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
【内容提要】通过对大陆已经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粮价资料库”这两套粮价数据的抽样比较，可得出以下结论：粮价表数据全，但在使用时需检验数据的可靠性；清代粮价资料库与粮价表约有5%的数据不吻合。
【关 键 词】清代粮价；清代粮价资料库；粮价表
【作者简介】罗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近年来，清代物价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共23册）[1]的出版和台湾中研院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2]的建成。
在传统社会，粮价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政府对粮价极为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王朝对粮食价格之重视无过于清朝。[3]关于清代粮价的研究及其重大意义，已有多位学者做过探讨。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最先注意到粮价清单[4]；全汉昇开启了系统研究清代粮价的先河[5]；王业键开创了清代粮价研究的诸多领域[6]；吴承明、陈春声、李明珠（Lillian M．Li）、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濮德培（Peter C．Perdue）、马立博（Robert B．Marks）、威尔金森（Endymion P．Wilkinson）等都对清代粮价做过深入研究。[7]现今年轻学者中，张瑞威（Sui-wai Cheung）对清代粮价的研究展现了一种世界性的视角[8]；彭凯翔和美籍华裔学者薛华（Carol H．Shiue）则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引入清代粮价的研究。[9]对清代粮价资料搜集、整理贡献最大的，当属汤象龙和王业键二位先生。1930年10月至1932年8月（最晚至1933年10月），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汤象龙等学者组织人力，将故宫档案中的道光至宣统年间的粮价清单抄录，共约2.5万件。[10]这份抄档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以下简称“粮价表”）为名于2009年出版。与此同时，台湾中研院王业键院士主持的网络版“清代粮价资料库”（以下简称“资料库”）也宣告建成。
一、两套粮价资料的差异
这两套清代粮价资料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同：
（一）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不同
粮价表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珍藏的粮价抄档资料。王业键先生编制的资料库，“是以他个人数十寒暑埋首于北京、台北两地收集的清代‘粮价清单’、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的《宫中粮价单》微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抄档’，建构的数据资料库。”[11]
（二）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不同
粮价表只有道咸同光宣5朝（1821-1911年）的数据。而资料库则是从乾隆朝开始，因此资料库比粮价表多乾嘉两朝、共85年的数据。单从数量上看，资料库的数据似乎要多一些，其实不然。因为资料库中的数据经常有缺失，而粮价表中的数据非常齐全。
但资料库中乾嘉两朝的粮价数据对于粮价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乾嘉两朝的数据是分析乾嘉时期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就数据质量而言，道光及之后各朝的数据有部分可疑之处。道光以后，除总督、巡抚循例奏报之外，其他官员很少有奏报粮价之事；乾隆时期多渠道的粮价奏报制度已经废弛。同时，各省督抚经常拖延奏报。例如同治十一年八月份的粮价，直隶总督李鸿章拖到十二月初五日才奏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朝廷特为粮价奏报的稽延而颁布上谕：“直隶粮价嗣后务当循照旧章，本月雨水粮价于次月入奏，其本年七、八、九三月雨水粮价并著迅速奏报。”[12]宣统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催所属州县如期上报粮价，“现查各州县六、七月粮价统计表，除三河……六州县陆续申报外，所有通州……等十八州县，或七月尚未申报，或六、七月均未申报，本衙门欲待汇咨，无凭查填。”[13]可见，就连京师所属各州县都拖延上报粮价，数据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对于粮价表中数据，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检验。例如，道光三年（1823），长江流域与直隶遭受特大洪灾，史称“癸未大水”。从图l可以看出，从道光三年到道光四年七月，松江府中米米价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从道光元年的每仓石约2. 37两白银涨到道光三年十月的峰值3. 06两。直到道光五年，松江府粮价才恢复到道光元年的水平。与此同时，江宁府在道光三年至道光四年，也有类似的价格波动。但江宁府在道光元年及次年，米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波动。而松江府在道光元年正月至道光二年五月，米价连续17个月不变；从道光三年十一月到次年六月，米价又连续8个月不变。九江府的情况与松江府类似。因此，江宁府的米价数据质量明显优于松江府与九江府。同时，安庆府、汉阳府、杭州府、九江府、江宁府、顺天府、松江府、天津府的米价均有很明显波动，而长沙府的米价波动极小，值得怀疑。
从道光二十一年到道光二十三年，黄河连续3年决口。其中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冲出决口的黄河水包围开封省城，一直到次年二月，“共阅八月之久……为二百年来所未有。”[14]从图2可以看出，这3年，开封小麦价格从每仓石1. 19两白银涨到1.23两，涨幅似乎过于小，亦值得怀疑。
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1846-1847），陕西、河南连续两年遭受特大旱灾，受灾地区广，灾情十分严重。道光二十六年，京师直隶一带也遭受大旱。从图3可以看出，西安小麦价格在大旱期间有一个暴涨的过程，但开封小麦价格几乎没有波动，顺天府小麦价格在遭受旱灾的道光二十六年居然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令人生疑。
在道光朝的最后三年（1848-1850）里，长江流域连续3年发生特大水灾，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九年的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两湖（湖南、湖北）、安徽大水灾最为严重。[15]从图4可以看出，从道光二十八年到道光三十年，江宁府米价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直到咸丰二年，江宁府米价还略高于受灾前的道光二十六年的水平；同时，松江府的米价趋势也大致类似，但其在道光二十八年米价几乎没有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江宁府的米价数据质量要明显优于松江府。同时，安庆府、汉阳府、杭州府、九江府、江宁府、松江府的米价有比较显著的波动，而长沙府的米价波动相对较小，值得怀疑。
光绪初年，中国北方爆发丁戊奇荒。1876-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陕西等省。从图5可以看出，在旱灾最为严重的1877、1878年，开封、太原、济南、顺天、天津等地粮价均大幅上涨，尤其在遭灾最烈的晋豫两省更是暴涨。陕西也是重灾区，但西安小麦价格在此期间却一直下降，令人生疑。
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江流域再次遭受特大洪灾，就连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城内也是“积潦深至数尺”。这次水灾在图6的米价走势图中，可以很清楚的体现出来。光绪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年，长江流域主要城市米价达到了峰值，这说明米价波动的总体趋势是可靠的；但部分地区米价季节性特征不明显，从中可以看出数据质量有所差别。
因此，在对粮价进行分析时，首要之事就是要检验数据的可靠性。
（三）所公布的数据形式不同
这两套粮价数据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料库的数据是以西历形式公布的，这就给使用者带来了不便。而且资料库中只是依据“中央研究院2000年中西历转换程序，将原以中历月表示的粮价，转成以西历月表示的粮价”[16]，并没有公布中西历转换的程序代码。王业键先生说：“本数据库……将原以中历月表示的粮价，转成以公历月表示的粮价。这是按照某一中历月可能占有两个（或三个）公历月不等的日数比例，即某一中历月粮价所意含的月价格，实是跨两个（或三个）公历月不等日数比例的价格为原则转换而成。”[17]据谢美娥的介绍，资料库的数据转换，主要是按照天数加权平均而成。[18]
笔者通过反复尝试，确认资料库的公历数据是根据农历天数加权平均生成的。为了粮价数据的充分利用，笔者将资料库的数据又转回为农历。但两相对比发现，资料库与粮价表约有5%的数据不吻合（详见下文）。
二、资料库的优势与瑕疵
在整理资料库的过程中，发现资料库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资料库有7个城市的粮价数据，这是粮价表中所没有的。粮价表的数据全是以府（州、厅、县）为单位，没有某个具体城市的粮价数据。而资料库有北京、贵阳、昆明、苏州、南京、西安、杭州诸城的价格数据。这7个城市的粮价数据是极其珍贵的。严格来说，当我们用粮价数据来检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巨区理论时，只能用城市的粮价数据，不能用府一级的粮价数据。其次，资料库提供的是公历数据，为进行下一步的计量分析提供了便利。而且，资料库为每个府州提供一个代码，这就更加条缕清晰。
就笔者目前管窥所及，资料库中似乎有3处瑕疵：
一、云南省府州代码从550到575，但是缺572，这是设定地区代码时的疏忽。因为其余省份的府州代码都是连续的。
二、关于淮阳、上海、扬州以及南昌诸城的数据缺失。资料库的府别代码中列举了淮阳城、上海城、扬州城和南昌城。但是笔者在资料库的查询结果是：江苏省没有提供淮阳城、上海城、扬州城的数据查询；南昌城提供了数据查询，但结果是所有的数据均缺失。
三、西安府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的黄豆（BO）数据应该是豌豆（BP）数据。如果把西安府所有的粮食价格列为一表，就会发现黄豆（BO）只有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这个月有，其余缺失。而豌豆（BP）等粮食品种数据在该时段前后是连续的，只有豌豆（BP）的数据在该月是缺失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广西浔州1911年1月的*[米產]子（MK）价格应该为大麦（WA）价格。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前后，西安府的粮价数据如表1所示：
表1：1750年7月前后陕西西安府粮价（单位：银分／仓石）
资料来源：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 109. 152. 38/DBIntro. asp。
从上表可以看出，黄豆在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的最低价与豌豆在乾隆十五年七月（175008）的最低价相同，并且黄豆在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的最高价与豌豆在乾隆十五年五月（175006）的最高价相同。结合这个数据结构，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安府乾隆十五年六月（175007）的黄豆（BO）数据应该是豌豆（BP）数据。再如表2所示：广西浔州1911年1月的糖子（MK）价格应该为大麦（WA）价格。经笔者查询粮价表，没有找到糖子的价格记录。笔者将表2中的*[米產]子当做大麦转回为农历数据后，与粮价表完全吻合。
三、两套粮价资料的使用
在使用这两套粮价资料库的过程中，笔者积累了若干心得和方法，现就教于方家。
（一）粮价表的使用
在使用粮价表时，可以府州为单位，将所有的粮食品种价格按时间排列，如表3所示。
这涉及闰月问题，不利于计量分析。对此可以参考陈春声先生的处理方法，将含闰月的数据与当月数据进行简单算术平均[19]。该方法不但消除了闰月，而且误差最小；另一优点是，有利于进行历史解释。对粮价这样浩瀚的数据在EXCEL中写一个宏，可以很方便地消除闰月。之后，在表3 中加l列，并注明这是农历的年月。如表4所示。
（二）资料库的使用
使用资料库的第1步，是将资料库中的数据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全部复制到EXCEL中。在资料库中查询安徽安庆府中米米价如表5所示。
使用资料库的第2步，是把其中的英文代码变为中文代码。资料库中的省府名称、粮食品种均是用英文代码表示。如在表5中，用AH代表安徽，用001代表安庆，用R2代表中米，LPrice表示最低价，HPrice表示最高价。转为中文会更直观。安庆府中米米价转换后如表6所示。
使用资料库的第3步，是把由第2步得到的数据转换为标准日期格式。“标准日期格式”系笔者为方便而编制的一种数据格式，详见表6。“标准日期格式”的前5行与表5完全相同。“标准日期格式”的“标准”在于从第6行开始，第1列第6行是1736，第1列第7行是1737，依此类推，第1列第181行是1911。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在资料库中经常有连续30年完全缺失数据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资料库就不显示那30年的时间。
使用资料库的第4步，是在“标准日期格式”的数据中，执行一个宏命令。此程序运行后，将“标准日期格式”转换为按最低价和最高价分别排列的形式。转换后的格式效果如表7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数据格式可以很容易的在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
使用资料库的第5步，是在第4步的基础上，以府州为单位，按时间先后顺序将该府州的所有粮价整理在1张表中，见表8。这样，一个府州的所有粮价数据就很明晰。
（三）资料库的数据质量问题
笔者根据谢美娥介绍的方法和自己的尝试，确认资料库的公历粮价数据是根据农历天数加权平均生成的，并将资料库的数据又转回为农历。与粮价表中的数据比较发现，这两套数据有一些不吻合的地方，兹以顺天府道光初年粮价数据为例进行论述。
表9至表12分别是：资料库西历1826年10月（182610）至1828年8月（182808）直隶顺天府粮价数据、粮价表道光六年九月至道光八年七月直隶顺天府粮价农历数据、西历1826年10月（182610）至1828年8月（182808）的西历年月日及其相对应的农历年月日、道光六年九月至道光八年七月农历年月日及其相对应的西历年月日与数据转换公式。
资料库顺天府道光初年的粮价数据从西历1826年10月（即182610）开始有价格记录，该月对应道光六年九月初一至十月初一，共有5种粮食品种的价格记录：BB（黑豆）、KO（高粱）、MO（粟米）、MP（糜子）、WO（小麦）。并且，资料库从西历1826年10月至西历1828年8月的数据是全的，西历1828年8月对应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一至七月二十一。就顺天府这段时间的两套粮价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资料库从1826年10月（即182610）至1828年8月（即182808）顺天府粮价西历数据共有23 x10 =230条，其中这两套粮价数据不吻合的有11条，占该样本的4.78 %；数据一致的地方有219条，占该样本的95. 22%。每个粮价数据资料都至少有95. 22%的准确率，这是统计分析可以接受的水平。
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两套粮价数据均不可能避免极少量的错误。首先，粮价数据在整理者组织人力抄写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错误；其次，粮价数据在由纸质的“抄写版”录入电脑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存在错误。
表9：资料库西历1826年10月（182610）至1828年8月（182808）顺天府粮价数据（单位：银分／仓石）
四、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1．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运用于粮价史的研究。粮价史的研究既要考虑到粮价在时间上的变化，也要考虑到粮价在空间上的变化。而GIS正是一项强有力的表现时空变化的技术，以王哲等为代表采用GIS研究经济史的最新成果显示[20]，GIS方法的引入会让粮价史研究成果看起来更直观。
2．使用先进的计量方法。比较适用于粮价研究的方法有面板数据（Panel Data）和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s，DAG）。面板数据方法能具体量化时间、空间等因素。Carol H．Shiue将面板方法引入清代粮价研究中，详细度量了时间、空间、仓储、灾害等因素对粮价波动的影响，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好评。[21]DAG技术是在Granger因果检验及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优点是能够指出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克服了Granger因果检验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缺陷。
3．将粮价史融人物价史。我们可以考虑清代棉价、丝价、布价、田价、工价等的变化，结合其它多种文献来相互印证经济的变动趋势及检验粮价数据的真实性，并弥补相应数据的缺失，尽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扩展粮价数据。可以利用各种地方志、时人笔记小说、各种账簿、家谱、文集等。比如，《林则徐全集》中就有林则徐关于道光年间的粮价记录；《萧山来氏家谱》中有浙江杭州府萧山县的粮价记录；地方志中的风俗志和灾异志也经常有关于粮价的记录。
4．利用长期粮价数据来分析清代中国的经济长期趋势、考察经济周期、检验道光萧条及施坚雅的巨区理论等等。施坚雅认为清代中国并未形成统一性的全国市场，但是形成了局部的地区市场。他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满洲。[22]这一理论是否成立，可以用粮价数据检验之。王业键用粮价数据分别检验了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性市场是否形成。[23]吴承明利用粮价研究来分析市场整合也是对施坚雅巨区理论的检验。[24]
5．粮价清册的研究。粮价表与资料册的数据来源，是由各省布政使司基于各州县报告制作而成的清册，清册与各督抚上报的粮价奏折相比，“在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各州县信息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史料批判的基础数据”。[25]可惜的是，“清册由户部保管，几经火灾及战乱，故几乎看不到了”。[26]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光绪五年至宣统三年十二月的河南省钱粮清册，数量高达1027册。其中第781-867册是《各属米粮价值细数清册》，涵盖了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至宣统二年（1910）九月共51个月各州县的谷物（粟米、小麦、粟谷、高粱、黑豆）价格。但是，以活用“粮价细册”进行研究而广为人知的E．Wilkinson的《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27]所依据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陕西布政使司造报陕省各属市估银粮价值清册》，只涵括了22个月份。与此相比，河南的清册则涵括了51个月份，在日本的图书馆所收藏的粮价清册中，可以说是数量最庞大的系统性史料。粗略地浏览也可以看到，数值上显示出了一定的波动，但对其可信性还是有必要进行慎重调查。”[28]
6．近代中西粮价史的比较研究。由于粮价在传统时代的重大意义，各国对粮价的研究也很重视。计量经济学大师Granger在1967年分析了18世纪欧洲的小麦市场[29]，又在1971年对Bever- idge整理的小麦数据进行了谱分析[30]，并由此得出了16至18世纪的经济周期。Bateman运用变异系数（CV）和面板的方法考察了欧洲在1350-1800年的小麦价格。[31]Jan Luiten van Zanden研究了印尼1823-1853年的粮食价格和资本市场，并着重分析了农产品市场的运行效率。[32]Griffith Feeney和Hamano Kiyoshi分析了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后期粮食的生产与米价的波动情况。[33]Andrew B．Appleby考察了1590-1740年英法两国的谷物价格与民众的生存危机。[34]相比国外，中国学者研究本国粮价的优势在于有清代长达174年的很系统的官方粮价记录，但是目前粮价的定量化研究仍然稍显不足。
7．将粮价史与人口史、灾荒史、环境史、交通运输史、金融史（汇率史）结合进行研究。人口是影响粮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清朝发生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在道光年间达到4亿，极大地影响了各个地区的粮食价格。例如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战乱的原因，四川人口稀少，本地粮食价格长期低廉，有大量粮食出口到其它地区。尔后，由于人口增加，四川粮食的外运量逐渐减少，粮价也逐渐上扬。
灾荒是造成粮价波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清一代，灾荒数量多，受灾严重。灾荒时期，粮价起伏较大。可以通过粮价的起伏程度来考察当时灾荒的严重程度及政府赈灾的力度与行政效率。
环境对粮价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清代，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其中较突出的有，广东农民将稻田改为桑基鱼田；江南实现了“户耕十亩”，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山东棉花种植的推广，蒙古的放垦，台湾、东北的大规模开发等等。这一切，对当时的粮价和生态环境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粮食是一种笨重商品，故粮食的长途贩运极其依赖交通运输条件。清代的交通运输取得长足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粮价，因此在研究粮价时，必须考虑到各地的交通运输状况。
以上这些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在做具体研究时，需要考虑适当的切人点，而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切入点。
* 王玉茹教授对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宝贵意见，并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 109. 152. 38/DBIntro．asp。
[3]陈金陵：《清朝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63页。
[4]柳诒徵：《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南京《史学杂志》第2卷第3-4期，1930年9月，栽于《柳诒微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496页。
[5] Han-shang Chuan and Richard A.Kraus,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Cambridge,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6]参见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
[7]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0-96页；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oy Bin Wong，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ig China（Ph. 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83）;James Z.Le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ontier: Soutluvest China,1250-1850（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Robet B.Marks,Tigers,Rice,Silk, and Silt:Ert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 rial South Chin,a（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美]马立博著，王玉茹、关永强译：《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Endymion P．Wilkinson，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New York: Garland Pub．，Inc．，1980）。
[8] Sui-wai Cheung,The Price of Rice:Marhet InUg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Washington:Center for East Asian Smdies, Westem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8）.
[9]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Carol H．Shiue, Crain. Trade and Sto，- 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h.D.Disseration.Yale University,1999）.
[10]徐教：《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的现代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5期，第69页。
[11]谢美娥：《十九世纪后半期台湾米价的可靠性评估——以清代粮价资料库所辑米价数据为主》，“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广州，2008年，第1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奏折，军机处录副，雨雪粮价类，第115函，转引自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第86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天府档，农村商务类，第312卷，转引自陈金陵《清朝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68页。
[14] 《军机处录副档》，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东河河道总督朱襄折，转引自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15]经盛鸿：《近代南京地区灾害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39-46页。
[16]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 109. 152. 38/DBIntro. asp。
[17]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 109. 152.3 8/DBIntro．asp。
[18]谢美娥：《十九世纪后半期台湾米价的可靠性评估》，第6页，脚注9。
[19]陈春声：《论清代中叶广东米粮的季节差价》，《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67页。
[20]王哲：《晚清一民国埠际贸易的网络体系（1885-1940） -基于海关数据的分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第105- 111页；王哲、昊松弟：《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地理学报》2010年第10期，第1299-1310页。
[21] Carol H．Shiue，C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论文获得格申克龙奖。
[22]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4,No.1-3（1964-1965）. Partl.2.3．
[23]王业键等：《十八世纪东南沿海米价市场的整合性分析》，《经济论文丛刊》第30辑第2期，2002年，第151-173页；Yeh．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t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in Thomas G.Rawski and LiUian M. Li（eds.）,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92）,pp. 35-68.
[24]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0-96页。
[25] [日]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76页。
[26] [日]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にぉける中央と地方一酌拨制度を中心にして一》，《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2号，1983 年，第142页。
[27] Endymion P.Wilkinson,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0）
[28]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476-477页。
[29] c. W. J. Granger, and C. M. Elliott, “A Fresh Look at Wheat Prices and Markets in the Eighteenth,”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0, No. 2 （1967） , pp. 257-265.
[30] c. W. J. Granger, and A. 0. Hughes, “A New Look at Some Old Data: The Beveridge Wheat Pnce Series,” l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A （General） , Vol. 134, lNo. 3 （1971） , pp. 413-428.
[31] Victoria N. Bateman, “The Evolution of Market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350-1800: a Study of Wheat Pric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4, No.2 （2011） , pp. 44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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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