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
三、清初中荷贸易与外交关系的重建
清朝初年，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政策承袭明初制度，允许海外诸国以朝贡名义前来贸易。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清廷诏谕浙江、福建等地，琉球、安南、暹罗、日本等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54]。同年，清军攻占广州，清廷又下指令：“南海诸国暹罗、安南附近广地，明初皆遣使朝贡，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55]。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在东南沿海的统治远没有达到稳固的地步，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南海各国对清廷多采取不合作、不接触态度，容留、支持明朝流民和反清势力；郑成功攻占台湾后，建立起最强大的反清复明基地，威胁清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因而清朝在顺治四年颁布禁令，严禁沿海民众下海通夷，严行保甲连坐之法，“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56]。顺治十二年，题准：
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准许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贸易，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这，正犯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57]。
第二年，又颁布更详细的禁令。顺治十八年，开始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实施“迁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尽烧民居船只，片板不许下海。此后，海禁三令五申。
海禁使中外交通贸易受到限制，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沿海商民下海通商幷未被禁绝，表面海禁森严的粤海实际上涌动着走私浪潮。朱德兰博士根据日本古籍《华夷变态》、《通航一览》等唐船华人“申口”资料，对清初迁界令时的中国船海上贸易进行详细梳理，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其中“广东船”有64 艘，平均每年2.5 艘。这些船有些是广东本省商船，有些是外省商船；不少南洋船如咬口留 吧、暹罗、大泥、广南、六昆船驶往日本时都先在广东停靠，搭载商客货物[58]。
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精忠（顺治十七年耿藩移福建）都是贪得无厌的封疆大吏，集兵、民、财权于一身，称霸南天。尚藩重用沈上达等“奸徒”，私造大船，出洋为市。康熙二十一年两广总督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曰：“市舶一欵，原与民无害。自藩棍沈上达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结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为市其获利不资，难以数计，然利入奸宄，国课全无”[59]。李士桢《议覆粤东增豁税饷疏》谓：
查市舶一欵，粤省界连滨海，在昔外番洋舡往来，货物交通，岁收税银二万二千余两，载在刊书，国家获军需之利益，地方开商贾之财源。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达等，勾结党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十舡往还，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利甚大也[60]。
据荷兰史料记载，1657年7月5日，大员派出小快船Zeeridder载货f.17,714.12.2，由商务员巴隆率领前往到广州；“中国人暗地里到船上支付银两之后将货物取走，销售价格优惠，获利优厚”，纯赢利23000盾。藩王的人「私下对商务员巴隆讲，以后可派一、两艘海船载货前去虎门，以取水为名。」结果荷兰人又派Zeeridder船到广州，装运170担胡椒、120担铅、734担紫檀、1200捆藤等，货物总价值为f.20405.1.6。此后，Zeeridder船又有一次收获颇大广州航行；与此同时，英国人在澳门运走了125担锌、50锭金和约7000两价值的丝。
尚藩还对前来广州的荷兰、英国、葡萄牙以及中国走私商船征收商税，发放贸易许可证。《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谓尚氏“凡凿山开矿，煮海愎盐，无不穷极其利”；“平南四十年积聚，所得外洋币帛以百万计”，因而有“平南之富，甲于天下” [61]的说法。
荷兰人发现，广州的藩王（平南王尚可喜）“紧紧控制那里的贸易”，“对海外贸易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大”[62]。尚藩“准许澳门的葡人自由贸易和其它权利，正如我们获得的信件所言以此让其它愿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清楚，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荷兰人认为打通藩王关节，有机会在广州建立正常的贸易联系，中国贸易之门正准备向他们敞开，“我们请求贸易之地，不在南京，而在广州” [63]。因此连续三次派遣使节前往广州和北京，力图与中国建立贸易与外交关系，尚藩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施合德尔（Frederick Schedel）广州之行
1652年（顺治九年）5月21日，公司下令大员长官费尔勃格（Nicholas Verburg）和评议会船载货前往广州。次年1月20日，大员方面派快船Bruynvis装载各种货物和礼物，由商务员施合德尔（Frederick Schedel）率领前往广东，试探那里是否有生意可做，从而展开荷兰人与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为代表的清朝广东官方的首次接触。
施合德尔9天后到达广州河口。经过一番周折，先后见到了老藩王平南王(Pignabon)和小藩王靖南王(Ciguanbon)，受到热情招待，安排在怀远驿居住。《大清会典》谓：顺治十年“荷兰国遣使航海，请修朝贡”[64]。《恭岩札记》记述怀远驿时涉及此事：
怀远驿，在西关十八甫。顺治十年，暹罗国有番舶至广州，表请入贡。是年复有荷兰国番舶至澳门，恳求进贡。时盐课提举司白万举、藩府参将沈上达，以互市之利说尚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司馆地，而厚给其廪饩，招纳远人焉[65]。
宋元时期，提举盐茶司或转运盐使司兼管市舶幷不鲜见，当市舶司被罢撤时，市舶事务一般归政于盐司。[66]明代设置市舶司，“惟理宾贡怀柔，其兼榷盐铁酒茶事务弗与焉”[67]。但也不绝对。嘉靖时无锡人顾起经为广东盐课提举，“又以材兼署舶务，能悉涤其交通接济之弊”[68]。这是盐课提举兼署舶务的例子。盐课提举司有时也兼管矿冶，如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行私贩，如盐法[69]。清初长期战乱，广州市舶贸易受到破坏，而且管理制度与机构也处于废弛状态，市舶提举司大概不复存在；荷兰人来广，盐课提举司白万举兼理其事，乃依例行事。沈上达即前文提到的平南王府“掌管商务之官”，他与白有珩二人总理关榷税务。
荷兰人公开前来广州请求入贡，事关重大，广东官方当然不敢轻怠或随意处置。平、靖两藩、巡抚、布政司、巡视海道等衙门，皆参与其事，合议对策。据顺治十年三月《广东巡抚李栖凤揭贴》署巡视海道沈时呈报：
看得外夷之入贡也，必由其道，贡必有定期金叶表文，所以道其诚，缴文纳敕，所以征其信，古今定例，违者却之。若荷兰一国，从来声教不通，今慕义来归，愿奉正朔，此旷代所无者。本道遵奉王令，前往虎门押带至省，首询其有无表文方物，进贡朝廷，祗称朝见两王，通贡贸易。随奉行查向来入贡之例，依经移会两司。稽诸《会典》及《通志》，所载毕述，往事彰彰可考，未常载有荷兰国名。迨询诸舶商，则谓荷兰即红毛也。《通志》云红毛鬼国大舶至澳，译言不敢为寇，欲通贡，而皆讶其无表，不宜开端。以此论之，则诸彝向未入贡可知也。而今日之来，仍习往昔故智，借名贸易，确是真情。方今圣人化及万方，恩覃海外，若辈怀德畏威，归贡恐后，而我堤防之法，似亦不容少弛。要之三年一贡，船不过三，人不满百，患亦可杜，防亦可少周。惟是远人初来，创制伊始，原无旧章可循，未敢遽定可否。其来船来货业已详允丈量抽饷，合无俟其售货完日，遣其还国，扬我大清怀柔盛德，候本院具疏会题，请旨定夺。倘奉俞允，然后藩司移交，遣使宣谕，真具表贡，方许其来，庶于远人来宾之意不失而海外乘隙之窥可杜矣[70]。
广东布政司照会云：
看得奉行查议荷兰国向来入贡之例，及递年往来船只之宜，此怀柔而彰威德也。本司识类管窥，未暇悉稽典制，惟考《会典》所载列国贡道，广东则真腊、占城、暹罗三国。询广东典故，则向来入贡，只暹罗一国，而于荷兰所未见也。兹我朝应运，荒服者宾至，重译者来朝，此中国圣人之征，而两王化被之验，又奚疑焉！惟是荷兰国未奉金叶表笺，又未缴从前所授宣敕，只称自愿留下头目数人，遣船还国，备办贡物，具表归贡，乞赐安插，则礼待不可以不厚，安置不可以不周。必周必厚者，所以体远人来宾之诚，而消意外真伪之患也。且考列国入贡之例，或三年，或贰年，必以金页表文为据，方见国长有输款之诚，然亦人不满百，船仅二三，如船多人众则阻回之。而所云私自往来贸易，《会典》所未载也。兹荷兰一国，两王或念其归诚独切，不以例限，此则协和万邦，是在两藩二院渊谋远虑，从长而折衷之，而图万全计经久[71]。
抚院咨移平、靖两藩，两藩皆有答复，其中平藩《谕荷兰虞文礁律管理北港地方等处事尼高朥氏攀直武禄（即费尔勃格）》曰：
兹辱执事遣使航海，申之珍遗，远来悃款，实用嘉悦，但稽外域来宾，必奉国主之命，循朝贡之期，进金册以崇体，具符节以征信，然后达之朝廷，优以礼数，此荒服之制而柔远之经也。今执事以贸易私请，我朝功令森严，可否定夺，出自睿断，非两藩所敢擅便。执事若晓新朝德意，其转达吧主，遵三年或贰年一朝之制，任土修贡，则夹板船无过三只，自洋入境，即预行启报，以便引入广省，渐达京师，永着为例可也。若仅以贸易为言，我大清敦诗说礼，贵五谷而贱珠玉，又何利焉[72]。
广东官方为“扬我大清怀柔盛德”，一开始对荷兰人接待是周到热情的，并且允准其完税后交易商货。然而，由于荷兰人没有进贡表文，也无“旧章可循”，特别是“私自往来贸易”一项，事关朝廷礼制，不敢擅便，须由皇帝定夺，所以平、靖两藩皆请费尔勃格转达“吧主”即荷兰巴达维亚总督马特索尔科（Joan Maetsuyker），按照朝贡事例，具表文进贡。梁廷枏《粤海关志》谓：顺治十年荷兰人“请贡，兼请贸易，广东巡抚具奏，经部议驳”[73]。
据荷兰东印度总督和评议会1654年1月19日《东印度事务报告》记载，广东官方起初颁布公文，准许荷兰人自由贸易，在广州设置商馆，下级商务官员包勒被任命为商馆馆长，另有四名荷兰人辅助。但不久藩王认为准许荷兰人在广州居留与准许外国人来往贸易不同，未经上报皇帝，不得擅作决定。3月8日，藩王和广州的官员都建议荷兰人派一使团前往北京，如果皇上批准，那么“整个中国将为公司开放贸易”[74]。
瑞典学者龙思泰认为施合德尔广州之行没能顺利达到目的，与葡萄牙人贿赂清朝官方有关。他说：1653年，施合德尔从台湾来到广州，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不是中国商人指控荷兰人劫掠，指证其海盗行为，如果葡萄牙人不是那么慷慨地馈赠厚礼，这个省的督抚会支援他的这一吁请”。由于不敢做主，他们劝告荷兰人派遣使节前往北京，带上珍贵礼物和贡品，以获得皇帝的赐见[75]。这与中文、荷文史料记载是吻合的。
派遣使团事关荷兰对华贸易之前程，施合德尔尽快完成交易，以早日返回巴城，结果购入各种商品价值f.25,591.-.10，根据贸易记录，获利20,751.45两银，合f.77,817.17.4，获利200%。具体帐目如下：
纯利润：f.44,319.14.14
与之相对的各种费用：
赠礼：f.10,546.01.00
陆上费用：f.2,873.14.12
水上费用：f.1,095.00.00
费用总计：f.14,514.15.12
广州之行获纯利：f.29,804.19.02
施合德尔在广州发现不少难于忍受的“不合理”现象：一是藩王及官员索取礼物，诸如哆啰绒、琥珀等珍物。二是交易不公平，如藩王用低价收买进口商品，官员“在接受商品时还是过重银两时，甚至在选择运走又运回货物时使用各种欺骗手段”，这在东印度所有地区，都“无法与其相比”。三是船税、关税很高。“所有到广州贸易的海船和其它运输船只，均需经过丈量，根据船只大小缴纳船税。快船Bruynvis据估计需纳税550两纹银。据税官讲，这尚属处理得比较公平合理，不然关税要交纳1600两银。上述船税、关税之高令人难于忍受。”荷兰人不了解广东贸易管理制度与福建不一样，认为是“一种非常奇怪甚至是无法令人忍受的压力”。施合德尔还发现，经过战乱毁灭性打击，广州恢复丝织业、纺织业和其它行业仍需一段时间；不过距离广州半天路程的佛山(Fussan)已经建起规模巨大的丝织厂[76]。
（二）瓦赫纳格(Zacharias Wagenaer)、施合德尔再次出使广州
荷兰人认为这次交易的利润是可观的，而且从广州那里得到许多贸易信息，特别是如果派出使团在北京实现使命，可为建立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打下坚实基础。7月29日，大员派出商务员瓦赫纳格(Zacharias Wagenaer)与施合德尔，率领快船Schelvis和Bruynvis前往广州，带去给尚藩的书信和一批商货、礼品。他们花费了f.4,677.14.8，但没有见到藩王，广州官方怠慢他们，主要是因为贸易没得到朝廷同意，还有就是耶酥会士和澳门葡萄牙人的捣鬼[77]。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谓1653年荷兰人再次前往广东，试图与广州通商，但“遭到葡萄牙人的阴谋破坏而失败”[78]。就是指此事。
（三）德·豪伊尔(Pieter de Goyer)、凯瑟尔(Jacob Keyzer)使团进京“朝贡”
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派遣使团前往北京。7月14日，使节德·豪伊尔(Pieter de Goyer)、凯瑟尔(Jacob Keyzer)率领快船从巴城起航，8月10日到达海南。
1655年尼霍夫随荷兰使团前往广州途中所绘澳门图（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 ）
平南王、靖南王和都统在广州城前接待荷兰使团（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
在广州，使团向官方呈递了“进贡”文书，包括上顺治皇帝和致平、靖两王的表文。官方译出的《译荷兰国表文》称：
管在小西诸处荷兰国人统领如翰没碎格奉贺大清国皇帝御体安和，万事如意，永寿于世。造物主造成大地，分有万国，或土产，或手制，此所以彼之所有，此之所无。造物主之意，盖欲人民彼此有无交易，因而相爱相和，所以我们多有漂海远游，各方皆到，到处即得与国主相与。闻得大清皇帝每得大胜，做了中国之主，此皆天主简任之恩，我们要来奉贺，幷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是各国规矩皆然，且令中国人民兼得利益。我心中十分满望如此，恐无凭据，特遣两老者，一名伯多罗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皆久用事之人，赍贡礼物前去。伏愿安和如意，永寿于世。八答未，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公历七月十三日，统领如翰没碎格[79]。
表文中如翰没碎格即巴达维亚总督马特索尔科（Joan Maetsuyker），伯多罗俄也即德·豪伊尔，雅哥伯克斯即凯瑟尔；八答未原注：“广东南雅岛地名，盖谓在此写的。”误，该地应为吧达维亚。表文提到“互通有无”、“各国规矩皆然”的国际贸易惯例，与清朝朝贡贸易体例大相径庭。
官方译出《译荷兰国与两王文》云：
管在小四（西？）诸处荷兰国人统领如翰没碎格贺靖、平南王奉大清国皇帝统管广东省，求造物主准赐安和永寿。向闻造物主准朝廷得了广东地方，又有德以公道治天下，乃命有德的好官管治百姓。你德重爵尊，统领众官，效法朝廷，公道服众，我等外国人闻之喜悦。我等系以交易为生者，到处寻地方居住，近至广海。初在北港，着人前去做交易的勾当，不料做不成，回来说若要做成，须差人到北京大主之前。今特差二人有年记者，一名伯多罗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代我众人奉贺朝廷新得天下，并贡礼物，料来不至虚我之望也。靠你福庇，管他去进贡，又管他回来，令我等放心外，又差一人方济各懒斯蛮在你广东治下住着，理料去使来回，零碎货物，我地方人感激不尽，望你福庇，准此。八答未，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公历七月十三日，统领如翰没碎格[80]。
广东官方要求荷兰人拿出300,000两银（后减至120,000两）作为在北京活动的费用和礼品。使节拟定一份协议，内容包括：
1、自巴城到达以及使者满意获得所许诺的自由贸易自北京返回时，支付给藩王35,000两银现金或货物。
2、使者持御令前往北京后，其它荷兰人在广州开始售卖货物，地方当局为此提供一座房屋。
3、允许海船返回巴城装运货物。
4、由“广东王”下令，公司出售货物需用铜钱支付。荷兰人清楚，付出上述银两，藩王和其它大官只会把少许用于皇宫，而大部分「用来充自己的腰包」。
广东官方没有同意上述“协议”，然而还是向朝廷上奏了荷兰来华“朝贡”的消息，荷兰人认为是他们“许诺的银两发生了效力”[81]。九月十二日《平南王揭贴》谓：
平南王揭为恭报彝船入境事，案照顺治十年外海荷兰国通贡，奉旨不准进贡，钦遵在案。今八月初五日，据报荷兰国夷船二只入境，督抚两臣邀爵同靖南王耿，至公馆会议，海道徐火亘启称有表文，幷抄进贡方物册到爵。该爵看得外海入贡，乃朝廷德威远被，仁泽覃敷，是以梯山航海，愿觐光天化日，实兴朝之盛事也。先年荷兰国遣使通贡，未有表章方物，尚不足昭其诚敬。兹不复惮波涛艰险而来，且使臣言词谆恳，具有表文方物，向慕之诚，似未可坚阻，以塞远彝景仰上国之风。但遵成命，爵等不敢擅专，除檄水师官兵巡防外，除具题外，理合揭须至。揭贴者，顺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82]。
十月二十二日，揭贴至部。
1657年1月18日，顺治皇帝下旨，令广州官员陪同使团携带书信和礼品上京朝见，另有20名荷兰人和三、四名合格的翻译随行；使团给皇帝准备了f.21,000的礼品，额外准备资金17,000盾。使团的船队由150条船组成，浩浩荡荡，沿途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和优待。越往北行，那里的人越友好和善。7月17日到达北京。
1656年荷兰使团进京路线图（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
荷兰使团进京后，在尚藩预先派往北京的接待人员指导下，住进了专为使团准备的宾馆（会同馆），离皇宫不远。按照“朝贡”规例进呈“进贡方物”，据梁廷楠《粤海关志》记载，计有：
哆啰绒、倭缎各二匹，哔叽缎六匹，西洋布二十四匹，琥珀十块，琥珀珠、珊瑚珠各二串，镜一面，人物镜四面，白石画二面，镀金刀、镶银刀各一把，鸟枪、长枪各二杆，玻璃杯、雕花木盆、石山匣各二个，缨帽一顶，皮小狗二个，花鹦哥一个，四样酒十二瓶，蔷薇露二十壶[83]。
荷兰使团在顺治皇帝召见之前参加了一次“宫廷官员的会议”，宣称他们来华目的是“拜见皇帝陛下”，幷要求建立友好盟约，往来贸易，希望清朝提供贸易所需的居住等方便；他们保证按清朝规定和习惯缴纳税饷，每五年一次派遣使节前来拜见皇帝。荷兰人得到的答复是：若他们五年或间隔时间更长些派使节来华，将很受欢迎，同时允许三到四艘船载货到中国贸易，但每年频繁的往来，以及准许他们居住等与国家法律冲突，事关重大，不能轻易答应。
10月2日，经过礼仪训练的使团以九叩大礼朝见顺治皇帝。10月13日，使团接受了皇帝赏赐给东印度公司总督和使节的礼物，其中：
总督：4件青花缎，4件青色和4件兰色缎，4件thuvijs(thujas)，4件金色天鹅绒，4件花缎，10件白绫，4件蓝花缎，2件青天鹅绒，6件绫，4件fora，10件hochins，300两纹银。
每名使者：24件等质量的丝料，100两银。
使团秘书巴隆(Hendrick Baron)：12件等质量的丝料，50两纹银。
17名随从：每人15两纹银[84]。
梁廷枏《粤海关志》记载顺治皇帝“优加锡赉”其“国王”（即荷兰巴达维亚总督）的礼品有：大蟒缎二匹，妆缎二匹，倭缎二匹，闪缎四匹，蓝花缎四匹，青花缎四匹，蓝素缎四匹，帽缎四匹，衣素缎四匹，绫十匹，纺丝十匹，罗十匹，银三百两[85]。与《东印度事务报告》所记在数量上有出入，种类上大体相同。
雍正《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三年荷兰国使哔呖哦口悦 嘢哈哇口惹 等“到京朝贡，宿会同馆,进表一道。礼部覆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每次进贡员役不得超过百人；入京员役，止二十名，余俱留广东。该地方道将，严加防卫，进京人回，一同遣还本国，不得久住海滨。又谕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着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86]。另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皇帝特降敕谕：“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87]。10月中旬，完成“朝贡”程序的荷兰使团被要求按时离开北京。
1657年（顺治十四年）1月28日，使团顺利到达广州，但接下来荷兰人与尚藩和广东官方的关系出现紧张。原来荷兰人到北京后把准备的礼物全部送光了，以致回到广州后没有任何礼品可以赠送广州官员，引起不满。使团离开广州委托这些官员购入荷兰人需要的货物，官员预支货款14,000两银，现在官员门要求为那笔货款支付每月10%的利息；另外要求兑现荷兰人获得自由贸易后赠与的报酬约35,000两。荷兰人也很不满。结果广州官方告示民众不许用轿拉荷兰人入城。商务员兰茨曼与巴隆进城见「年轻的藩王和市政官」时，遭到一位官员的棍打；翻译Paul Durette一天夜里在家中被人暗杀；藩王也不接见使团，“一个称牙病发作，一个则说先赠礼后见面”。2月21日，使团乘坐快船Koukercke和Bloemendael匆匆离开广州。
荷兰人对这次“朝贡”作了总结，快船Koukercke和Bloemendael所装载的货物，包括使节带取的赠礼，价值f.123,367.03.00，销售货物所得f.78,736.05.05，总计f.212,103.08.05；而使者带回的剩余货物f.15,466.06.12，上述赢利还剩余f.196,637.01.9[88]。
满清以异族政权入主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相当大的敌对势力，为获得海外各国对清朝合法性、正统性的承认，同时孤立、打击以明郑政权为代表的反清力量，清朝需要海外诸国的声援，确立以清朝为中心、以朝贡体系为主体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当荷兰人来到中国时，耶酥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告诉荷兰人，“长时间以来没有外国使节前去北京”[89]。荷兰使团的到来，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一个惊喜，因而即使海禁森严，清朝也不记前嫌，不在乎许多不利于荷兰人的传言，送给荷兰人一次向大清皇帝行九叩大礼的“朝贡”机会，确立名义上的宗藩关系。
在清朝看来，给予荷兰人朝贡是莫大“恩惠”，然而这种名惠而实不至的荣耀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没多大意义，“八年一贡”与自由贸易的距离何止天壤！荷兰人对此颇为失望，决定不再派遣使节北上，只是维持“已达成的协议和建立的友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为报荷兰商船抵闽请求通商贸易事题本》，称：“又查得，顺治十三年荷兰国来进贡时，谕曰：隔八年来朝拜一次。钦此。如今算来，康熙二年当为进贡之年，但至今尚未进贡” [90]。荷兰人对“八年一贡”没多大兴趣，当然不会依期前来“进贡”。
清初荷兰人在闽海的贸易利益受到中国海商特别是郑成功的威胁，郑氏遍及东南沿海、东南亚和日本的海上贸易网络，使台湾的中转港的作用大受制约，荷兰人损失巨大。16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签定了停战协议，但第二年（1661年），最令巴达维亚政府担心的事发生了，郑成功的舰队攻下台湾赤嵌城(Saccam)，荷兰人被赶出台湾，失去在中国唯一的立足点。荷兰人不得不调整贸易战略，一方面与加强与广东的联系，发展与“王商”的生意，另一方面密切注视闽海动态，伺机报复。康熙元年(1662)十二月，荷兰“出海王”苗焦沙乌率领出四艘战船驶进五虎门停泊，各船竖大旗，上书“助大清”，要求协助清军攻打郑成功。康熙二年七月底，荷兰人依约复派十七艘战船前来“协助大清国剿灭郑逆”；康熙皇帝钦准两年前来贸易一次，所带货物，委员监督贸易[91]。
此后，荷兰人多次到清朝“朝贡”。康熙五年三月，荷兰遣其户部官老磨军士丹镇、总兵官巴连卫林等朝贡，请贸易。同年，荷兰再贡方物，清朝厚加赏赐，但重申八年一贡，“二年贸易永远停止”。康熙六年，荷兰违例从福建入贡，题准，嗣后“务由广东”，广东成为清朝与荷兰关系的合法渠道。另规定贡使有正使、副使，或专以正使一员，其次为夷目官，为掌书记，各一员，其下为从人。凡入京者，不得过二十名[92]。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广西将军孙延龄先后响应；十五年，尚、耿两藩反正。十九年，耿精忠、尚之信被处死，尽撤藩兵归北京，统治广东三十年的尚藩势力一朝铲除。二十二年，清军克澎湖、攻台湾，明郑政权灭亡。清朝恢复广东市舶提举司，以宜尔格图为市舶使，后来成为第一任粤海关监督[93]。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三月，户科给事中孙蕙奏请“海洋贸易宜设立专官收税”；二十四年，康熙皇帝下诏开海贸易，“无论满汉人等一体，令出海贸易，以彰富庶之治”[94]；并设粤、闽、浙、江四海关于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管理沿海对外贸易。印光任《澳门记略》云：
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以内务府员外郎中出领其事。其后或以侵墨败，敕以巡抚监之，迩年改归总督。所至有贺兰、英吉利、瑞国、琏国，皆红毛也，若弗郎西，若吕宋，皆佛郎机也。岁以二十余柁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曰十三行，皆为重楼崇台。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即明于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之遗制也[95]。
康熙开海，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仍然有贡期、数量、居留等限制。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文森特·巴兹(Vincent Paets)出使中国，请求以五年一贡为期，部议从之；又荷船“入贡”例由广东，荷兰人认为广东路近而泊地险，福建路远而泊地稳，故请改由闽省入贡，部议“荷兰国贸易处所只许在广东、福建两省”；清廷减少荷兰“贡额”，止令进大尚马、珊瑚等十三种，其它如织金缎、羽缎、倭缎及各种油小箱、腰刀、剑、布、玻璃镫、聚耀台、玻璃杯、肉豆蔻、葡萄酒、象牙、皮袋、夹板、样船，俱免进献[96]。
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商船直航中国的代价太高，效益太低，且不稳定，因而决定继续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商船前往巴城，保持与中国的航运关系；每年都有数十艘帆船运载瓷器、丝绸以及茶叶到达巴城。英国学者博克塞（C.R.Boxer）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大陆建立有利可图的商馆的努力失败后，它购买的中国商品大多来自一年一度前来巴达维亚的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省份的帆船，也有不多的来自同澳门葡萄牙商船贸易的中国商人。[97]其结果是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中断了，荷兰船舶不再驶往中国海岸。
雍正初年，荷兰对清朝贸易有所改观，“通市不绝，夏秋交来广，由虎门入口，至冬乃回，岁以为常”[98]。雍正五年（1727），荷兰人获准在广州设立商馆，东印度公司改变对中国的贸易策略，采取“双轨制”的政策：一方面支持公司商船前往广州贸易，另一方面仍然鼓励中国帆船前来巴城，转贩受欧洲欢迎的中国商品瓷器、丝绸和茶叶，中荷商贸关系展开了新一页[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