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即远藤隆俊、平田茂树、浅见洋二编《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汲古书院）。该书虽冠以“宋史”之名，其实也包含《五代十国史研究》（山崎觉士）、《辽金史研究》（饭山知保）、《日宋交流史研究》（梗本涉）等内容，本文要介绍的五代、宋、元史研究综述，只有蒙元史不在其内了。这本书本来是在《宁波研究》研讨会（2007年于九州大学举行）上，为了向中国学者介绍日本的宋史研究状况，各研究方向的学者带来了稿子，其后历经执笔者变换等曲折过程，最终于2010年5月出版了。该书介绍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2007年左右的研究成果（因执笔者不同，所涵盖的年代稍有差别），分为15个专题，每个专题大致25至30页的篇幅。其中有《地域社会史研究》（冈元司）、《财政史研究》（官泽知之）等专题，但没有《经济史》一项，有关物流、专卖、役法等问题则归入《财政史研究》中，这些都反映出近年研究的动向。此外，还有《都市史研究》（久保田和男）、《地方志•石刻研究》（须江隆）等，只从这些专题设置就能看出今后应关注的课题方向。既然已经有了这种总括性的研究回顾，如果我还在这里谈什么研究展望就显多余了，下面直接切入主题，分五个方面对去年的研究成果和趋向作一介绍。
政治、制度。政治领域中使用微观政治学的方法对政治过程进行详细论述的研究，以及对行政、外交文书的研究这两方面引人注目。前者不得不提官崎圣明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北大出版会），该书是作者1998年以后已发表论文的论文集，只看书名我们很难想象，其中半数以上的文章是使用政治过程论的手法，来论述官僚制度改革的政治状况的。本来制度史是从制度的变迁和实态来考察制度变化所蕴含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与其说是制度史，不如说是政治史。熊本崇《宋元裙的吏额房》（《东洋史研究》69 -1）围绕北宋元袍年间吏额房的设置，试图解开《长编》系年矛盾的地方，并且把这个问题看作当时唯一宰相吕大防“专制”的具体表现，该文考证极其细密，但在论述顺序上有让人不易明白之处，其正确与否现在还难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深刻的理解。小林晃《南宋理宗朝前期的两次政治抗争》（《史学》79 -4）重新探讨了理宗亲政时间的问题。关于此问题，以前有“史弥远去世前三年”及“史弥远去世当年”等说法，作者主要利用大家已熟知的文献史料，又活用郑真辑《四明文献》，考证出理宗亲政在史弥远去世五年后，即嘉熙二年（1238）。同氏《史弥坚墓志铭和史弥远神道碑》（《史朋》43）一文，也是停留在对以前观点的部分修正上，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其重要性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史方面的新出史料。久保田和男《北宋庆历时代和军事问题》（《唐代史研究》13）以范仲淹等联名提出的《条陈十事》为切入点，参照范仲淹在陕西实行的军事政策，论述了其军事政策的构想。下面介绍三篇关于文书行政的论文。小林隆到《苏州玄妙观元碑“天庆观甲乙部符公据”考》（《东洋学报》92 -1），对标题中的石碑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其形式、内容进行了解说。与通常史料只有文字内容流传到现在不同，“文书”保留了当时的样态，作者尝试以此来捕捉宋元时代行政的特质。但遗憾的是，因为有关该碑的相关史料太少，所以有些地方不得不进行推测，因而其对当时社会、行政过程的解读说服力不大。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审判文书》（《东方学报》京都85）分析了《元典章》附抄案牍“都省通例”的文书形式，使元代具体的审判过程进一步明确化，并指出监察御史是站在与路州县官的官品体系不同的立场来处理行政诉讼的。该案牍与《元典章》自身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因其结构极其复杂，以致成为向来没有人认真研究的史料。该案牍的解读由一个团队集体进行，将在别处另行介绍。山崎觉士《宋代两浙地区的市舶司行政》（《东洋史研究》69 -1），论述了与市舶司有关的行政文书，指出市舶司与周边诸地方官司有着密切的关系。
都市史领域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论文。久保田和男《玉清昭应官的建造及其烧毁》（《都市文化研究》12）从玉清昭应宫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烧毁后未再建这一事件及其讨论决定过程，来描写真宗与仁宗朝交替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渡边健哉《元大都中央官厅的建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将零散的史料加以整合，论述了元大都中央官厅的转移，并对以前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同氏《内藤湖南关于蒙古史料的搜集》（《中国——社会和文化》25）考察了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任教以前的活动，特别是展示了内藤湖南对收集《元典章》等元史研究方面重要史料的热情。原瑠美《西湖开浚小史》（《亚洲史研究》34）概观了宋代对杭州西湖的修护活动，可以说该文只是停留在史料的整理上，与作者期待的“从多角度进行考察”距离尚远。
制度史方面。辻正博《唐宋时代刑罚制度的研究》一书出版了，该书是作者基于1991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又加上若干新写的内容整理而成的。作者对相当于五刑中“流刑”的流放和居作刑，从其渊源谈起，以唐宋时代为中心加以论证，宋代的内容占了四章。另外，对于以前容易混淆的类似刑罚，作者从语义、由来、社会背景等方面分别加以辨别，这些都应该给以好评。遗憾的是，作者虽提出经过唐宋变革，宋代成为法制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但未言明流放和居作刑在整个法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对于其后的朝代具有怎样的划时代性质，也没有具体论述。此外，片桐尚《元代上级首领官的迁转》（《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41）指出正七品的都事在实际升迁时，往往在较高的职位发挥作用。与座良一《北宋时期陕西的将兵法》（《鹰陵史学》36）论述了宋代的军制。
社会、经济。近年社会史的研究正从各个角度向前推进，而经济史的研究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伊藤正彦《宋元乡村社会史论》（汲古书院）一书的出版，犹如讽刺般再次证明了这一现象。该书的内容大部分是作者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成果，近年写作的部分较少，但本书无疑是从一连贯的主题提出大的展望的力作。如通过乡村的役来论述南宋到明初的农民统治，其论述风格及表现出来的热情让我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在地域社会论的研究兴起以后，事例的积累越来越被重视，像本书关于“专制国家”诞生的原因、中国是否存在共同体等问题，可以说在理论方面论述不够充分。另外，本书将从宋到明的连续性等同“唐宋变革”来理解，关于宋元明时期的社会变革问题，近年欧美的研究比较多，将这些复杂的问题只用“唐宋变革”一句话来概括，也是让我感觉到时代变化的原因。青木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见土地稀少化论的传统》（大岛真理夫编著《土地稀少化与勤勉革命的比较史》，Minerva书房，2009年）介绍了罗伯特•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汉名郝若贝）关于中国二千年人口动态的研究及经济学家赵冈关于劳动和生产要素土地平衡的模式，对以土地为主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展望。该文虽然与个别实证研究立场截然相反，但这种超越朝代局限，以长期视野来把握中国史的研究模式值得我们留意。经济史方面的论文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篇：栖口能成《南宋茶法再探讨》（《史观》163）仔细订正了既往研究关于南宋茶的贩卖方面的错误，重新进行了探讨。奥山宪夫《元世祖朝的钞赐与》（《明清史研究》6）考察了元世祖时期的赏赐额，指出赏赐中金银有减少、钞有增加的倾向，但未指明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意义。
社会史方面，高津孝编译《中国学的展望》（勉诚出版）一书出版。作者拣选近年在欧美发表的前沿研究成果，用日语进行了介绍。毋庸置疑，近年欧美学者在宋元时代史方面的成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要吸收这些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类似本书的尝试值得提倡。下面介绍两篇以性别为主题的外语日译论文。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纳谷朝阳译）《关于北宋知识人阶层社会生活中家妓作用的考察》（《都市文化研究》12）考察了士大夫诗文中所描写的家妓形象，指出家妓的存在应该也对“良贱”观念产生了影响。刘静贞（山崎觉士译）《宋代社会文化的氛围研究》（大阪市大《人文研究》61）将《太平广记》“妇人”部分的分类与历代列女传相比较，从而探索其在宋代特有的意义。此外，小林义广《宋代吉州的胡氏一族》（《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4）描写了吉州的“值夏之胡”氏在南宋初以胡铨的成名而成为名族，其后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宗族的盛衰往往与某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关系，胡氏一族的盛衰正是很好的例证。梗并岳史《南宋的“归正人”》（《环东亚研究中心年报》5）指出“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其性质是相同的，只因出身地不同而名称不同，从中也可看出宋朝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尾健一郎《北宋耆老会考》（《东洋古典学研究》30）指出主要以老年致仕官僚组成的文人交流会，可以抚慰这些在官途上受挫的杰出文人们的心。金井德辛《宋代的州县学和孔子庙》（《立正史学》106）列举北宋中期的实例，指出此时地方孔子庙始因州县学的存在而存在。向正树《元朝初期的南海贸易和行省》（《待兼山论丛》史学43，2009年）考察了忙古主政市舶司时其背后存在的军事力量。本来这是论述南海交易背后多种联系的一环，但作者对处于犬牙交错状的各利益团体在南海交易中的状况论述含混不清。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集、刊行《宋代史论考——小岩井弘光研究拾遗》，是以《宋代兵制史研究》（汲古书院，1998 年）而闻名的小岩井弘光先生的遗稿集，该书收录了作者1958-2002年发表的而前书未收的论文，主要是关于宋代地方统治方面的文章。
国际关系、国际交流。这是近年突起的热门研究领域，每年都有新的研究项目，与2009年一样，2010年也收获颇丰。山崎觉士《中国五代国家论》（思文阁出版）出版了，该书收录了作者2001年以后发表的优秀论文，是以五代时期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专著。但为了论述吴、越等周边地区以及与其相关的海域世界，书中几乎没有论及当时的中原王朝，对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朝代解读不充分。因此作者所揭示的“天下秩序”，在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并存状态下，与以往经常见到的论述没有太大区别。梗本涉《僧侣和海商的东中国海》（《选书日本中世史4》讲谈社）是一本普及书目，其大部分内容是新写的。该书以遣唐使至遣明使时期，即日本的中世时期，佛教僧侣和商人的活动为线索，通过追寻人物的足迹来探明其活动，使人对当时的交流实态一目了然。同氏《东中国海的宋海商》（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通交、通商圈的扩大》，《日本的对外关系3》，吉川弘文馆）其论述涉及日本、宋朝及高丽。关于东中国海交易方面的文章，李镇汉（丰岛悠果译）《高丽时代宋人的来投和宋商的往来》（《年报朝鲜学》13）是一篇论点明确的好文章。该文列举宋人利用商船投奔到高丽的事例，指出虽然从直接史料上看不到有关宋商的记载，但从较早时期开始，就存在着较多商人往来高丽的可能性。土肥祐子《南宋初期阿拉伯商人蒲亚里的活跃》（《史卿》51）将零散的史料联系在一起，探索了通过市舶司进行朝贡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藤野月子《五代十国北宋时期和蕃公主的降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8）探讨了南汉、后晋、宋代关于和蕃公主降嫁的言论，指出和蕃公主是具有“北方性的”要素的外交政策。汉族对公主降嫁持否定态度，非汉民族则视其为对周边诸国的恩宠，可以窥见其中的肯定意味。但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即作者将唐朝前期规定为“北方性的”非汉民族王朝，而将唐朝后期规定为“南方性的”汉民族王朝，如此则易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和蕃公主降嫁应是华夷意识强弱的标志。关于11世纪到13世纪的内陆亚洲国际关系，以澶渊之盟为转折点而进入安定体制的“澶渊体制”论一直为大家推崇。关于这个问题的优秀论文有两篇。古松崇志《契丹与宋朝间的外交文书——牒》（《东方学报》京都85）探讨了契丹与宋朝在国境附近所设派出机构之间文书往来的实态，指出宋朝的态度具有灵活性，表明其确立和平的愿望。井黑忍《金初外交史料所见欧亚大陆东方的国际关系》（《辽金西夏研究的现在》3）分析了《大金吊伐录》中所见金朝国书形式，指出金初一边继承“澶渊体制”构筑其外交关系，同时也在摸索新的体制。
思想、宗教。我们先来看关于正统论的文章。川本芳昭《辽金的正统观》（《史渊》147）从北魏与辽、金的比较入手，考察了一个王朝在确定其“德”为五德中的哪一德的过程，指出辽、金虽被称为“征服王朝”，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意识、正统意识的萌芽。作者试图把中国史上的非汉族王朝超越时代的限制加以比较研究。田中靖彦《澶渊之盟与曹操祭祀》（《东方学》119）认为真宗朝正统论得以发展、对曹操的评价抬高的原因在于对辽战争。该文很有说服力，在此仅指出一点，即作者将地方官祭祀和皇帝祭祀看作宋代祭祀和整祠庙政策的时候，对曹操的祭祀看得过重了。关于佛教，特别是研究向来薄弱的辽金佛教的成果很多。藤原崇人《契丹（辽）后期政权下的学僧和佛教》（《史林》93 -6），以辽道宗朝的学僧鲜演为例，展示了皇帝和学僧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论述了该时期契丹与高丽间的典籍交流。同氏《梅檀瑞像所在之都》（《环东亚研究中心年报》5）指出金代该瑞像被移到上京，且在上京都内也渐渐被移到皇帝周边，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该瑞像具有王朝权力的象征。竺沙雅章《辽金代燕京的禅宗》（《禅学研究》88）利用出土史料，对此前在史料上尤其是研究上处于空白的辽金代禅宗的发展进行了尝试研究。乙坂智子《与杨琏真伽挖掘皇陵有关的元代汉文文书》（《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61 -1），就元朝中央政府派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挖掘南宋皇帝陵墓这一事件，作者从当时的官方史料及明代私撰史料的不同记载人手展开论述，考察了藏传佛教与君主权力的关系，是一篇论证仔细、篇幅极长的好文章。野泽佳美《宋朝福州版开元寺藏题记》（《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29，2009年）关于北宋末到南宋初在福州进行的大藏经开版事项，作者从刻工的动向考察，指出该事项的中断是由于同时期有其它的书籍优先开版。儒学、经学方面的文章有种村和史《为何不解释为抨击君主的诗》（《中国研究》3），围绕着《诗经》中有的诗是否应解释为对以前君主恶行的批判这个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有所改变，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作诗意识的变化。横山健一《宋代褒贬赏罚说的变迁》（《九州中国学会报》48）利用比吕大圭《春秋五论》还要早的著作，论述了南宋春秋学中剔除褒贬之说的过程。伊香贺隆《陆象山的颜子论》（《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46）叙述了陆九渊对颜子的理解，但作者认为这是陆九渊为了批判朱熹而作，对此结论我认为论证尚不充分。垣内景子的《（朱子语类）译注卷七、十二、十三》（汲古书院）出版，该书是2007年以来陆续出版的同一系列译注的第四分册，早于第三分册先行出版了。关于民间信仰方面，有井黑忍《中国山西省东南部的祈雨祭祀》（篠原启方等编《文化交融所产生的诸变貌》，关西大学文化交融学教育研究中心），该文将山西东南地区的水神信仰形态与农业形态结合起来考察，指出从北宋到元初尤其是汤王庙在一定范围得以扩展，且制度化。
美术、文学。美术方面，西上胜《（宣和画谱）小考》（《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7 -1）将北宋末徽宗朝编纂的《宣和画谱》与此前的美术品目录加以比较，指出该画谱的编纂，反映出该时期画论的风潮在于看重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竹浪远《北宋时期对李成的评价及其文人画家形象的形成》（《古文化研究》9）分析了李成作为文人画家如何在北宋末达到最高评价的问题。藤本裕二《元代后期职业画工的造型感觉》（《佛教艺术》313）以木曾定胜寺所藏《释迦三尊像》、《十八罗汉图》这两幅画为例，指出元代后期脱离合理的表现，使画像的构成要素独立存在的造型感觉显现出来。关于佛教美术方面的文章，《奈良美术研究》9号刊载了滨田瑞美《敦煌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眷属众》、周炅美《北宋塔形舍利庄严具的形式和特征》两篇文章。文学方面，内山精也《苏轼诗研究》（研文出版）是作者1986年以后成果的汇总，其中心内容是关于苏轼作品的诗论，同时还广泛收录了作为文人的苏轼、王安石及同时代诗人的论述。诗论方面的文章还有许红霞（渡濑纯子译）《南宋时期日中诗僧的交流及其影响》、胡传志（高桥幸吉译）《杨万里迎送金朝使者之诗》这两篇，刊载于《橄榄》17号。高桥幸吉《元好问从国史院辞职》（《中国研究》3），追溯考察了元好问从国史院辞职的背景，指出从该时期作者所作诗文可以看出其辞职受了陶渊明的影响。关于小说方面的文章有上原究一《成为“汉儿”的张飞》（《三国志研究》5），指出通俗小说中形容张飞的固定用语“燕人”，金时是指原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因被“胡化”的形象非常适合张飞，所以这一用语固定下来，从金到元又形成了张飞作为平民百姓的形象。同时论述了“燕人”这一词语唤起当时人怎样的想象这一问题，是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
以上介绍了2010年的研究成果，作为撰稿人，我再次感受到学术杂志的增多及伴随而来的论文数目的增加。我特别能理解往年综述所作的数量繁多的介绍，为控制文章数量，本稿原则上将史料介绍、译注类及“内陆亚洲”等也应介绍的领域略而不谈。通观去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想依靠表达方法和内容整理来提高质量的文章不少。可以说，除一部分热门领域外，对一些问题极尽讨论，有意填充篇幅有时也有难度吧。但是好的文章应言简意赅，我也时刻以此警戒自己，铭记在心。最后附带说一点，论文数目增多虽是好事，不过刊载在杂志最新卷号上的文章，若没有作者的许可，从法律上来说是禁止全文复印的，这无疑给撰写综述的人带来巨大负担。为了维持正当的道德品质，减轻撰稿人负担，希望大家今后能将抽印本邮送史学会。
[日]梅村尚树（东京大学日本东京）撰 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编译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