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蒙元史研究综述

　　2011年蒙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笔者目力所及，共发表论著30余部，论文400余篇。囿于篇幅，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　学术会议

　　本年度召开蒙元史相关学术会议三次。7月19-20日，“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8月27-29日，“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10月8-11日，“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安徽阜阳师院举行。

　　二　著作

　　本年度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创刊（紫禁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一辑创刊（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清华》），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3辑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23》）。

　　古籍文献整理方面，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整理点校的《元典章》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填补了元代公文史料整理方面的空白，是中国元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其他成果还有《姚燧集》（查洪德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竹斋集》（寿勤泽点校、西泠印社）、《敕修百丈清规》（李继武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宋元四明六志》（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刘纬毅、王朝华、郑梅玲、赵树婷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年度多位学人将其学术成果汇集成册出版：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周清澍《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黄时鉴《黄时鉴文集》（三册，中西书局）、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八思巴字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蔡美彪《八思巴字文物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行省制度研究收获力作：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下，中华书局）。专史成果显著：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杭州出版社）、陈来等《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姜国柱《中国思想通史·宋元卷》（武汉大学出版社）、王朝闻与邓福星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元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世松与李映发《成都通史：元明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专题研究多有创新：蓝武《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惠玲《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唐宇元《元代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研究》（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李崇兴与祖生利《（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仝建平《（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陈彩云《元代温州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徐永明《宋濂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三　政治史、军事史

　　制度：

　　李治安指出唐宋以降社会发展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且得以升华发展（《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5期）。刘迎胜考证了至元元年太庙七室神主的称谓，认为其是蒙古人传统亲属称谓及祭祀仪式的反映（《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清华》）。刘晓对元代非皇帝怯薛轮值的日次进行了探讨（《元代非皇帝怯薛轮值的日次问题——兼谈（元典章）与（至正条格）的一则怯薛轮值史料》，《论丛》）。吴志坚分析了元代奏闻制度的历史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变迁（《（至正条格）的编纂特征与元末政治——以（至正条格·断例·卫禁·肃严宫禁）为例》，《中国史研究》3期）。蔡春娟探讨了元前期汉人监察御史的家世背景、仕宦经历等问题（《元朝前期汉人监察御史的出身与迁调》，《论丛》）。李鸣飞考证了元武宗朝尚书省主要人物（《元武宗尚书省官员小考》，《中国史研究》3期）。丁超指出两都巡幸制度在维持和强化大都地区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期）。官海峰认为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矛盾是元代“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西域研究》4期）。薛磊对元代县尉作了整体考察（《元代县尉述论》，《史学月刊》12期）。马晨阳认为浙东道宣慰司建置于至元十三年，其治所屡经迁移（《元浙东道宣慰司建置时间及治所考》，《集刊23》）。张咏春考证了元代仪凤司的设置、职司等问题（《元代仪凤司考》，《中国音乐学》3期）。章太长论述了元代的丁忧制度（《试论元代的丁忧制度》，《中华文化论坛》2期）。赵旭国认为元代中书令并非虚设，其长期空缺与国俗汉法的斗争有关（《元代太子兼任中书令及相关问题考——兼论认识历史的学理原则》，《历史教学》13期）。马晓林对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进行了系列考察（《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4期；《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西南大学学报》5期；《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期）。

　　地方行政：

　　李治安分析了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职能及其对西部、北部边疆的控驭作用（《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6期）。温海清探讨了金元之际“十道”现象的变迁及其影响（《金元之际“十道”变迁考论——兼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3期）。薛磊认为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元代东北统治考述》，《历史教学》8期）。朱建路研究了元末及北元初期的分省设置问题（《元末与北元初期的分省设置》，《西夏研究》3期）。蓝武认为元朝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较前代更趋强化（《元代广西土司的设置与分布态势探析》，《贺州学院学报》1期；《元明土司制度下广西各族民众起事述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曹学川指出元廷通过运粮、屯田等措施解决了和林边民的粮食问题（《元代武宗海山对哈刺和林边民的粮食供给问题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3期）。徐晓望考察了元廷经营台湾地区的史实（《元代瑁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

　　政治事件：

　　张岱玉研究了元代魏王阿木哥家族的活动（《元朝魏王家族史事钩稽》，《内蒙古大学学报》5期），她还对《元史·诸王表》“梁王”一项内容进行了订补，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元史·诸王表）金印兽纽栏“梁王”一项订补及其事迹钩校》，《集刊23》）。李岭对元顺帝企图避乱济州岛一事作了考辨（《元顺帝企图避乱济州岛发微》，《北大史学》第16期）。乔志勇探讨了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官员的谋变案（《元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谋变”案探微》，《集刊23》）。陈波关注了元代滨海豪族在江南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元代海运与滨海豪族》，《清华》）。葛仁考认为“邢州大治”是元初政治的重要成就（《元初“邢州大治”》，《邢台学院学报》3期）。丁海艳通过碑刻史料研究了元代广西的瑶民起义（《从两种碑刻资料看元代广西瑶民起义问题》，《集刊23》）。

　　军事：

　　赵文坦对金末元初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活动进行了研究（《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齐鲁学刊》1期）。李新峰考察了元末农民战争中的龙湾之战（《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北大史学》第16期）。王玉朋论述了元朝西南三省的军事机构设置及兵力部署（《元朝西南地区军事机构的设置及兵力的布置》，《贵州文史丛刊》2期）。杜鹏探讨了元代侍卫亲军的屯田问题（《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河西学院学报》6期）。

　　四　经济史、社会史

　　经济：

　　王曾瑜论述了宋元时代淮南经济的整体情况（《宋元时代的淮南经济述略》，《论丛》）。姚建根研究了宋元时期杭州的发展变迁（《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期）。蓝武分析了元明时期广西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取得成就的原因（《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广西民族研究》2期）。王建革指出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稻土发育与水环境及农作技术密切相关（《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稻作生态与水稻土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史晓雷对前人有关王祯《农书》中“飏扇”的研究提出了新看法（《王祯（农书）中的“飚扇”新解》，《中国农史》3期）。周松考证了元代黄河漕运的若干问题（《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期）。谢浞论述了12-14世纪太湖以东地区水利建设、水学发展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汪志国研究了宋元时期安徽地区的自然灾害及政府的赈灾情况（《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期）。王书敏对镇江几座宋元时期粮仓的性质与年代进行了考辨（《关于镇江宋元粮仓的几个问题——转般仓、淮东总领所、大军仓》，《东南文化》5期）。陈彩云论述了元代温州的盐政问题（《元代温州盐政考述》，《盐业史研究》2期）。刘伟榕、贺威探讨了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盐业史研究>2期）。王磊、张法瑞研究了元代的马政（《略论元代的马政》，《古今农业》1期）。杨惠玲、杨鸿光考察了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西藏大学学报》3期）。杨永福、邵星分别研究了元代滇川黔相邻地区、阴山等地的站赤交通（《元代西南边疆地区交通格局变迁的原因及影响——以滇川黔相邻地区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5期；《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站赤交通概述》，《黑龙江史志》5期）。

　　人口：

　　吴志坚论述了元代官私乐妓的婚姻、义务以及法律地位等问题（《元代的乐妓——以（元典章）为中心》，《集刊23》）。杨淑红认为从人口买卖的角度来看，元政府在与民间社会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从人口买卖看元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马彩霞、袁飞论述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刍议》，《池州学院学报》1期）。吴超研究了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资源配置情况（《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及劳动力资源初探》，《前沿》22期）。

　　宗族：

　　常建华论述了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郑氏规范》的社会影响（《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河北学刊》2期）。陈彩云认为温州士大夫的宗族建设是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霞蔚以元代山西平遥梁瑛家族为例，揭示了该区域宗族建构的一些特征（《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夏玉润详细研究了朱元璋的家族史（《元代朱元璋家族迁徙路线考探（上、下）》，《紫禁城》2、3期）。

　　士人：

　　罗贤佑分析了元初北方汉儒不同民族观对政治选择的影响（《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民族研究》4期）。包伟民论述了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中国史研究》1期）。陈彩云关注了温州宋遗民在元初的活动（《元初温州的遗民群体》，《学术探索》8期）。余来明、王勤考察了元前期江南士人在科举停废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学术研究》12期）。周茶仙以李存《俟庵集》为切入点考察了元代陆学士人的生存状况（《元代陆学士人的日常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以李存（俟庵集）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5期）。段海蓉认为方国珍对待色目人的态度首先取决于他们在元朝的地位，其次受他们对方氏集团态度的影响（《元末方国珍治下色目人的境遇与心态》，《南开学报》3期）。

　　服饰：

　　吴琼指出蒙古“国俗”对元代舆服制度影响很大（《元代“国俗”制度对舆服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4期）。贾玺增对宋元明时期的服饰进行了多项研究（《巾环、玉屏花、玉逍遥与玉结子——宋元明时期巾帽类首服的固定和装饰用具》，《紫禁城》l期；《罟罟珠冠高尺五，暖风轻袅鹛鸡翎——蒙元时期的罟罟冠》，《紫禁城》7期）。齐玉花、董晓荣探讨了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云肩等（《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面妆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1期；《敦煌壁画中的蒙古族供养人云肩研究》，《敦煌研究》3期）。

　　五　文化史

　　宗教：

　　陈高华指出元代内迁的畏兀儿人以信仰佛教为主，他们在政治、经济、宗教各领域发挥了较大影响（《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1期）。王红梅研究了元人必兰纳识理的籍贯、佛学成就及其政治影响（《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宗教学研究》3期）。周清澍论述了少林长老福裕的生平以及元代佛道之争的发展演变（《论少林福裕和佛道之争》，《清华》）。李辉对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进行了多方考辨（《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浙江社会科学》3期）。顾寅森考证了元代大护国仁王寺的名称和地址（《元大护国仁王寺名称、地址考略》，《集刊23》）。薛正昌讨论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往来关系（《忽必烈与八思巴论》，《社会科学战线》5期）。李德成认为元仁宗对藏传佛教的管理积极有效（《元仁宗藏传佛教管理探微》，《世界宗教研究》6期）。董晓荣分析了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传播的原因（《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西藏大学学报》3期）。

　　钟海连讨论了全真道教教团管理制度的发展成熟过程（《丘处机与全真道教团管理制度的创建和成熟》，《学海》3期）。侯照民指出随侍丘处机西行者为十八人（《随侍丘处机西行十八士考》，《中国道教》4期）。李虹研究了丘处机之后的全真教继任者（《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再考辨》，《宗教学研究》2期）。张方探讨了元代社会与全真女冠群体的互动关系（《全真女冠与元代社会》，《宗教学研究》1期）。乔新华考察了元明时期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从儒道共处到儒教独尊：元明时期山西平阳府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6期）。易素梅通过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研究了宋元时期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互动关系（《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学术研究》7期）。

　　宗亦耘认为元代景教的本土化程度高于天主教，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更大（《比较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世界宗教研究》5期）。李静蓉指出泉州基督教石刻上的天使构图反映出基督教对其他宗教元素的移植或借用（《元代泉州基督教天使雕饰的多元文化选择》，《泉州师范学院学报》5期）。唐晓峰对学界有关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提出十字寺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世界宗教研究》6期）。陈玮介绍了13-14世纪黑水城地区的景教信仰情况（《13 -14世纪黑水城的景教信仰》，《寻根》1期）。

　　廖大珂研究了宋元时期泉州阿拉伯人的活动情况（《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期）。李兴华介绍了元代杭州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并对凤凰寺以及伊斯兰教墓地石刻、石亭等作了考证（《杭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下）》，《回族研究》3、4期）。

　　理学：

　　吴立群研究了吴澄如何阐发“孔颜之乐”思想的问题（《“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南华大学学报》1期）。刘成群指出元代新安理学家发展出“求真是”的理念（《“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北方论丛》6期）。蔡方鹿关注了虞集的思想及元代理学的走向（《融贯博通，会归于道——从虞集思想看元代理学的走向》，《哲学门》总第22辑）。

　　教育：

　　陈瑞指出教育政策调整、地方官支持以及文人儒士的参与促进了安徽地区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元代安徽地区的官学教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雷家宏认为官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是宋元时期荆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成就的突出标志（《宋元荆楚地区的官学》，《湖北大学学报》3期）。吴洪成、张阔考察了元代河北地区的书院发展（《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下）》，《衡水学院学报》2、3期）。蓬瑶考证了大德年间江浙行省下辖九路儒学刊刻“十七史”一事（《简论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及其历史价值》，《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期）。余来明以明人文集为基础，对今人有关元代进士生平的研究进行了补证（《元代进士生平补证》，《集刊23》）。王力春考证出杨俊民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考》，《河北大学学报》5期）。

　　艺术：

　　萧启庆指出，元代的题跋文学充分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多族结构及各族士人间的密切交往（《元代多族士人的书画题跋》，《文史》2辑）。李雄飞研究了元代宫廷的“回回曲”（《元代宫廷“回回曲”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期）。熊江梅梳理了延祜文人集团文论的内容、特点及成因（《延禧文人集团文论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期）。邱江宁指出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期）。查洪德对姚燧的散文特点作了分析（《以传奇为传记：姚燧散文读札》，《文学遗产》1期）。

　　六 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民族：

　　陈高华研究了元代自阿里马里内迁至济宁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按檀不花家族（《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资料》，《论丛》）。殷小平指出马薛里吉思家族在嫁接希腊和阿拉伯医学、传播回回医药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马薛里吉思家族与回回医药文化》，《西域研究》3期）。罗海燕研究了契丹石抹宜孙家族的变迁（《契丹石抹家族在元代的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3期）。周峰考述了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奚人家族的具体事迹（《最后的奚人——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家族考》，《东北史地》6期）。

　　中外关系：

　　舒健以“怯怜口”为切入点探讨了元丽关系的发展变化（《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初探——以蒙古人印侯为例》，《集刊23》）。夏丽梅比较了元明会同馆在隶属关系、政治规格及职能权限等方面的差异（《元明时期会同馆差异初论》，《青海民族研究》4期）。

　　七　历史地理

　　乌兰杰、乌兰撰文指出史籍所载“朵因温都儿”即今内蒙古扎赉特旗北境的博格达乌拉，其与月伦太后官帐及月伦太后祭祀不存在任何关系（《“朵因温都儿”小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3期）。薛正昌依据考古及文献史料对元代安西王府作了考察（《六盘山下王城：元代安西王府研究》，《西北师大学报》6期）。党宝海指出，忽必烈圣旨中的Koke　AYula／青山儿／青山子、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提到的“绿山”、乌马里记载的Kuk　Taq均为万寿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元大都以万寿山一带为核心设计建造（《青山（Kbke　Axula）与元大都》，《中国史研究》4期）。姜东成对元大都孔庙、国子学作了建筑学研究（《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中国名城》3期）。李嘎从城市环境、城市本体、城市腹地三个方面对宋金元时期的青州和济南进行了比较研究（《从青州到济南：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研究——一项城市比较视角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李润民探讨了金元之际的“龙山三老”及山西浑源龙山的相关史实（《浑源龙山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期）。

　　八　人物研究

　　杨镰对元代入居中原的高昌偰氏作了文献及田野考察（《双向的别失八里》，《回族文学》3期）。尚衍斌指出真正参与编修《金史》的沙刺班又名刘伯温，张掖人，与畏兀儿人沙剌班无涉（《沙刺班与（金史）编修》，《史学史研究》3期）。王力春对元代若干同名不同族的沙刺班进行了逐一考证（《元人沙刺班考》，《北方论丛》3期）。李鸣飞、张帆考证了郑介夫的生平事迹（《郑介夫生平事迹考实》，《清华》）。赵梅春指出王鹗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史学集刊》6期）。段海蓉考证出萨都刺籍贯燕山，即大都，而非雁门（《萨都刺籍贯新考》，《新疆大学学报》5期）。罗海燕考察了石抹宜孙的交游（《元契丹人石抹宜孙交游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期），他还认为戴良是因病而死（《元代诗人戴良之死考索》，《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期）。

　　有关苏天爵的研究有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3期）、颜培建《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期）、《元儒苏天爵教育思想初探》（《江西社会科学》4期）、赵东平《苏天爵师承考述》（《湖南大学学报》4期）、武香兰《元末名臣苏天爵监察活动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4期）。

　　此类文章还有王胜军、邓洪波《元代岳麓书院山长张图南考》（《大学教育科学》1期）、谷春侠《陈基生平事迹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蔡堂根《高则诚佚诗及其生平补证》（《温州大学学报》6期）、郭翠萍《元代济南名士赵文昌生平考略》（《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汤志波《元代周砥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夏玉润《一个神秘的人物——左君弼》（《紫禁城》6期）。

　　九 文献研究

　　碑刻研究。蔡美彪对黄河龙门禹庙元建极官碑面所载八思巴字及汉文文字进行了译释（《元龙门建极宫碑译释》，《清华》）。刘晓对高丽《三韩国大夫人金氏墓志铭》中蕴含的史事信息进行了充分解读（《（三韩国大夫人金氏墓志铭）读后》，《中国史研究》3期）。党宝海对元代白话碑刻中存留的“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两词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在元代并非特指大都附近的柳林、独树两地，亦可指代其他地方（《“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清华》）。孙继民、宋坤利用《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察了西夏遗民在河北的活动踪迹（《元代西夏遗民踪迹的新发现——元（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期）。任乃宏对《窦默神道碑》重新进行了辨识、断句和录文（《（窦默神道碑）辑录汇校》，《文物春秋》5期）。马顺平、孙明鉴利用碑刻材料探讨了元代帝师空缺、都功德使司职能诸问题（《元（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释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朱建路对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作了进一步考证（《元宣授善和大师塔铭补考》，《文物春秋》3期）。邢富华、王宇红、邢建洛研究了发现于洛阳市新安县的元至元九年“古道观记”碑（《洛阳发现元代古道观圣旨碑》，《文物》8期）。陈瑞研究了《元至正己丑长至社众公立礼堂旧社产土碑记》，指出其有益于元代“社”的研究（《元代徽州路社产史料一则释读》，《中国农史》1期）。杨匡和对马秃塔儿墓地碑文进行了解读辨正（《马秃塔儿墓地碑文解读辨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5期）。崔红芬对泉州清源山佛教造像功德主阿沙和“肃州碑”中的阿沙作了考证（《泉州清源山三世佛造像记考论》，《民族研究》3期）。万里对前人有关《辉州重修玉虚观碑》的研究作了补充论证（《关于（辉州重修玉虚观碑）的两则考释补正》，《世界宗教研究》6期）。陈良军认为重修延庆化城寺碑由元代怀庆路内名寺院官观共同参与刻写（《河南济源新发现重修延庆化城寺碑考释》，《文博》6期）。施立卓介绍了云南发现的元《大理崇圣寺圣旨碑》（《崇圣寺（猪儿年碑）》，《大理文化》12期）。徐庆康、冯培林考证了全真教东祖庭昆嵛山所存的哈鲁罕大王令旨（《烟台昆嵛山哈鲁罕大王令旨考》，《聊城大学学报》2期）。

　　出土文书研究。黑水城文书仍是关注热点。孙伯君研究了黑水城出土的与白云宗相关的佛经，认为它们可能是元刊《河西藏》的遗存（《西夏文（正行集）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期；《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文献》2期；《元刊（河西藏）考补》，《民族研究》2期）。张国旺对俄藏TK192《至正六年承管人状》、俄藏TK197《寒字四号文书》作了详细研究（《黑水城元代文献研究二则》，《论丛》）。苏力认为黑城出土的F116：W98号文书是元代的“告拦状”（《黑城出土F116：W98号文书研究》，《古代文明》4期）。吴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阴山学刊》2期）、《（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农业技术推广初探》（《农业考古》4期）、《关于亦集乃分省问题的探讨——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阴山学刊》1期）、《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人事变化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3期）、《（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慈悲道场忏法）考释》（《赤峰学院学报》8期）。潘洁探讨了亦集乃路的赋税问题（《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孔德诩、屈耀琦考察了亦集乃路的祭祀情况（《元代亦集乃路祭祀初探》，《西夏研究》1期；《对黑城出土的一件祭祀文书的考释》，《西夏研究》4期）。张笑峰研究了亦集乃路的圣容寺（《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1期）。邱志诚指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83H-F1:W14/0014号文书应定名为“习抄大学章句残片”（《中国藏黑水城83H．Fl：W14/0014号文书残片定名及其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张重艳、胡妮研究了黑水城文书中的量词（《黑城出土汉文文书量词初探》，《西夏学》7辑）。魏琳依据黑城文书探讨了元代的造纸情况（《浅谈几件中国藏黑水城文书所反映的元代用纸》，《西夏学》7辑）。毛永娟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TK261V号文书为元代所出（《黑水城所出TK261V号文书（窦庸献蝇拂子启）考释》，《西夏学》8辑）。郭兆斌、蔡伟政分别研究了黑水城所出元代养老及礼仪文书（《黑水城所出两件与养老制度有关的文书研究》，《西夏学》8辑；《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西夏学》8辑）。

　　徐畅考订出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资治通鉴》残叶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5期）。

　　《全元文》补遗。《全元文》补遗成果不断：崔瑞萍《（全元文）失收墓志七篇补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罗海燕《（全元文）佚文十四篇及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现存元人碑刻资料及其作者考略——（全元文）补目42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左鹏《（全元文）赵孟频卷补校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王超、王福利《补（全元文）缺字百例——以石刻文献资料为据》（《北方文物》1期）。欧阳江琳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护法论》末发现虞集所作《护法论后序》，为《全元文》、《虞集全集》所未收（《虞集佚文一篇》，《江海学刊》4期）。

　　类书研究：

　　仝建平论述了《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述论》，《甘肃联合大学学报》1期）。贾慧如探讨了元代类书的史学价值（《元代类书在元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4期）。

　　其他：

　　吴小红订正了元成宗本纪、元顺帝本纪中有关龙虎山道教的两则错误记载（《（元史）正误二则》，《集刊23》）。马晓林研究了《张硅墓志铭》的文本流传情况（《（张珪墓志铭）文本流传研究——兼论（元史·张珪传）的史源》，《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

　　吴志坚考订了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学成就，并对《春秋本义》版本略作考辨（《程端学及其（春秋本义）》，《文献》1期）。符永利研究了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略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社会科学论坛》3期）。任永安对国内外宋濂文集的版本作了梳理（《宋濂集类著述新考》，《殷都学刊》1期；《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文学遗产》1期）。祝军、李甜分别就徐达左《金兰集》、孙黄《西菴集》的相关情况作了考述（《（金兰集）考论》，《河南社会科学》6期；《（西菴集）版本流变考》，《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期）。王永胜分析了平阳在金元时期成为刻书业中心的历史原因（《金元时期平阳成为刻书中心的背景分析》，《晋图学刊i》3期）。吴国武对宋元书院本的定义、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作了研究（《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湖南大学学报》6期）。顾永新考察了金元平水刊刻的经书注疏合刻本（《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文史》3辑）。张丽娟厘清了宋刻与元刻十行注疏本的关系（《关于宋元刻十行注疏本》，《文献》4期）。谢辉探讨了元代易学典籍的辑佚价值（《简论元代易学典籍在辑佚方面的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4期）。

　　陈庆英认为觉囊派的《笃布巴本生传》研究价值颇高（《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期）。安娅将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八思巴字与梵文的对比，考证了其间的音译规律（《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文——八思巴文对音研究》，《西夏研究》1期）。僧格考察了文献中“篾儿千”词义的发展演变，认为其是蒙古狩猎社会的产物（《“篾兄干”考——兼论蒙古古代狩猎文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5期）。铁木尔‘明珠尔认为“查干苏勒德”和“哈尔苏勒德”是元代文献中的“牙纛”和“皂纛”（《锡林郭勒日报（汉）》3月24日第3版）。

　　十 考古文物

　　周良霄指出，沽源县梳妆楼的主人是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而不是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考古与文物》4期）。魏坚指出，羊群庙遗址是元代皇家和贵戚为祭天和祭祖建立的场所，4处大型建筑基址为燕铁木儿家族的宗庙遗址，4件汉白玉石雕人像代表燕铁木儿三代祖先及其本人（《蒙古高原石雕人像源流初探——兼论羊群庙石雕人像的性质与归属》，《文物》8期）。林梅村详细考证了元代《宦迹图》产生的历史背景、画中主人公、画作者及元大都崇天门诸问题（《元大都的凯旋门——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人（宦迹图）读画札记》，《上海文博》2期）。杨新对元人孟玉涧的生平及其相关画作进行了考订（《元孟玉涧（黄鸟图）辨析》，《文物》7期）。邱轶皓研究了《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之《诸域图纪》，并据此讨论了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等问题（《舆图原自海西来——（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西域研究》2 期）。

　　十一 研究综述、书评

　　本年年度综述有默书民《2010年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渡边健哉撰、蔡春娟译《2009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期），李华瑞《2010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会议综述有张冰冰《“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王旭送《“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域研究》4期），于文善、梁家贵《“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动态》6期）。专题综述有杨淑红《元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期），张广保《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期），常建华《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期），米婷、刘凤强《近30年来元代西藏史研究综述》（《赤峰学院学报》3期），王彪《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5期），余敏《王恽研究述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8期）。

　　本年度书评有周鑫《追寻元代文化的多元风貌：（元代文化史）读后》（《中国史研究》4期），张海云《白迈克（蒙古帝国的畏兀儿人）述评》（《集刊23》），孟凡云《民族交融背景下全景式的元代经济史——评李斡（元代民族经济史）》（《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张艺曦《评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刁培俊、林明华《（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高福顺《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1期）。

作者信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