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崩溃的历史根源
【核心提示】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
我们曾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苏共只执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轰然解体了。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苏共没有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另一个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
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正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苏联肌体上留下的创伤，同样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
形式与内容是相统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所设计的新政权形式是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这一体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了立法会议代表的选举，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
苏联的政治体制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样需要形式上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总书记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联剧变和联盟国家的解体与苏共直接相关，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这样一个缺少民主的党也不可能在苏联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
没有各阶层的平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受歧视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资本主义美国大量进口粮食。
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工作的工人那样的实惠，使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后来成了反现行体制最积极的成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会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文章来源：《文史参考》，转处中国社会科学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