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官到汉学家

　　【核心提示】黑格尔、兰克等人认为中国历史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处于某种静止状态。但是，福兰阁反对这种看法，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纠正了中国历史是停滞的这一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德国大学正式建立，一大批著名汉学家脱颖而出，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中国历史是与外界交流的过程

　　从1888年至1901年，福兰阁以德国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整整13年。在此期间，作为外交官的福兰阁与中国高级官员接触频繁，亲身经历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福兰阁还是一位旅行爱好者，到过中国许多地方，遍览名山大川，对中国人文和自然地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人生活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切身体验。福兰阁的中国经历不仅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也使他具备一般汉学家所未能体察的对中国的感性认识。在华期间，他多方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购买稀少罕见的中国古籍，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研究基础。

　　回到德国后的福兰阁曾经在新闻报刊和学术杂志等多种媒体从事撰写评论和专栏的工作，还受聘出任过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参赞，参与过中德合办筹建青岛“德华大学”的谈判工作，最终成为德国高校的汉学教授。他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述，包括游记、新闻报道、学术论文、译著和专著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涵盖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思潮和对外关系诸多方面。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规模宏大，是其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自先秦到晚清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入分析了古代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和文化特色，阐发了其独特的中国历史观。

　　黑格尔、兰克等人认为中国历史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处于某种静止状态。但是，福兰阁反对这种看法，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纠正了中国历史是停滞的这一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福兰阁还强调中国文明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外界交流、融合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与外界交流的过程。这种看法同样也是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之上的睿智之见。福兰阁认为，应当从人和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和看待中国人在特定环境中和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思想和做过的事情，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更为客观和中立，体现了一名学者应有的坦诚和良知。福兰阁还富有耿介正直的批判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分析判断上，也体现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论述中。他既不忌言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错误的部分，也不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贪婪。由此可见，福兰阁的观点较为客观和理性。

崇尚法家贬儒家

　　福兰阁对中国的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他的这些研究和论断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福兰阁指出，早期的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更多是将自己的主观见解加之于对孔子和儒家的评价之中，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和儒家形象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写照，而更多是出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观照。因此，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对于孔子和儒家的理解都缺乏历史感。相较之下，福兰阁对孔子和儒家的考察则是基于一种历史主义的视野，在他看来，只有具备历史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儒学和孔子，才能对孔子及孔子学说做出正确评价。相比前人，福兰阁的历史角度取向是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其学术价值至今仍未消泯。

　　与耶稣会传教士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不同，福兰阁对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及宋明理学评价极低，而对崇尚法治的法家及秦始皇却大为推崇。儒、法评价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历来学人对儒家与法家的褒贬，与其说反映儒、法这两大政治文化学说阵营的真实状况，倒不如说是评价者自身政治文化观念的写照。福兰阁对法家的赞颂，同样也是现实观照历史的体现。福兰阁的时代是德意志国家主义张扬的时代，普鲁士的铁血主义使其勃兴并一统德国，强烈的民族荣耀感使他很自然地认为普鲁士德意志的民族和文化十分优越。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有一定程度的暗合之处，所以作为一名普鲁士国家主义的信徒也就很自然地对法家学说显示出了亲近和理解，而对鼓吹“仁义道德”的儒学思想则大为攻击了。

向德国社会介绍清末政治变迁

　　外交官的官方身份使福兰阁比一般的西方汉学家更加关注中国政治，所以他撰写和发表了很多有关清末政治的文章和著作，向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有意识地介绍了很多有关清末政治的重大事件。

　　福兰阁系统地梳理了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势力开始进入中国的50余年的中西关系史，叙述了西方列强侵华历史，以及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福兰阁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既是现实的国家利益冲突，也是中国固有的普世国家观念与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对决。西方的挑战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改变了原有东亚世界的国际格局。中国在屡次被挑战之后，逐渐正视西方威胁的本质，开始理解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时代即将来临，传统的天朝体制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戊戌变法，福兰阁也有着十分系统的观察和思考，他考察了19世纪末期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和引发的改革思潮，指出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起源。福兰阁对戊戌变法的过程，譬如康有为的几次上书等内容都做了很详细的叙述，使得德国社会能够对彼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有一定了解。福兰阁是赞成中国改革的，但是他并不赞同康有为等人急躁冒进的改革方式和对西方一知半解的模仿，并深刻分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康有为等人企图简单嫁接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宪政制度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福兰阁充分肯定了清末新政，认为这是清王朝为了挽救统治危亡的一次王朝自救改革。同时，他也对清末废除科举改革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他赞成这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但同时也很敏锐地观察到了停废科举而产生的很多社会弊端。福兰阁认为，停废科举使得清政府必须要重建一套政治选拔体系，而这正是德国施加其对华影响的良机。

　　清末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自然也受到福兰阁的关注。他对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原因，以及立宪运动中的各项政治改革，如官制改革、地方自治运动、财政制度、中央与各省权限关系等问题，都有着很详细的论述。福兰阁赞赏这次宪政的尝试，但是他也看到这场改革本身所带有的浓重日本色彩，认为日本模式并非纯正的西方政治文明，而简单移植日本模式对中国来说未必合适，也有很大的风险。

　　福兰阁的独特身份和政治敏感，使得他对清末政治变迁有着较为直接的观察，他所撰写的相关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也较为客观和真实，有利于欧洲社会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了解。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8期2012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