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承明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纪念吴承明先生。纪念他的论著丰富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宝库，他与许涤新共同主编的巨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本人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参加吴承明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作组，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和写作，受益良多，终身难忘。其中对我影响最大者有三点：一是引导我走上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启发我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三是引起我学习外国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兴趣及其思考。

　　一、引导我走上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吴承明是研究工商业专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农业史也很感兴趣，这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对中国农业发展是很重视的。《中资史》设立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专章，就是明显例子。该章由我承担。这本书是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委托、由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京沪津二十多位专家参加撰写的具有重大理论和历史意义的著作。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我能够参与这一盛事，自然非常高兴。但是我又有点不情愿，甚至有点为难。这是因为，我于1964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开滦煤矿研究工作，“文革”十年，并未完全中断，只不过研究重点从开滦矿权转变为工人状况和工资制度与包工制度。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从开滦回到学校，在地震棚子里整理资料，写作《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人状况》（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书稿。此时，让我停止正在进行的工作，转到陌生而又没有任何资料积累的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确实有点为难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吴承明与我多次交换意见，并主持编书组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我当时做了记录，但因为现在美国，暂时不能回国，只能凭印象对三十年前的讨论做些回忆）他在主旨发言中说，中国新式工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其发展道路。中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中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协调的基础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状况如何，对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巨大。正如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一文所说，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吴承明的讲话和编书组的讨论，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心深入研究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进一步从工农业关系的新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

　　吴承明还帮助我从中国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单位，借有关农业史资料，其中有的是内部资料，以供写作时参考。他对我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有一件小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南开大学科研经费非常困难，经济研究所教授每年二百多元、副教授只有一百多元差旅费。我到北京出差看材料，没有钱住旅馆，只好住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的办公室。经济所因其年纪大，照顾他，在办公室放了一个床，让他中午在上面休息。他为了照顾我，就把这张床和个人的被褥枕头，一起让给我晚上住宿使用。一位蜚声国内外的大专家，如此无微不至照顾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同行，这在古今中外学术界交往史上，恐怕是少有的事情吧。

　　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努力完成了约12万字的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书稿，送给他审阅定稿。他对书稿进行十分认真、仔细的修改；然后用铅笔将我的书稿和他的修改意见，重新抄写一遍，返回给我，征求意见，形成共识后，才让我用钢笔抄写清楚，再送给他，汇总后，交给人民出版社。

　　他尊重原书稿作者，虚心听取其意见，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关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来有不同意见。我在书稿中选用了前者，他将它改为后者。我对其改动提出异议，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突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已经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在中共的历史文献和过去许多历史论著中已经通用，故应该沿用，而不必改动。应该指出，他在《中资史》第3卷于1993年出版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称赞王亚南一直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深有见地”：“近年来对于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亦展开了讨论，看法颇多……”。“我想赘疣一句：1928年这个词创行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大约四十年代，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直到解放后修订第六版仍保持原称，深有见地；1987年十三大以后，有些文献又恢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称谓。”显然，他是倾向于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称谓的；而且，作为主编，他也完全有权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书中，而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采纳了我的意见。他的这种博采众议而不固执己见的博大胸怀，值得认真学习。

　　在撰写书稿期间，我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结构、商品经济，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和《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两篇文章，均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后者被译成英文，刊登在《南开学报》（英文版创刊号1988年），并被收入《20世纪早期的中国经济》（英文版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1992年）。完成《中资史》书稿之后，我接连承担了“八五”中华基金项目和国家教委七五博士点项目，其最终研究成果，合并而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受到吴承明为首的专家组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重要学术著作”。2000年，该书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著作二等奖。我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和荣誉，都是与参加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与写作分不开的。吴承明引导我走上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启发我全面系统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

　　《中资史》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但是它的发展受到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一种外因论的观点，有人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这种研究法是把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条约口岸等都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以至是打破中国‘传统平衡’（停滞）和‘贫困循环’的唯一动力。在中国，人们则常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演变，都视为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或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化的产物；以至把一切好事‘推其根源’也变成了坏事。”要正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动力，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来，我在研究开滦煤矿和中国近代盐业史的过程中，已经接触到外国对华商品输出、外国在华投资，垄断中国煤矿业及盐业，掠夺中国原料的问题，对中外经济关系有一些初步认识和资料积累；但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通过参与吴承明主持的编书组对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外国在华投资等的讨论，使我深深感觉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是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开始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人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设立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方向，招收这一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主编《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受到高校和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者的重视和好评。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教程》作为“普通高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这本书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国外，现正在与外国出版社协商出英文版的问题。我对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及其取得的这些成果，都是与参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与写作分不开的。吴承明启发我全面系统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

　　三、引起我对外国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兴趣与思考

　　吴承明青年时代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时，“凯恩斯主义当世”，晚年又逢科斯新制度学派盛行。但他对这些都“采取客观主义态度，而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而“比较注意方法论，对那时尚在萌芽状态的经济计量学颇感兴趣”。事实的确如此。他在晚年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做了大量介绍和评价，并提出“史无定法”，使人们“大开眼界”，它也引起我对这些新理论方法的兴趣，尤其是对应用计量方法的尝试。本人对开滦煤矿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水平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全方位测度和对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它也得到吴承明的充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与许涤新共同主编的《中资史》中，并不是以这些时髦的理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的。学习吴承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学而奋斗。这才是对吴承明先生最好的纪念。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