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八章
第四节 中国环境史研究中需要克服的问题
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和特点，但与环境史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环境史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理论基础薄弱。《历史地理学杂志》的前任主编阿兰·贝克在考察了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后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在其研究中不大注意理论分析”，[69]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建设急需加强。中国的历史研究一向注重叙事，重在给人以智慧和启迪，忽视解释框架的创造和应用。环境史研究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造成这种理论滞后的原因是：中国环境史学家满足于在既定的历史分析框架中工作，没有尝试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整体研究，醉心于“碎化”研究、对综合缺乏兴趣自然就不会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实证研究的过度追求也遏止了理论探索的激情。没有强大的理论指导，中国环境史研究就很难得到质的飞跃。那么，现在从国外直接引进环境史理论行不行呢？我认为，吸收先进的理论可以激活中国环境史学家进行理论探讨的兴趣和热情，但照搬这些理论是行不通的。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毫无疑问需要中国特色的环境史理论。这个理论只能是在把实证研究和先进理论结合、进行新的探索、不断总结归纳的基础上产生，这不但需要环境史学家要有理论探索的意识和勇气，还需要营造一种社会氛围。
第二，中国环境史学家绝大部分都缺乏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知识储备，对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道德关怀不够。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在中国环境恶化的紧迫要求下起步的，环境史学家的知识积累不够，更没有亲身参与环境主义运动的经历，因而与欧美和澳大利亚等的环境史学家相比，往往冷静有余，热情不足。环境史研究与环境主义运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互渗透和影响。促使欧美环境史快速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在中国似乎很难看到。这是影响中国环境史发展及其前景的重要障碍。克服这一障碍有赖于中国政治的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建设。[70]另外，环境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家在掌握和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前提下，还需要学习和采用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技术。例如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中普遍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GIS）。GIS是强有力的表现时空变化的技术支持系统，环境史研究正
好要反映历史上环境要素在人类作用下在时空上的变化。所以，诸如GIS这样的新技术不但可以帮助环境史学家进行研究，还可以帮助他们形象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三，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急需加强。中国古代历史悠久，但基本上是一个农耕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自明清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大举进入造成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大变化，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商品化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人类及其社会对环境的索取规模大增，影响日剧；环境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愈显重要，环境问题对人类的惩罚也与日俱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权宣布包括环境在内的一切都公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再次发生巨变。为了超英赶美而进行的高度统制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上就是资源密集工业化，在农村就是人定胜天，“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典型的不顾自然规律、随意改造的行为n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又一次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倡迅速致富的时代精神使人们根本不顾环境的承载力和有限性而过度开发，造成中国环境问题大爆发、大泛滥。但是中国的环境主义运动却并没有迅速发展。可以说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环境史发生了多次前所未有的巨变，对这么重大的课题缺乏研究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行集中研究和突破：一是近现代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这是国际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几乎没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已经接近完成工业化，而中国还正在进行工业化。其实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有区别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压缩型、赶超型工业化，即在很短的时问内要完成别人三百多年走过的路，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就必然是密集的、恶性的。二是现代城市环境卫生和工厂职业病。在中国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环境问题和工厂的职业病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市民的生命健康。如果在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时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农村是可行的话，那么在研究现代环境史时重点一定要转向城市和工厂。三是中国环境退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多次发生巨变，各种主义和政治试验纷纷登场。这一时期出现的任何环境问题都与国家政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密切相关。研究中国环境史不联系政权和权力结构的变动肯定是不行的。近现代环境史也为比较不同政权和政治制度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和背景。四是性别、族群与环境的关系史。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男权社会，以前的研究重点是从男人的视角关注了汉族的环境观，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环境认识和态度缺少研究。而这正是当前国际环境史的新发展方向（即环境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笔者认为，近现代环境史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资料和研究空间，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对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必将形成一个热潮。加强对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不仅是形成中国环境史学派的基本前提，恐怕也是中国环境史学界最能为世界环境史发展作出贡献的部分。
第四，中国环境史研究急需加强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和对外交流。环境史研究确实具有地域特点，但是环境又是一个整体，不同区域的环境相互联系。这就要求环境史研究既要重视区域研究，更要重视整体研究。当然整体研究不光是指中国环境史这个整体，自然也包括世界或全球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研究需要世界的大视野，世界环境史也离不开中国环境史。[71]但是中国的外国环境史研究非常薄弱，不但尚不能给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借鉴，也不能适应社会要求理解国际环境问题和环境主义运动的愿望。中国环境史研究必须置于世界环境史中进行。纯粹只研究中国某个地区的某个环境问题当然可以做得很细致、比较深入，但不容易看到中国环境史的整体以及它的独特性。这样的研究也不能为世界环境史贡献出更大的知识和视角。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也难于取得和中国环境史在世界环境史中的地位相称的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便捷的办法是加强中外环境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但仍嫌太少。即使是在中国召开环境史的国际会议，请来的外国学者也主要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中国环境史学家要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讲坛确实存在着外语和经费的客观问题。根据笔者的实践，最好的办法是双方合作研究，取长补短，各显神通，加深理解，共图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越来越感兴趣，中国学者的研究条件也会得到改善，实现双方对话和平等交流的日子为期不远矣。中国环境史研究还需要一个自己的学术组织来统筹。学会可以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团结起来并给大家提供交流的平台。但在中国现在公民社会仍不发达的情况下，东北亚国家的同行如果能够利用各自的优势组织起来，就一定会推进环境史研究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就能尽快在国际环境史学界赢得一席之地。[72]
