偏见，就具有世界观点了呢？一个总的答复是：不是这样。”“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一切。”涉及赫尔德、黑格尔，“看来好像是颇能从全世界着眼了，但实际上列出东方是为了否定东方，中国和印度等等根本就不让在世界史上插足。”“朗克在晚年编世界通史，不但无视欧洲以外，而且无视东欧，分给欧洲以外的一点篇幅，不过是点缀而已。本世纪之初，威廉士……剑桥三史以及法国《人类的进化》等书……在以欧洲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和威廉士书如出一辙。……所以不论地理知识如何扩大，历史文献如何积累和传播，都不能保证近代西方对于世界史的研究具有全面的世界观点。”[1](pp.10～11《时代和世界历史》)“汤因比的历史思想，实际是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给这个思想披上了一件炫目的博学的外衣，让人相信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生生灭灭而最后是西方文明胜利和独存的历史。”“看来要反对欧洲中心论还须探索一下如何在世界史中正确体现世界的观点。”[1](pp.13～14《时代和世界历史》)“欧洲中心论”史学家们的关键弱点在于习惯以欧洲为主体，囿于传统，而更多的是囿于种族和阶级成见，不能以世界为一全局，因而，也就不能如实地考察世界的历史。
吴于廑先生则明确提出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观点，也就是用整体的观察视角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问题。对于什么是“世界全局的观点”，他是这样阐述的：“这里说的以世界为一全局，并不是说，只要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全部汇编起来就行了。……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1](pp.24～28《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要以超越地区史和国别史的视野，对若干涉及不同时代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重要课题进行综合的比较的宏观研究。这种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观念，在理论上涉及观察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把历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各地之间联系的结构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历史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史之前，曾经存在于各民族、各地区间长期闭塞的状态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观察的广度，不是限于这一国，那一国，就是限于这一地区、那一地区。……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做到以世界全局而不是任何一个局部作为历史考察和研究的对象。”[1](p.93《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为了克服观察历史的偏见，切实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要使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机辩证地结合起来。“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可见，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1](pp.64-66《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世界历史”)
吴于廑先生明确提出：“我们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首先得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为此要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对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还要对一些重大的历史运动即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现象进行研究。并举如下课题为例：7世纪—9世纪“在亚欧大陆和北非这么辽阔的地区”发生近乎平行的历史现象研究，三大宗教广泛传播的世界全局意义研究，15、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及其世界扩展的研究，中亚同其东、西、南几个重要文明地区的关系研究，从世界全局观点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等等。“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1](pp.24～28《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这里，世界史的整体性就表现在其全局性发展和各个时代发展的主潮，而观察和合理解释这个全局性演变和主潮变化，就要采用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
二、两个世界
从上述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吴于廑先生首先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两个世界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的理论，涉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性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还有一个农耕中心是墨西哥……秘鲁……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农业生产技术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就亚欧大陆而言，经历了好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至波罗的海，由不列颠至乌克兰，还有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地带。……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1](pp.93～95《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两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差异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农耕世界的经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以农为本，就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上面所说的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对于这个地带，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农耕世界之例，称之为游牧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地理标志，“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1](p.9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两个世界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前景在于，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之必然趋向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于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开凿河渠、贸迁有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总之，较快地诞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与此相比，游牧地带的生产也在发展增长，但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也有社会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并列存在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1](pp.96～97《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这种大体南农耕北游牧的分野在地理上互有交错。“农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在偏北的地方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农耕世界形成国家之后，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p.97《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两个世界的主要区分在于它们生产率的不同，而在不同地区出现高低差异，首先取决于两个世界生态环境的不同，进而其攫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造成相对闭塞的各地区在转化资源的效率上产生区别，最终形成世界范围发展的不平衡性。吴于廑先生“两个世界”的分析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纷繁复杂不断变动的世界格局纳入合理的框架，清晰地展现出那个漫长时期农耕和游牧两大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因为两个世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它们不同的差距。“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各民族的差距不大。”[1](p.9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这一点对于两个世界的横向关系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三次冲击
迄今为止，有关人类古代中古世界的各种描述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吴于廑先生提出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两个世界”的观点就把“从一个整体全局”看待世界历史的理论落在了实处。这个理论不仅注意到游牧和农耕世界的区别，更揭示出这个相对闭塞的世界各地区也发生着大范围的横向联系，吴于廑先生将其归纳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1](p.9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第一次冲击“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开始”，“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都经历了由北方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1](p.101《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入衰落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1](pp.98～99《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先生简要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战车，从苏美尔人的战车开始考察，涉及赫梯人的战车、喜克索斯人的战车、迦喜特人战车、米丹尼人战车、胡里特人战车、乌加尔图人战车、亚述人战车，以及西米里安人和斯基泰人骑兵。“同时期内，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在西面，另一支印欧种人即最早一批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他们有马，有战车，后来他们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人从哪里来？是个可探讨的问题。”“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其畜牧占很大的比重。”[1](pp.100～101《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第二次冲击浪潮将临未临之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趋于农耕的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正是在第二次大冲击中，“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显示出来的骑兵威力，不得不使汉朝统治者对北方边界的防备高度重视起来。……西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它筑起城寨来堵住这个缺口。……东西方两大帝国这样做，以为可以把北方游牧、半游牧以及一些已经经营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1](pp.101～102《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总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结束。以后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窦宪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后，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即中国，北匈奴被赶走了，南匈奴内迁。接着原来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以及拓跋诸部跟踪而来，在他们之后还有东西突厥。”除了东西匈奴外，还有大月氏及其五部之一的贵霜进入大夏、印度，还有匈奴和大月氏混合种的哒人南下进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等。“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在大体同一时期所面临的游牧世界各部族入侵的形势，比东部和中部先后所临遇的还要困难。……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除了精于骑兵战术、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外，有东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有从中国北部被突厥人赶到西方并与他族混合的柔然(阿瓦尔人)。可以说，在横亘亚欧大陆创建各古典文明的长弧形地带，当游牧世界各族，包括处于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边缘的已从事农耕的部族，向它作历史上第二次大冲击的时期，西半壁受到的压力最为沉重。”阿拉伯等部族也成为此次大冲击的主力。“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1](pp.103～105《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到了十三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驭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族，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蒙古骑兵战马日驰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一百八十公尺，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己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帝国，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到十三世纪后期，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十四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1](pp.105～10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三次大冲击说”准确地描述了农耕和游牧时代世界范围内地区间横向运动的情况，弥补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提出的所有世界历史理论的不足。吴于廑先生不仅勾勒出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横向运动的宏大图景，而且分析了造成大冲击结果的原因，以及三次冲击造成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游牧世界在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军事机动性能、战车和骑兵等军事技术方面不亚于或者强于农耕世界，因此在暴力冲突中屡屡得手。“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并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的上层。……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1](pp.102-103《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至于三次大冲击的后果和影响，吴于廑先生提出，“三次冲击的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初步解释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游牧、半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多已融入农耕世界”，“公元前后共约三千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1](p.10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三次大冲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至于已经农耕的部族则更不待言。一旦走向农耕化的道路，他们就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艺术等等。”[1](p.108～109《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也应该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是经过野蛮破坏才获得的。”[1](pp.110～112《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这样，吴于廑先生就完善了其“一个整体、两个世界、三次冲击”的宏大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
吴于廑先生理论的合理性来自于其克服多种偏见，坚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视野，诚如其所言：“歧视、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讲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问题，是因为，而且完完全全是因为，自人类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发生由于各自内部阶级分化而趋于激化的矛盾，面对于由此矛盾产生的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1](pp.107～10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当然，我们说吴于廑先生理论的“完善”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没有补充的可能。譬如在考虑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动力方面还缺乏生态环境史的因素，因为经济结构更为脆弱的游牧民族在遭遇大范围恶劣气候变化后，其面临的险恶生存环境将迫使他们在部族存亡之际大举迁徙。又譬如，在农耕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的以信仰为特征的各个文明圈也是世界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进程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各个文明圈形成的以大帝国为中心或“朝贡册封体系”，或者“朝贡贸易体系”的多种表现形式。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吴于廑先生生前(与齐世荣合作)主编的最后一部通史教材比较好地体现了其理论④，但是未能全面落实其理论，还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1982年，吴于廑先生首次公开演讲其理论后，先后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完》1984年第1期)、《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并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写的“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全面系统地阐释其理论体系。
②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9页。
④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