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运输业的初步发展（二）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四章第四节之二
二、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企业发展较快，家数众多，我们已不能象在第三章中那样对它们逐家考察，只能就其中较具规模者从行业和面上作些分析。
汪敬虞对于1895—1913年间开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个较为详尽的统计，摘列如表4—32。
表4—32所列不仅是商办企业，还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86家，设立资本2,949.6 万元。从投资来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也基本上是民间投资，官办48家，资本1,713.1万元，仅占设立资本总数的14.2%，主要在矿业，其中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官矿”。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时期工矿企业的设立，明显地以1900年国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在1895—1900年这一阶段，共开设104家，投资2,302.4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不到400万元，最高一年为570余万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投入纺织工业，以纱厂和丝厂为主。矿业占第二位，不过这时的矿场还是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为主（25家中占17家）。从1905年起，投资规模远超过前一阶段，以后大量增加，至1910年的6年间，共开设厂矿306家，投资7,525.5万元，比之前一阶段，设厂数和投资额都增加了两倍强；平均每年达1,250万元，最高一年近2,300万元，这已是不小的投资能力了。1901—1913年这一阶段，纺织业仍有发展，投资额1,503.3万元。但面粉、卷烟等食品工业发展很快，投资额1,558.1万元，已略超过纺织；又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兴起，投资达2,153.0万元，转居第一位。这阶段矿业投资1,613.9万元，也超过了纺织，并且主要是民办矿业了。
上面是就汪敬虞所作统计，来看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发展的总的趋势。下面就若干主要行业作些考察，则不以表4—32为限，而利用其他资料。
1、棉纺织工业
1895年以前，属于民族资本的纱厂还只有上海的华新、裕源二家。甲午战争后，在设厂自救的呼声中，首先使产生不久而又利润优厚的棉纺织业活跃起来。从1895年到1899年新开业的纱厂有8家。但是，和其他民族资本工业发展趋势一致，在1900—1905年的低潮期间并无一家纱厂设立。1905年高潮再现，四年间增设了9家，1909年和1910年又各设一家。1911年以后直到1915年，又没有华商纱厂开设了。其情况见表4—33。
总计1895—1910年共增设纱厂19家。其中振华、九成、公益三家初设时是中外合资，后来有的演变为全归华资，有的变为外资纱厂；裕晋、大纯两家也在设立后不久为外国资本兼并。依此计算属华商的设备，纱锭由1894年的170,388枚增为1910年的509,564枚，即增加近2倍；布机由2,100台增至2,616台，增加24.6%。其情况如表4—34。1911—1913年无变动，因此，如按全期18年计算，纱锭每年平均增长率为6.3%，布机仅为1.2%。因为这时还是以机纱供应农家织布为主，棉纺织业的利润主要在纱。至于投资额，严中平曾估计：“在1895年华厂投资总数只有9,862千两，至1913年当有26,232千两，即增高了166%”。[1]这是按设备价值估计的，计这期间共增加投资1,637万两，而表4—33所列只732.5万两，相差1.2倍。这是因为表4—33的统计是设立时资本，而这期间纱厂已大量利用信贷，有的并利用积累扩充设备，资本额亦有增加。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纱锭设备的增长几乎全部集中在上述两个设厂的高潮时期。18年间，纱锭数总共增加339,176枚，1895—1899年间投产的达178,400 枚，占52.6%；1905—1910年间投产的为156,420枚，占46.1%。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棉纱市场的需求，纱厂盈利的多寡。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工业是处于比较繁荣的时期，棉纱销路不断扩大，洋纱价格呈现上升趋势，经营棉纺厂有利可图。1894—1895年，棉纱进口数量每年约110万余担，1897年以后即突破200万担。而根据《海关报告》计算的进口印度棉纱价格，1894年每市斤平均合规元0.166两，1897年上升到0.198两，即增涨了20%（表4—35）。在设厂自救的声浪中，一些握有货币资本的官僚、买办和绅商就把创设棉纺厂当作名利双收的捷径。因此，在短短五年中纱锭数增加了60%，惜乎好景不常，设厂既多，“花价因争买而益涨迨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布销大畅，纱价回升，1904年进口印度棉纱价格每市斤上升到0.24两，比1899年的每市斤0.175两，上涨37.1%。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向占中国进口粗布半数以上的美制棉布大受限制，这又是一个重大刺激。因此，纱厂盈利剧增加，大生纱厂在1905年和1906年两件分配的官息和红利，分别为其资本额的50.75%和43.42%。于是就从1905起再度掀起投资纱厂的热潮。
综观这一时期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新厂的设立已不限于上海，而是向其他城市发展。这时期所设19厂中，只有7家在上海，其中又有3家原系中外合资者。其余业勤、振新在无锡，苏纶在苏州，通惠公在萧山，产谷泰在常熟，济泰在太仓，和丰在宁波，利用在江阴，广益在河南安阳，而大生一、二厂在南通和崇明。这期间新增的纱机中，只有7,000余锭在上海，而有23.8万锭在其他城市（按兼并后纯华商厂计）。这是因为这些城市比较接近棉花产地，并且棉纱的销路也是以内地为主。不过，这种设厂分布趋势，到以后中国社会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就不存在了。
其次，新设的纺织厂中，大多数都是专营纺纱，兼营织布的为数甚少。在19家纱厂中，兼设布机者只有通久源和公益纱厂两家，而公益纱厂在1913年已售与英商。因此，在此期间，布机的增设不过516台。这是由我国工业的特点决定的。我国原有发达的手纺织业。所产土布足供国人所需，并有出口。原来手纺效率很低，故洋纱进口后有力地排挤了土纱。织布则不然，这时尚无自动、半自动布机，机织与手织效率相差不是太大。[3]且织布是农民主要副业，赖以维生，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在第二章第六节中曾估计，至1894年，全国用布中土布仍占85.5% ；而生产土布所用的纱已有76.6%是机纱了。所以这时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以机纱供应农民织布，才能有最大的市场。在这一点上，张謇办南通大生纱厂最为明确。南通土布在嘉道间已由稀布（包装用）发展为套布，80年代从上海购进洋纱织成“大尺布”（加阔加长），销路骤增。[4]大生纱厂一开始就以供应通州农民织布为主要业务，80%的产品是适应织大尺布的12支纱，又实行“停年歇夏”等制度，以适应农民生产的需要。
最后，这时期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大都资力薄弱，靠借债维持，技术和管理都很落后。“实际主办者，则为八面玲珑之候补道员，其次即为贪污之官僚”。这些人对于纺织业的生产技术一窍不通，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毫无知识。工程技术全赖外国工程师主持或传授。所用机器大都是英国制纺纱机，而进口机器的清棉工程不能与国产原棉品质相适应，梳棉功效不佳，影响产品成纱。动力还都是蒸汽引擎，压力不高，耗煤较多。工厂管理保留着落后的工头制，造成原料、机物料、动力、人力的很大浪费。当时纺织以14支纱为最多，10支、12支较少，16支更少。生产能力以每日工作24小时计算，每锭可出14支纱1磅；每台织机可产14磅布60码。每万锭纱机需用工人约650名，每百台布机需用工人约280名。工作效率难于提高，产品质量也毫不讲求。[5]
因此，在一时厚利刺激下而建成的各厂，受不了洋纱倾销的压力，无法与外商纱厂相竞争，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或减资、减工、或出租、出卖。这时期新建的19家纱厂（包括中外合资），能够经营顺利、增资添机扩大生产规模的只有南通大生纱厂一家，其余各厂都曾发生过改组之事。总计这一时期新、旧各厂的改组、出租和出卖共有27次之多。[6]因此，从1894—1912年的18年间，新增纱锭339.176枚，其中原有各厂因扩大生产规模而添置的纱锭不过83.566锭，占24.6%，其中一半以上为大生所增。
张謇于1895年即筹办大生纱厂，1896年开始购地建厂，而募股困难，原定资本60万两。实收不过三四万两。其后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关系，于1898年领得原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纱机20,400锭，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始于1899年春开车生产。这时大生共有资本445,100两，除官股外，商股195,100两，内包括四项地方公款40,900两。经营顺利，于1903年纱机曾为40,800锭，又以盈余添购26,000锭开设大生二厂，1907年投产。大生设备陈旧，工人技术条件亦不如上海；又因行官利制度，股东每交股银一两，次日起即按年息八厘行息，负担很大。但因利用通州棉花，成本较低，又以供应通州织户为主。销路有保障，加以经营得法，历年都有盈余。除扩大纱业生产外，张謇还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和其他多种事业。兹将1899—1913年大生纱厂的资本和盈利情况列如表4—36。
2、缫丝工业
甲午战争前，机器缫丝业是民族资本最大的工业，我们估计共开设丝厂97家，投资额合520.84万元（表3—26）。甲午战争后，据我们从各种资料中整理，1895—1913年开设的丝厂有141家，投资1,133.3万元，仍略多于纱厂投资，情况见表4—37。惟丝厂资本小，设备比较简单，经营积累有限，其实际资产远不如纱厂。
缫丝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出口贸易的刺激。1900年以后，我国生丝出口即受到日本丝的严重打击；1909年日本出口83,720担，已超过中国的77,870担。不过，中国近代丝厂用机器缫制的白厂丝以及黄厂丝，质量不差，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从下面表4—38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后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生丝出口比较平稳，按数量计，18年仅增长35%；而白厂丝的出口则增工84%。这也说明，这时期厂丝出口的增长，实际是以手工缫丝为牺牲的。厂丝尤其是白厂丝的价值远高于手工丝，这期间丝价又有上升趋势，因此，白厂丝按数量计增中加84%，按价值计则增长177%。因而丝厂有了发展。这在前后期情况又有不同。丝价的上升主要在甲午战争后一段时期，从表4—38可以看出， 1895—1900年间白厂出口数量增长31%，价值增长47%。这6年间约开丝厂60家，平均每年10家。这以后，白厂丝价格升而复降，1901—1912年间出口价值仅增长28%，这12年约开设丝厂80家，平均每年仅6.7家。
丝厂集中在广东顺德和上海两地。在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已介绍了两地丝厂技术和体制的差异。本时期内，上海丝厂的发展远较广东为快，由1894年 的8家、丝车2,576部增为1913年的48家、丝车13,392部。按丝车计，年增长率达9%。刘大钧还有一个别897—1913年上海历年丝厂设备的统计，兹列如表4—39。总之，这时期上海丝厂的发展是颇快的。广州是小型丝厂，按釜计，每釜可算一国，无早期统计。有人估算1902年顺德约有丝车34,600釜，1912年，广东全省有65,000釜。[7]依此，年增长率不会超过6.5%。如将表3—26与表4—37合计，截至1913年，上海丝厂投资共达889万元，广东只355万元。广东丝厂虽然投资小，技术设备也远较上海落后，但厂丝的产量远高于上海。厂丝全供出口，故出口量可代表产量。但厂丝的产量远高于上海。厂丝全供出口，故出口量可代表产量。两地白厂丝及其与手工丝出口消长的对比见表4—40。从表可见，1895—1913年间，广东白厂丝的出口量经常高于上海一倍于二三倍。还可看出，广东厂丝的生产比较稳定，呈逐步增长之势；上海则起伏很大，1905年以后才见稳步增长。下面我们从经济上分析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首先是原料供应。广东丝厂都临近桑蚕产区，尤其是丝厂集中地顺德，本身就是桑蚕最发达之地。1922年调查，顺德有18个茧市，年贸易额1,270—1,340万元；顺德附近尚有23个茧市，年贸易额600—650万元；其茧多集中于容奇、桂州、陈村，供应丝厂。[8]顺德蚕茧，一年可产七造，大部分可作厂丝原料。上海丝厂则是依赖太湖桑蚕区的干茧，须经过较长运输，又如第二章第五节所述，其间有茧行的封建性垄断，中间环节复杂，陋规重重。太湖丝一般只一二造用于厂丝，丝厂生产之季节性极强，生产状况往往视当年茧市而异。
其次，广东丝厂建立较早，80年代已颇普遍，工人即系原来手缫丝的农家妇女，厂丝外销，手工丝主要内销，均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在顺德，有男人外出谋生和妇女不嫁的习俗，丝厂内不少是“自梳女”，流动性小，技艺亦纯熟。在上海，则因湖州丝本有自己的国内和国外市场，质量也高，手缫丝成为丝厂的一大竞争力量；湖州农民卖茧还是卖丝，常视当年市况而定。上海丝厂，多是在生产季节开始时贴广告招工，所招是本地区妇女，并用童工和包身工，年年换人，多是新手。
最后，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远比广东为大。上海有外商丝厂，广东没有。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因外商丝厂不多，主要是买办投资的，由买办经营。问题在财务方面，广东和上海的丝厂都资本不足，靠借贷维持。不过，广东丝厂规模小，就地收茧，周转较快，借款来自本地钱庄。上海丝厂，每年缫丝季节都需筹措大量购茧资金，其数约占全部开支之四分之三，主要靠洋行和钱庄贷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年收购鲜茧资金约1,500万两，其中洋行贷放约800万两，钱庄贷放约600万两，而钱庄的钱又是靠向外国银行押借。借款期两个月，1900年左右，利息达年息七厘二至一分四；茧到上海后存洋行或银行仓库作抵，栈租在4%以上。[9]就是说，每年的收茧规模和成本（利息、栈租之外还有洋厘）都是掌握在洋行之手，这也就决定了生产规模。至于缫成生丝后要卖给洋行，收购价格全凭洋行决定，这在上海和广东都是一样。据伍若贤计算，1898—1900年间，上海丝的收购价与纽约和里昂市场价之差为1.09和1.14；而广东丝的收购价与纽约里昂市场价之差为1.15和1.17（以国内洋行收购价为1）。[10]
3.面粉工业
机制面粉工业是这时期发展起来的一项民族工业。甲午战争前只有3家机器磨坊，其中一家不久夭折；战后，到1913年开设的机器磨坊和机器面粉厂达60余家。[11]它的发展是由面粉大量进口引起的。1886年达海关开始有面粉进口价值统计，由每年几十万关两到期287万关两。这年起开始有面粉进口数量统计，为76.6万担，迅速增长，到1913年达259.6万担，合692万包。但是，这时面粉的进口并表示中国缺粮，而是食用洋面的渐由外侨推广到城市华人，代替着手工磨坊。我国有丰富的小麦资源，民族面粉厂发展后，即有面粉出口，主要输往俄国。不过海关自1908年才有出口面粉统计，1910、1911年出口并超过进口，以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又连续有七年面粉出超。同时，直到1921年每年都有小麦净出口。这说明我国机制面粉工业本来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甲午战争后，1896年有广州机粉厂、1897年有芜湖益新面粉厂、1900年有杭州利用面粉厂设立，还都属机器磨坊性质。1900年上海阜丰面粉厂投产，是我国民族资本最早一家机器面粉厂。该厂由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创办，资本30万两，日夜出粉能力2,500包。这时，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北方发生粮荒，上海面粉畅销北方。如荣德生所述，上海“各业平淡，惟面粉厂增裕（英资厂）、阜丰反好，……粉是无捐税之货，大可仿制”。[12]荣德生创办的无锡保兴面粉厂和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兴面粉厂都在1902年开业，两厂也还是机器磨坊性质，日产能力二三百包。祝大椿集资30万两在上海创办的华兴面粉公司，也在1902年投产，日产能力3,500包。1900年，俄商在哈尔滨创办满州制粉公司，日产能力2,450包；1902年又有俄商松花江面粉公司，日产能力达14,700包。从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面粉产区和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面粉产区（满州制粉公司后为华商收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在我国东北交战，都需购置军粮面粉畅销东北。在1904—1905年11家华商面粉厂开业，投资201万元，其中有4家设在汉口，汉口也成为一个制粉中心。1907年以后，面粉业继续兴盛。这时，原来荣宗敬所说的保兴、张謇所设的大兴，都添置钢磨，改为茂新面粉厂和复新面粉厂，芜湖的益新也添设新机，改为益新公司。陆续仍有八九家机器磨坊创建，但已不居重要地位。表4—41是专就1900—1913年设立的华商机器面粉厂依开业年份所作的统计。表见这期间共设面粉厂58家（有3家是由机器磨坊改建的），投资890.7万元，日产能力63.935包（缺一家纪录）。
这期间，面粉市场一直在扩大，在1912年以前小麦价格无大波动，1908年以后且是下降趋势，因而面粉厂一般有利可图。本期所设面粉厂仅汉口汉丰厂于1912年被焚停歇，其余都维持下来。其中如阜丰面粉厂原有钢磨16部，1904年即添购25部，日生产能力提高以7,500包。茂新面粉厂于1903年接办保兴时，资本仅5万元，1905年添购钢磨6部，1912年又增钢磨12部，资本亦增到20万两。汉口和丰面粉厂也于1913年扩充设备，日产能力由500包提高为1,500包。到1913年，全国实有华商面粉厂57家设立资本884.7万元，日产能力75,815包，仍略低于外资在华面粉厂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其情况如表4—42（外资厂情况见第四章第二节四目）。
4、火柴工业
我国火柴工业产生较早，但早期发展很慢。甲午战争前夕实存8家，资本共约50万元。战后到1904年的10年间，发展也不算快，新设火柴厂6家，累计15厂，资本约123 万元，10年间资本增加1.45倍，平均年增长率9.4% 。1905年起，随着抵货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华商火柴工业也出现一次设厂高潮。从1905年至1913年，全国共工设火柴厂52家，除中间停业者不计外，1913年全国实存火柴厂64家、资本共360万余元。与1904年比较，9年间新投资本又增加31.93倍，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2.7%。其情况如表4—43。
在1895—1913年开设的58家火柴厂中，四川有14家，广东10家，云南7家、江苏、河南各4家、河北、山东、陕西、辽宁各3家，浙江2家，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各1家。火柴工业成为地域分布较广的近代工业。这是因为，火柴制造比较容易，沿海大城市受进口火柴（主要是日本火柴）的压力，内地反有发展。前面说过，火柴作为近代工业，因为它的制造方法是鸦片战争后从国外引进的，实际上在中国主要是手工制造。表列64家火柴厂中，其设立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上海荧昌、汉口燮昌、长沙和丰、天津华昌、济南振业、沈阳奉天6家。这六家的设备也简单，汉口燮昌厂资本42万元，工人达1,900余人，可称大厂，但无动力设备。燮昌在汉口享有15年的制造专利权。振业在济南周围200里内享有15年制造专利权。丹凤在北京及宛平大兴两县享有10年专利权。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盛行于火柴业中的联营组织，这时已见雏形。1908年，广东13家火柴厂组长“启源堂”，四川9家火柴厂组成“华洋统销公司”。
5、卷烟工业
民族资本卷烟工业是本时期新出现的一个行业，与民族资本的其他工业一样，它是在外国卷烟的倾销和外资在华设厂的刺激下而兴办起来的。1902年成立于天津的官商合办北洋烟草公司，资本206,992元，是民族资本投资开设卷烟厂的先声。1905年在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下，也出现过投资设厂的高潮，1905—1906年大约有16家华商卷烟厂设立，投资达118万元。[13]但是，自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草公司成立后，1903年在上海收买美国烟草公司的浦东工厂，并陆续在香港（1905年）、汉口（1908年）、东北沈阳（1909）设立卷烟工厂，我国卷烟市场即逐步为该公司所垄断。在抵制美货运动高潮中开设的华商卷烟厂经受不住竞争的压力，纷纷倒闭。例如上海华商卷烟业，1902年开始设厂，有卷烟机8台，职工240人。1905年新增设7家，卷烟机增加到16台，职工增至480人。到1908年这些烟厂几乎全部先后停业，仅剩一家小厂德隆烟厂。该厂只有卷烟机1台，由资本家及家属自己动手，不雇工人，实际上不能算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到1912年，虽又有2家新厂开设，但其中利兴烟厂还是用手工卷制，没有机器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成为我国民族资本卷烟工业中最大企业，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高潮中设立于香港的，最初资本为港币10万元，它同样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开始由于受到英美烟公司的竞争与打击，加之缺乏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于1908年即以资本亏蚀殆尽而歇业。以后得到他们的叔父越南华侨简铭石的支援，以港币9万元于1909年重新复业，直到1911年始由亏损转向盈余，方能立定脚跟。
6、机器制造工业
机器制造业曾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它们多由打铁作坊发展而来，规模甚小，已如前章所述。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民族资本的轻纺工业有了初步发展，内河小火轮航运业兴起，以及进口机器增加，扩大了机器的修配和制造任务，并扩展了内地市场，民族资本的机器修配和制造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而且发展相当迅速。华商机器厂除求新、扬子两家外，资本仍很小，一般只数百元至几千元，但它们反映工业化的进展，具有重要性。
华商机器厂集中在上海。上海在甲午战争前已有12家机器厂设立，主要从事外国轮船的修理并已制造小火轮。1895—1913年的18年间，共新设86个厂，除去7个厂歇业外，到1913年实存91个厂，并逐步形成6个专业，其情况如表4—44。
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原以修理进口轮船为主，甲午战争后，这项业务渐集中于少数特约厂，故这一时期设立的船舶专业19家厂中，已有14家是以制造小火轮为主了。1904年朱志尧创办的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朱家为沙船世家，有近百年的航海历史，并办有手工船厂，制造海帆船。朱志尧本人曾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求新厂无固定资本额，以“志记”为资本往来户，估计其设立资本约4万元，至1910年，“志记”户为31.6万两，合44.2万元。[14]这期间求新曾造轮船15艘，均为几百吨的小火轮，并承造汽锅、引擎、铁路桥梁、铁路客货车以及民用机械等。
本时期缫丝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为华商机器厂开辟了瓣的市场。1900年，永昌机器厂首先仿制意大利式缫丝机，上海遂有9家厂从事此项制造业务，已基本上可以替代进口。纺织机器比较复杂，本时期从事纺织业专业的主要是装配、修理纱厂的进口机件。1902年，严裕堂创办的大隆机器厂，设立资本10,270元，原以修理进口轮船为主。1905年以后转纺织机修配，除修配皮棍、锭子、筒管牙齿等零配件外，并修理锅炉、蒸汽机、连动装置等，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机器厂。这时，针织业开始兴起，德国产手摇织袜机流行颇广，遂有家兴等小机器厂，开始是为进口货制造配件针筒，1912年开始仿造全机，并造小型针筒槽铣床。
印刷及其他机器修造专业主要是修配进口机器。印刷机一业的发展颇受商务印书馆的影响。1900年曹兴昌机器厂制出第一台平面印刷机。其他榨油、碾米等机器亦陆续制造。安装及公用事业修配专业则主要是从事翻砂、铸件、冷作、打铁等业务。
1913年以前上海开设的华商机器厂，有60%以上是外商船厂和其他机器厂的领班创办的，有一部分是手工业作场添置车床等设备而成，它们资本都很小。1913年实存的91家厂，包括求新、大隆等较大厂，设立资本总计不过8.7万元，只相当于上海外资造船机器厂资本的五十分之一。
上海之外，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是1907年由宋炜臣等创办的，资本40万两，实为当地投资最大的华商机器厂。宋炜臣是燮昌火柴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人，扬子机器厂的主要业务是制造铁路桥梁、车辆、岔轨，也造轮船、引擎和一些工具机，1911年建成炼铁设备和自行发电，制造煤气，为一家完整的机器厂。由打铁炉发展成的周恒顺机器厂，1898年资本4.8万元，主要也是为汉阳铁厂的钢轨制造配件，发展很快，亦兼做小火轮、起重机等。汉阳一带，还有洪顺、汉阳钢丝、胡尊记、吕锦记等机器厂在这期间设立，形成中国另一个机器制造业中心。
此外，张謇于1905设立的资生铁厂，资本22万两；1908年设立的天津铁丝铁钉厂，资本42万元；1909年设立的大连顺兴铁工所，资本59万元；都具有一定规模。
这时期华商机器业技术上最重要的发展是仿制内燃机，这比之制造蒸汽机复杂得多。大约在1901年上海求新厂造出4—6匹马力的汽油机，同时广州均和安机器厂也制出8马力煤油机；不过还都属试制性质。
7.榨油工业
随着豆油、豆饼出口增长，以及国内消费增加，榨油成为本时期的一项新兴工业。1859—1913年间，据各种零星记载，开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油厂、油房不下50家，总投资近850万元。其中近一半是在大连和东北各地，在上海和汉口各有六七家。上海、汉口的油厂规模较大，用机器生产；东北和内地所设者，大约有些还是畜力磨料、用蒸汽压力机榨油以至用人力螺丝机榨油，和第五章第五节所述资本主义手工榨油业可能有些重复。
机器榨油原有英商在营口试办，失败。1897年朱志尧在上海创办大德油厂，资本15万两，实为最早之机器榨油厂。1899年朱又在上海创办同昌油厂，资本13万元。1905年上海又有立德油厂、大有油厂开业，资本分别为42万元和14万元，规模均较大。同年，汉口开设同丰、元丰二厂，资本分别为20万元、28万元，后者以制豆饼为主。1907年汉口有允丰、久丰开业，资本分别为42万元、30万元，规模拟上海厂。东北油厂，惟营口有两家资本数十万元者，但属粮栈兼营性质，最大者三泰，则系中日合资。
8.水电工业
这一时期，水电事业颇有发展。除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资者外，共设立有电灯厂约50家，投资额1,750余万元，自来水厂7家，投资额970余万元。
华商电灯厂也是继外商在租界设立电灯厂而来。1900年厦门首先设厂，资本仅3万元。以后只零星出现，1905年以后，设厂渐多，1909年以后，每年设六七厂。地区上，仍以沿海城市为多。资本在般为一二十万元，仅有几个大厂。1904年创办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资本300万元。1906年宋炜臣等在汉口创办的既济水电公司，资本300万元；同年周秉忠在武昌设立的竟成电气公司，资本280万元。1910年设立的上海闸北水电公司，资本62.9万元，虽官商合办，实际属商营。
我国无早期电力统计。有人估算，1903年全国华人电厂（包括官办）发电容量约只300千瓦，到1912年增加到12,013千瓦，9年间增加近40倍。但是，1912年，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电厂发电容量即有6,400千瓦，相当于全国华人电厂容量的53%。这时的华商电厂都是电灯厂，供照明之用，对推动工业化的作用不大。
自来水厂的投资较电厂为大。除上述汉口既济、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外，1902年设立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厂，资本181.8万元；次年设立的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资本420万元；1908年周学熙创办的京师自来水公司，资本300万元。亦有小厂如成都、南京、开封等地自来水厂，资本仅二三十万元。
9.其他制造工业
甲午战争后，除上述各项外，其他制造工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下面仅将对我国工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略作介绍。
1906年，周学熙在收回被英商强占的唐山细绵土厂的基础上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有部分官股。该厂设备较好，发展很快，1911年增资至285万元，扩充为二厂，日生产能力由700桶增至1,200桶。1907年，有湖北泥厂设于大冶，资本42万元，1914年因欠日债无法周转，由启新代为偿债，合并该厂。
1904年，耀华玻璃厂设于武昌，资本50万两，开创了华商玻璃制造业。同年，张謇、许鼎霖等创办耀徐玻璃厂于江苏宿迁，资本达140万元，用英技师，生产平面玻璃，在中国为技术首创；1910年更换新机器，日可产玻璃7,000块。这一时期，各地新开玻璃厂不下10家，主要是吹制瓶器；全部投资不下350万元。
印刷工业，甲午前已有发展，均属小型。1897年商务印书馆出现，才告完整。该馆系夏粹芳、鲍咸昌创办，原规模甚小，1904年增资为100万元。
南洋华侨张振勋于1895年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于烟台，资本100万元，1907年增为160万元。张于创办前曾多次试验，又多次采购、移植外国良种葡萄，始获成功，产品优良，获国际声誉。
1904年，庞去元济筹设龙章造纸公司于上海，资本36万两（有官股6万两），又续招股8万两，设备完善，1907年开业。惟经营亏损，1909年再招新股20万两，始渐维持。
10.采矿业
甲午战争后，矿业颇有发展。据汪敬虞统计，1895—1913年新设煤矿42处，投资1,450.8万元，金属矿39处，投资756.5万元。矿业中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很难划分。除我们已在第三节洋务派企业讨论过的开平、滦州、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外，再将汪敬虞统计中的官办矿29处作为官僚资本，其余商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股者均作民族资本处理。这些带“官”字的矿，实际上主要是商人投资。
这样列入民族资本的，共有煤矿31处，金属矿18处，列如表4—45。据一些零星资料，本时期内开设的矿还更多一些，但大都是小矿。本来，我国的所谓新式矿，采掘还全部用手工，仅在吸水、井口卷扬和粉碎矿石上用机器，有些还是机器与土法并用。一些小矿，就更难确定它们是新法还是土法开采。将来我们将从产量上来估计近代矿业与工场手工业矿业，这里也就不再作补充。
从表4-45可见， 1896—1899年有8家华商煤矿开设，而且1900、1901年没有一家新设煤矿（也没有新设金属矿），这显然是受庚子之役的影响。1902年开始有小矿出现，1905—1906年设立最多，即是矿数收回运动的效果。运动中筹备的大矿到1908年才投产，1905—1908年四年间煤矿投资达458.6万元，占整个这一时期投资的64%。到本期末（1913年无新设煤矿），煤矿投资共718万元，与甲午前的391.6万元（280万两）比，增加还不到一倍。这是因为，虽然有颇为热烈的矿权收回运动，我国的煤矿资源已牢固掌握在帝国主义之手，对民族资本形成巨大压力。据1913年统计，我国煤矿业的投资共合10,710.3万元，其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煤矿占据了79.6%；[15]上述民族资本的新投资连同甲午前的矿业投资合计，也只占10%强。又1913年全国机械采煤量为767.7万吨，其中外国资本控制下的矿为713.5万吨，就是说，纯中国资本的矿只占54.1万吨。不过，这年中国资本的煤矿产量实际有574.3万吨，比外资控制的产量少不了很多。[16]这是因为有大量土法开采的小矿，它们已基本上具备工场手工业规模，也是属于民族资本。
这时期设立的商办煤矿，较具规模的只有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和山东中兴煤矿公司两家保晋是在矿权收回运动中由刘懋赏、冯济川等于1906年发起，1907年成立公司，以渠本翘为总理，接收英商福公司的矿权，当年投产。先借有官款，募股工作于1908年完成，原订各县征派，实际以忻县、平遥县为主，共集股190万两，包括接收平定县同济公司和寿阳县寿荣公司两个小矿。生产颇有起色，历年产量如下：[17]（单位：吨）
1907 2,215 1911 113,261
1908 5,572 1912 72,988
1909 26,810 1913 117,822
1910 55,223 1914 127,641
当时主要是开阳泉煤矿，该矿煤质甚佳，然运输困难，运至石家庄每吨运输3.2元，超过生产成本1.2元。1913年，该公司已增资至200余万两，而历年经营亏损。[18]
山东峄县中兴公司是在矿权收回运动中赎回原华德中兴公司中的德国股权成立的，1908年改组，资本80万两，由山东盐运使张莲芬为总办，经营枣庄煤矿。该矿煤层较浅，交通便利，开采已近30年，1900年以来获利十余万两，即以之增资。改为纯华商后，经营仍有利，1913年资本增至155万两，产煤10余万吨。
金属矿方面，表4—45所列，计有金矿6，银矿2，铜矿1，锡矿2，锑矿7。金矿除上海一家商办的三和五提炼总公司外，都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或官办招商股的，分布在黑龙江、辽宁、四川等地。银矿二家皆商办，在广西和直隶宣化。宣化兴华银矿资本50万两，是金属矿中资较大的一家。铜矿一家系商办，在云南。锡矿二家，在广西和云南。云南蒙自的官商合办公司辖九处锡矿，资本50万两，也是较大的一家。锑矿5家在湖南长沙，皆商办；2家在云南和广东，官商合办。金属矿都属小矿，设备简陋，基本上是手工生产，顶多有捣碎机或舂洗机，冶炉亦属旧式。
注释：
[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40页。又严数包括湖北官纱布局。
[2] 《愚斋存稿》卷五，光绪十二八年八月盛宣怀奏。
[3] 严中来计算机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手纺的80倍，而机织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手织的4倍，见所著前引书 267页。赵冈计算机纺的劳动生产率为手纺的44倍，机织的劳动生产率为投梭机手织的16倍，为铁轮机手织的4倍。见Kang Chao,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1977,p.180、184—185。
又本期内织布工厂兴起，资本一万元以上者30余家，主要是手工织布，我们并入第五章第五节资本主义手工业中考察。
[4] 林举百：《近代通州土布史》1984年第29、33页。
[5] 本段引语及资料均据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载《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1945年版。
[6] 严中平：前引书第143页。原书称29次，据业内人称，无锡业勤纱厂两次改名，系兄弟间轮流执业，不是改组，故算27次
[7] 上原重美：《支那蚕丝业大观》东京1929年版第943—944页。
[8] 《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见广东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1985年版255—256页。
[9] D.K.Liu,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 ,Shanghai,1940,p.101.
[10] Robert Y.Eng,Economic Imperalism in China: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Berkeley,1986,p.93.
[11] 机器磨坊与机器面粉厂的区别见第三章第三节。又本子目资料除另有说明外均据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年版。
[12]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43年版第17页。
[13] 汪敬虞：前引书第912页。
[14]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151页。
[1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32页。
[16] 严中平：前引书第123、124页。
[17] 汪敬虞：前引书第768页。
[18] 严中平：前引统计选辑第166—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