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亚当·斯密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
三、从继承到超越：马克思与斯密“社会分工”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公平地说，阿里吉对于欧洲道路及其帝国主义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极具挑战力的分析，正是这样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新著最富华彩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作为这条道路坚定不移的“看护人”和阐释者之一的斯密，却被他完完全全地遮蔽掉了。这样的处置手法，实在令人费解。毕竟，连他自己也声称，“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确实极其深刻地洞悉了欧洲道路的特性”，但“在解决欧洲那种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与军事力量优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不如斯密的历史社会学有用”。【56】在另一处，他甚至指出，斯密和马克思都把以下几个特点，即“它的外向性，它嵌入了全球市场，以及它由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倒退’的前进方向”等等，看作是欧洲道路的“基本特性”【57】，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将其中的一条道路留给斯密，另一条道路却送给马克思呢？仅仅是因为斯密对阿里吉所谓的“自然道路”有所偏爱？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何曾有过这样的情趣？我们不应该忘记，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几乎全都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状况，为什么不能把欧洲道路也看成是斯密道路呢？阿里吉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与依据，这就是在斯密和马克思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固然有真理的成分在，可更多的还是误解和臆造。可以说，斯密与马克思的不同，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偏好，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此种不同，当然与各自的研究计划、研究课题、研究战略以及研究内容的差异有关，也与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的现实情境以及中心话题有关，更与各自的立场密不可分，但是并不能就此割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阿里吉是从3个方面给斯密和马克思划清界限的。为了行文方便，先从阿里吉所说的第2个重要区别谈起。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赞成斯密的1个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而对斯密主张“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和“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完全陌生”。【58】第1个问题，姑且放到后文讨论，此处主要讨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确曾多次说过，15世纪末以来由于“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59】，但又曾特别提醒读者，“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这显然是指对世界市场的作用做过分的夸大，毕竟，这样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因此，16、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所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反过来以其“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60】
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对立造成的，因此商业——现在用词，就是市场——“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本质”。【61】他还以遭受英国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国为例，以“因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的产品进行的“最顽强的抵抗”，证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62】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过于强调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优势，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故而当阿里吉用下面的判断来反驳马克思的时候——“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使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关键是军事实力，而不是隐喻的廉价商品重炮”【63】，他和马克思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对阿里吉所总结的两种类型的“市场”（后者用的是“市场经济”），大约同样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不过在前者的笔下，一种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种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或“贸易”。这在他讨论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小商品生产者与资本主义生产之相互关系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64】与阿里吉不同的是，他没有将两者看作是各自独立、齐头并进，进而互争优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没有将它们按地域分成两半，一截赠欧，一截还中国，而是首先分成时间上的先后，进而在其后的地域分歧上，探讨两者之间的纠结、互动以及造成的新变化。
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场对欧洲道路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又将资本主义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恰是为了确立他独特的国内市场论。这样的国内市场，当然不会否认农业的前提作用，但也不会赞同所谓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这一条渐进的自然的转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从农民与土地分离或者城乡分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路径，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与斯密的温情脉脉的国内市场不一样，他更多揭示的是这一市场形成的暴力倾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这一市场的形成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损害。【65】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与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他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在大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农业，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也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6】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城乡结合，也就是在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重建新的生态循环体系，从而将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了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汇合与斯密的乡村情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乃是对农业和土地的真正的“偏爱”。
当然，由于他的中心话题是讨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而且反复强调“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只有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与织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67】，也由于他更主要地是在讨论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讨论这样的工业组织形式如何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准备条件、进而又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工业这一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这样就很容易使一般读者将他的研究归结为一种“工业导向”、“城市导向”，其研究本身也的确没有对这一“分离”过程的对立面——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在现实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相反，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加以讨论，甚至是专门论述，或者将自己的有关看法放在正文的注释里面。这些讨论，尽管显得零星和不系统，且多是从负面的角度切入，但却充满真知灼见，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欧洲乡村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例如在探讨15世纪末的世界市场的革命在欧洲各地带来的经济后果时，曾提及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即“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68】；在讨论工场手工业在城市的兴起时，他注意到因水力资源的空间分布而导致的纺织手工工场生产“分散在农村”的情况【69】；在讨论工场手工业之城乡家庭手工业的趋势时，他也承认，即便是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也“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70】，甚至在它以某种形式，“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他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不过，这样的农民，是“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71】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对工场手工业前后的小农经济做了性质上的区分，从而与阿里吉的“勤劳革命”划清了界限。同样，机器工业兴起之后，马克思固然一再强调这样的工业才能彻底铲除农村家庭手工业，但它并没有否认“家庭工业”的存在。这样的“家庭工业”，指的是“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单位，但是马克思明确断言，它“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散在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不过是“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72】马克思注重的是“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大趋势【73】，可也没有否认这个曾经“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的历史事实。【74】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已经分裂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两重身份”，结果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佣他自己这个工人”。【75】虽则如此，他对工场手工业的讨论，毕竟还是忽视了乡村手工业一度的勃兴及其对机器工业形成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原工业化研究填补了。也正因为如此，阿里吉所总结的纯粹的欧洲道路，就要打上问号了。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阿里吉之关于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学说的第3个重要区别，实际上并不成立。据阿里吉判断，斯密的研究计划，把他从偏重技术分工的针厂带出来，着重考察“市场与社会分工”，而马克思则让自己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着重考察“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及技术分工”。【76】这样的批评，对于绝大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或196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可能比较贴切，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根据。这样的指责，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或叫技术分工）相互关系时所采取的辩证态度。他讨论技术分工，是为了揭示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未来走向；他之讨论技术分工，也不是像后来的不少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把它作为区分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标准，而是放在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予以综合考察。事实上，阿里吉这个判断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社会分工的内容，如“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所做的一系列论证，更是明确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分工的提高，无论对经济效率和劳动素质产生什么影响，都是资本所有者在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中获权或致富的基本条件”，“是导致劳动日益实质性屈从资本的工具”。他还指出，马克思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因为，“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但是另一方面，以这种技术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从而“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最终“用郡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整个人”，只是阿里吉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也未曾引用加下划线部分的内容，而将劳动的变换、更动等，视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77】。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并认为马克思的描述“没有任何东西与斯密的叙述不相一致，即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日益提高的社会分工驱动的过程，包括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以及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雇佣工资劳动力的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是支撑这个过程的资本的自我扩张”；这种以“破坏性的平衡”为特征的自我扩张，就是后来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78】马克思和斯密的手，在被阿里吉的分析造成短暂分离之后，又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再没有更精彩的语言来取代阿里吉上面的概述，但是这里还是想要针对学界的一些误解，多说几句马克思对技术分工、社会分工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所作的阐释。《资本论》第1卷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一节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总结：“整个社会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79】于是，不少学者便把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即技术分工的形成与否，看作是资本主义诞生最重要的标志乃至唯一标志，但是如果联系作者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这样的分工必须具备一个“起码基础”，即生产资料“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对立”，也就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分离造成的社会分工，而工场手工业分工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反过来会进一步巩固社会分工，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催生新的社会分工，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所谓劳动分工的历史演进。【80】因此单纯强调社会分工，就像过去局限于从雇佣关系的角度去搜寻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单纯强调技术分工，就如当今某些加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那样，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资本主义或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但是如果突出社会分工的基础作用，而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又都会存在社会分工，那资本主义不是遍地开花吗？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本身（包括技术分工），就像对待小农经济一样，实际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历史的态度，是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样的分工是固定的，其职业的分离固然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但最后却“由法律加以巩固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完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81】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计划性、权威性和组织性等属于“工场内部分工”（技术分工），而偶然性、随意性和无政府状态则是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的杂乱无章所导致的无休止的竞争，推动了“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我们总是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分工或专业化对于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是隐蔽在各自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就是在社会分工之中）；而在家庭、宗族、社区以及企业之中，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称之为“看得见的手”，应是最贴切不过了。【82】马克思以极具震撼力的语言，用一种铺陈的方式，生动地比较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分工的区别和联系，并道出了前文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之“创造性破坏”的动力根源【83】，兹不赘引，但需要指出的是，阿里吉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将作为动力之源的“社会分工”在资本的自我扩张中的作用遮蔽掉，并指责马克思未能说明资本家之无休止积累的原因，实际上有失公允。两者之间真正的不同或许在于，斯密所看见的是一种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的“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则是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巨大破坏和危机的充满暴力剥夺色彩的“看不见的手”。
至此，我们对阿里吉所说的马克思和斯密的“第一个不同”，即斯密的以追求效用为目的的商品交换逻辑（C-M-C）与马克思的以追求积累货币为目的的价值增殖逻辑（M-C-M）的不同，已经无需再做辨析了。但是，阿里吉在这三大区别之外所提到的另一个重大差异，即两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或“看得见的国家之手”【84】一的不同认识问题，免不了还要罗嗦几句。阿里吉认为，马克思研究的课题，不像斯密主要讨论“国家如何致富和获取权力，而是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力所有者如何获取财富和权力”，因而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尽管这一理论，富有洞见地预见了今日的“全球化”，但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的预测，却是错误的。【85】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和通过移居剩余人口对外国实行的殖民化，并没有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按照资产阶级欧洲的面貌建立起一个世界，而是建立起一个不利于欧洲工业的原料供应者的世界”。【86】我们对阿里吉有关现实世界的判断自无异议，那样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果因之认为马克思不重视国家的作用，或者设想了无国界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恐怕难以让人苟同。或许马克思的国家观念与斯密的大不相同，但对于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是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且与斯密固守英国的殖民霸权不同，他讨论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霸权转移，也就是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演进问题。他之关于15世纪以来威尼斯与荷兰、荷兰与英国以及随后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相继发生的故事，不正是500年来全球历史的真实写照吗？他之关于世界面貌的改变，实际上寄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抵御殖民统治的希望，这样的反殖民运动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此，他之“变平”的世界，并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平”或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世界。可以说，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更超越了斯密。也正是这一点，经过阿里吉的批判性改造之后，构成他本人全球体系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四、“东亚奇迹”与“欧洲道路”的纠结：杉原论题的意义及其局限
尽管有如此多的自相矛盾之处，阿里吉还是费尽周章地要把马克思和斯密完全隔绝开来，或许与阿里吉本人所要解答的问题有关。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不是要回到近代中国在西方进逼之下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而是要探讨“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衰落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重新获得如此之大的进展”。【87】但是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过去的落后总是耿耿于怀，而号称发现18世纪中国新形象的加州学派，总是把中国过去描绘得充满活力，并将这种活力归之于被他们不自觉误用的“斯密型动力”，以致阿里吉最终选择后者作为思考的起点。不过，由于加州学派只是讨论了18世纪，对19世纪的中国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否定，对于20世纪的中国缺少系统的论证，对阿里吉来说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相形之下，只有杉原薰的研究最符合他的旨趣，故此，尽管杉原讨论的核心国家是日本，但还是被阿里吉搬过来，予以“修正和进一步扩充”【88】，作为探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崛起的核心线索。然而由于杉原论题本身的局限，兼以阿里吉对杉原同样存在误读之处，故而愈发使得人们对其所谓的东亚道路疑窦丛生。此处则有必要对阿里吉的“修正”重新审视一番，更有必要对杉原薰的论题做同样的工作。
杉原薰对1500年以来东亚经济发展之路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如下概要式的表述，即“两条道路”、“三个阶段”，外加“一个主体”、“一个中心”。其核心概念即是阿里吉反复强调的“东亚道路”，这也是后者将杉原与斯密勾连起来的重要依据，亦或正是杉原对“东亚道路”的阐述及其两条道路的理论启发了后者对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杉原的研究，旨在承继和突破彭慕兰的大分叉（大分流）理论，对以“欧洲奇迹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做出进一步的挑战。后者认为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而工业化首先源于欧洲，继而扩及全球，而且各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只是这一技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89】与彭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去强调工业化之前中欧之间的相似性，也不像彭那样悲观，虽然延迟了中英分流的时间，但也更加决绝地截断了中国通向工业化的坦途，而是更多地揭示亚欧之间的差异，并将这样的差异看作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他看来，500多年来的全球历史，“实际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这两条道路从最初的并行不悖到后来的碰撞与融合，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据此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500-1820年，两条道路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发展成就也不相上下。【90】1820至1945年为第2阶段，这一阶段始于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渐而形成两条全球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1】；由于西方列强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和东亚自身的土地资源限制，后者并未对既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提出挑战，而是与前者形成一种“互补模式”，并因之使东亚的“人均GDP得到稳定而明显的提高”，只是“没有能够赶上西方发展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的步伐”。【92】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全球经济进入第3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前述两条道路在跨太平洋地区实现充分交流与融合的阶段，因而也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东亚奇迹”的阶段；这一“奇迹”所昭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能采取的一条现实途径”，也为扭转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可能”，继而在“欧洲奇迹”这一“打开了世界经济变革之门”的“生产的奇迹”之后，创造了“分配的奇迹”，“把全球工业化的好处带给了世界上更多的人”；而且这样的“东亚复兴之路一直注重和提高能源节约型技术”，其与西方模式的融合，有助于纠正后者内在的弊端，促进全球“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除此别无他途。【93】
如上归纳，不见得全面和准确，但大体上已经显现出杉原的宏阔视野。他既不局限于在一国内部寻找某种经济发展的逻辑，也不仅仅是将中国、日本与欧洲或西方做一番比照就完事大吉，而是把这样的东亚模式置于全球历史的洪流之中，探究其与西方工业化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轨迹。而且，由于这样的东亚模式，如下文所述，正是一种以家庭或村落等社区共同体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分工的市场”模式，因而他实际上也是将其与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融于一炉，探究其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变动趋势。但是与中国大陆曾经流行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自然经济解体”这样一种非此即彼式的解释体系不同的是，杉原所做的是在突出强调过去中国学者所说的“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或杉原本人所谓的“弹性专业化”在500年来全球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中的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杉原的研究，与其说是“斯密式”的，不如说是“反斯密式”的；而且正是由于杉原未曾质疑斯密学说，甚至把它当作既定的事实或真理而接受，他的“反斯密”的色彩就更加浓厚。
如杉原所言，其研究对象是一些非常小的、且常常能够从政治动荡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延续下来的单元，例如家族（主要是家庭形态，但不全是）或村庄共同体，这些单元一直作为地方性的重要组织，决定着技术和制度的发展路径。【94】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东亚地区，这些分散的、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家庭，固然不曾走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或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的英国式道路，即产权明晰、阶级分化和大规模农场的建立，但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缺乏一种内部变迁的动力”，“既不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也不必像资本家那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相反，与英国农村那种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中译本翻译为“群体分工”）模式，或者叫社会分工模式——即从一个“多面手”的农民转向失去跨岗位技能的农业工人——相比，这些东亚农户的家庭成员，则不仅具备不局限于从事单一工种的能力，也具备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协作的能力，也能像前引阿里吉所总结的那样，“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而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手”——不由市场而由个人直接支配劳动，这些东亚农户的户主，能够“按照生产需要配置劳动，对家庭成员的消费、储蓄等活动进行安排，甚至可以控制孩子的数量，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规模”。其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家庭与村庄共同体，而不是“诸如国家所建立的所有权制度等村庄的外部力量”，是社会的而不是法律的，尽管“强调父权主义与社会和谐（译为“社会强制”应更为准确）也可能带来直接的反抗或人身压迫，但他们与专制主义或个人好恶不一定就是同义语”。因此，这些独家经营的农户，即使没有土地，“也比那些大型农场主们更有理由通过努力获取回报，增加支出或收入”；他们“对理性的、精英统治的和市场取向的追求一点也不比其欧洲同行差”。在杉原看来，这样一种“弹性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虽然“没有带来一些大的发明，没有出现股份资本和长距离贸易，但其制度方式还是为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95】正是这种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才使日本在德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马尔萨斯式的瓶颈，还以其发展起来的乡村工业导致德川晚期日本城市的衰落，多样化打败了专业化与社会分工，也使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后有条件采取“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走上“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更使日本在战后发展过程中最终选择了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6】杉原对东亚“小农生产”的这些听起来掷地有声的论辩，与前引亚当·斯密有关城乡关系的讨论，可谓大异其趣。
杉原的描述，增强了我们对“没有分工的市场”进行重新思考的信心，然而，杉原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他从速水融那里借来“勤劳革命”的概念，但又过于倚重所谓“路径依赖”的理论，把历经500年的家庭经营模式视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结果混淆了这种生产模式在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任何单纯的、不变的历史因素或传统，都不可能单独解释这一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次第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因素从那些与其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中孤立地抽象出来进行考察，因为此种合力的作用，与其看作是某种独立个体之间类似机械力学的物理作用，不如看成是一种类似于“化学反应”的生成过程更为恰当。在杉原的叙述中，这些模式被分别称之为“勤劳革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资源节约型技术”等等，但是由于这些概念及其反映的事项几乎都是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增长方式之变迁——如资本密集型工业、能源密集型工业等等——所做的回应，因而也都深深受其影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相，有时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明治时期近代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化肥工业的兴起，对这一时期日本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速水佑次郎等学者指出的，“这取决于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之间劳动分工的进步”【97】，因此，仅仅用一个“勤劳革命”或“弹性专业化”的概念就把它们统统包裹在一起，显然大为不妥。尤其是“弹性专业化”概念，更有其特定的含义，而且也是欧美工业化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98】实际上，日本社会在充分利用其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对西方不断变化的冲击进行回应时，其自身也逐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最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如杉原在文中也透露出来的，完成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化社会。因此，日本的成功，实际上是以“不分工的市场”开始，而以分工的市场终结。另一方面，日本之回应欧洲道路的成功，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勤劳革命”，被其忽视的“社会分工”、“城乡分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德川时代日本兵农分离和商工农分离体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采取的重工业化策略及其对技术的重视和垄断，脱离了后面这些因素，我们很难明白日本为什么最终走进的是工业化社会，而不是什么农业的“桃花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农结合的形式在日本已经完全绝迹，相反，前引速水佑次郎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从1960年到1978年，日本以农业为兼业的农户数量，不单没有下降，反而从全部农户的30%跃至70%，农业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在上升，至1975年已经高出城市工薪家庭近15%，尽管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还是非农业所得。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兼业农业的扩张已成为了限制专职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有助于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水平的平等，而且防止了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城市的过度拥挤，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99】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过往的那种“小农经济”了。
与此相关，当杉原引入一条与欧洲道路并行的东亚道路来重新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时，他并没有对后者做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开启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也同时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这是杉原自己也承认的，人们依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东亚如此成功的“勤劳革命”最终并没有自动地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由于杉原既不同意彭慕兰的“偶因论”，又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以饥荒、瘟疫和战争为标志的“马尔萨斯陷阱”，故而只能重新回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并对“马尔萨斯陷阱”予以重新解释，使之从经济停滞的结果变成发展中的困境。【100】但无论如何，东亚之没有导向工业化，依然是包括杉原在内的所有学者都不容否定的事实。至于杉原所称“全球工业化”的“大分叉”，也只是工业化道路的分叉，而非彭慕兰所指工业革命起源的分叉，前一种分叉当然更有利于改变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欧美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却改变不了这一分工体系本身，也没有挑战西方的经济霸权。【101】因此，不管以后的东亚因素如何充满活力，其与西方不断变化中的工业的关系，是互补也好，还是融合也好，归根到底也只是在对西方的道路进行一种修饰或调整【102】；如果偏要在东西方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话，我们至多只能夸耀类似于“东方的曼彻斯特”这样的梦呓了。说实话，迄至今日，东亚地区被裹挟在发端于西欧的“社会大分工”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而杉原为了夸大东亚道路的重要性，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轻视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对东亚经济变迁的改造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而非沉迷于所谓的东亚道路，才有可能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话语层面的“反斯密”，并不能替代实践层面的“反斯密”。在后一层面，所谓“东亚道路”自身，实在是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
杉原困境的症结之一在于其隐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本位的立场。其所提出的东亚道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日本道路。将东亚作为一个地理上的整体来与西方进行对比，无疑可以抬高东亚的分量，但也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其内部的差异与矛盾，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区别与裂痕，同时也掩盖了日本与欧美经济本质上的共同之处。此处绝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日本经验的重要性，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对500年世界经济变迁的重大影响或贡献；对于19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功，对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与日本奇迹的创造，没有人可以轻易地从历史的书写中一笔抹杀，相反倒是应该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是如果将杉原的日本道路仅仅理解为东亚“勤劳革命”的延续，而忽略了日本对欧洲模式的成功吸纳，也就是将曾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道路再“离欧归亚”，无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欧洲道路的碰撞、冲击与竞争对日本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渗透、影响与改造，显然无法解释日本道路的历史走向，也无法解释由此造成的东亚内部经济、技术上的不平等及其殖民侵略给其他国家曾经带来的巨大灾难。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GDP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实事求是地讲，杉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而且多次提及这一问题，但毕竟被他做了淡化处理。比如明治政府所谓“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与甲午战后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攫取的资本与资源的支持脱不了干系。而且，据严立贤的研究，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日本由早期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在政府主导下重工业畸形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对外扩张为导向的反动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使日本近代工业成功地完成了“进口一进口替代一出口”的过程，即“雁行形态”，使日本成为一个介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型”或“半边缘”国家，在东亚内部形成以日本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区域性国际分工格局。【103】
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是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对日本的扶植与保护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总之，应承认小农经济的活力，但不能就此否认东亚近代化过程中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事实，当然也需要正视后殖民时代某种自我殖民特性对于社会分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赞同杉原薰和阿里吉关于这种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在中国近代经济成长乃至复兴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否定其殖民行为对于日本自身经济增长的刺激、改造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反而无法彰显中国的日本同行在更加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做出的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由此也显现出东亚的两种不同的农工结合之路，一是曾经受惠于殖民者和殖民行为，另一则是在对殖民者的抵抗之中走向融合。
应该指出的是，杉原对西欧“勤劳革命”的忽视，实际上也潜在地预没了欧洲道路的纯粹性，遮蔽了欧洲道路自身的复杂性及其自我调节和内在转化的能力。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起源时，并没有忽视乡村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但毕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兴趣集中在城市和工厂制度，仅少数学者系统地探讨了家庭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直至二战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多布、波斯坦、霍布斯鲍姆、罗斯托等，都将研究重心转向农业和农村，试图从农村而非城市寻找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孟德尔斯首开先河，在欧美经济史学界掀起了原工业化研究的潮流。尽管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但正是在长期反复的争论过程中诞生的众多理论和实证性的研究，使人们对工业化前后欧洲城乡关系及其变动、欧洲乡村工业兴起与社会变迁有了比以前更加清晰的认识。【104】也就是说，这样的争论，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有关“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的判断，反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乡村工业化普遍存在的事实，也大体肯定了它与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关联及其在近代人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至少表明，被视为欧洲道路之产物与核心的工业革命，其形成和发展，与以家庭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并非完全绝缘，现代欧洲社会城乡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也曾经历过非同凡响的城乡融合过程，而且一度是以城乡之间的融合为桥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城乡融合，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占据决定性主导地位之后，其传统也未曾断裂，甚至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逐渐形成一种反城市化的“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