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代意义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是当前我国学界悄然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自下而上地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成为不少现代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学界以往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共党史、革命史、政治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讨论的问题也大多以政治、经济领域宏大话题居多，而对于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普通群众的关注相对则要薄弱一些。由于集体化时代历史的“特殊性”，往往使人们忽略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多样性和生动鲜活的一面。在我们看来，及时客观地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选取合适的角度再现这段历史，不仅是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以水利为切入点，大力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应当说是推进这一阶段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适宜的视角。

　　众所周知，我国集体化时代的水利建设可以说是成就斐然。时至今日，当时兴建的很多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些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的旱情，比如西南大旱、华北干旱问题等，也暴露出我国农村基础水利建设方面仍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舆论层面而言，对集体化时代的水利建设突出成就只有总体上的认识和评价，而对当时大兴水利的社会环境、动员机制等却缺乏客观细致的梳理和探讨，对当时一些水利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缺乏全面评价和深入反思。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建设事关治国安邦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要兼顾水利建设的利害两面，在加强和加快发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节水型水利社会的同时，注意防止因为建设过度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或者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既是当前各地水利建设中必须注重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开展集体化时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代意义所在。

　　就学术研究的使命和时代意义而言，开展集体化时代水利社会史研究，既要及时总结和借鉴这一历史阶段水利建设突飞猛进，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措施、方法和经验，又要揭示和直面集体化时代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回首这一历史时代，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全民动员大兴水利的宏伟场景，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群众动员举措，在水利建设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种万众一心、不畏困难治理河患，不惧艰险引水上山，不分昼夜、变滩涂为良田的场景，令人动容。孕育其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等，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水利以及各条战线建设中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集体化时代水利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盲目建设、破坏环境等负面效应。比如建设各类水利工程造成的森林生态资源的破坏，急于上马水库项目导致一些水库淤塞、库容减少、洪水泛滥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移民问题等。这是我们在强调水利发展的时候理应重视和需要避免的问题。

　　开展集体化时代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而要将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状态下进行考量、比较和评价，注意纵向开展比较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水利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自宋金以来，似乎确实存在一个类似于法国学者魏丕信所言之“水利周期”，即发展—危机—衰退三个阶段。宋金时代中国水利尤其是北方水利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以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农田水利法”为契机，实现了水利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伴随着宋金时代水利大发展，同样也存在水资源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水利大发展的势头盖过了对水资源环境的破坏，表现为水利大于水害。明清时期则是一个普遍的危机状态，当时不但继承了宋金水利发展的成果，同时也将前代造成的水害一并继承了下来。如果说宋金时期北方水资源还算丰富，地方社会主要是迫于人口压力，通过泄湖为田争取更多土地的话，那么明清时代北方水资源则变得紧缺了很多，于是不少地区从过去的“与水争地”，变成了后来的“与地争水”，正因为如此，明清以争夺水权即水资源的使用权为中心的水利争讼案件频频发生，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焦点所在。进入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传统水利则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多重困难和危机。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集体化时代视为一个新的水利周期的起点。从水利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充分发掘各种文献档案、碑刻谱牒、口述史料，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全面清晰地描述当时工程兴修、动员机制、水利与乡村社会等情况，既要客观充分地评价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需要认真反思水利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关系，为当前和今后在大力发展水利的同时将其环境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建设人水和谐社会等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