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究的拓展：中国与世界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古代史研究走到今天，实际上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制度让公民成为国家舞台上的主角。无论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还是近代根据古代文献撰写的以政治和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史，如梁启超早已意识到的，都是“民史”而非“君史”，即公民群体的历史。在那里，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公民大会及其选举出的官员的活动。立法、司法、内政和外交等军国大事，大多由公民大会和他们的代表决定。大人物固然受到重视，但大多被置于城邦活动的基本框架之内。从希罗多德到李维，公民群体的活动始终是主体。即使到帝国时代，古代的共和与民主政治，仍鲜活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狄奥•卡西乌斯虽然生活在帝制已经确立后近250年之时，但他对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运作仍有生动的描绘。对构成国家群体的普通公民的关注，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传统。
古代遗留给后世的史料，大体确定了近代古史著述的主要内容。无论近代早期的古史学家是否赞成古代的政治体制，他们也都不能不把公民活动作为叙事中心，尽管政治和军事的主导让恺撒之类的伟人更为显赫。同时，对于政治和军事活动支配的古代史存在的问题，西方学者也早有认识。早在17 世纪末，洛克（ John Locke）就已经对当时的古代史表达了不满。他主张不要给孩子们过早教授历史，因为在那里，“所有关于历史的娱乐和谈论，除了战斗和屠杀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给予征服者的荣誉和名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人类的屠夫），会进一步误导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会认为
屠杀乃值得赞扬的人类事物，是最为英雄的行为。由于这些原因，非人的残忍就会植入我们心中。”同时，古代史的其他方面，从来没有完全被忽视。即使在政治和军事史最为盛行的18世纪，也有伏尔泰的《风俗论》和休谟关于古代世界人口和道德的讨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和军事立论，还关注了罗马人的土地问题以及道德和风俗。那些认为近代远胜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会给予经济、文化和道德更多的考虑。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之时，古代经济史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博克的成名作是《雅典国家经济》，米特福德等人论述过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穆勒的《多里安人》已经涉及斯巴达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和风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学者波尔曼（R．von Poehlmann）、迈耶（Eduard Meyer） 和贝洛赫（ Julius Beloch）已经尝试通过经济发展解释古代历史的变迁；法国学者格罗兹（ Custav Glotz）、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爱尔兰古典学家马哈菲（J．P．Mahaffy）等，也都注意到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虽然《剑桥古代史》的第一版仍然让政治和军事史唱主角，但20世纪70年代陆续推出的新版《剑桥古代史》（1-2卷为第3版，后续各卷为第2版），已经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层面的古代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古史研究，已经不是政治和军事史的一统天下，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之被普遍接受，如果脱离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基础，将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新世纪的新
古代史，实为西方学人数百年来文化和学术积累的成果，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的历史学虽然源远流长，有雄厚的史学传统和独特的方法，但就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而言，不免过于年轻，基础太过薄弱。中国人之开始了解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始自19世纪中期，其目的非常功利，“师夷长技以制夷，”史学的文化建设功能从属于政治功能。1949 年之前，中国学者也确曾翻译过一些西方的古史著述，撰写过一些介绍和研究古代历史的著作，但缺乏独立和原创性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的历史系模仿当时的苏联模式，普遍采用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并立的课程体系，世界古代史作为通史课程的一部分，一般占有一个学期的课时量。希腊罗马史作为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比较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作为制度上的表现，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设置。然而，模仿苏联体系建立的中国历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需要的烙印，即历史被高度简化了o具体到世界古代史，则是证明人类社会系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模式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虽然20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们为古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奠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编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翻译介绍古典文献以及西方学术名著，但当时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奴隶制问题，而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以承认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为前提。任何敢于挑战或者否定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都被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资料的限制和理论上的独尊，让许多问题的讨论变成了语录官司，多的是火药味，少的是实证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1979-1980年，实际由日知先生规划和组织的《世界上古史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 年，日知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也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两书都对古代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产生的形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城邦到帝国的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为充分的论证，引起了对有关问题更深入和具体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仍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采取了更加平和与实事求是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古典文献和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展开，古典语文教育的起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与世界接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题著作和论文。这些作品或者具有独特的中国学者视角，或者借鉴和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部分论著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似乎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然而，如众多学者都承认的，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毕竟起步晚，基础薄弱。在资料积累方面，我们仍有不少缺陷。一些基本的文献和参考书，例如雅可比的《希腊历史残篇》，考古资料中的《希腊铭文集成》，仅有东北师范大学收藏，且后者刚刚购入。部头更大的《拉丁铭文集成》，似乎仍无任何大学和科研机构购入。19世纪以来西方出版的大量考古报告，其中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可能闻所未闻。此外，中国的古史研究者中，能够熟练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者并不多见。正因如此，不少古代史研究者难以从事精深的、原创性的研究，很多时候是二传手——把西方的学术成果消化后传播到中国（必须承认，在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所写出的论文中，不少属于宏观的、一般性的介绍，少有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多的学者主要是应付日常的教学，无力从事任何研究。社会对古代希腊史的需求，也还停留在相当一般的水平，从而影响到古代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除资料和实证研究能力的限制外，我们还缺乏自己应当具备的系统的理论。不少论著，尤其是最近20年来出版的古代史教材，虽然力求在理论和体系上有所突破，但如何将它们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易言之，如何把宏观理论转化为比较具体的古代史设计框架，并体现在历史进程的具体叙述中，仍不能说特别成功。在揭示古代社会的特征之时，除政治和军事史不免仍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历史被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板块的做法，仍统治着大多数古代史．学者的心灵。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理和生态背景的具体作用，经济的一般特性和不同地区的特征，总之，古代人的生老病死及其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的关系，仍缺乏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很难追踪学术前沿。相应的，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不少学者，特别是非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在说明古代史上的问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时，仍把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当作万应灵药。
那么，中国的西方古史研究出路何在？众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相当全面。笔者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欲做出第一流的成果，首要的是古史研究者苦练内功。因为无论是追踪学科前沿，还是组织大规模的、与现实有关联的课题，都必须以知识的可靠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为前提。除必备的理论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对历史学者的基本要求外，具体到古代史学者而言，窃以为内功主要是研究者所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既能较好地掌握古代语言，尤其是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相关文明的语言，又能掌握至少两种以上的现代外国语言，并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掌握古代语言是古代史研究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大量古典文献已经被译成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而且由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的译本，需要不断的翻译，因此不少古典文献的现代译本不止一个。中国的古典世界史研究，如果缺少了翻译，无论如何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但翻译同时也是解释，体现了译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取向，因此在不同的译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细微的差异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则可能影响其观点和结论。威特马什（ Tim Whitmarsh）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卷有关特尔西特斯（ Thersites）的描写为例，指出三位现代译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拉提摩尔（ Richmond Lattimore）完全忽视了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与统帅阿伽门农（ Agamemnon）地位上的差异，其他译者则明确暗示两位争论者地位上的差别。两种不同的处理，当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再如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当霍布斯翻译时，他将伯里克利定义民主政治的那句译成“我们的政治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府在庶民（ Multitude）手里，不是在几个人手里”。但在企鹅丛书的华尔纳（ Rex Warner）译本中，变成了“我们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洛布古典丛书的史密斯（ Charles Forster Smith）译本此处被译成“我们的政府确实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管理权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比较而言，三个译本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权到底是在庶民手中，还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抑或是在多数公民手中。三者含义区别明显，第一种显然带有贬损意味，第二种当然比较肯定，第三种则介乎两者之间，可褒可贬。核查原文，则用“多数人，’表达希腊语的pleionas更为准确。霍布斯是个民主政治的批判者，他对普通人殊无好感，相应地讨厌雅典人，因此把修昔底德的书名译成比较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把民主政治译成“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是在20世纪完成自己的译文，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ll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暗示他们接受了近代人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的立场（伯罗奔尼撒人发动的战争，犹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有些英文译本中成为The Persian War）。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译本为洛布古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比较强调忠实和直译。此外，他的译本完成于1919年，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变成褒义词，所以他并不介意将民主政治与多数人的统治联系起来。而华尔纳译本初版于1954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民主政治相当巩固，并且在社会文化中成为完全正面的术语，他本人可能对民主政治有更多的好感，干脆就将民主政治变成了全体公民的统治。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古典语文的基础，就只能跟着译本（而且可能只是某一个译本）走，一旦译本错误，则前功尽弃。此外，更多的文献，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的、陶片的；甚至部分文学的，都没有现代文字译本，只能直接利用原文。由于西方古典学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传统文献几经爬梳，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很难再有新的重大发现，但考古、碑铭、纸草等，却在不断提供着新的史料。19世纪末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发现是一个显例，后来的米南德（ Menander）喜剧的发现，则是另一个影响重大的例子。因此，古典语文的基础既是我们从事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也是新资料的主要来源。
不过，古典语文绝非万能。《古代史指南》已经表明，当代的古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深厚的学术传统，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让古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而言，阅读古典文献固然是必需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以阅读古典文献为满足，似乎自己的所有结论都只是从直接阅读古典文献而来，不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古代史学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17- 18世纪得到初步发展，到19世纪专业史学奠基，经过20世纪的繁荣走到今天，西方学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继承前人已有成果，是古代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和基础。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尤其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作历史研究，本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起点，又看到人家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可是，对古代史研究而言，它最初发端于意大利，后在法国、德国和英语世界成熟、发展，苏联和东欧在古代史的某些重要领域，例如黑海地区希腊人的殖民、古典文明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因此，古代史上众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用多种现代文字写成。以古代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博克的《雅典国家经济》诞生以来，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学者进行过多场论战，从19世纪末的迈耶：贝洛赫和布彻尔（ Karl Buecher），经韦伯（Max Weber）、罗斯托夫采夫（ M.I．Rostovtzeff）和哈斯布鲁克（ Johannes Hasebroek），再到芬利（ M.I．Finley），乃至最近的戴维斯（J．K．Davies）、奥斯邦（ Robin Osborne）等，历时百余年。有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从18世纪法国学者罗林，英国学者弗格逊等，经19世纪的麦里瓦尔（ John Merivalle）、蒙森，到20世纪的格尔泽尔（ Malthias Gelzer）、莫泽尔（F．Muenzer）、塞姆（Ronald Syme）、斯卡拉德（H．H．Scullard）、尼科莱（C．Nicolet）、布隆特（P．A．Brunt） 和米拉（ Fergus Millar），再到新世纪的莫斯坦因一马科斯（ Robert Morstein-Marx）和莫瑞特森（H．Moritsen）等，观点、模式、史料和方法都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有益的成果，又如何继承？没有继承，又从哪里寻求创新？可是，要真正有所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现代外语。缺少了这个前提，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刘家和先生所说的“足以摧毁科学生命的”“形似而实非的‘创新”’，其结果，恰足以破坏真正的学术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进展的作用似乎不用多说。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确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和塔西陀，都以叙事见长，于叙述中寓褒贬。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则是日渐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琼斯在论述雅典民主时仍采用传统的叙事，但80年代以来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芬利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关系的讨论，奥伯有关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分析，圣克莱尔（R．K．Sinclair） 关于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参与研究，莫斯坦因一马科斯对公共交往理论的应用，莫瑞特森对共和国后期罗马城政治地理的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百年来有关古代经济的讨论，更与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密不可分。《古代史指南》对古代普通人从生到死的论述，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恺撒指南》中有关恺撒形象的传播，显然是利用了传播学与接受学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十分时髦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以及希腊人与蛮族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被引入古史研究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至于荷马研究与文学、考古、人类学的联系，在帕里（ John Parry）、洛德（A，B．Lord）、芬利、纳吉（ Cregory Nagy）等众多荷马研究的成果中，早已得到生动体现。希腊史研究中对阿卡狄亚等地区新近的关注，固然与资料的积累有关，但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将无从解释。基于此，我们或许可认为，对资料的新解读，新课题的发现，新视角的采用，新领域的开拓，总之，当代古史学中的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有联系。社会科学确实在侵蚀着古代史研究，但与此同时，古代史研究也借助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形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自《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原题为《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原文约25000字）
新华文摘2012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