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为学疏通知远

　　一个人生在当下，如果想做一名学者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则只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否则，几乎别无他途。这究竟是好事坏事，一时也无从断定。从好的方面讲，可见教育日渐正规普及，一般家庭均有能力循正常途径培养一二读书人，读书治学不再是社会上少部分人的事情。但从学术的成绩与氛围上讲，博士日多而成绩未见有多大提升，人们对学术的尊崇倒有不升反降的担忧。恰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年代，我们看到很多学术大师不拘一格的履历，有受正规教育并留学国外多年的，也有自学成才的，还有很多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读书环境里造就的。吕思勉（1884―1957）就是这样一位受惠于江南一带读书传统的史学大家。

　　吕思勉，江苏常州武进人，为上世纪中国史领域一位“通贯的断代史家”（严耕望语）。一生著有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和八部专史，另有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学术成绩单从数量上讲即已惊人，而以质量论，每部论著都有很高水平，且不乏创见。能有如此成就，却“生平未入学校”，但并非完全自学，他所生长的故乡常州，作为江南膏腴之地，历来有读书的传统（区别于纯为科举的读书）。吕思勉自述“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所以他6岁起就能随当地的老师宿儒从学。而他在初能读书的时候，父亲就按当地读书人家传授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教授他去读《四库书目提要》，这一方法使得这些刚上手读书的学子能够对以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学问有一个鸟瞰的了解，不至将来陷于固陋的村究之学。到 16岁的时候，他开始能认真读书，标志是“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读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多人做不到，曾国藩就专门把这一条列为读书要求。从23岁开始，他把治学的目标锁定在史学上。他的专门史学，却并非只是一味在这一门的专精研究里。经史子集都博览泛读的结果，他的学问规模像很多中国传统学人一样，奠定在整个国学基础上，我们看他后来的著述，八部专门史里就有经学、理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在那些做精深研究的专家来看，这无疑是战线拉得太长了，不容易出成果。

　　事实上，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像吕思勉这样通贯的学者越来越少。而他之所以后来的声名略输于像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学者，与他学问的不求风尚，不做窄而深的专门问题研究有很大关系。而且，他以通史、断代史为写作方向的学术表达方式，也极大影响了有创见论点的表述，这些论点如果不是有心人的考究，很容易在他的大部头著作中湮没。现代学术的表达方式，主要地是以论文的方式集中对某个或某些学术问题的阐发，即便成书，很多也是把多篇论文贯穿发表的意思。而吕思勉则专意于从先秦以来直到隋唐的以断代史形式出现的完整表达（还有一部《吕著中国近代史》），从谁都能读的正史当中去选取组织别具只眼的材料，而不像后来学界中很多人的做法，一味在史料的新奇上求发现。实际而论，他的这些断代史每部都很出色周密，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已属不易，他却独立完成了五部，并留下其他断代史写作的草稿。

　　名气不够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无意于此。他从 1905年开始在常州当地的一个私立小学堂任教开始，到后来的中学、专科学校、大学任教，大半生在学校中度过，学术生涯的主要阶段，则在上海的光华大学任教。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北平，上海在学术中心之外，而光华大学更在重要的大学之外。置身于学术中心之外的非重点大学中，名声传播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而根据他的一位学生黄永年回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的一篇《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的文章就很可以明白他的追求，他借这三位学者的为学为人表达了他对“真正的学者”的看法，在他看来，“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他以很果决的语气，清晰阐发了他对“真正的学者”的意见。因此，他的埋头著述，不求声名，正是自觉追求的结果，“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哉”。

　　读过吕思勉一些文章著述的人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吕思勉在评史论史上很通达，能置身历史情境中做同情的了解，这使得他的史评入情入理，远高于那些想当然的泛泛而论。他很重视社会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基础作用，常说“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我们读他的断代史和通史，都可以读出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方面内容的重视，他后来看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见解，与他的这一自觉学术追求有很大关系，有一种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之感，不同于别的一些史学大家多少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的通达还表现在，1920年代通史写作还都用文言文的时候，他的第一部《白话本国史》（1922年），就自觉地用白话文写作，而且着眼于社会变迁，有很多推翻传统的见解，在当时可谓非常新颖。顾颉刚就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评价很高。

　　吕思勉从他自己亲身的读书体验中，在指点后学读书尤其读历史上有几个要点。入手的功夫，从读目录学开始。他自己就是从读《四库书目提要》受到启发的。在读法上，先博览后专精。如果觉得二十多部正史卷帙浩繁，对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读者来说，太困难，但是只要有得当的读法，也不是没有办法，“读法如何，在乎快，像略地一般，先看一个大略。这是曾涤生读书之法。专门治史的人，正史最好能读两遍”。他用“攻城略地”来形容精读与这种求快的博览的区别。精读自然如“攻城”一般，是要打硬仗的，而“略地”则只求其速，过一遍就行，对一些基本典籍要精读，其他的很多书一定要有阅读的速度。

　　他自己正史读了几遍呢？当时学界传说他读过好几遍正史，他有过一个明确说法：“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仍然很惊人。但他并不提倡读历史先从正史开始读，他认为以纪传体为体裁的正史太割裂，事迹分散在多个人物传记中，不易于明了一个时代变迁的大势，所以，他主张先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这样的通史，因为读过通史对时代变迁历史大势有了解后再读正史就能有基本的线索。

　　他的勤勉通贯的学风，“真正的学者”的读书人风骨，时间愈后，愈显可贵。

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