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与中世纪西欧社会转型

　　摘要：在封闭的庄园经济包围中，西欧内地没有市场，商业难以发展，所以商业的复兴，只能从沿海地区开始。13世纪，在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货币经济终于代替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从而把西欧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西欧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海洋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引导整个西欧走出中世纪，又引导它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

　　关键词：西欧 海洋文明 中世纪 商业 社会转型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一样，都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由于各个国家人民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及其统治者对海洋的认识不同，虽都拥有海洋，但不一定有同样的海洋文明，下面笔者就西欧海洋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

　　社会需要商业，但内地没有市场，西欧商业只能从沿海开始

　　西欧海洋文明的本质是商业。罗马帝国在其强盛时期，商业十分繁荣，有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内外贸易四通八达。然而，自公元493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农奴社会，在农奴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村庄，村庄受庄园控制，庄园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封建领主对农民实行剥削和司法审判的社会组织，商业几乎处于零状态。与此相适应，教会谴责商业，教会认为商业追逐利润，是亵渎神灵之举，但是社会又不能没有商业，因为庄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例如食盐，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即使教会的神职人员也离不开它，但它不是庄园能生产的。再如，建造教堂的材料，也不是每个庄园都具备的。关于商业的重要性，少数高级的神职人员也是承认的。14世纪初，一位法国的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商人的箴言》中这样写道：“没有国家能够只靠自己管理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们要出去工作，颠簸劳碌。他们的国家缺少什么，就将其带到所有的王国去，因此，人们必须要做的是，永远不要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苛待他们。因为商人在海上由此地到彼地为国家提供供给，这使得他们受人爱戴。”[1]

　　社会需要商业，但在封闭的庄园经济包围中，西欧内地没有市场，商业难以发展，所以商业的复兴，只能从沿海地区开始：一是沿海地区的人民以捕鱼为生，缺少粮食，有强烈的交换生产物的愿望；二是沿海地区交通方便。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一书中说，在13世纪以前，海上航行比陆路快，假如不是遇到强劲的风，船行速度每天达60至90英里。在陆上，通常每天的行程在19至25英里之间。[2]商品流通时间的长短对商人来说，至关重要，商品流通时间缩短了就会提高利润率。三是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大海进行海外贸易，商人以利为重，进行对外贸易常常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因以上种种原因，南欧的地中海和亚得利亚海沿岸，北欧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首先成为西欧商业复兴的基地。

　　南欧的意大利是个半岛，东临亚得利亚海，南濒第勒尼安海。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受邀进军意大利，因为他为教皇平定当地贵族的叛乱有功，教皇加冕他为皇帝，因此，德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因内部的分裂，很难对意大利实行实际的统治，在封建势力较弱的环境下，从11世纪到13世纪末，在意大利兴起了一批城市国家，如威尼斯、比萨、卢卡、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城市国家的主人是商人、手工业者。意大利沿海城市的商人都把发展对外贸易放在发展经济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威尼斯。威尼斯土地贫瘠，可耕地极少，但是它面临亚得利亚海，航海便利，在从事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却具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为环境所迫，威尼斯人不得不向大海索取所需。他们从渔业和制盐业开始，以己之产，换取自己最缺少的粮食，后来竟成了一个地区的粮食集散地。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威尼斯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随着力量的壮大，11世纪末叶，威尼斯已在得利亚海东岸树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控制了地中海东面的整个海上贸易，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十字军东征时的军队，主要依靠它和热那亚的船只运载。11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商人来到法国，经常参加法国历史上一度存在的香槟的集市贸易，与来自法兰德斯的商人汇聚。我们从下面这段引文中可看到威尼斯商人在13世纪时对外贸易的规模与范围：

　　“威尼斯与西欧的商业往来几乎全靠著名的佛兰德大舰队来维持。佛兰德大舰队是由威尼斯派遣的最大国家贸易船队。这些船只由国家筹建，每年都由投标最高者带队远航。每只船都由一名船长指挥，其成员包括两名笛手，两名小号手，一名公正人，一名医生，一名领航员和几名记录员及各式各样的工匠。还有30名弓箭手担任防卫，180名划桨手。弓箭手和桨手们由4名年轻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被派出来了解世界，经历风险和磨难，准备为威尼斯献出他们的生命。划桨手主要是来自威尼斯属地上的斯拉夫人。”[3]

　　船队贸易的品种十分广泛，食品类有糖、密、腌渍果品、糖果；纺织品有丝绸、呢绒、棉纱；生活用品有刀叉餐具、弓弦、白线、窗帘；奢侈品有象牙、珍珠、金刚石、绿宝石和绿松石等。船队每到一个港口卸掉当地需要的货物，然后又装上下一个港口能畅销的商品。往返一次贸易航行，大约一年时间。[4]威尼斯商人从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认为海洋才是他们立国的基础。威尼斯人在其各个要塞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上绣有一头狮子，那头狮子一脚立于陆地，一脚立于水上，表示威尼斯既统治陆地，也统治大海(亚得利亚海)，这个事实说明威尼斯人很早就有了领海意识 。

　　与意大利商业兴起的同时，从公元9到10世纪，北欧人，也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肆行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他们以海盗为业，从事掠夺，间或也做些生意。丹麦和挪威人主要是向西入侵英国、法国、爱尔兰和冰岛，瑞典人主要是往东侵犯芬兰和俄罗斯。11世纪前后，基督教会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传教活动，北欧人全部信奉基督教，开始经营商业，在北海沿海地带设立商业据点，北欧海盗时代随之结束。北欧海盗的抢掠活动无疑对被侵害的国家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他们沟通了东西地中海世界、欧洲北部与地中海岸和远东的商路。另外，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一个北欧海员能从海水的颜色、潮水的流动、甚至一阵顺风，说出海岸可能是多么远并在什么方向。”[5]他们的造船技艺也令世人惊叹。北欧海盗的首领喜欢将船只埋葬在土丘下作为坟墓，后人仿制了一只被发掘出来的船，这只仿制船在当代仍能横渡大西洋。[6]英国和汉萨同盟继承了北欧人的海洋知识和航海技艺。在12世纪至13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为防止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海洋的控制和保卫自身的利益，1230年左右，在德国北海城市吕贝克的领导下，波罗的海的新兴城市和北海的港口城市结成了一个同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撒同盟”，“汉撒”在古德语中是协会的意思。同盟从事西欧、北欧和东欧之间的中介贸易，在北欧贸易中起着领导作用。汉撒同盟的商船从波罗的海出发，向西到达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向东到达俄罗斯、波兰，甚至把商业文明带到还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地区，从而推动了这些地区文明的发展。汉萨同盟经常贩运的货物有木材、皮毛、纺织品、谷物和各种鱼类。后来财富增加了，向英王爱德华三世和爱德华四世提供大笔资金，获得出口特权。汉撒同盟不是一个国家，但它的力量之大，可以和一些国家进行对抗。为了保持海上霸权，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汉撒同盟筹建舰队，于1386年打败了丹麦和挪威的联军。汉撒商人的贸易足迹和贸易总量完全可以和意大利商人相匹敌。

　　航海精神激励下形成的商业浪潮直接冲毁了农奴制度

　　在欧洲的中世纪，经商，尤其是从事海上贸易会遇到各种风险。因各种原因，或遇风浪，或遇海盗而失事的船只很多，有的人就以寻找遇难船只的漂泊物为生，但是商人们在利润面前决不会因有风险而停止自己的事业。这种不怕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对今天的西方人民有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13世纪时，从南欧的地中海到北欧的波罗的海，从西欧的大西洋到东欧的俄罗斯，整个欧洲的商路由海洋联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商业浪潮。在11和12世纪时，正是这股商业浪潮向内地的侵入，冲毁了农奴制度。

　　商业本身并不生产东西，它的存在以为工农业提供可交易的产品为前提，也就是说，商业的繁荣，必须有工农业的支持。因此，一些内陆城市的经济也就有机会发展起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一个没有港口的国家，但它因地制宜，发展传统的优势工业——呢绒业。它把自己的产品，通过比萨，或威尼斯的港口，外销国外，然后又在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金融业，终于成为全欧最富的国家。在工业发展的同时，自10世纪以来，农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生产工具方面，推广使用重犁，这种犁不仅能挖较硬的土地，还因它装有犁板，能在耕地时开出畦沟，从而解决了土地的排水问题；在动力方面，使用风力和水力；在农耕制度方面，由原来的二圃制转变为三圃制。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也就有能力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卖给商人，换得货币，在向封建主缴纳一笔赎金后，可以获得人身自由。庄园主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很愿意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这样，西欧的农奴制日趋衰亡。早在12世纪中叶，在法兰德斯就已见到庄园制解体的迹象，13世纪时，法国已开始流行货币地租，到13世纪末，在德国中部和英国，庄园制也开始崩溃。原来，农产物只是满足庄园本身的需要，而现在日益和市场挂起钩来。由于商品范围的扩大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诞生了银行业和信用业。意大利的银行业最为发达，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那的银行不仅经营半岛上的银行业务，还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也开设支行。在所有意大利银行中，佛罗伦萨的金融力量最强，在1260至1347年，佛罗伦萨的银行有80家。意大利的银行几乎管理着全欧洲的财务。[7]

　　13世纪，在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货币经济终于代替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新兴的市民阶级已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出现于社会，这是亘古未有的事。在市民阶层的支持下，王权开始得到加强。在中世纪，国王为获得臣属对自己的忠诚，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在国王分封给自己的土地上，臣属享有政治权和司法权。由于分封的不断进行，很易造成臣属的力量超过国王的力量，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终而出现封建分裂，这非国王所愿。商人也要求有代表全国政治秩序的王权，以利商业的进行。商人和王权终于走到一起，商人在金钱上支持国王，国王在政治上确认商人的地位，在英国、法国、德国，富有的商人作为市民的代表出席了国会。不仅在政治上，在思想观念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庄园经济时代，基督教卑视财富，而在货币经济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宣扬：人是尘世的上帝，财富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与庄园不同，城市国家的财富，来自商业的利润。所以商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把海外经商看成是人们具有崇高身份的象征。

　　西欧的商业和经济复兴主要是西欧社会本身发展的结果，但是与外界的影响又是分不开的。在意大利沿海的商业兴起时，阿拉伯人早已控制了地中海的东、南、西三个方面，以君士坦丁堡为政治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一直统治着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都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当十字军来到东方，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人还把他们看成是半野蛮的人。在中世纪，阿拉伯人工商业很发达，阿拉伯商人浪迹天涯，阿拉伯语在东方的商界成了交流的工具。英语中的长椅、市场、关税、仓库等，法语中的关税、港口、盐税、暗礁等词汇都来自阿拉伯语。至于拜占庭，它的商业在中世纪始终保持着繁荣的景象。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的一岸，扼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东地中海贸易活动的中心。来到这里的叙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把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的丝绸、金属制品、玛瑙器皿等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也把拜占庭的商业文明带回自己的国家。在拜占庭人的影响下，10世纪时，威尼斯人开始使用股票，11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确立了关税体系。[8]比利时社会经济史教授亨利·皮朗说：“充当欧洲领袖的意大利人，无疑从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先进文明对意大利人的影响，与埃及、波斯对古希腊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在内争剧烈程度上也与希腊人相似的意大利人，很快吸收并发展了他们所借鉴的东西。他们建立了商业公会，组织了信用机构，恢复了货币，并把他们的经济措施传播到北欧，而且像15、16世纪人文主义传播到北欧那样显著。”[9]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人类没有生活资料不能生存，不同文明不进行交流也不会有强盛的生命力。由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把西欧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向海上扩张，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背景，也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上文我们已说到，欧洲中世纪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商业，主要是海外贸易发动的，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工业生产。威尼斯、热那亚、北欧以及德法沿海城市的强盛，依靠的是贸易，它们依靠远航贸易创造了庄园经济不可比拟的财富，认为面向海洋才是国家的强盛之道。西欧国家本是以农为本的国家，但在海洋意识日益增强的影响下，逐渐由大陆型的国家转变为海洋型的国家。早在13世纪，西班牙半岛上的阿拉贡王国就定下了向海上发展的方针，它努力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海洋商业性的国家。在它统治下的巴塞罗那，从1020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西欧第一个铸造金币的城市，其成就可与热那亚、威尼斯相媲美。[10]阿拉贡商人与亚历山大、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马赛都有商业来往。因商业上的矛盾，阿拉贡联合比萨与热那亚在南意大利和地处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展开了斗争。1302年，西西里成了阿拉贡的采邑领地，阿拉贡成了西地中海最前进的海军和商业国家。[11]1479年，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西班牙王国继续执行阿拉贡的海上扩张的政策。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同样，英国也把它的前途寄托于大海。1436年，一位主教在其《英格兰政策小述》中申言：“珍视贸易，保有舰队，我们将是海峡的征服者。”[12]

　　自15世纪以来，英国的历史的确是如此发展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有两个以S打头的英文字在英国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是SHEEP，即羊。英国人放羊主要不是自己吃，而是用羊毛织成呢绒出口。为了巨额利润，英国进行圈地运动，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生活资料，以至于托马斯·莫尔(1477～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呼喊着羊吃人，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已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13]第二个英文字是SHIP，即船只。都铎王朝(1485～1603)的历代国王都很注意王家舰队的建设，采取一切措施把自己发展为一个海上的强国。正是这两个“S”使英国最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后又成为一个日不落国家。[14]一方面，海洋意识的日益炽烈，另一方面，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尤其渴望获得作为商品交换手段的黄金，但欧洲黄金的储藏量不多，不得不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地寻找。于是，两者的结合，就成了探寻新航道、新大陆的动力。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标志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转折——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海洋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恩格斯曾对汉撒同盟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撒同盟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15]根据恩格斯的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海洋文明引导整个西欧走出了中世纪，又引导它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

注释：

[1][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2][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5页。

[3][4][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3、334页。

[5][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7页。

[6][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页。

[7][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18页。

[8]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308页。

[9][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世纪集团，2001年，第151～152页。

[10][英]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6页。

[11][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9～160页。

[12][英]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期到17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本书的引文引自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13][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7页。

[14]华庆昭：《米字旗下的约翰牛——英国人的社会和生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作者简介：张椿年，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方向：西欧史。主要著作：《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科学与神学——近代西方科学的产生》等。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转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