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八章

注释：

[1] R.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 new teaching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41（1972）.

[2]高岱，“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八期。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谜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

[3]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4]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本次会议于2005年8月17—19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主要的主办方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农史学会。笔者参与组织了会议，帮助邀请了几位境外著名环境史学家与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6]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7]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8] M.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1994）. J. M. Powell,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ustralian interfa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2 （ 1996 ）, pp.253—273.

[9] 2006年8月5—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2006年8月17—18日，由西北农林科大人文学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西部防灾研究联络会等共同发起、承办的第二三届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杨凌召开，主题是“西北地区灾荒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2005年8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香山共同举办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0月15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了“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11月1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持召开了“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14—16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在台北主持召开了“环境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8—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在台北主持召开了“环境史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10]例如，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和博士生招生方向是“环境史和亚太区域史”，开设的环境史课程有：本科生通选课《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生选修课《环境史学史》、《南非环境史》、《环境史文献选读》和《亚太区域环境史》，设立了由国外第一流的环境史学家主讲的《环境史前沿系列讲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培养体系。

[11] 例如，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崚，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Topsoil and civilization），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古迪著，郑锡荣等译，《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The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菲利普·沙别科夫著，周律、张建发等译，《滚滚绿色浪潮——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A Fierce GreenFire: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困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斯蒂芬·J．派因著，梅雪芹等译，《火之简史》，三联书店，2006年。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Donald Worster,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Ideas），商务印书馆，1999年。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Clive Ponting,A Green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约阿希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Joachim Radkau，Natur undMacht: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Alfred W.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克罗斯比著，郑明萱泽，《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王正林，王权译，《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Children of the Sun:A History of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贾雷德·戴蒙德著，江滢，叶臻译，《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布赖恩·费根著，董更生译，《洪水、饥谨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Floods,Famine,and Emperors:El Nin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文明の生态史观序说》），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威廉·贝纳特，彼得·寇茨著，包茂红译，《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Environmentand History: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译林出版社，2008年。原田正纯著，包茂红，郭瑞雪译，《水俣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等。

[12]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任勇等著，《日本的环境管理及产业污染防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刘大椿，明日香寿川等著，《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夏光等著，《中日环境政策比较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包茂红，《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包茂红，《中国の环境ガバナンスと东北アヅアの环境协力》，北川秀树监译，はる书房，2009年。

[16]冯扈祥，《中西环境伦理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徐嵩岭等著，《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

[17]廖国强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尹绍亭，秋道智弥主编，《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9]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0]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八辑；“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王宏吕，《中国西部气候生态演替：历史与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

[2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技出版社，1987年。

[22]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编，《洞庭湖变迁史》，1967年。

[23] 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水利建设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分布的演变规律”，《历史地理》，第十六辑；“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张修桂，“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二辑。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4]参看王苏民、窦鸿身，《中国湖泊志》，科学出版社，1998年。

[25]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1995年。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河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理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1990年。

[26]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7]倪根金主编，《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湾：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

[28]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9]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创刊号），1984年。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王伟杰等，《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90年。

[30]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出版，1999年。

[31] 佐藤武敏，“唐宋都市饮水问题”，《中国水利史研究》，1975年第五期。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第三、四号，1977年。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和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

[32]美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经过激烈的争论也形成了类似的理论观点。参看包茂红，“马丁·麦乐西和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33]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34]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tll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l999年。

[35]侯仁之，“从红柳河上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景爱，“清代科尔沁的垦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36]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

[37]陈吉余，《中国海岸发育过程和演变规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考古调查和海岸线变迁研究”，《历史研究》，1966年第1期。

[38]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

[3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40]斯大林，“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

[41] 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2]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43]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4]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4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37年。

[46]李文海主编，《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7]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三联书店，2000年；“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同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

[48]除正文中要重点介绍的三部著作外，其他灾荒史的著作和译著还有：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农业灾害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4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50]于运全，《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51]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2]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53]肖瑞玲等，《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华书局，2006年。

[54]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55]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56]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两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57]钱天鹤，《保护山禽野兽与狩猎法》，《科学的中国》，1933年第1期。陈嵘，《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中华农学会，1934年；《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第四章之第五节“近代生物资源保护”和第五章之第四节“辛亥革命前后的森林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58]袁清林编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李丙寅等著，《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罗桂环等著，《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59]参看约翰·麦克尼尔，“南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53—54页。

[60]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谭其骧的序。

[61]刘沛林，吴宏歧，“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陈渭南等，“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62]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63]乌沧萍、侯东民主编，《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64]朱士光，“丰功伟业利当世，一代宗师泽后人——史念海教授的治学思想及其成就”，《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65]参看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 “关于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见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67]陕西省林业厅，“关于史念海教授建议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意见报告”，见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177—178页。

[68]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

[69]阿兰·贝克，“阿兰·贝克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

[70] 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Change, 32 （2001）.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NGOs in transforming China”, Nature and Culture, 4 （ 1 ）, 2009

[71]在现有的部分世界环境史著作中，基本上没有中国环境史的内容。如Jared Diamond, 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Clive 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1992. Sing C. Chew, 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ccum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forestation,3000 B. C.-A. D.2000. AltaMira Press, 2001.

[72]现在国际上比较著名的环境史组织有：美国的“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Environmental History—ASEH,http://www.aseh.net），欧洲的“欧洲环境史学会”（European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ESEH,http://www.eseh.org），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森林史学会”（The Australian Forest History Society—AFHS, http://www.foresthistory.org.au/），印度的“南亚环境史学家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ASAEH,http://asaeh.org），拉丁美洲的“拉美和加勒比海环境史学会”（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ociety forEnvironmental History—SOLCHA）等。“欧洲环境史学会”正准备在2009年成立“国际环境史学家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sations—ICE-HO）。但要求会员必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史组织。现在的东北亚国家似乎都不可能单独成立自己的组织，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则可以达到多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