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和展望——《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终章
环境史学尽管在世界各地发展程度不一，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不但自身已经日益壮大、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大众的关注，而且正在进入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开始改造传统的历史编纂思维，促动历史编纂的范式转换。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环境史学的历史进行总结不但是环境史学走向自觉的需要，也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处理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时对环境史学提出的现实要求。尽管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勇敢地走出这拓荒的第一步，就必将迎来环境史学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满园春。
在环境史学界，一般认为，环境史学的兴起是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历史学内部的创新冲动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环境史的兴起来看，这个结论大体上反映了环境史学兴起时的现实社会背景和学术界的内部动力。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有局限的，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或者是把美、德等国的经验过度普遍化的。一方面，在非洲，环境史学的兴起主要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寻找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结果；在俄国和前苏联，尽管环境问题已很突出，也曾经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但是，环境史学并没有在俄国蓬勃兴起；在广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尽管自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执政后，西方环境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低潮甚至出现衰退，但是这些国家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另一方面，在史学传统深厚、创新能力突出的法国，环境史学不但兴起较晚，而且发展速度缓慢；在具有独特史学传统的阿拉伯世界，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环境史学的萌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环境史学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都是当地不同因素凑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可能是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是国际学术交流成为诱发学者关注环境史的主要因素；在某些国家，环境主义运动成为环境史学兴起的催化剂，在另一些国家，史学或与环境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变化成为学者转向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动力。
由此也可以重新认识某些美国环境史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环境史学从美国兴起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确实，环境史学较早在美国兴起，而且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水准在当今国际环境史学界从整体来看无可争辩地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就是从美国传播过来的。另外，尽管同是工业化国家，西欧和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主题就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注重荒野史研究，而欧洲注重工业污染史，日本注重公害史研究。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天赋的自然环境和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的不同。即使是研究同一个主题如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非洲和美国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美国学者强调完全排除人的、非利用性的自然保护，而非洲环境史学家强调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关照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或参与性保护）。这说明，世界环境史学带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分栖共生、竞相争艳的大花园。
在世界环境史学的大花园里，尽管植株（研究主题）和营养来源（研究基础）并不相同，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进行着频繁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美国环境史学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毫无疑问是出超方；印度、非洲等南方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学虽然是人超方，但不示弱，它们为美国环境史学的深化和拓展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为美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化和美国的世界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帮助。这种相互交流尽管仍不平衡，但为打破南方的地方性知识被忽视和被贬低的状况、为破除环境史学中的“欧美中心论”开辟了道路；为最终实现世界环境史学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迈出了坚实步伐。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学尽管发展程度不同、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但都认为除人之外的环境具有历史创造能力，是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认为环境因为没有主观能动性而不具备历史创造力，以及仅仅把环境看成是历史上演的舞台或背景或把自然现象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助力和催化剂的观点不但片面（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典型表现）而且不符合现代脑科学和生态学的新发现。环境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中与人一起创造了历史。正因为如此，环境史研究就不是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能够完成的，它不但需要汲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资料和方法，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通过这样的研究和探讨，最终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统一起来，使历史由孤立的、进步的人类史变成整体的、复杂的、真实的历史。
在未来的发展中，环境史学需要处理好以下五对关系。第一，在环境史学的定位中必须保持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平衡。在美国、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它们的环境史学似乎更易于被历史学科接受，也易于在既定的学科框架中发展。在澳大利亚、日本、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学更多地表现为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它们的环境史学是任何学科只要有需要就都可以进行研究的领域，既没有自己的统一组织，也没有相对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环境史定义。但是，无论怎么定位，环境史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如果要在未来求得可持续发展，那么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前者可以借此吸取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变得更为开放和包容；后者可以借此形成更具凝聚力和认同的新优势，在既有学科结构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环境史研究必须平衡选题之小与大的关系。随着环境史学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其选题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从时间尺度上看，仿佛选题越小，研究就越深入，学问越大。当然，这种变化无疑可以促使环境史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多元化，但是也不可避免造成对环境史发展大趋势的忽视，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其实，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在开拓环境史研究时，他们的初衷是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发出挑战．要改变历史编纂忽略环境因素的片面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思维的排他性。因此，随着环境史学研究的时空范围大幅度的扩张，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把握似乎更显重要。环境史学需要在克罗斯比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宏观研究基础上再出发。进而言之，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并不完全冲突，宏观研究甚至可以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专题研究也应该具有宏观的视野。
第三，环境史研究需要把握悲观与乐观的平衡。环境史学诞生时具有强烈的“倡议史学”的特点，充斥着由“衰退论”和“退化论”等带来的悲观情绪。这些内容当然反映了一部分历史事实，能够激起读者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关注，但是，时间一长，这样的内容一多，这样的担忧就会变成悲观失望，不但对环境史学失去信心，也对环境治理和人类通过吸取教训改善环境的能力产生怀疑。随着环境史学研究的深入，在看到人类造成的环境灾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类通过文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以及保护环境的成就。这方面的内容不但可以纠正先前对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关系的片面认识，还能帮助人们形成乐观的情绪，树立信心。这两者之问的平衡是环境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它能够持续吸引读者和继续走向辉煌的基本保障。
第四，环境史学在强调纯学术性的同时需要加强其应用性。在环境史学兴起之后，环境史学家努力使之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其最重要的研究目标是探求历史真相。这固然使环境史学的学术性大大提升，但也出现了脱离实际、远离读者的现象。当然，环境史学家也并不是一点都不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功能，只是他们希望环境史学研究中显露的历史智慧能够出现“下滴”效应，启发相关的有心人。但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这样的期待等来的只是不被人问津，因此，环境史学需要恢复兴起时的传统，主动关注社会和环境热点问题，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具体指出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和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政策制定者、环境主义者等提供指南和方案。也就是说，环境史学家要从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变成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学术性和应用性之问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日本部分环境史学家用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而产生了许多非学术性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第五，环境史学需要平衡历史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不同要求。一方面，环境史学极力希望进入历史学的主流或用自己的新思维改造传统史学；另一方面，环境史学不断从环境科学等非历史学科吸收材料和方法。在进入历史学主流上，环境史学除了研究传统历史学并不关注的问题、提供新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传统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新的环境史的解释，如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罗斯福新政、纳粹德国、两次世界大战、
非殖民化、明治维新、中国革命、东亚崛起等。在借鉴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环境史学还应该就它们关注的问题展开研究，如飓风、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臭氧空洞的修补等，为它们的研究提供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人为藩篱，在大科学的框架内为环境史赢得在不同学科中的平等、均衡的发展契机。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将会发展得更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尤其要重视基础性研究工作，要在了解国际环境史研究发展历程和趋势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同时，中国的环境史学人应该选好重点突破口，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交流。中国环境史学者首先应该总结中国环境史上的经验教训，向国际环境史学界贡献出自己的独特知识。其次，中国周边地区，如前苏联和阿拉伯世界，其环境史不但与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而且是国际环境史学界研究最为薄弱的两个“黑洞”，如果中国环境史学者能够有意识地投人人力和精力，那么实现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又好又快发展就不是不可以期待的。因此，如果能有意识地贴近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顺着最新的潮流探索，那么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就会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样绽放出绚烂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