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文献：敦煌学向下延伸的承接点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这两大出土文献主体都是佛教文献，都存在大量的西夏文献和其他少数民族文献，这为两大文献的对接提供了可能。敦煌学研究者直接参与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是黑水城文献迅速走向纵深的一条捷径。敦煌学向黑水城文献延伸，不仅存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关键词】敦煌学；西夏学；黑水城文献
【作者简介】陈瑞青（1977年——）男，河北沧县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黑水城文献与河北地方史研究。
黑水城文献在近代出土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继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近代学术史的第五大发现[1]。从时代构成上看，黑水城文献的主体是西夏和元代文献，同时还包括一部分唐、宋、辽、金时期的文献。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实现了五大材料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其成为完整的序列链条。在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和敦煌文献时代最为接近，它在发现之后就和敦煌学产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历史动因，也有人文情愫。本文拟就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己之见，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敦煌、黑水城文献之间的相似性为二者的贯通接提供了可能
敦煌和吐鲁番文书虽然出土地点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相互结合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共识，一般治敦煌文书者，同时也兼治吐鲁番文书。这是因为吐鲁番和敦煌文书有非常近似的地方，二者从时代上来说，大致属于隋唐这一阶段，吐鲁番文书比敦煌文书要稍微早一些，与敦煌文书在时代上相互衔接。因此，两个地方的文书关系非常密切。同时，由于吐鲁番文书主要收藏于国内，公布较为集中，为学者利用吐鲁番文书提供了方便。相比之下，黑水城文献虽然在时代上与敦煌文书相衔接，但由于其大宗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和英国，公布比较晚，很少有学者能见其庐山真面目，学术界一般不将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结合在一起研究。但随着近年俄藏、英藏以及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公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做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的贯通工作。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打通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的节点提供了可能。关于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的相似性问题，孙继民先生在《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一文中曾有所论述，孙先生认为二者学科性质相近，都是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五大新材料中学缘最近的两大学科。同时，由于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2]。实际上，除孙先生所讲的几点外，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尚有多处。
其一，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主要发现地均与佛教场所相关，因此注定这两大材料的主体是佛教文献，这样在佛教史研究中可以前后发明，左右互补。众所周之，敦煌文献的主要发现地点是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经，约占敦煌文献中英藏的85％，法藏的65％，俄藏的90％，北图藏的95％，所以数量非常巨大，总数约在45000号左右。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地点主要是在位于黑水城遗址西约400米的大佛塔，这也决定了黑水城文献的九成以上也是佛教文献，其中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是西夏文佛经，有四百多种，数以千卷计。英藏黑水城文献约4000件，全部残页7300个编号。其中世俗文献的手写卷子约占整个英藏黑水城文献的23％，佛教典籍约占77％。由于英藏黑水城文献在整理出版时，尚有诸多文献性质不清，因此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藏黑水城文献也是以佛教典籍为主体的。从文献主体构成可以看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为研究和探索中古时期河西佛教问题提供了契机。学术界已经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崔红芬女士《西夏河西佛教研究》一书，在打通敦煌、黑水城文献之间的关键环节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用以说明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以及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的[3]。沈卫荣先生更是认为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黑水城佛教典籍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4]。
其二，敦煌和黑水城两地都曾置于西夏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两地出土的文献以及保留的历史遗存是研究西夏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和物证。公元1030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从此开始了党项政权对敦煌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上世纪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敦煌西夏资料的调查研究。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这80多个石窟中的精美壁画为研究西夏时期的佛教提供了实物证据，历来受到西夏学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学术界存在多种说法，但均在党项占领敦煌之前，因此敦煌藏经洞中没有西夏时期的文献。但从莫高窟北区中曾出土了部分西夏时期的文献，1908年2月，伯希和曾对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在第181号洞发现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回鹘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在182号洞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5]（P383-390）。近年经过中国学者的不屑努力，这些入藏法国的敦煌西夏文文献，最终以《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为名出版[6]。这批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从内容上来说，有各种写本、印本的佛经如《华严经》、《二十一种行》和各种发愿文，有十分精彩的版画作品，有社会文书等。同时，还有大量西夏文献从敦煌流散到日本，这些文献分别被七个博物馆收藏，经过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2011年1月《日本藏西夏文献》出版[7]。日本藏西夏文献主要以佛经为主，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一卷至第十卷保存较为完整，同时还有第三十六、第四十一残卷。同时还有《圣胜慧彼岸到功徳宝集颂》的“善知识品”、“赞叹品”、“总持功德品”。其他佛经还包括《白伞盖陀罗尼经》、《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圣摩利天母总持经》等。这些佛经多钤有张大千印章，因此可以推断是从敦煌流散出去的。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进行了发掘清理，涉及的范围包括南区和北区，所获文献中也包含部分西夏文献在内。1988年至1995年，敦煌考古工作者对北区洞窟做了多年的工作，共清理发掘僧房窟、禅窟、瘗窟和仓库窟243个，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多种文字的文献、佛经，古钱币，木、陶、铜、铁器，丝绸、棉麻毛织物以及一枚波斯萨珊朝银币[8]。在莫高窟北区的37个洞窟内共计发现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新发现的这批西夏文文献中，既有手抄本，又有活字印刷本，还有刻版印刷本，其中手抄本中还有给纸金书佛教经典。从装帧分析有经折装、蝴蝶装、卷子式。就文献内容而言，既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诸密咒要语》、《龙树菩萨为禅陀迪王说法要褐》、《高王观世音经》、《千佛名经》、《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以及一批不知名的佛经残页、残片；又有道经；还有类似汉文《千字文》的字书《碎金》和当时流行颇广的字书《三才杂字》以及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启蒙读物；还有籍帐等社会文书以及劝世诗词、散曲、咒语等等[9]。这些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的数量不及黑水城文献多，但是可与黑水城文献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的。敦煌西夏壁画、西夏文献与西夏时期敦煌历史文化既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三，敦煌、黑水城同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塞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两大出土文献中不仅有大量的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而且还有大量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存在。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以藏文文献数量最多。藏文文献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于阗教法史》、《藏医疗杂方》、《藏医灸法残卷》等，于阗文有《使臣奏于阗王奏报》、《于阗王致曹元忠书》、《致金汗书信和奏报》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黑水城文献除大量的西夏文文献外，尚有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粟特文、女真文等文献，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语法、书写等方面与敦煌文献中的非汉文文书并无二致，因此是可以实现对接的。
其四，敦煌、黑水城同为绿洲文明，因此两大文献中的世俗文献在内容上十分相似，这为两大文献的对接提供了可能。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的文书等。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黑水城世俗文献，除古籍、字书、医书、历书、占卜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书，按文书性质可分公文、契约、诉状、帐册、名单、元宝钞、柬帖、票引等。这些大量存在的社会文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社会风俗、经济状况、行政运行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两大材料的主体都是佛教文献，同属于西域佛教史研究范畴，因此可以预测学者在佛教史研究领域是最容易在这两大材料之间找到突破口和衔接点的。敦煌作为西夏文文献出土的重要地点，这与西夏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而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多，约占90%左右，这样两大材料之间可以将西夏文作为桥梁，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同时，两大出土文献在非汉文文献与世俗文献中也存在密切的“学缘”，这为敦煌学向下延伸提供了条件。
二、敦煌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是黑水城文献研究走向纵深的捷径
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发生交叉是由来已久的，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初至解放前，是学术界对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进行初步研究的阶段。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命运，上世纪初发现后被劫往国外，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在国内，黑水城文献研究可以说是和敦煌文献研究几乎是同步的。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1913年，我国学者罗振玉辗转得到夏汉双语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照片，这为解读西夏文提供了一把钥匙。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出版。1927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出版，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极大地推动了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10]。陈寅恪先生在关注敦煌遗书的同时，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投入相当的精力，写就《斯坦因Khara-Kt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两文，阐释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采用对译和意译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王静如先生《西夏研究》三辑，收录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西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西夏学研究推向高潮。在这一阶段，除王静如先生专治西夏学外，罗氏父子以及陈寅恪先生均是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兼治，学者们对于两大材料并无明显的畛域之见。
第二阶段：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内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研究均处于低谷，两者之间绝少发生联系的阶段。但在国外，这一联系却得到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孟列夫教授，充分利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资料，在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同时，整理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961年发表《黑水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科兹洛夫收集品汉文部分）》[11]。1984 年出版《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12]，该书的汉译本以《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为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敦煌研究者对误收入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进行甄别，以及利用到国外查阅敦煌文献的机会，顺便抄录黑水城文献加以研究的阶段。由于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的收藏地大致相同，因此在整理出版敦煌文献时，难免混入黑水城文献，因此对已经公布的敦煌文献需要加以甄别。在这方面首先取得突破的是陈国灿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先生利用擅长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优势，将《敦煌学资料》误收的英藏黑水城西夏汉文借贷文书进行了复原，首次将敦煌学研究方法引入黑水城文献研究，是两个学科相互交融的一次有益尝试[13]。孟列夫的《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一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除了西夏学界关注外，敦煌学界也开始留意此书。柴剑虹先生根据俄方只公布的一页《文酒清话》照片，敏感地意识到《文酒清话》的版本价值以及学术意义。随后，柴剑虹利用到俄罗斯查阅俄藏敦煌文献之机，对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某些文学作品进行了抄录，回国后先后发表《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14]、《俄藏黑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15]（P315）两文。同时，其中华书局的同事李继昌也利用黑水城文献发表了《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16]一文，这是敦煌学学者主动研究黑水城文献的典范，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上世纪九十中期，荣新江先生对误收入《俄藏敦煌文献》的《景德传灯录》进行了辨析，认为该写本为黑水城文献[17]。同时，荣先生还对混入俄藏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进行了系统清理，厘清了二者之间的界限[18]。
第四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现在，1996年12月俄藏、英藏、中国藏以及日本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公布，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敦煌学界历来对新材料高度敏感，一些敦煌学学者开始将研究触角下移至黑水城文献，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孙继民先生以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突破口，发表了一系列集束式学术论文，并将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金代、西夏汉文文书的研究，其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杨富学先生不仅对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19]等文，还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回鹘文和西夏文进行了探索。除此之外，邓文宽、金滢坤、余欣、马格侠、冯国栋等人均有关于黑水城文献的论著。这一阶段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参与深度，均较前一阶段有所改观。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传统的敦煌学重镇，已经开始着力培养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新生力量，如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培养的崔红芬、梁松涛博士均以黑水城文献作为研究选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国旺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也是以黑水城元代汉文世俗文书为研究对象。但这一时期，敦煌学者的参与层次不同，有的学者是彻底转型，有的学者是两条腿走路，有的学者则是浅尝则止，因此这一阶段敦煌学学者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虽然在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改观，但无论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上述归纳，我们知道敦煌学界自始至终都有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传统。但与敦煌学相比，黑水城文献研究相对滞后。敦煌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学科已经相当成熟。敦煌学的学科建设经验对黑水城文献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研究方法对提升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敦煌学者的直接参与无疑是黑水城文献快速走向成熟一条捷径。应当指出的是，目前西夏学界一般比较重视敦煌出土的西夏文献、文物，但敦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这批文献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学者对于学习西夏文视为畏途。目前，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着力点主要是黑水城汉文文献。汉文文献虽然便于研究，但不是黑水城文献的主体，随着研究的深入，势必要突破语言瓶颈，转到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研究上来。西夏文研究近年来在整体上发展比较快，呈现出多点铺开的态势，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一定推进，学习和掌握西夏文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可以预期，有了敦煌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借鉴敦煌学已有的研究手段，黑水城文献研究势必走向深入和发展。目前敦煌学界和西夏学界对于两大文献的对接问题十分关注，2010年5月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的“西夏与敦煌”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主要就西夏学与敦煌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社会历史问题展开深度探讨。与会代表对于敦煌学与西夏学的对接问题，十分关注。敦煌学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文献已经不能称之为 “新材料”了，而各大敦煌学研究机构囤积的大量研究人才面临选题难、研究难的困境。黑水城文献集中公布，为敦煌学研究人才直接以黑水城文献为提供了平台。敦煌学研究者利用现有的敦煌学研究手段，对黑水城文献加以深入研究，不仅可以突破敦煌学界选题难的窘境，同时对于推进黑水城文献研究也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这些联系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的对接提供了可能。黑水城文献研究作为后起的学科，在诸多方面需要借鉴敦煌学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而敦煌学研究者直接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不仅是在较短时期内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一条捷径，而且是敦煌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研究，在学科上都属于出土文献研究范畴，较之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要更加便利、更加容易。有的学者提出用“大敦煌学”来涵盖两大出土文献研究，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准确，但反映出学术界对两大出土文献进行对接的强烈要求。总之一句话，敦煌学向黑水城文献延伸，不仅存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孙继民，刘广瑞．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J]．中国史研究，2008（4）．
[2]孙继民．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Ｍ]．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4]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6（5）．
[5]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藏敦煌西夏文献[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武宇林，荒川慎太郎．日本藏西夏文献[Ｍ]．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1998（10）．
[9]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鹊文木活字综述[J]．敦煌研究，2000（2）．
[10]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1986（1）．
[11]孟列夫．黑水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J]．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1（57）．
[12]孟列夫．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Ｍ]．苏联科学出版社，1984．
[13]陈国灿．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的复原[J]．中国史研究，1980（1）．
[14]柴剑虹．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4）．
[15]柴剑虹．俄藏黑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A]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16]李继昌．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J]．敦煌学辑刊，1988（1、2）．
[17]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A]．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18]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A]．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7．
[19]杨富学，陈爱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9（2）．
The manuscripts in Khara-khoto：Study of the Dunhuan downward extension of the undertaking
Chen-ruiqing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Shijiazhuang, 050051）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rinsic link of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the manuscripts in Khara-khoto. The subject of these two documents unearthed Buddhist literature, there is a lot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minorities of the Tangut literature, which provided for the two possible docking literature. Dunhuang researcher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s The manuscripts in Khara-khoto to move rapidly in-depth literature a shortcut. Blackwater city of Dunhuang literature to extend, not only in possible but necessary.
Keywords：The study of Dunhuang；The study of Tangut；the manuscripts in Khara-khoto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刊于《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第15-19页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石家庄，05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