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史：历史的生态学畅想
【编者按】生态史（亦称环境史）研究旨在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人与自然不断变动着的相互关系，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对自然变动的影响，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生态学时代”的产物，历经三四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的边界，使其逐步走出“人类事务”的藩篱，成为对文化与自然的长期对话进行探索、描述与思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进而演变为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早在20世纪初期，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历史的思考即已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史，自觉地拓展相关研究，并取得不俗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后，生态史更是吸引了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最富活力的新兴领域。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正式成立，海内外权威学者齐聚一堂，共话生态史学科特色与发展前景。本刊特邀请五位专家，就生态史的起源、演化与未来，研究主旨、问题与特点，其与自然科学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作一番生态学畅想，以飨读者。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嘉 宾：唐纳德·沃斯特（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南茜·兰思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环境史》杂志主编）
王利华（南开大学教授）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主任）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生态史（环境史）可以说是在人们日益关注环境问题、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沃斯特先生所撰《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环境史被描述为21世纪的新史学。那么，我们现在所言的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究竟是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史学外延与内涵的一次根本性的扩展？生态史的研究是否需要边界？
沃斯特：生态学的基础是多样性的竞争与共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史学，理应具有更为包容的胸怀与想象力。因此，生态史意味着我们所开展的历史研究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深入地探寻政治与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基础，而且也将更多地关注自然作为一种动力如何影响人类的生活。它将关注自然资源的充裕或稀缺如何影响工作与生产、创新与财富，如何影响古代王朝及现代国家因自然资源的争夺与冲突所出台的公共政策。历史学家将讨论人们如何管理或应对诸如河流、气候或病原体等强大的自然力量，讨论人类的得失成败及其后果。历史学家讲述的新故事，将解释人们如何改变对环境的理解与感知，叙述他们从特定地方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社会观念如何影响了当地景观。
生态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达尔文那里，我们得以理解，所有这些历史，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都是同一个历史的组成部分，尽管大多数自封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的，只是远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历史中极其微小而有限的一部分。
生态史是否应当有边界？我不想在环境史周边设置任何樊篱，使之成为史学广大天地下的一个角落。我认为生态史所赋予我们的是一场历史哲学与历史道德的范式转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生态史研究，或者说生态史研究可以解决所有史学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它将鼓励一场史学认识上的革命，一场由人本认识向生态认识转换的革命。
夏明方：沃斯特先生对于生态史的理解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样的研究，必将构成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场革命。如果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天人相分开其端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新史学必将以天人合一肇其始。正因为如此，生态学范式或生态史观无疑应该具备更宏大的视野，但同时也要有最开放、最谦卑的态度。此处我愿意重申：我们倡导环境史或生态史，并不是要从历史中切出环境这一块，而是以此为视野来透视整个历史。我并不否认生态史有“界”，但这一有界恰是以其无界而与其他“专门之学”相区别的。我也不主张生态史的解释能力是无限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和学者，都不可能穷尽对古往今来生态演化过程的认识，而只能在“专门之学”上下功夫，就此而论，生态史还缺不了“箩筐”，只是这样的箩筐一个不够，而是要有更多乃至无穷个，还有就是这些“箩筐”之间需要链接与对话。
从学科的角度来讨论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历史学的分支，而应视为一个公共学术平台。实际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诸领域的学者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长期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意识的体现或结晶。
王利华：环境史的兴起，伴随着历史研究者的两个思想转向：一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在思想上重视自然世界的历史变化，尊重自然环境的历史作用，在行动上把自然事物和现象列入实证考察的对象；二是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致力于揭示文化（文明）与自然双向作用的复杂关系。环境史学认为：历史不是由人类单独创造的，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亦参与其中，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察方向和解释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因此，我们主张一种“生命中心论”，这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我们既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命，同时也关注其他物种和整个环境的生命。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对于“环境”人与环境的历史关系以及人类的历史，形成了几个重要认识或理念：首先，“环境”是历时性的生命空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场域，其空间大小和结构性要素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其次，人与环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环境史比以往任何一种历史学都更加尊重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的价值和意义，并努力解说人与各种生物、非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历史生态关系；其三，人类社会是一个从属于地球生物圈的生命系统，文明历史是一个广义的生态过程，是地球生态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在人类的生命活动历程中，社会、经济、文明甚至人类自身体质，都在不断适应并改变着地球生态系统，与之协同演化。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本质。
兰思登：众多环境史学者长期以来规避进化论，主要在于两层考量。其一，他们认为进化生物学有生物决定论之嫌，它将人类仅仅视为“他们的基因再生产策略的承载物”，而进化，将会使人类历史唯物化，在其中文化无足轻重，而人类也将被还原成移动的物质，毫无主观能动性。然而，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读。进化论是关乎历史的理论，它不拟将各种差异普遍化，恰恰相反，它允许我们将基因、身体与群落理解为各种妥协力量所造就的历史建构。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物种起源》出版150年后，人们仍然怀有相同的恐惧，即进化论可能使人类丧失其中心地位，令人类例外论无立足之处。就此点而言，确乎如此。我认为，进化论赋予我们两种关键性的认知。第一，进化论告诉我们非决定性与变换是这个“仍然处于塑造过程的世界”的本质特征，没有什么道德的绝对性将人类置于一个静止世界的中心。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关联、环环相扣的世界当中。人类，如同其他的物种，根植在环境的每一个方面。人类历史无法孤立于其他物种的历史，它在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持续妥协中出现。
而从人类身体的健康与环境的健康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历史的发展，进化论同样起到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身体同人类社会一样，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在其中物质与文化纠缠至深以至于根本无法分割。我们的身体——动物的身体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也存在于我们植根的世界当中。
侯深：我想就我从事的城市生态史研究来谈谈生态学视角的必要性。无疑，城市是人类生活的环境，然而早先的城市史却很少将城市视为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环境。城市史家对城市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往往对人类更为宽广、古老的经历，采集、游牧、农耕时代的经历，及其同城市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心存漠然甚或全然忽略。城市被视为人类独有的创造，同自然毫无接触，关于它的故事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非人的那部分自然世界的关系。人文生态学对积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城市史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仍旧很少有人将城市看做一个地方，一个河水流淌、植物生长、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质资料相交换的地方。作为生态史学者，则必然会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即使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城市自身也是自然多少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止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城市生态史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证实城市根植于自然的生态系统当中。城市，正如同我们的身体以及其他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
主持人：生态史作为一门新史学要求史学认识的范式转换，一种从人类中心向生态认识的转换，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地位在史学研究中将被边缘化？生态史研究是否一定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导向的？
沃斯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究竟什么是生态中心主义的问题。总体而言，人们或多或少认为我们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我们的自然天性驱使我们首先并且最为关切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的存活与繁衍。但是现代科学对这样的认识进行了挑战。生态学显示出我们自身的福祉是怎样地依赖着这个星球——有机与无机的自然。有些人会说这个“生态星球”，亦即这个地球生态系统，比所有的单一物种，包括人类更加复杂、美丽、重要。因此，他们说，我们必须使得地球，而非人类成为价值与重要性的中心。这一新哲学的思想根源不仅仅是现代生态学，也存在于一些包括梭罗、利奥波德、缪尔这样的自然思想家中，但他们都很难被称为是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近些年来，这一思想的主要提倡者是挪威的奈斯和加拿大的斯坦·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所要进行的是一场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革命。地球，而非人类，将成为敬仰、关怀与行动的中心。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大部分生态史学者都不是生态中心主义者，甚至大部分环保主义者也并非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史倡导看待历史的生态学认识，并非是对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将个人信仰强加于历史阐释之上，而是认为我们已有的历史学忽视了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使我们愈加远离历史的完整图景。同样，如果历史学者忽视了人类，他们也褫夺了历史演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从来都是文化与自然的对话，而非任何一方的独角戏。
王利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思想立场，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道”，是我们正是苦苦求索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决不可取。我认为应该以人的生物性为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为主线，设计和规划中国环境史研究。这既是基于环境问题的本质，亦是基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同时又是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环境史应当回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将不同时代人类与其生存空间中诸多环境因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作为观察、研究的主线，注重揭示这种生态关系历史演变的轨迹，亦由此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这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应取路径。
夏明方：以任何单一标准来衡量某种研究的学科归属，最终都可能将生态史这门方兴未艾的学问逼入绝境。姑且假定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核心理念，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些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探讨，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史，是否就该打入另册？为避免这样的紧箍咒，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相对宽泛的表述，如“生态学意识”，抑或“生态话语”、“环境话语”等。尤其是在生态史勃然初兴的当下中国学界，更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需要更加多样的生态话语来竞争，只有通过这样的竞争，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进而推动学术本身的发展。或许，通过这样的“话语竞争”，越来越多的学者就能逐步意识到各自视野的局限，从而寻找新的解释路径。
在我看来，这样的路径，就是从后现代主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或者说“生态辩证法”。“物”作为一种封闭、孤立和不变的实在已经如马克思所说的烟消云散了，而实在又在这样一种永恒流动的过程中得以显现，这一过程又脱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纠结，称之为“生态辩证法”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就此而论，我倒是倾向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说法，只是这里的“生态”，应是人与自然之间无远弗届的关系，而非单纯的“自然”。
侯深：认识到自然在历史中间的存在与重要性，并非意味着生态史家必定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就很大程度而言，这是史学认识本身的进步，它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如同社会史之于此前的政治史，是对历史参与主体的再思考，但是更加激进。同样与社会史相似的是，它也受到自身时代思想浪潮与运动的启迪，但是一个优秀的史家，不会成为这一浪潮的追逐者，而是它的记录、分析与解释者。进而言之，与社会史家一样，由于史学视野的拓宽，生态史家对于人类历史的演化更具批判精神，然而这一批判的立足基点并非是某种宗教或者主义信仰，而是对历史图景远为全面、更加客观的分析。
主持人：既然生态史强调自身的跨学科特质，那么，当前主要由人文学者从事的生态史研究同相关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沃斯特：在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如今，我们有机会与理由在两种文化中找到新的立论基础。这一机会以世界环境危机的形式出现。科学家、历史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所有学科的学者，都需要走到一起，寻找途径，认知我们在自然中共同的生命。
生态史意味着要对自然进行严肃的探讨，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要理解自然如何运行，自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主要依靠自然科学来获取这类知识。然而，两种文化的融合应当是一种对话。从生态史的研究而言，历史学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补充自然科学对自然理解的不足甚至偏差。首先，自然科学教科书中的自然有着极不真实、不自然的一面。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提醒自然科学者在大部分的生态系统中人类都是在其中运作的一员，让文化走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其次，自然科学本身创造出的理论、名词、观点，包括自然科学本身都是一种文化，它们传递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与历史的信息。历史学者可以使自然科学者阅读从前时代的科学思想以及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对之发生的影响，也可以使他们用更具历史感的眼光审视在科学不甚昌明的时代，人类所创造的古老智慧与本地知识，从而对自身的时代与思想进行内省与检验。第三，虽然现代环境危机是由自然科学者发现并在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却无法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何今天这个星球处于这样的危机当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历史学者的技能与训练，对文化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去进行检索、分析与解释。惟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全面深刻的方式回应今天日渐复杂的环境问题。
兰思登：我是一位历史学者，而我的博士学位是环境科学。我一直在询问面对生态与社会的激进变化时，什么是环境史学者能做而科学家与社会史学者难为的？我希望我们所做的是一种翻译：以一种能够帮助这两个群体理解这种正在被澄明的复杂关系的语言，告诉生态学家有关文化的变迁，而告诉其他历史学者有关生态的变迁。如果我们不了解可能不同于我们的生态未来的生态过去，我们又如何在适当的位置上负责任地生存呢？
夏明方：环境史从不，也不应拒斥其他学科的介入。它是人类共同的学问，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确认环境史的范式转型作用。当然，对于新生事物，历史学的反应总是显得有些笨拙和迟钝，但这样的事物一旦为历史学所接受，必将形成其最坚实的基础。如柯林武德所言，一个人除非理解历史，否则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也不能回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处，环境史、人类学、地理学，乃至其他自然、社会科学，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去沟通，而非隔绝。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学，或者生态史学，应是现代意义上的所有学科最终的归宿，至少从目前开始，应努力促使这些学科的历史化、生态化。
主持人：作为一门业已走向成熟的学科，生态史，特别是中国生态史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中国生态史的未来我们有何展望？中国学者将为生态史的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沃斯特：生态史没有边界，但是有其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然而，从美国的发展态势看，生态史这一标签有被滥用的潜在威胁。换言之，很多自封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研究，只是扩展了对人工环境或者产物的认识，却再次消解或者刻意回避了自然在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和作用，使历史再次回到人类事务的圈囿当中。我希望能够借助于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境内其他的相关研究平台，更多地介绍欧美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学者提供更多的借鉴，同时，尽力帮助中国学者与美国、欧州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生态史的发展。
兰思登：在环境史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已将视野从美国的荒野扩展到对全球的研究。一种文化史的转向标志着过去10年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性别、阶级与种族史学学者也将他们的视野带入了本领域的研究。然而，我们最要紧的是不能遗弃我们对环境史关键性见解的关注：即自然的其余部分不仅仅是人类戏剧上演的舞台。而同样，自然也不能决定人类的历史。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在不断的妥协之中，塑造彼此的历史。
侯深：目前生态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不足表现在“跨”上的不足——跨学科的不足与跨文化、跨国界的不足。这并非是对其强调的不足，而是在研究上的匮缺。除了极少数生态史家，大部分学者无力横跨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各自为战。窃以为中国生态史学者亟需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真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第二、分享中国的生态传统与环境记忆，使其成为全球生态演化过程的有机部分；第三、拓展跨国界的比较与交流研究，从而反思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下产生的生态史研究，绝非仅仅是现实的婢仆。它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历史学的窠臼，使史学研究视野得到革命性的拓展，令历史研究的图景更为丰满、完整、真实，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历史学研究的现实关照，使这门学科不致在学科内部相互批评与鼓吹中不断窄化、萎缩。
夏明方：当前中国生态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之势，也潜藏着令人不安的隐忧。这一原本要求跨越各种界限、具有无限张力的学术话语，无形之中似乎又被各种各样人为设置的界限分割得支离破碎了。同时，它面临三种窄化的倾向。第一种窄化表现在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其次是对自然本身所做的界分。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应当集中在对“第二自然”，即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之上，事实上，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维度，我们都不应当将另一部分自然及其变迁摒绝在生态史的研究之外。约束生态史视野的第三种表现，就是在声称对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场进行超越时，无视这种对立状态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将这样一个新兴领域称之为生态史，而非环境史，就在于我们对各个学科历史化与生态化的强调，对变化、时间、相依共存、共同演化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强调，这是一个生态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生态，两者合二为一，弥漫在整个人与自然其余部分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争论与对话的中心，这才是生态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来源：《光明日报》2012-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